1990年中國飛行員駕機叛逃蘇聯
王寶玉駕駛叛逃蘇聯的殲-6戰鬥機
1990年8月25日下午，我正在軍區空軍政治部值班室值班，突然接到指揮所的一個電話通報，說黑龍江某航空兵團飛行一大隊的一架殲-6飛機，在中午12點左右起飛後不久失蹤，飛行員是該大隊的王寶玉，經空中搜尋未發現任何蹤跡，無論是飛機還是飛行員都下落不明。目前正在擴大搜尋範圍，請各大部密切注意事態的動向，一旦有消息和情況立即按程序上報。
飛行事故還是叛逃？
當時我估計最大的可能是發生了飛行事故。因為當天該團正在飛的訓練科目是低空特技，是一個難度和風險較大的科目，也是一個容易出現問題的科目，稍有不慎就會釀成飛行事故。當我把電話通報向政治部首長報告後，他的第一反映是擔心空中防線出問題，讓我立即通知保衛處密切關注防線方麵的動向，同時調閱飛行員政審材料，並做好應急準備。
假定飛行員是駕機叛逃，周邊環境並不具備條件。距離最近的國家當屬朝鮮和韓國，朝鮮是友好國家，即便飛過去也能引渡回來；韓國當時與我國雖然還沒建交，但也正在醞釀，在此之前曾發生過海上偷渡事件，經雙方協商也都妥善解決，這意味著假借韓國叛逃的路也已經被堵死。而如果直飛台灣，這麽遠的距離這種輕型殲擊機的油料根本就不夠。那麽，最後一個方向就是北麵的蘇聯。可是，自1989年5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後，中蘇關係實現了正常化，蘇方正想借機恢複同我國的友好關係。稍微有點政治頭腦的人都清楚，在這種前提下，蘇聯怎麽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複的正常關係當兒戲？一個普通的飛行員，怎麽能同一個國家的利益相提並論呢？所以，機關裏許多同誌都認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測可能是出了飛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卻偏偏就發生了。當天晚上，蘇聯塔斯社播發了一條簡短的消息：一架中國軍用飛機於當天下午12時45分，在海參崴附近的克涅維契軍用機場降落，飛行員要求到美國政治避難。我們這才確認王寶玉駕機叛逃已成事實。軍區空軍機關立即啟動應急預案，一方麵迅即將這一嚴重的政治事件上報空軍和總部；另一方麵軍區空軍組成聯合工作組趕赴航空兵某師緊急調查處理。
尷尬的遠東“紅場飛機事件”
事件發生後，人們不由得聯想到1987年5月28日，發生在蘇聯莫斯科的“紅場飛機事件”。這天傍晚，一位年僅19歲的德國青年馬蒂亞斯·魯斯特，駕駛一架單引擎“塞斯納”172運動飛機，穿越當時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嚴密的蘇聯防空體係，嘲弄般地降落在莫斯科紅場。令蘇聯當局感到震驚、尷尬和惱怒。
而此次王寶玉駕機叛逃蘇聯事件，再一次引起世界震驚。如果說“紅場飛機事件”是偶然的話，那麽王寶玉駕機輕易落在克涅維契軍用機場，就不能再用偶然來解釋了。差別在於，前者是一般的民用運動飛機，而後者卻是貨真價實的軍用飛機。
8月25日中午12時09分，王寶玉駕殲-6飛機正常起飛進行晝簡訓練，科目是低空特技。到達預定空域後，他便右轉彎，以100米左右高度超低空飛行，不久就飛過邊境。他原本計劃直飛蘇聯烏格洛沃耶機場，但到達機場上空後發現，這個機場正在維修不能著陸，便又改飛海參崴附近的克涅維契軍用機場。由於超低空飛行耗油量大，到達機場上空時油料也快耗盡，好在這個機場是個轟炸機機場，跑道既長又寬，他便直接對準跑道強行著陸。12時45分，飛機降落在克涅維契軍用機場。當他將飛機滑出跑道，再轉到一個停機坪關車停穩後，仍沒有引起蘇軍的注意。因為沒有梯子他下不了飛機，隻好打開座艙蓋通風透氣，這時才發現自己的飛行服已被汗水浸透。
大約過了10多分鍾，王寶玉看到一名蘇聯士兵走了過來，便向他招手示意，這才引起蘇軍的注意。那名士兵旋即離去，可能是向他的上級報告去了。不一會兒一輛汽車開了過來，從車上下來一名軍官和幾名士兵，當他們確認這的確是一架中國飛機時，不由得大吃一驚，那種驚異的眼神分明是在問：“這架中國飛機怎麽會飛到這裏呢？”隨即，他們架好梯子，幫助王寶玉下了飛機。當蘇聯軍官找來翻譯，得知王寶玉的意圖後，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向上級報告。接著，這位軍官又苦笑著說：“你這一來，又成了遠東的‘紅場飛機事件’，我們的許多軍官也會像紅場飛機事件那樣被撤職了。”然而，這次事件在蘇聯當局引起的震動和影響，遠遠超過了魯斯特“莫斯科紅場飛機”事件。因為，當年魯斯特駕機飛入蘇聯領空時，蘇聯防空軍還是在第一時間發現了目標並做出反映。
天之驕子的墜落
王寶玉，山東青島市人，1962年12月出生，1980年7月招飛入伍，1984年10月入黨，航校畢業後被分配到空軍某師航空兵團一大隊任飛行員。從表麵上看，王寶玉少言寡語，但很有“思想”，而且個性很強；平時很愛看書，也很注重接受新事物；善於鑽研飛行理論，飛行技術中等偏上，自尊心非常強，疑心較大，不善交際。
隨著時間推移，與他同批分配到部隊的飛行員，先後被提拔到了領導崗位；而他對自己的期望值很高，每次提升時卻沒有自己的份兒，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挫傷，以致心理日漸失衡。而這一時期，他的家庭也出了問題。1988年，王寶玉結婚後便辦理了家屬隨軍手續，不久，師裏又提拔了一批飛行中隊長和大隊長，王寶玉再次無緣提升。他因而認為是領導從中作梗，對他打擊報複。與此同時，王寶玉與妻子的關係也日漸緊張，兩人經常吵鬧。妻子多次嘲罵他沒能耐、窩囊，這使他更加心灰意冷。後來，王寶玉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學習”上。這一時期，他看了許多西方哲學著作和一些宣揚西方“民主、自由”的學說，開始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
這期間王寶玉已經開始秘密準備駕機叛逃。他利用訓練和演習的機會，仔細研究周邊國家機場的數據、航線、氣象等方麵的資料，並將相關數據熟記在心。
8月25日，王寶玉終於找到機會，借飛行訓練之機實施駕機叛逃。這時，他已下定決心投奔西方的“自由”世界。
引渡與審判
此時，由於中蘇已恢複正常關係，所以王寶玉駕機叛逃事件發生後，兩國馬上啟動了外交程序，以期通過外交途徑使這一問題盡快得以妥善解決。
8月26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與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分別趕赴哈爾濱，就“8·25”事件進行緊急磋商。因為當時蘇聯迫切希望與中國改善關係，正好利用這次事件來向中國表明恢複友好關係的誠意。雙方經談判交涉，決定對這次事件低調處理。對於中方提出飛行員的引渡問題，蘇方給予了積極的支持與配合，雙方很快達成引渡協議。根據協議，中方安排一架圖154專機直飛蘇聯克涅維契軍用機場引渡王寶玉，同時將其駕駛叛逃的那架殲-6飛機空轉回國。
錢其琛
愛德華·阿姆夫羅西耶維奇·謝瓦爾德納
然而，在具體細節上還是遇到了麻煩。蘇方認為，王寶玉已經提出政治避難問題，因此在引渡之前的安全問題應由蘇方負責，同時不能讓王寶玉有絲毫察覺，而且中方不能在蘇聯領土對其實施逮捕。最後，雙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圖154專機艙門為界，艙門以外的各項事務由蘇方負責，艙門以內的事務則與蘇方無關。
可是，計劃空轉的殲-6飛機由於王寶玉是強行著陸，因而造成輕微損傷，其中一個嚴重問題是雙側減速板不能正常收回，而蘇方基地又是一個轟炸機場，既沒有修複能力，又不具備飛行保障條件。但蘇方還是利用機場的現有條件積極給予了保障。盡管如此，殲-6飛機的減速板仍未能修複。但我方無論如何也不能把自己的飛機留在蘇聯。於是，擔負空轉任務的一位副團長果斷決定：駕駛打開減速板的殲-6飛機空轉回國。即使飛不到目的地，萬不得已被迫舍棄，也要讓它留在自己的國土上。因為，這不僅關係到中國空軍的尊嚴，更關係到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最後，這位副團長駕駛著這架故障飛機，硬是憑著自己過硬的技術和頑強的意誌，將飛機安全地空轉回了祖國。
王寶玉被引渡回國後，立即被開除黨籍、軍籍。後被空軍軍事法院以背叛祖國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久，空軍通過這起事件，舉一反三教育部隊，並製定和完善了各項措施，從而從根本上杜絕了這類問題的發生。因此，這次事件便成了建國以來最後一次駕機叛逃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