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後代都在控訴土改血淚，貧下中農後代去哪裏了？
先說個感想。
簡單看了看前麵的回答，基本上都是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後代。證明我之前的一個判斷是對的：在改革開放後迅速成為新時期精英群體的，基本上還是49年之前的地富反壞右，也就是精英階層的的後代。當然，也要加上革命過程中湧現出來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精英。雖然他們在革命前可能也在社會下層，但革命的過程給了他們實現向上的階層流動的機會。
雖然土改打破了他們的經濟製度支柱，但長期的文化積累已經變成了社會資本，短期內是無法打破的，需要經過幾代人持續不斷的努力，才能徹底打破。這也是文革之所以為文革的原因。可惜這個過程沒有完成就半途而廢了。
這裏說地富反壞右沒有惡意，也不是貶義，隻是用一個習慣性的概括說法，實際上也就是49年之前的精英階層。
新中國對這個群體的警惕和各種限製，其實恰恰表明這個群體是能夠威脅到新中國的根本宗旨和發展方向的。反過來，也正是通過對這個舊社會的精英階層的警惕和限製，表明這個新生的國家站在舊社會被壓迫、被剝削和被統治的廣大人民一邊，是為他們而存在的。
再回到原問題，對土改如何評價？
土改在今天的含義是很明確的，也就是剝奪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土地。土改的必要性前麵很多人已經談過了，這裏不再多談。隻提一個簡單的事實，這是孫中山早就提出的主張，平均地權，地利共享。用我朝建國後的說法，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這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是資產階級革命就應該完成的曆史任務。隻是因為我國的資產階級不夠強大，沒有能力領導革命，所以隻能讓無產階級革命來完成這個過程。
關於土改的意義，前麵也已經有很多人提到了很多方麵，但政治上的意義，尤其是對整個農村基層社會組織體係的重構，以前的研究是不夠重視的，我在這裏簡單談談。
所謂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並不隻是經濟上的，同時也包括一整套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權力關係，將整個社會的人分成兩個階層，一邊是壓迫、剝削和統治者，另一邊是被壓迫、被剝削和被統治。統治者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文化上，都是完全居於支配和統治地位的，而被統治者則完全是被支配和被統治的。
為什麽傳統上經常說，皇權不下縣？其實不是皇權不想下到縣以下的基層，而是做不到。所以，在皇權時代，地主階級就代替皇權維持封建國家統治體係。到什麽程度呢？就是地主不僅收租，向國家納稅，實際上很多時候也是由一部分地主承擔著向自耕農收稅的職責。這也就是地主階級的政治特權，也可以說明為什麽傳統的封建社會的國家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
這一點隻要看看今天的情況就知道，其實隻要看看這個問題下麵的回答也就知道了。在說土改如何不好的都是地富反壞右的後代，在為土改辯護的大多數其實也是地富反壞右的後代，而當年在土改中獲益的人，也就是建國前八輩子貧下中農的人，在這裏是看不到的。為什麽呢？因為他們沒有話語權。
別說網絡時代是天然自由民主的，每個人都有平等的發言的權利和機會。這是一句正確的廢話。權利隻是說你可以這麽做，但你能不能這麽做，能不能把這個權利變現，這是能力，這不是法律規定可以做到的，需要許多條件。
就比如在這裏發言，討論和評價土改，理論上當然地富反壞右和貧下中農的後代都可以發言。但要討論這個問題，首先是要有能夠用文字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的能力，其次是必須具備相關的理論和曆史及其它方麵的知識。知乎上更是絕大多數能夠發言的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這對當年的貧下中農的後代來說，就已經是一個很高的門檻了。
為什麽呢？因為改革開放，尤其是恢複高考之後，獲利最直接的仍然是地富反壞右的後代，以及在革命和新中國成為新精英的子女，當年的貧下中農的子弟，絕大多數並沒有機會獲利，他們隻能在中學乃至小學畢業之後，就去珠三角、長三角打工，或者在農村務農。他們根本沒有機會和能力來討論這個問題。
新中國之為新中國，而不是國民政府，就是他的任務不止是完成新民主主義任務，而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他的最終目標是大家都知道的，共產主義。這就是說，新中國的土改，終點必然不會是耕者有其田，而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土地集體所有製。
土改之前，土地就是集中的。土地集中不是問題，社會主義也是要集中土地的。這是國家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的必然結果。不僅是因為工業需要勞動力，也是因為農業也要實現工業化生產，隻有集中了才能做到。所以，土地集中的社會主義改造早晚要來，土改後一家一戶平均分配土地的狀況隻是一個中間階段。
問題是剩餘價值分配和占有的問題。地主個人占有全部土地剩餘價值，這是封建地主所有製。集體占有，這是集體所有製。集體所有製意味著，這個剩餘價值將用於造福於集體中每一個人的事業。比如說，普及教育，基礎的醫療保障，住房，實際上是這個集體中的每一個人的生老病死。
土改的重要作用在於，打碎延續兩千年的封建地主所有製，不光是剝奪了地主的土地，也剝奪了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特權，讓他們和勞動人民平等了。這隻是第一階段。而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後，農村基層的組織體係也被改造了。
取代原來的地主階級在農村的領導權的是新生的從國家直插下來的組織管理體係，比如村委會、黨支部、貧協、婦聯、民兵組織等。通過這套新的基層組織和管理體係，每一個農民都被組織進了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而在這個體係裏，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一份子，不會因為你曾經是地主，就享有特權。
當然，精英階層是一個客觀存在。雖然在經濟和政治製度上已經取消了他們的特權，但他們擁有的文化資本是無法被取消的。而且，在實際操作中，這些被剝奪了政治和經濟特權的精英仍然能夠在農村新成立的集體組織中利用他們在文化、教育、管理、經營等方麵的能力，來發揮重要作用。與之前的區別在於，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文化資本不隻是為自己個人牟取私利，而是用來為集體謀福利。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隻是隻是到土改為止，精英階層很快就可以利用他們的文化資本來迅速重建自己在鄉村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優勢地位，隻要基層黨組織和群眾組織稍微鬆懈，他們就可以迅速填補這個權力空白，重新成為基層社會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統治者。
正是集體化對他們的約束和限製，才迫使他們不得不將自己的才能用於為集體利益服務。而一旦集體瓦解，他們的文化資本就會迅速變成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本。實際上，1978年以來的曆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所以說，土改的重要意義之前的研究和認識其實還是不夠的，尤其是對基層社會組織網絡體係的重構，這是對後來影響極大的事情。而土地從平均分配，到建立集體所有製，再到包產到戶，這個過程也是消滅階級，走向共同富裕，放棄共同富裕目標，重新出現貧富分化、階層分化乃至階級固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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