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史研究是國內學界的薄弱環節。原因在於，抗戰時期國軍將領虛構戰情、虛報戰績、虛領軍餉等情形十分嚴重，給後來的戰史研究帶來極大困擾。最近，學者王奇生接連閱讀了三部國軍高層人士的抗戰日記。三人分別是軍令部長徐永昌，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陸軍第四十一師師長/第二十六軍軍長丁治磐。三人在抗戰時期的職務，分別代表了國軍最高作戰指揮部、最高軍法執行機構和戰爭前線的高級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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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撤退，國軍報捷
張發奎說，“我感覺敵人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占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
張發奎晚年回憶錄中，對抗日戰爭有過這樣一段總結性的表述：
我參加了三個重要戰役：淞滬會戰、武漢會戰、桂柳會戰。可以說，在戰略上這三次會戰都是成功的，我們以空間換取了時間；但在戰術上，我們失敗了。說句真話，我從未取得過一次勝利，可是我延宕了敵人的前進，還多次重創了敵軍。在整個抗戰中，我們一直采取守勢。
張發奎在回憶錄中坦承：“為了宣傳目的，敵人每撤退一次，我們便上報一次勝仗。中央對此十分了解，這些都是虛假的勝利”；所謂粵北大捷、收複南寧，其實都是日軍自動撤退。他雖然聲稱自己無法評論其他戰區的所謂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謂長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謂粵北大捷相似。敵軍誌不在長沙，猶如它們誌不在韶關，它們隻不過是佯攻而已。我的觀點是基於一個簡單的理由：我感覺敵人能攻占任何他們想要的目標；倘若他們沒有占領某地，那是因為他們不想要。在整個抗戰期間我一貫思路都是這樣。”
張發奎的說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記中得到了更具體、更細致的印證。虛報戰績、誇大宣傳，是各國對外作戰宣傳的慣用手段。抗戰時期，國軍各高級長官謊報戰功更屬常態。如敵人攻占某地後，有時無意長期占據，會主動撤出。每當遇此，前方將領均會以“大捷”向上申報和對外宣傳。中央雖明知內情，也往往認可。抗戰時期的很多“大捷”大體如此。直接與聞軍事委員會的最高決策的何成濬，洞悉各高級長官之虛報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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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長沙會戰曆時33天，第9戰區宣稱擊斃日軍4.8萬餘人，擊落飛機3架，擊沉汽艇7艘，使日軍攻占長沙的計劃宣告破滅。
軍令部長徐永昌在10月14日的日記中則這樣寫道：“薛伯陵對外記者及武官談話，發表湘北之役，敵遺屍四萬一千餘具雲雲，使本部戰訊發布組大為作難。又據報，長沙外藉傳教師語外記者及武官，敵人二十七日入長沙約兩萬人，留四日退去。又該訪察團對湘北戰頗感失望雲。”[1]
軍令部次長林蔚向徐永昌轉述從蔣介石那裏聽到的湘北真實情形後，徐永昌在10月25日日記寫道：“一、湘北戰之序幕，敵人掃蕩大雪山時，戰區所報我軍如何轉出反包圍敵人等等，完全子虛，斯役我第四軍吃虧極大。二、敵人打過汩羅江以後，我軍已無有戰鬥力之軍師。三、所報俘獲敵人不到十個，槍許有幾枝，餘可想矣。”
關於第二次長沙戰役的成與敗，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斥責第9戰區“像這次長沙會戰，我們有這樣雄厚的兵力，有這樣良好的態勢，我們一定可以打敗敵人，一定可以俘獲敵人很多的官兵，一定可以繳獲敵人無數的軍械！即使沒有一萬俘虜，也總應該有一千！一千沒有，總要有一百！一百沒有，少而言之，也應該有十人”“丟盡了黨國軍人的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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