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正值文化革命的高潮時期，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最高指示。我校的“革命生師”也不甘落後，響應號召，掀起了“上山下鄉”的高潮。我有幸被指定為去寶雞坪頭插隊學生的帶隊教師。同去的還有政治教研組的趙效良老師。下鄉插隊的主要是高三和初三的學生。我的任務主要是：一、和學生一起勞動，改造思想；二、和當地政府聯係，解決學生中的有關事宜。
一 插隊到碼頭大隊
我隨戈衛的知青組被分配到寶雞縣坪頭公社碼頭大隊三小隊的知青點。碼頭大隊有三個小隊，隻有一、三小隊有知青點。戈衛的知青組成員有五男四女：男的有戈衛、戈建兄弟，周正、劉建斌和我；女的有楊坤麗、歐陽百齊（另外兩個記不起了）。我和四個男生擠在一個大炕上睡覺，我們和四個女生一個鍋裏吃飯，共在一個小院兒裏，像組成了一個新家，這就算在貧下中農中落了戶。
坪頭公社在寶雞市西五十公裏處。渭河從旁邊流過，隴海鐵路經此西行。我們正是乘隴海路火車從西安來到坪頭的。但是要到碼頭大隊，先要過隧道，還得淌渭河。隴海路過寶雞後，山裏的隧道一個接著一個，坪頭公社就夾在兩個隧道之間。去碼頭要過西邊的隧道。對當地人來說，過隧道不算什麽，身上背著重東西，手裏拿著一根竹竿，摸索著用竹竿敲打鐵軌，順鐵軌踩著枕木，即使是在黑暗中也可以穿行過去。要是遇到火車來，就立即坐在枕木一端，身子向前傾，等待飛馳而過的火車遠去，便繼續走路。但是初來乍到的就不一樣了。首先要預備手電筒，以便在山洞裏照明；其次要像當地人那樣，也備一根竹竿或木棍，敲打鐵軌尋路；還要服從值班員的告誡，當時有沒有火車通過。否則，就有可能出危險。據當地人說，這條隧道每年都有人被軋死。有一次，我到坪頭去理發，正理頭間，有人進來說，隧道裏軋死人了！我這時也心裏不寧，因為我天黑前要回碼頭。等齊了三個人，我才和他們一起過隧道。隻見鐵軌旁躺著一位中年婦女，身上苫著一張草簾子，已經斷氣。後來經鐵路工人檢查，發現路邊水池裏有一男嬰，活著。這分明是這位婦女遇難時，拋出了孩子，讓他去活命，而把死亡留給自己。
過了隧道，還要過渭河。渭河從西向東流到這裏，河麵並不寬，要是枯水季節，大人們挽起褲腿就可以趟過去；要是多雨季節，河水漲了，就得乘船擺渡。向陽大隊在渭河邊兒，經常備有一艘木船供人們擺渡。撐船的老大爺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七十上下，微瘦的身材而顯得有力氣，話不多，也不知道姓什麽，可對過往的人都很熱情。不管天黑下雨，隻要有人過河，不論人多人少，他都會撐船過來幫你。過河的人要先從鐵道上下到河邊碼頭，而這裏的碼頭又不像碼頭，上船不太方便。他就耐心等大家都登上船，站穩了，才開船。船到對岸後，他又扶著大家都上了岸才算完事兒。
過了河，還要走二裏多路才能到碼頭大隊。碼頭隊處在一個大壩子中間，共三個小隊，居住也比較集中。大隊幹部帶領我們來到三小隊的知青點。一個院子沒有圍牆，東、西兩排平房對著，男生住東邊，女生住西邊；灶房在西邊一間房裏，吃、住都比較方便。
在這裏，我們開始了新的生活。
二 進深山打柴
知青點集體做飯，燒的柴火要自己進山打。好用的硬柴火，淺山裏沒有；要走三十裏路，到安坪溝深山裏去打。有一天，大隊長劉聯帶著我和戈建他們去打柴，拉著架子車，帶著繩索、斧頭之類就進山了。上到半山腰，劉隊長教我們砍什麽樹種，認為以青岡木為最好。於是我們到處去找青岡木，一根一根砍下，然後用繩索捆綁起來；不一會兒就砍了幾大捆。把這些柴一捆一捆往山下扛嗎？不用。還是劉隊長教我們說，可以從山上往下放。辦法是：找一處向山下流水的、現在幹涸了的溪澗，其間沒有障礙物，就可以從這裏把柴捆一直放到山底下！這樣又省力又快捷的方法，何樂而不為呢？看著這些柴捆兒從溪澗間先是慢、後來越來越快地一捆捆滑下，心裏的喜悅勁兒簡直無以名狀，不得不從心底裏歎服劉隊長的智慧。這大概也就是“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的意義所在吧！？
但還是經驗不足，一些問題沒想到，進山沒有帶要喝的水。當然劉隊長不在乎這個，他習慣了，所以也就沒有提醒我們；但是我們這些“城裏人”愛喝水，也習慣了。打柴到了中午，頭上的日頭直射下來，又熱又渴，喉嚨裏像著了火，幹渴難耐。四顧也沒有可以取水的地方，無可奈何，隻得勉強咽唾液，緩解危局。
進深山還得防“狼蟲虎豹”。特別是“蟲”，即“蛇”。行走在山間小路上，不時會有小蛇從你腳下穿過，不小心還會踩到它的身上。這還不算太恐怖，怕的是有時會遇到大蟒蛇。據說這種蟒蛇會吸人或其它動物，會把人或動物從遠處吸到他跟前，然後咬你或吃掉。我就曾遇到過一次這種大蟒蛇，就是在這次打柴的時候。太陽剛剛偏西，幾個人正坐在山坡上休息，一邊吃著帶來的幹糧。突然間，聽到一股刮風的聲音從遠處傳來，而且越來越近。這時隻聽到劉隊長壓低嗓子，嚴厲地命令道：“快趴下！別出聲。”同時指著近處的山梁，提示著給我們看。這時，隻見一條碗一樣粗的大蟒蛇，從山梁的這邊蜿蜒地爬向山梁的那邊，爬行間發出刮風一樣的聲音。過了好一陣，它才爬過山梁，估計足足有一丈多長。這時，我們還驚魂未定地趴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連大氣也不敢出。事後，劉隊長才給我們講，他曾見過多次大蟒蛇，所以有了一些經驗。而且告訴我們，一般情況下，人隻要不惹它，不傷它，它是不會咬人的。——非凡的經曆！以前，我隻在動物園裏見過大蟒蛇，而這次竟然在深山裏見到了，不能不說是幸運，盡管以後的幾天裏還心有餘悸。
下山後，我們把打的柴裝滿兩架子車，回到知青點，結束了這一天特別充實的生活。
三 坪頭“駐西安辦事處”
戈衛、戈建兄弟倆都插隊到坪頭公社。他們的父親戈治理是西安醫學院教授，著名的顱腦外科專家，我國神經外科奠基人之一；他們的母親是西安醫學院婦產科主任。據說，戈治理的爺爺當年曾留下遺囑：“子孫不準拿筆杆子，不準端槍杆子。”這樣的家訓，孫輩的戈治理夫婦做到了；孫輩的戈治均（西安交大水利係畢業，後改行從藝，西影著名影視演員）也做到了。而作為戈家曾孫的戈衛，也不自覺地遵循著它。戈衛決心紮根農村一輩子，當一輩子農民，這跟他的家庭教育和影響分不開。他的父母親都是極其開明的知識分子，這個家庭沒有任何的世俗和功利色彩。所以，當戈衛提出決心紮根農村時，父母親就告訴他：“你考慮好，一旦選好這條路，就要走下去！”這裏沒有不必要的勸慰，也沒有反對的聲音，有的隻是信任和鼓勵。這對夫婦對兒子的支持不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在戈衛兄弟下鄉期間，他們多次來到坪頭山區看孩子。我曾兩次見到過兩位老人。知道我是帶學生的老師，便反複叮囑我，要各方麵照顧好他們。在他們探望孩子期間，還抽空為當地群眾治病，解除病痛。寶雞市衛生局曾專為戈衛母親提供一套住房，能讓她為婦女們治病和作計劃生育手術。好多個春節，夫妻倆不在城裏過，來到當了農民的兒子身邊，與他們和鄉鄰們共度佳節。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戈衛的父母還經常在西安的家裏，接待從坪頭來城裏辦事兒的人，管他們吃、住，提供各種方便。有一次，戈衛和大隊幹部一起，到西安草灘農場選購優良種豬。到了晚上，幹部們怕住店花錢，戈衛就領著幹部們來到他們家。結果不但受到戈衛父母的熱情歡迎，而且允許買來的種豬放在教授們的書房裏。後來，不管是碼頭大隊，還是坪頭公社的人，每到西安辦事，通過戈衛的關係，都可以住在戈治理家。所以，人們就開玩笑地把戈教授的家戲稱為坪頭“駐西安辦事處”。
坪頭——西安，西安——坪頭，這個特殊的城鄉交流渠道，聯係的是貧苦樸素的農民和有文化講文明的知識分子。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們互相融合著、滲透著，不能不說是一種社會進步。
四 我的學生戈衛
下鄉插隊，我和戈衛在一個知青點。作為帶隊老師，我和知青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過時間不長，我就被駐校工宣隊召回，參加校內的清理階級隊伍了。從1968年10月到1969年8月，我到坪頭插隊隻有十個月時間。那時，戈衛還是個剛下鄉不久、默默無聞的一般知青。
原來，戈衛是我的學生。1963年戈衛從西安市三十七中考入陝西師大附中，編入高六六級乙班。班主任是數學老師高希堯，我給他們班教語文。當時在班上，我對他的印象不是很深；有時課堂提問叫起他，隻覺得他文質彬彬，回答問題時聲音也不大，僅僅能夠讓人聽清楚。學習成績也不是很突出，但也不是很差，不然他會給老師們留下印象的。我是在插隊到碼頭大隊以後，才逐漸熟悉戈衛的。我們一個炕上睡覺，一個鍋裏吃飯；下地勞動在一起，外出開會也在一起……我對戈衛的認識在逐漸加深：思維清晰，有邏輯性；愛學習，知識麵比較廣泛；為人平實樸素無誇飾；待人誠懇不虛偽。勞動踏實肯幹，不分份內份外，作為知青組的負責人，他起到了很好的帶頭作用。在知青組，他能團結其他同學，注意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在大隊裏，他虛心向貧下中農學習，跟農民群眾打成一片，特別注意體察農民的思想感情。並沒有表現出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或流露出鄙視農民的絲毫情緒。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是農民把你當成自己人的重要標誌。而戈衛做得很好。這時，戈衛是一個表現較好的下鄉知青，照舊是默默無聞。
1969年8月我回校後，還時常掛念起碼頭大隊的知青們，回憶起那段短暫而有意義的插隊生活。例如， 在山裏勞動時，抓到一隻野雞，帶回知青點後，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頓雞絲麵；戈建他們進山後，帶回了一隻小鹿，大家就一起研究怎樣養活它；給它喂飯，喝水，特意拔嫩草讓他吃；還從農民家裏要來羊奶喂它……想盡辦法要養活它。但是三天過後，小鹿竟然死掉了!什麽原因不清楚。大家都感到非常惋惜，而最傷心的要數戈建和周正。這時，幾個女同學建議要把小鹿殺了吃肉，大家會餐一頓。戈建他們堅決反對。最後，由周正、劉建斌他們，發揚“鹿道主義”精神，在淺山裏挖了一個大坑，把它埋葬了。聽說還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儀式。後來想，鹿類畢竟是野生的，不習慣家庭馴養；抓回家來，不幾天死去，也就不奇怪了。
回校後，我斷斷續續聽到有關戈衛的消息。知道他在1975年9月出席了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並跟與會的12名知青代表給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封信：“……決心同舊的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牢固地樹立鐵心務農的思想，立誌做一個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新農民。”戈衛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這錚錚作響、擲地有聲的誓言，竟成為戈衛終生的奮鬥目標！他一步一步艱辛地實現著他改變農村的理想。他經過碼頭村黨支部的同意，開辟了10畝試驗田，作為科研基地，種植優良品種。引進優良種豬和來航雞種，改變了碼頭村“養豬不長肉，養雞不下蛋”的曆史；還傳出“讓上海豬種坐飛機”的佳話。他發動群眾把安坪溝深山裏的水，開渠引到碼頭村，使碼頭的大部分耕地喝上了甘霖。又先後兩次修了兩座水電站（一座容量30千瓦，一座100千瓦），落成後，不但碼頭村黑夜變白晝，用電磨加工麵粉，而且使全村群眾喝上自來水，告別了翻一道梁挑水吃的曆史。
戈衛改變農村的一舉一動，不同程度影響著當地的農民，用事實改變著他們的思想觀念。使他們懂得：“種地也要有文化！” “日子再難，也要送孩子去上學！”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習慣，也有了改變：如刷牙、洗澡、講衛生……
但戈衛的這條路走起來並不平坦。反對的聲音一部分來自善意的親朋好友，來自愛惜戈衛的碼頭村民。他們都認為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前途無量的知識青年，長期待在農村不值得。但是戈衛的決心如鐵似鋼，絲毫不為所動。1971年形成了一股回城潮，下鄉的知青們被招工的招工，招幹的招幹，有的還被保送上了大學（工農兵學員)。戈衛也收到過招工、招幹、上大學的各種表格，這些表格摞起來有一寸多厚。麵對這些，戈衛說：“我不走，我要留在碼頭當一輩子農民！”後來的實踐向世人昭示：戈衛是一個言必信、行必果的鐵漢！戈衛理直氣壯地說：“我選擇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這樣可以“幹一些與社會有益的事情，幹一些自己希望幹的事情。”
然而真正表示反對的，料想不到的竟是坪頭公社的某些幹部！他們的理由是：戈衛有政治野心，想入黨，想上大學！這樣的惡意中傷，我們已經司空見慣。這些政治小醜們的真正目的，無非是怕戈衛擋了他們的升遷之路；有政治野心的，恰恰是他們自己。我不知道那些可愛的公社幹部，是否已經飛黃騰達？是否升遷到縣長，或者是省委副書記之類？
2007年，寶雞摩托隊的九位隊員，駕駛著七輛摩托車，出於同齡人的關懷，專程來到坪頭鄉碼頭村，探訪這位“全國最後一個知青”戈衛。參觀了戈衛非常簡陋的住處，並在住處前合影留念。這時，我從他們的視頻上，才見到了相違四十多年的學生戈衛！當年的翩翩青少年已顯出老相，估計有六十出頭；但仍顯得很有精神。住處還是我們一起住過的四間平房，看到它也倍感親切。據說在它的周圍已經蓋滿了二層小樓，而戈衛還住在原來的知青點裏。探訪中，這些同齡人必然問到戈衛的想法。戈衛是這樣說的：“當初留下當農民，可能更多的是責任感驅使；能堅持39年（2007年，現已43年了——筆者注），是從情感上已把碼頭村當做自己的家鄉建設了。”
作為老師，我要告誡戈衛的是一句老話：“走自己的路，讓人們說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