紮 根
多年以後，老知青戈衛麵對一撥又一撥的來訪者，講起自己青年時代發生的種種時，心底裏總會想起在那個狂熱歲月裏自己曾經度過的安靜時光。
1947年7月戈衛出生時，他的父親戈治理已經是當時的西安醫學院（西安交大醫學部前身）教授，也是國內神經外科的奠基者之一。母親李維清是西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婦產科專家。戈衛父親有兄弟姐妹10人，9人受過高等教育。
在那種家庭長大，戈衛上學後的誌向也是偏向於自然科學，幾乎不太接觸政治。
但是，離高考僅剩八天時，即將在陝西師範大學附中畢業的戈衛和同學們接到學校的通知，高考取消了。“我和同學們一下子都懵了。”
那是1966年的初夏，毛澤東在5月16日那天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後的同一天，已經是年逾花甲的戈衛講起往事，讓人有穿越時空之感。
“學校外麵的世界早就熱火朝天了，全國青年學生大串聯進入高潮。”正處在青春期的戈衛也覺得熱血沸騰，立即加入到大串聯的隊伍中。“一路走走停停，天亮時才到達寶雞。”然後再折向四川、貴州，到了雲南後，又折向北，最後終於抵達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
1969年，戈衛又置身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中。那年10月27日，他與他的弟弟戈健，還有另外25名陝西師大附中的同學，從西安坐火車，到陝西寶雞陳倉區坪頭鎮碼頭村插隊。
戈衛（左二）和父親戈治理（右四）和公社社員合影
“到坪頭都半夜了，然後坐木船渡過渭河，對岸已有碼頭大隊的社員迎接。”當時的坪頭還叫永紅公社，第二年又複名坪頭公社。
雖然在城裏時，學校也安排他們去郊區的農村幫農民收麥子，也算是接觸過農村生活。可是，當戈衛和同學們來到碼頭村，還是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所震驚。“沒想到農村會這麽窮！”
幸運的是，這批來到碼頭村的西安知青“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並沒有多長時間，當年公社就下來了招工指標。第二年，又有大批的招工指標分到了這個知青點。曾經說著豪言壯語一輩子紮根農村的夥伴們都忙著準備回到省城去，戈衛卻向大隊和公社寫了一封決心書，“要永遠紮根碼頭大隊，與貧下中農一起建設山區。”
戈衛住的“知青”房
多年後，戈衛似乎並不願意讓人更深入地探究他做出這一選擇的原因，隻強調自己堅守下來最重要的一點：“主要還是因為有了感情，我接觸了老魏他們後，對我太好了，確實和他們建立了感情。”
而在1975年4月召開的寶雞縣知識青年先進分子代表大會上， 戈衛是這樣發的言：
考慮到自己下鄉才一年，對農村情況才入門，和貧下中農的感情剛融洽，確實留戀不舍。當時我正在大隊養豬場勞動，和社員一起試製黑曲黴醣化飼料，我想我自己走了，（這件事）當然還會有別人來幹。可又一想，這是關係到落實毛主席關於‘養豬業必須有一個大發展’指示的大問題，要步步走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留下來養好豬正是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的具體行動。
時間過去了四十多年後，戈衛用當下的語言總結了他的行為，“我們要改變命運很容易，招工、招幹或者上大學就回城了，一切都改變了。我那時候就想，我走很容易，那這中國的七八億農民不能都走吧？”
1975年10月28日，戈衛和另外11名參加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知識青年代表一起，聯名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給毛主席、黨中央的一封信》，“立誌做一代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新農民。”這讓他們名噪一時，成為一個時代的風雲人物。如今，這些人當中，隻有戈衛還紮根在碼頭村。
在戈衛看來，他的堅守，源於他的信念。他覺得，信念就是一個人意誌行為的基礎，“沒有信念人們就不會有意誌，更不會有積極主動性的行為。”即便當年前妻選擇了離開，依然也沒能撼動他的這一信念。
好在戈衛有個高級知識分子的家庭，有尊重他選擇的父母，他選擇紮根農村的這條路才能走到底。“這裏的村民有了病，寶雞看不了，就到西安找我父母看，吃住也全在我家。”
從沒有幹涉戈衛做出任何抉擇的父母已經去世，他把他們的骨灰埋在了碼頭村的山上。
融 入
戈衛承認，在碼頭村的這些年，他真正完全改造過來的“就老魏一家人”。
1971年，村裏的知青點就剩下戈衛一個人後，他就成了魏文傑家裏的一員了。現在，他每天的午飯和晚飯都到老魏家裏去吃，“工資卡也交給他們管理”。
戈衛已經習慣稱比自己大5歲的魏文傑為老魏，私下裏兩人在一起時，甚至叫他的小名。上午九點多，老魏走進戈衛的房間，先給自己泡了一杯咖啡。
“我讓他多喝點綠茶，對降血脂有用。可他偏愛喝這個。”戈衛笑著搖了搖頭說。
戈衛的房間極幹淨、整潔，這可能來自他醫學家庭的影響。他住的臥室都鋪著地毯，據說以前在知青點的土坯房裏，他也是這樣的習慣。
寫字台上，整齊疊放著幾份最新的《參考消息》和幾本雜誌。還有他喝茶的茶具。寫字台的對麵，靠牆擺著書架，畜牧養殖類和獸醫類的專業書多一些。戈衛說，前幾年他和弟弟他們合辦了一個養雞場，自學過這些用得上的專業知識。
戈衛現在喜歡用手機微信多一些。“每天除了看書、看報、看電視新聞，就是用手機上網。”盡管遠隱於山區，但他始終關心來自外部世界的最新時政和經濟資訊。
先吃完午飯的戈衛想起吃降壓藥，便要過老魏正在喝的湯，就著吃下了兩顆藥片。然後，他又習慣性地遞給了老魏兩片同樣的藥。簡單的動作，看得出是長久的默契。
“我們倆都老了，要保養好身體。我現在讓他早餐多吃蛋白類的食物，少吃碳水化合物。”老魏在一旁淡笑不語，顯然他是完全知道這些化學專用詞語所指為何物。老魏和老伴現在與大女兒同住，院子裏是一座新建的三層小樓。屋內的裝潢清雅，客廳中間白色的地板上放著一大塊地毯。戈衛的影響在細節處就體現了出來。
一位村民匆匆忙忙走進廚房，躬下身笑著請坐在飯桌前的戈衛和老魏去參加自己父親的葬禮。“村裏人家辦婚喪嫁娶的事兒，我隻送禮金，都不去。”但這似乎並沒有影響到村民們來請他的禮節，他們視戈衛為一位受尊重的村中長者，倒是當了多年村支書的老魏反而被放在了第二位。
“我現在就是這裏的人，村子裏的人就是我的朋友、我的親人。”在戈衛看來，要融入到這裏，就不能把自己看成救世主一樣，得把自己從感情上與他們融合在一起，而且不能是刻意為之的。
從1971年開始，戈衛就當了村裏的革委會副主任。他帶領村民們大搞農田基本建設，開山劈石，修渠引水。“當時這裏的農作水平很落後，我給村民講，咱這落後到啥地步了？陝西曆史博物館裏展出的西漢時期的鋤頭，跟咱現在用的鋤頭連樣子都沒變。”戈衛說：“當時這裏真的還是刀耕火種，比山外的平原地區要落後很多。”
當了村支書後，戈衛才真正見識到了農民思想意識有多落後。“我從當時的西北農學院引進了新的雜交玉米種子，農民不相信，不肯種。”他比劃著：“改變農民的觀念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有村幹部在旁邊盯著的時候，他就種新品種。等你剛一轉身，他就偷種他的老品種。到了秋收一打糧食，每畝產量的差距讓他們一下子知道了新品種的好處，這才慢慢推廣開來。”
戈衛清楚地記得一些統計數據。他剛來碼頭村時，全村的糧食總產量最多不超過42萬斤，到1976年時，已經達到70多萬斤。“種子、耕種的方法都讓我給改變了，才讓產量提高了這麽多。”
老魏能如數家珍般地列出戈衛從1970年到1980年帶著村民們幹的事情。“除了辦豬場，改良豬種，試製成功了‘黑曲黴醣化飼料’和‘酵曲粉’，還引進和培育玉米、高粱良種，培育出了村民們眼中的珍貴的滋補藥品銀耳。”
戈衛也有失敗的經曆。他曾給碼頭村試著引種茶樹，便最終因氣候、土壤等原因宣告失敗。前兩年，他又辦了一個養雞場，開始掙了點錢，這兩年經濟不景氣，又辦不下去了。
但是，這些失敗在隻讀過兩年小學的老魏的眼裏，也是有“見識”的失敗。
困 惑
如今，老魏大女兒一家以種櫻桃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每年光這一項就收入6萬多元。
櫻桃是上世紀80年代戈衛通過西農的教授引進來的。他現在很不滿意村民們急功近利地早早就把不太成熟的櫻桃摘下來拿去賣的做法。“櫻桃紅了以後還要膨大三分之一，甜度也能加深。”他不停地囑咐老魏不要讓孩子們早早摘櫻桃，“得讓人吃到真正成熟的好櫻桃，這樣價格才能上去。”
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實行“大包幹”，曾讓戈衛心裏產生深深的失落感，因為他發現，村民們承包了土地，他說的話越來越沒有作用了。
那時，戈衛其實還有多次離開碼頭村回到省城的機會。“西安知青辦領導對我說，回西安來吧，你願意到哪兒就到哪兒。”戈衛說：“寶雞市還讓我當寶雞市團委的書記，我都沒答應。”
習慣了遵守黨和國家政策的戈衛雖然不認同“大包幹”，但他通過看報、讀書、聽廣播，思想認識還是跟上了形勢。“當時的農村經濟的確需要改革，‘大包幹’確實解決了一時的問題，也有一些好的因素。”
於是，戈衛把自己的人生軌跡也做了一些變通。1980年，當地政府要加大西部山區建設，在坪頭設了西部山區建設委員會，他被抽調去當了副書記。1986年，這個機構要遷到山外去，他不想跟著走，組織上就讓他擔任了坪頭鎮黨委副書記。
即便成為了國家幹部，戈衛也沒有遷走自己的戶籍，“我一直是碼頭村的村民。”他說，“但像普通農民那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農民。我始終覺得自己要對農民有責任感，要對農村事業有所推動。”
戈衛離開村支書崗位後，老魏就成為繼任者。戈衛現在也承認，自己的好多設想，其實都是通過老魏來實現的。“附近這些村子的發展，基本都沒有什麽規劃，你看碼頭村就不一樣。”戈衛說，“很早我就請了西農的專家來給村子做發展規劃。”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碼頭村不僅發展農業，更是在山區裏最早搞起了經濟林業。通村公路和村民宅基地的規劃，也是按戈衛的思路來進行的。村上的櫻桃種植也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但規模與戈衛的設想相差甚遠。“當時推廣栽種時，村民們很多家中隻有老人或者婦女，他們根本不懂技術，也不願意栽種，沒有能形成產業。”
“我能說的就去說，他們聽不進去，我也沒辦法。‘大包幹’後，不能像過去那樣一聲令下。”這是最讓戈衛悵然若失的地方，在他看來，現在的農村並不是他理想中農村經濟發展的模式。
但是，戈衛能讓老魏家按著他理想的狀態去發展。這些年，老魏家就靠農業過日子，沒人出去打工。家中供著兩個大學生，生活水平一直高於同村村民的水平。戈衛覺得，老魏家的生活就是模板和示範。
觀 察
如今69歲的戈衛每天生活極其規律。早上七八點起床後，伴隨著電視的早新聞，“做些高蛋白的早飯”。接下來讀書、看報、喝茶，有時候也會會遠來的朋友。無事的時候，他看到手機微信朋友圈裏針砭時事的文章，也轉發幾篇，而轉發更多的是一些世界名曲的視頻與養生保健的文章。
碼頭村山青水秀，空氣怡人，村裏安靜清雅，一派現世安好的景象。戈衛像隱士一般生活在這裏，他的弟弟、妹妹和曾經插隊的老夥伴們，也時不時會來看望他。
戈衛也承認，長期生活在農村，自己在精神層麵的更深處也會有孤獨的時候。“畢竟很多其他的東西講出來，老魏他們不是都能聽懂。時間長了，我也失去了訴說的欲望。”
戈衛所說的“其他東西”，就是他對過去、當下或者未來一些事情的認識與自省。
“好在我還有很多市區、省城的朋友們，他們經常會來看我，和我交流。”如今的戈衛，似乎已經從世事中跳離出來，更多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就是一個社會的觀察者。
他把自己觀察的視點，依然放在了農村發展問題上。“我在農民中生活，更知道農民需要什麽。”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和使命感，為農民和農村做一些事。
他親眼看著農村很多孩子早早輟學，進城去打工，這讓他很憂心：“農村現在最迫切的一件事情就是對農民的廣泛教育，道德、技術、文化，中國進入新階段，年青一代要能跟得上，素質教育是最重要的。”他想象的農民進城，是“要真正在城市紮根，而不是僅僅進城賣苦力”。
生活在最基層，也讓戈衛感到有一些社會矛盾在凸顯，他認為，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可能會影響到整個經濟的發展。
與戈衛交流，記者也能時時感覺得到烙在他身上的時代印記。在對當下一些政策作出評價時，他會習慣地跟上一句：“當年毛主席的說法是要著重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有時還接著跟一句：“毛主席說，重要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
在碼頭村改造通村道路時，戈衛當年居住過的知青點的土坯房被拆除，知青點高牆上那句“為社會主義創業，為共產主義奠基”的標語也隨之消失，但是，那句標語所代表的時代理想，或許從來沒有在戈衛的心中抹去。
“我這個人脾氣有些強，村裏也有人說我是‘一根筋’，外麵的人說我這人太理想主義了，我都知道。我承認我是個理想主義者。”戈衛說。
對話戈衛：激情.理想.人生
文 | 金菊 張軍《當代陝西》記者
是農民而又要超出農民
記者：你住在農村，可我們看你還保持著城裏人的生活習慣。
戈衛：我紮根農村，並不是想自己變成普通農民。如果我30多年被農村同化了，那就錯了。那我呆在這裏還有什麽意義？
記者：那給你怎麽定位？
戈衛：中國有8億農民，不缺我這一個。缺的是對農民有責任感，對農村事業有推動的人。像普通農民那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不是我的初衷。我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農民。
記者：怎麽理解？
戈衛：我是農民，置身農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以農民的切身體驗發現存在的問題。同時，我還要跳出農民的局限，去感受、思考、觀察國家的方針、政策的優劣，比如有些政策在農村這個層麵執行，不是誰告訴我對與否，而是我就能感覺來。就像觀棋與下棋是不一樣的，觀者看得更透徹一些。我要起到橋梁作用，向上反映農村實情，替農民說話；同時，引導農民正確理解國家的方針政策。
記者：你後來當幹部拿了工資，仍不離碼頭，農村吸引你的是什麽？
戈衛：吸引我的是農村的發展，每天有新東西出現，不斷有新問題讓人思考，進而去解決，這才是生活的動力。不管在啥層次當官，我始終把碼頭當作一個實際操作的點，來實現我的一些想法。
我選擇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記者：你怎樣看待當年“上山下鄉”？
戈衛：上山下鄉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盡管後來否定的多。但我認為，當時大多數知青是抱著積極向上的態度，想在廣闊天地有一番作為。現在的年輕人如果像我們那時的激情、社會責任感、投入社會就好了。知青生活對我們的人生鍛造有著非常大的積極意義，積累了難得的精神財富，更是一段珍貴的人生記憶，凡是知青都忘不了。
記者：你紮根農村的初衷是什麽？
戈衛：中國的農民太苦了，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並不難，要改變整個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則需要無數人默默無聞的犧牲和努力。我不是救世主，但我願意以這種最貼近農民的方式來感受、推動農村進步。
記者：你可曾後悔當初的選擇？今天的碼頭村，是你理想中的模樣嗎？
戈衛：我從未後悔過，因為它已經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了。人活著就得幹點事情，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能按我自己的意願活著。這種超脫讓我的精神世界無比充實。今天的碼頭村，雖然有些變化，但不是我理想中的變化。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記者：今天你與當年的同學比，其中不少人當了大官、大款、博士，你有沒有失落感？
戈衛：沒有。我認為我選擇留在農村，就如同他們選擇從政、經商、做學問一樣，各人追求不一，卻是各人自願選擇的人生道路。我錢雖不多卻不用為錢熬煎；沒有權，也不必絞盡腦汁；我沒多少煩惱，能一心一意地幹自己樂意幹的事。這條路適合我，知足著呢！
記者：聽說你在農村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你是個怎樣的人？
戈衛：我也有過壓抑、傷心和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但我這人比較強，認準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底，再苦再累自己擔著輕易不改變。說到做到是一種美德，不是別人強加的，更要言而有信。我還要強調的是在幾次政治鬥爭的關鍵時刻，鄉親們總是不顧一切地保護我，讓我很感動，也更自信。
記者：當初，你一個人怎麽與強大的傳統習慣、素質低下的農民群體去抗衡，進而去改變他們？
戈衛：那就是堅持。我意誌力比較強，又有足夠的耐性。當時傳統農業廣種薄收，這樣得不償失，破壞植被，造成水土流失。我反對這樣做，可全村人反對我。我堅持帶人平整土地，一點點改變，最後事實教育了農民，慢慢接受我的觀點，你現在讓他開荒他都不去了。
一些農民對新生事物是無理由的拒絕，我從國外引進的良種豬、良種雞，空運回來，一些人就嘲諷說“叫你‘先人’還坐飛機哩。”良種豬長得像小牛犢，一些人就罵：“這麽大，誰能把你爸養活了？”這些動搖不了我的決心。正確的開始都是少數，隻要你堅持，到後來正確的慢慢就成了多數。你若一遇打擊不堅持就完了，就半途而廢了。
人要有理想，要活個精神
記者：你有無崇拜的對象？
戈衛：我們這一代人從小接受的是傳統教育，我最崇拜的是老一輩革命家，他們的精神追求、人格魅力讓人敬佩。他們正因為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才能在艱苦卓絕的曆程中最終贏得成功。
記者：你是偏重理想還是現實？
戈衛：在我身上理想主義色彩多些。過於注重眼前利益，沒有遠大理想成不了大事。盡管我也沒幹多大的事，但人活著得有個理想，有個精神。
記者：你獲得過什麽榮譽與獎勵？
戈衛：記不得了，我不太在意。有許多記者問我要過去的材料，我說沒有保存。自己看自己的事跡材料很滑稽，不舒服。報紙對我的宣傳我也不看重，幹，不是為了這些。
記者：你曾放棄多次當官的機會，你既然喜歡農業，為什麽不去農業部門？
戈衛：我當不了官。當官後，不一定能按自己的想法做事情，迎來送往、左右逢源不是我的性格。至於農業部門，那裏有眾多的專家學者，我去能做什麽？
記者：你物質生活很貧乏，怎麽看待金錢？
戈衛：金錢是維持基本生活的，夠了就行，我的消費非常有限，要那麽多幹啥？當然基本生活要有保證，若讓人養活就成問題了。要是看重錢的話，早不會呆在這兒了。
記者：現在一些人缺少信仰，沒有理想，你怎麽看？
戈衛：現在這個社會許多被物化了。人與動物不一樣，動物這一頓吃飽就非常滿足，而人除了物質生活外還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有的人除了有錢就什麽都沒有了，人並不是物質上滿足了，精神就自然滿足了，他們未必活得愉快、幸福。人活一輩子就幾十年，光追求物化的東西沒啥意思。還是要有理想地幹一些於社會有益的事情，幹些自己希望幹的事情。
記者：你如何看待幸福？
戈衛：幸福其實就是奮鬥過程中的一種美好感覺，就是能夠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做自己擅長做的事，做既能造福社會又能實現自身價值的事。人當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但是，人又不能太現實了。太現實了，就會過於注重眼前而很難承載相應的社會理想和責任，也將使自己變得不快樂。一個人幸福與否並不是由其財富和地位決定的，精神的滿足往往比物質的充裕更讓人感到快樂。
記者：你一年除國慶節、春節外，在村上呆300多天。村民說你獻了青春獻一生，你還這樣呆下去嗎？還有什麽要求與希望。
戈衛：是的。要我離開農村,就像大樹連根拔起一樣的痛苦難受。農村實際上很缺人才,我希望現在有知識的年輕人能像我一樣投身農村。若有一大批這樣的人，推動農業發展的作用就更大了。
一名老知青的堅守與見證
記者 | 王宏強 郝柏楊
編輯｜楊曉偉
戈衛：那時候坐火車慢的很，從西安6點坐上火車，到下午四五點才能到坪頭，這不通路要過兩個隧道坐渡船才能過來，那時候第二天村上來人接的。
說話的人叫戈衛，今年71歲，是第一代老知青，回憶起上世紀60年代，自己第一次來到將要插隊的碼頭村情景時，仍然記憶猶新。
1947年戈衛出生在西安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全國興起了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在父母的大力支持下，戈衛也加入其中，於1968年10月27日和27名同學，其中還包括自己的弟弟戈健，從省會西安來到了“窮鄉僻壤”的寶雞縣碼頭村，成了一名知青，而誰曾想這一待就是整整五十年。
雖然已經對當地艱苦條件有心理準備，但是來到這裏後,戈衛還是大吃一驚，村民不僅住的都是低矮破舊的土坯房，村上不通道路、還沒有電，而最讓他吃驚的是村民們仍然用著刀耕火種的原始方式勞動耕作。那些年,村民每年都要放火燒山，開辟出一片空地耕種，下一年又異地而燒。戈衛開玩笑說，當年的生產方式，和兩千年前差不了太多。
戈衛：人家那時候還有耕作、套種，甚至有些地方還不如人家那時候耕作製度先進。
這樣原始、簡易的耕作方式，再加上當時農民用的種子還是幾十年前老品種，導致村民往往“起五更睡半夜，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幹一年，到頭來糧食產量卻非常低。1972年前全村1100多口人一年糧食總產量隻有40萬斤左右，最低時僅35萬斤。村民吃了上頓沒了下頓已經成為常態。
相對於落後的生產方式，村民們對於新技術、新產品的排斥，讓戈衛更加頭疼。1972年,戈衛當上了碼頭村村支書，上任後他下決心改變村民們原始落後的耕種方式。
要轉變就要從“根”上入手，戈衛積極尋找新型種子，以代替村民們沿用多年的舊品種。經過多方聯係，戈衛最終選定了新培育的玉米雜交種子“武頂一號”,在村上推廣試種。由於對新種子持懷疑態度，當戈衛滿懷希望，大老遠坐火車把新種子背回到村上發給村民後，村民的態度卻讓他始料不及，有些村民幹脆跟自己打起了“遊擊戰”。
戈衛：我就記得五隊有個老漢固執地不行，背著兩樣種子，一個就是我們引進的雜交種，一個就是他那老種子，我們為了推廣，他種的時候我們要去看，他看你去了就把良種種上，你一走他就把他那種上。
俗話說“時間能證明一切”。等到玉米成熟時，地裏出現了奇怪的現象，玉米地一半長勢喜人，粒大飽滿；而另一半則苗木矮小，纖細幹癟；而長勢良好的那一片正是新種子結出的玉米，那一年望著從未見過的豐收場景，許多村民們熱淚盈眶。打這以後，人們對新種子態度由反對逐漸變為了認可。
有了良種還不夠，能否按時、按量給種苗“喝上水”至關重要。戈衛說，以前村民種糧食是靠天吃飯，今年雨水充盈糧食收成就好，明年遇到幹旱年份，糧食產量就會大減，村民就隻有“自認倒黴”。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戈衛帶領村民進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他專門借閱了相關書籍自學，還專程跑到西安買了建渠要用的水準儀。那時候戈衛和村民天天在地裏研究修建方案，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研究出來了一套修渠方法，並投諸實踐，建渠速度大大提升。
通過引進良種、興修水利等一些列措施，再加上“家庭聯產責任承包製”政策的施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積極性，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碼頭村全村糧食總產量一舉突破100萬斤，村民們基本解決了溫飽。
隨著科技發展，近十多年碼頭村村民早就不用為良種發愁，新品種層出不窮，同時各種現代化農業機械逐步代替了人工，極大地減輕了村民的負擔，碼頭村一些有想法的村民走出山村，來到全國各地打工，月收入普遍在3000到4000元左右，錢包逐漸鼓了起來的他們還在城裏買了房，過上了富裕的生活。
同時，國家近些年累積投入近400萬元建設費用，村上通過合理規劃，村容村貌發生了巨大改變。在碼頭村當村支書40多年的魏文傑對此深有感觸。
魏文傑：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變，人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環境很方便也很安全，村上道路的硬化、亮化基本上覆蓋了，人不管下雨天晚上走有路燈，不走泥路，家家戶戶門前通公路，家家院裏有汽車，很方便。
戈衛說，為了實現結構轉型升級，增加農民收入，村上大力發展經濟作物，這兩年引導村民種植櫻桃，全村耕地麵積一共1300畝，其中一半都種植了經濟價值更高的櫻桃，算下來村民種櫻桃一畝地平均收入5000元，最高能到近10000元，如今櫻桃產業成了當地村民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戈衛說，農業曾經為中國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改革開放後特別是近幾年，農村變得山清水秀，農業連年豐收，農民也告別了溫飽，不少已邁入小康，然而即便如此,農村的發展相比城市還是非常不均衡。十九大上，國家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戈衛認為，這為農村今後發展指明了方向，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戈衛：農村現在也進入到一個新時代，你具體咋搞，你農村孤立的搞不行了，你要和全國經濟發展要同步，現在實際是落後，為啥要抓美麗鄉村建設、扶貧啊，都是為了讓它和全國發展同步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