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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結尾處有引發陳是“情報員”一事的主要證人“李觀海“被槍斃的說法。此事超出本老漢能查證的範疇，隻能說是一個線索。山西省的“公安係統”應該有記錄。
曆史也可以這樣寫：陳永貴曾給日本鬼子當情報員
2010-04-22 08:31:08
曆史也可以這樣寫：陳永貴曾給日本鬼子當情報員
李飛飛 石名崗
2008年5月，已故的原《光明日報》理論部、群工部主任，原中央派往的山西工作組副組長陳英茨先生撰寫的《陳永貴本事》一書在香港出版。書中披露了陳永貴參加日寇的外圍特務組織“興亞會”，為日本人收集八路軍情報的史實。該書還披露了文革中69軍領導同誌向中央反映陳永貴曆史問題的過程及中共中央對陳永貴問題的結論。本文將該書披露的情節轉述如下，供讀者參考。
我們把曆史追溯到1940年，那時日寇已占領整個華北，欲把華北建成日軍的戰略大後方，在山西晉東北、晉中、晉東南活動的八路軍就成為了障礙，八路軍發動的百團大戰更使日軍感到問題的嚴重。處於敵我交錯前沿的昔陽縣就成為引人矚目的地方，為鞏固地方治安，日本占領軍在昔陽、陽泉一帶，網羅漢奸，成立了一個名叫“振興東亞和平救國滅共會”的組織，也叫“和平會”，後稱“興亞會”。“興亞會”實際上是日寇的外圍特務組織，它的核心是“本部”，由日本憲兵隊直接領導，其成員的主要任務是刺探八路軍的情報。該組織的本部原在昔陽縣城，後搬到陽泉。1941年，已擔任日偽維持會聯村代表（相當於日偽時期的幾個小村的聯村長）的陳永貴，不知什麽原因（肯定不是通共、通八路的原因）被日本人抓到了昔陽城，也許經過日本人威脅利誘，陳永貴參加了“興亞會”，又發展了一些成員，成為負責人之一。很快，陳永貴又成為“本部”的主要骨幹，每周要去陽泉送一兩次情報，因此，陽泉不少人認識陳永貴，稱其為“陳二鬼子”。
陳永貴擔任偽職期間，幹沒幹大的壞事人們不太清楚。據1946年的統計，陳永貴所在的大寨村共有46戶、193口人，在抗戰中有27個青壯年被日寇殘殺和活埋，占大寨總人口的14%，如果把非正常死亡人口算在內大寨共有62人因抗戰死亡，達大寨總人口的32%，這個比例可能要占全昔陽縣第一位。陳永貴作為大寨的偽村代表、日偽情報員，有沒有向“興亞會”本部報告過大寨的情況，已無法考證，但按正常推理恐怕至少也難脫間接的幹係。還有一樁大案至今未查清，就是有一年日寇突然襲擊了昔陽西峪村，殺死抗日軍民三、四百人。事後有村民反映，有個賣燒餅的人在此活動過，事後不幾天就發生了日寇襲擊事件，人們認為這個賣燒餅的人就是陳永貴。但這件事找不到確鑿的證據，也隻好存疑了。
實際上，陳永貴的所作所為，也被我方人員注意過。據過來人的回憶和檔案記載，那時陳永貴在日本憲兵隊的登記表上登記的年齡是23歲（此年齡肯定不對，陳出生於1915年，23歲時應為1938年——本文作者），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也是最為敵人賣力的一個。1942年前後，八路軍的地下工作人員曾向當地八路軍武工隊負責人趙晉鑾、高如曉建議除掉陳永貴。1942年農曆二月，八路軍太行軍區二分區在和順縣召開連級幹部會，傳達毛主席“擴大解放區、縮小敵占區”的指示，要求深入敵人心髒，對證據確鑿的敵偽漢奸要堅決鏟除。會後確定的昔陽一帶鏟除的三個人中就有陳永貴。後來，也許是因為證據不確鑿，加上八路軍的政策改為“以爭取為主，鎮壓為輔”，才沒有殺掉陳永貴。抗戰勝利後，陳永貴曾被群眾當作漢奸五花大綁、拳打腳踢鬥爭過，由於當時的偽村代表很多，一般隻是為了應付日本人，沒做過大的壞事；還由於當時的中共昔陽縣委、大寨所在區委和群眾隻知道陳永貴是偽村代表，不知道他是“興亞會”本部骨幹，他們把偽村代表看作一般問題，未進行深入調查放過了陳永貴。由此陳永貴的“興亞會”骨幹問題就隱藏下來了。
直至文革中的1968年，此時的陳永貴已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過毛主席的親切接見並說“永貴好”，“農業學大寨”運動在全國展開，陳永貴作為勞模和農民造反派雙重代表的身份出任了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可謂是大紅大紫之時。但當時陳永貴也有強大的反對派，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69軍副軍長謝振華，則不同意陳永貴在大寨實行的極“左”的一套作法，如沒收社員的自留地、取消農村集貿市場等等。應該說當時的鬥爭也非常尖銳。正當兩派劍拔弩張之時，按毛主席的指示，全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陳永貴的“興亞會”骨幹問題突然被揭露。
事情出現在山西省陽泉市的“清隊”過程中，據離休前任河北省軍區副政委的周雲濤（時任69軍207師副政委、陽泉市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回憶，1968年9月的一天，陽泉市商業局黨委核心小組副組長王敏把一份檔案材料，報給了陽泉市武裝部副部長王牛孩，隨後報給了周雲濤。這份檔案材料是1955年“肅反”時商業局炊事員李觀海（昔陽縣大寨鄉武家坪村人）的交代材料。材料中交代：“自己在抗戰期間曾參加了昔陽縣日偽特務組織“興亞會”，擔當情報員參加“興亞會”擔當情報員的還有陽泉市糧食局管理員王久榮（昔陽縣大寨鄉金石坡村人），陳永貴是他們的領導人。”周雲濤感到事關重大，當即指示：
1、調查此事的專案組立即解散，已經知道此事的人要向他們講清楚，不準擴散；
2、命令公安局對李觀海進行保護性關押；
3、立即向謝（振華）軍長報告。
謝振華將軍接到電話報告後，立即派時任69軍政治部主任、山西省“支左”辦公室主任甄連興從太原趕到陽泉拿走了該檔案材料。謝振華將軍與時任69軍政委的曹中南將軍再看了檔案材料後，馬上召開了省“支左”領導小組的主要負責人會議研究此事的處理方法。會議決定此事要保密，並責成當時也在山西“支左”的北京軍區保衛部的劉旭等三人複查此事。複查的範圍包括：王久榮在1955年肅反時的認供記錄、八路軍129師鋤奸部的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花名冊及當時的敵偽檔案。複查的結果，陳永貴的大名均在其中，並注明陳永貴是偽村長，又是“興亞會昔陽分會的負責人之一”。劉旭等三人的結論是：“確有此事，證據確鑿”。
對於這麽重大的問題，謝振華、曹中南無法自作主張，決定以69軍黨委的名義寫成書麵報告上報中央。當時正值69軍副軍長李金時赴京參加全國軍工會議，謝、曹便委托李金時副軍長將陳永貴問題直接呈報周恩來總理。周恩來當即指示：“69軍的同誌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複印件可報中央。”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謝、曹在1968年12月以69軍黨委的名義將陳永貴的問題上報北京軍區黨委轉呈中央。
屆時中共九大的籌備工作正在籌備之中，中央責成山西省“支左”領導小組負責審查出席中共九大的山西代表資格，謝振華任資格審查小組組長。那時的陳永貴不知從哪裏探知了這些情況，幾次約見謝振華。1968年12月的一天，謝振華在太原迎澤賓館603房間約見了陳永貴，謝振華將軍在後來的回憶錄中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的：“當時我約他在迎澤賓館六層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裏和他談話。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說：‘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我說：‘不要著急，有什麽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他說：‘我在抗日戰爭的1942年（中共中央1980年85號文件確認是1944年初——《陳永貴本事》作者注），被日寇抓去後，被迫自首了，後來被迫參加了日偽情報組織興亞會，給日寇送了情報。我是三人小組的負責人。’我又問他：‘送情報和什麽人聯係？’陳回答：‘是和日本駐昔陽憲兵隊的清水大隊長聯係，規定每周送兩次情報。’”由於陳永貴的態度“誠懇”，且好像也沒有作下大惡。謝振華將軍非但沒有落井下石，反而大度地把陳永貴列入報請中央出席中共九大代表名單之中。謝振華的大度並沒有得到陳永貴的回報，反而為自己埋下了禍根。到上世紀七十年代，陳永貴在江青的支持下，用“反大寨”的罪名，對謝振華及支持謝的幹部和群眾進行反攻倒算，終使謝下台，又把支持謝的幹部和群眾打成了“三種人”，此已是後話了。
事情至此好像還沒有完，雖然在文革期間，由於“革命”的需要，毛及當時的中央以叛徒、工賊、特務的罪名打倒了許多無辜的老幹部；同樣，由於“革命”的需要，毛及當時的中央卻保護了真正的“特務”陳永貴，看來不在於你是不是“特務”，而在於你有沒有利用價值。到1980年第四季，“兩個凡是”已被批判，可能是又有人提出了陳永貴的問題，中共中央才對陳永貴的問題作了結論。在中發1980年85號文件《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組織部〈關於陳永貴同誌曆史問題的審查結論〉》中，對“陳永貴同誌在入黨前曆史上有三個問題”，即“一、關於當偽村代表的問題”，“二、關於參加‘興亞會’的問題”，“三、關於被日偽警察所逮捕的問題”，都予以確認。對前兩個問題的定性是“屬於一般曆史問題”，對第三個問題的結論是“陳永貴同誌這次被捕沒有問題”。陳永貴在這個審查結論後寫上了“同意 陳永貴 1980·11·6”。至此陳永貴的曆史問題才蓋棺論定。被人們諷刺為“農業學大寨，平地起梯田”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是，陳永貴發明的強迫式的農奴式的“大寨精神”卻還在爭論中……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據傳說，當年交待出陳永貴問題的李觀海，在69軍撤出山西“支左”後，被執行槍決。
縱觀陳永貴曆史問題的處理過程，是不是有點“盜鉤者誅，竊國者侯”的味道。我們真應該為在文革中被迫害的“有問題”的和“沒問題”的無辜者和“有辜”者鳴不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