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姥爺，就是我媽媽的姑父，我媽就一個姑父。
小時候在周圍幾個村子裏總能看到這樣一個景象，一個氣質非常不錯的中年婦女，頭發梳的像前國家名譽主席那樣，可是她夏天也穿著大棉褲，口裏麵不斷地淒慘地低喊著“繼元哪，繼元”。
經常看見有幾個孩子在她背後不遠處喊著“瘋子”，但我媽不許我招惹她，說她是她表姐的“老大家”，即這個瘋女人和我媽的唯一姑姑家表姐是親妯娌，而繼元是她的兒子，大學畢業後在外地工作。我半懂不懂的。
1982年春節，是我上大學後的第一個假期。春節過後的一天，回家過節的城裏人和村民們有一大堆站在街頭交流著。這樣的情景我在前一天也見過。
前一天人們的話題是說我們家正對門的齊景喜的大孫女長得跟電影明星似的。隻是我無緣得見。我隻是在後來夏天見過她的媽媽，電影明星的媽媽是東北軍時期先後擔任過黑龍江和遼寧兩省主席的萬福麟的曾孫女，政協副主席萬國權的侄孫女。
這一次我懷著好奇又湊了過去。就聽到整個唐山市唯一的解放前就入黨的民主黨派成員齊知果二爺說：“今兒個電視裏播老保長的外孫女婿柳煥章來著。好家夥，節目給了半個小時。沒想到刻戳的還能有這麽大的出息！”。
我知道，老保長是多年來村裏人對我太姥爺（曾外祖父）的稱呼，因為自比他年輕的遠房族叔齊紹文死後就是在東北（關外）做買賣出身的他老人家擔任保長。因此，當眾人開始一個新話題以後好奇的我就馬上走進街北姥姥家的大門、二門、前院、前正房、中院，來到後正房（冀東是穿堂式的院子樣式，除了大門本身是斜對著二門之外，從二門到最北麵的後門之間可以一箭射過）。姥爺姥姥正坐在西屋炕上聊著天。
我一上來就問姥爺，“姥爺，柳煥章是我太姥爺的外孫女女婿？”。
姥爺遲疑了一下說，“是啊，你問這個幹啥？”。
我說，“今天早晨，中央電視台播他的節目了，說他是著名雕刻家”。
姥爺說，“是，他自小就愛刻猴兒刻戳兒”。
我：“要是這麽說，他是我姑姥兒家的姑爺？”。我知道，我姥爺、大姥爺就一個姐姐。
我姥爺：“就算是吧。其實啊，柳煥章跟你媽的表姐早就離婚了，留下一個兒子隨他媽在哈爾濱。他後來又結婚娶了一個大作家的女兒”。
我聽完以後有些失望，看來著名雕刻家這份親戚咱高攀不上啊！
我冷不丁來了一句：我姑姥爺是跳河死了以後讓人把小便割掉了？
平時對我極其和藹親善的我姥姥大怒，說“大正月的，你這個孩子咋這麽不會講話？”。
我嚇得趕緊閉上了嘴。
姥爺沉默了很長時間，罵了一句“那幫王八操的！”。
我小時候剛懂事的時候，有時候我們家斜對門的街北姥姥家的院子裏會很熱鬧。有姥兒、大大姥兒、小大姥兒、太姥兒、還有一個姑姥兒，一大堆老太太。
這裏麵，太姥姥顯得嫻靜，所以老太太活了97歲。
大大姥姥（我大姥爺的正妻），整潔、典雅。
小大姥姥（我大姥爺的解放妻），偶爾從北京回來，顯得直爽、活潑、善良、知禮。
我姥姥，那是管理型人才。
姑姥兒，是所有老太太中最顯得氣質好的，可是她69年春就去世了，才70多歲出頭。我就記得當時才幾歲的我叫她姑姥兒時，在忙著家務的她挺和善地望著我。
姑姥兒有一個很富足的婆家。她有一個兒子大學畢業以後在吉林省黨校任教，小兒子在家務農。
姑姥兒婆家的成分當然不好，是地主。她的丈夫，是一個格局很大的人，據說是。
可是，土改時他居然不跟任何人商量就把金銀等藏入家裏平常坐著的小木板凳裏麵了。把最尋常不過的小板凳掏出個洞來，把金銀財寶放進去，再把洞口封好不讓人看出來破綻來，這也真叫本事！
這個本事與他那離去的前女婿雕刻家有得一比！
我們那裏的土改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俗稱平分，就是把地主富農家的土地房產家具日用品等分掉，金銀財寶充公上交。第二階段叫複查，就是對地主富農進行進一步的革命，讓他們把藏匿起來的資財都統統交出來。我奶奶的爹、我姥姥的爹，都是一經過審訊就很坦然地把埋在樹下、牲口槽旁的現大洋金元寶銀錁子上交的，就因此沒有挨揍。
這位姑姥爺子，卻是在他們村農會人員的嚴刑拷打下才把金銀交出來的。而他藏匿的地方卻令人莞爾。如果他能挺得住，這些財產就會一直藏匿到文革結束。我們村裏的一個年輕寡婦（下一篇主角的媽），就是在屁股被打的隻能趴在炕上睡覺的情況下也堅決不吐出金銀財寶藏匿地點。據說，改開後他們家的大洋、金元寶、銀錁子還有一小簸箕。
這個姑姥爺，我不記得見過麵。
他，1968年冬天就死了。
就他家解放前解放後的所作所為，應該是得罪了村裏的窮人或壞人，或窮人+壞人。
本係列文革鄉間紀事第一篇寫的史家，那肯定是有勢力的人家，但是在解放前對村子裏的無賴也是不得罪的。
我小的時候，村裏經常來一個賣“地羊肉”的人，外號三毛子。隻要是他一進村後麵準有一大堆狗追著但又有一段距離地在後麵叫著。你懂的！
這個三毛子是宋各莊的，解放前經常去我老姨姥爺家去借錢，如果借不到，幾天後我老姨姥爺家院牆外的柴草垛就會半夜失火，燒得一幹二淨。
文革開始了，姑姥爺就成了他們村裏麵造反派的批判對象，雖然他大兒子在吉林省黨校工作，人家造反派根本就沒有拿這當回事兒。
專政是殘酷的，造反派對姑姥爺的折磨是從讓他手裏麵舉一根麻杆開始的。
俗話說，麻稈打狼兩頭害怕。
何為麻杆？
過去農村種有青麻，青麻成熟收割以後捆好漚入水坑中，表皮爛掉，青麻杆子的核心部分變朽，而農村用來打麻繩的纖維部分就是所謂的麻就可以輕易地從上麵剝下來了。
變朽變稀鬆變軟的青麻杆子部分，就是所謂的麻杆了。
造反派讓姑姥爺舉著一根麻杆。
我們不說舉著麻杆，就說舉著你的一隻手，5分鍾後你什麽感覺？10分鍾，30分鍾以後呢？
隻要是姑姥爺舉麻杆的手動了，造反派就要用鞭子抽他，說他一個老地主，好吃懶做不勞動連一根麻杆都舉不動。
第一道刑罰玩夠了，村裏麵的造反派玩第二道。
就是把四個木凳分別放在四角，讓姑姥爺用四肢蹬在四個木凳上，類似四足動物的站姿。但是你長時間拿這個姿勢試試？
隻要是他挺不住了，掉在地上了，造反派上來不是一頓亂踢就是棍棒伺候。
第三道刑罰是熬鷹。就是不讓你睡覺。
姑姥爺白天在生產隊地裏照常上工，到了晚上，就要求他在大隊部站著，不許坐下蹲下，到了後半夜他困了也不許睡覺。他站在中間，四角有人坐在板凳上，他困了向一邊歪去，那一邊的人就會推搡他，不讓他睡。他如果是困的躺在地下了，那當然是一頓亂揍。批鬥的可以輪班睡覺，挨批鬥的可就倒了黴。
這樣挨整了三四天，他實在是熬不住了。他一出大隊部就奔向了村東不遠處的灤河套。
那是初冬尚未封凍的灤河，水流平緩。
反正他死了，屍首被找到後拉回村裏。
這時候的造反派做的事情是，把他的二兒子叫到大隊部，讓他說他爹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要對他軟埋，就是不允許用棺材，隻是用席筒棉被什麽的卷一下就埋上。
另一部分造反派又做了什麽呢？
他們解開了他的濕乎乎的棉褲，找來了一把鋒利的鐮刀，……。
事情過去了幾個月後，他的二兒媳婦，傻不嘰嘰的，把這個不幸中的不幸告訴她的婆婆，就是我的姑姥姥。
過了不幾天，我的姑姥姥不吃不喝幾天後就在72歲那年去世。而我的太姥姥，又比她女兒多活了四年於1972年在北京大姥爺那裏去世，壽享97歲。
這四年裏，我姥爺姥姥等家裏人就說姑姥姥半身不遂不能回家看母親她老人家了。
誰知道太姥姥信不信哪？反正她從不主動問起女兒。
1977～1981年，我經常在夏季到周圍各村叫賣姥姥家院子（園子）裏產的葡萄，但是我去過比姑姥姥家還遠的村莊，可是我從來沒有進過那個村。我覺得那個村裏人都是牲口下的。
改開以後，姑姥爺先跑到台灣又去了美國的弟弟回國，要給村裏修路。嫁到外村的姑姥爺的妹妹對她二哥說，你要是給錢修路，就讓那進莊的車從我身上壓過去。……
去年初夏遊鳳凰古城，曾瞻仰大文學家的故居和墓地，也看到了他著名的表侄和著名的侄女女婿給他立的碑和刻的碑文。
回來以後和我媽媽提及她姑父自殺及受辱之事，我媽媽立馬讓我打住，說不願意提那些陳穀子爛芝麻的陳年往事。
今年清明回家，想開口重提此事，一想她都81歲了，還是別提這讓她傷心的不堪回首吧。
以上陳述，完全是憑對姥爺姥姥平時談及他們姐、姐夫時的隻言片語的良好記憶。
耳邊又響起了雄壯的歌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
給文革唱讚歌的，喊今不如昔的，真希望你生前或死後受宮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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