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那天深夜 台北響起的電話給蔣家王朝致命一擊
很多年以後，宋楚瑜回憶，那一刻蔣總統很平靜，他對安克誌說，中美兩國這麽悠久的曆史，如此重要的決定現在才告知，今後可能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應由美國政府負全部責任。而這段故事，要從四十年前，深夜的那通電話講起……..
風雨中的寧靜 一個年輕人的驚覺
1978年12月15日晚上，台北美軍俱樂部正在舉行耶誕晚會，酒酣之際，大使安克誌（Leonard S. Unger）突然接到一通電話，他神色緊張地離開，趕回美國大使館。23時左右，電傳打字機上傳來卡特（Jimmy Carter）總統的機密訓令，第二天早上9時，卡特將在華盛頓電視上公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承認北京當局。
經過一番掙紮，安克誌在深夜撥通了電話，找到了時任蔣經國秘書的宋楚瑜，電話中他希望隔天9時晉見蔣經國，作為資深外交官要指定時間且稱是奉國務院的訓令，反常的舉動讓宋楚瑜深感不妙。
“是不是那件事真要發生了？”麵對宋楚瑜的提問，電話那頭的安克誌沉默不語。放下電話，宋楚瑜飛車趕往七海官邸。
燈亮了，熟睡中的蔣經國被喚醒，他躺在床上問道“什麽事”？
“報告總統，還不清楚，可能跟中美關係有關”宋楚瑜回答。
“你請他來”。
宋楚瑜事後轉述，蔣經國很平靜，得知美國政府要同中華民國斷交，他當即表示遺憾，而對於安克誌希望不要提前公布這則消息的要求，蔣沒有正麵回應。隻強調：“我身為總統，對國家與人民負有責任，何時宣布，我會做決定。”
那天深夜，七海官邸燈火通明，淩晨三點多，行政院長，少數黨國大老、外交、國防部長陸續到場，對於美國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憤慨。但蔣經國很平靜，他告訴大家要沉著以對，早上8時，還主持了臨時中常會，步履安詳神態安定。
不久，蔣經國身穿黃色夾克的熟悉身影就出現在電視機前，他期勉全國同胞不分彼此，超越小我，打落牙齒和血吞。與此同時，外交部長沈昌煥辭職，增額國民大會代表與立委選舉暫停，國軍升級戰備，種種因應之舉不一而足。
1978年12月27日，美國派副國務卿克裏斯托福來台， 就雙邊關係進行談判，當時代表政府發言的新聞局副局長宋楚瑜不卑不亢地向美方表達抗議，通過電視放送至今令很多人印象難忘。“中美斷交”危機，讓36歲的宋楚瑜綻放光芒，盡管國府退出聯合國、尼克鬆訪問北京等舉動已經預示華府將和台灣脫鉤，但誰也不知道“最後一擊”何時發生，機智果敢的宋楚瑜叩開七海官邸大門的同時，也叩開了自己日後的仕途之路，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莫此為甚。
從斷交談判到藉《與台灣關係法》續命
其實，倘盱衡當時的國際時局，美國欲聯陸製蘇，而70年代末開始，中國大陸選擇改革開放的路線，融入世界經濟體係，無論出於政治、還是經濟目的，雙方一拍即和已是必然。當時卡特轉交北京，即便華盛頓方麵也極少有人知情，根據2013年美國解密外交文件，卡特閃電同中華民國政府斷交是擔心美國國會出手抵製，甚至也憂慮台灣可能采取強硬回應，包括研製核武器甚至導向蘇聯。
對台北方麵來說，麵對外交橫逆，要直麵的便是斷交談判。斷交後，中華民國大使館名稱改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代表處，雖是無可奈何，但在華盛頓方麵給出的選項中，相對而言尚可勉強接受。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台灣方麵曾就雙橡園歸屬問題與中國大陸展開激烈的爭奪戰。為避免國際法的繼承問題，“自由中國之友協會”的總幹事白川（Jack Battram）友情相助，形式上以美金20元買下大使館、武官處及雙橡園等三館產並代為管理，三年後，台灣又以200萬美元買回。
從1978年底到1979年2月，外交部次長楊西昆赴美斡旋，除了與美國國務院就斷交展開談判，協商三十餘次，楊也積極遊說美國國會，尋求華府對“自由中國”的支持，最終促成了《與台灣關係法》，為國府與美方的在斷交之後的雙邊關係續命。
1979年4月10日，卡特簽署生效美國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成為美國國內法。美國以維持區域穩定和維係與台灣非官方關係之目的，反對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繼續給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以及對抗其他高壓手段，危及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製度的行動。《與台灣關係法》為美國對台軍售提供了法源，但也招致北京方麵的強烈反彈，而後陸美簽訂“八一七公報”，華府方麵也承諾逐步減少對台軍售，但2016年美國國會又進而提出對台六項保證製衡，軍售何時終止沒有期限。
風雨四十載家國已更改
四十年來，曆經中美斷交，華府轉向北京，昔日“自由中國”土地下人民的悲憤、無奈，曆經時間洗禮，在自李登輝開始的國族“打造工程”的影響之下，已經變為對“今日中國”的陌生、疏離甚至恐懼。
四十年前，蔣經國在“中美斷後”積極維係與美的非政治外交關係，積極爭取外援，哪怕是促成《與台灣關係法》，目的仍在求統。而四十年後，重新審視此法，很多人的定義卻變成求“去”。過去兩岸問題的症結是製度之爭，現在的矛盾則變成台灣麵對“中國”到底是去還是留？
四十年來，走過從前，有人一同行過，有人也不免蹣跚退下。“中國”是今非昨是，還是今是昨非，恍惚著，在這個神州東南的海島之上，總讓人有種穿越時空的錯意。
四十年前的青年李大維，在國家危難之時欲做“孽子孤臣”，他和幾位朋友帶著木棒，和著大衣，在雙橡園內警戒了一晚。“內心澎湃的熱情，抗禦了幾近華氏零度的低溫”。四十年後，當年捍衛FREE CHINA的人，卻不再認“中國”，已經從留學生變成國安會秘書長的李大維，抗議大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
四十年前，麵對“中美斷交”，一個在波士頓的台灣留學生滿麵愁容，當時他自覺“國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還寫什麽論文，他演說，發傳單，一天到晚看報紙，這些活動持續了數月。四十年後，早已回到台灣，兩度問鼎大位的馬英九回憶說，我想當年大家會這樣做，是秉持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大傳統，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做一個中國人，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我想這也是一部分吧。
但在作家楊雨亭看來，馬英九是保守的、現實主義的統派，他承繼的是蔣經國以保台為優先的大陸政策，寄望在適當的時空、有步驟地謀求中國的統一，可是大陸國力日強，使得中華民國在台灣日益落入偏安的局麵而有實質獨立的傾向 。1949、1979，兩個時間坐標，也是兩代外省人的挫敗。他們幼承庭訓的“中國”又隻能浮現在遠方….當反攻無望，前門拒狼、後門又進虎，進退之間，他們躊躇、猶疑，且戰且退。這一批人留在台灣的太少，去美國的又太多，但幾乎放棄了祖國同胞的召喚。
當然也有人將目光西向，四十年前，在戰地金門，一位台灣青年衝破封鎖泅海登陸。他引“士不可不弘毅”，更名林毅夫。隔年，在給表兄的信中他寫道：“我們台灣人應有一個誌氣，不但要做台灣的主人，而且要做中國的主人，讓我們為中國的統一、富強而努力吧”！四十年後，在中國大陸在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大會上，林毅夫獲選改革傑出貢獻者,為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的休戚與共，作出了另一種詮釋。
1979年，風雨飄搖的歲月，奏響的台灣命運的交響曲，曆經歲月嬗變，割裂台灣與台海軍事對抗的規律構成“同土地相互密切聯係的幾乎不動的曆史，是人與自然界，頑強得仿佛不受時間侵犯的不斷重複的對話的曆史”。
有人說，當年斷交的輸家卻成為今日自由民主的贏家，“中美斷交”撼動了蔣家王朝的世襲統治，催生了反對勢力的壯大，間接促成了台灣在1980年代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軟著陸，就此而論，《與台灣關係法》意義重大。但是另一方麵，當國民黨在1980年代中期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時，並未充分意識到被殖民半個世紀的台灣，隱藏在省籍矛盾背後的是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衝突。開放民主卻丟掉民族，造成台灣民主體製難以整合的困境很大程度是因為國家結構出現了正當性危機，國族身份認同變成了台灣內部最具破壞性、撕裂性的矛盾。福兮、禍兮？恐怕仍要放置在更長的曆史坐標中才能得出精準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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