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２年１月，政改研究室正式解散。全部工作做完，財產封存，文件封存，人員全部安排了。因為我是借調的，沒有什麽安排，我就回原單位了。我當時就找二部副部長姬勝德，提出轉業..我說，哎！老賀，我真是對官場寒了心了。這樣吧，你就出個函，我把檔案放體改委下麵的聯辦〔２８〕。後來老賀看我挺堅決，就說好吧。他後來就向部隊發了文，就把我從總參調出來了。我把檔案就沒往體改委放，直接就放到聯辦的人才交流中心去了——自由啦！這時，美國華盛頓大學邀請我做冷戰史研究，是訪問學者。這時我是自由之身了，也沒去過美國，我就答應了。我以個人身份，去了三個月。
商場上的洗禮 ..
大約１９９３年，海南三亞市要開發亞龍灣。原來有一個亞龍灣開發公司，資金也不夠，沒搞起來。後來由幾家公司聯合成立了一個股份製的公司，我也參加了，是這家“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我們借著發法人股，當時想多斂點錢吧，按兩塊錢一股，發了３億人民幣的股。斂了一部分錢，然後把開發的土地征下來了。
但我在那幹了一年，就幹不下去了。一個就是１９９３年底，朱鎔基那時正在搞“宏觀調控”，錢不讓進海南，由銀行把口，錢就是不讓進。另外，我們那兒有個失誤。就是一開始想搞點綜合經營，搞了塊地，投了一個多億，結果因為一調控，就沒錢了。而那個項目又是海南旅遊的重點項目，“國家旅遊度假區”，當時是國家旅遊局搞的，但是計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麽辦呢？後來我們想，當時香港有一個中糧集團下屬的鵬利國際，一方麵他們有錢，另外當時度假村的理念在國內還不清晰，而他們比較明白。既然我們沒有能力，就交給他們做吧。於是我們就擴股，轉讓了股份，鵬利拿錢進來，當了大股東，當然我們就要退出了。
１９９４年３月份，我們離開了。他們繼續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後悔，但是我說，要是我們接著搞，沒有錢，也難以為繼。那麽大個項目，我們當時把規劃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當時也有點兒煩。特別是在亞龍灣那兒，看見的事也挺黑的。就說派出所借摩托車吧，他們找我說，我們派出所要幫著你們拆遷，需要交通工具。我說那好吧，送你們個摩托車吧。他們不要，說借用吧。我覺得他們還不錯，隻借不要。下麵的同事說，什麽呀，陳總，你不懂，他當然不要，因為摩托是借的，所以壞了你得給他修，汽油你得給他加。你要送給他，我們就不用管這些了。哎喲，人家想得真精。諸如此類的事很多，我感覺真不好。
後來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說，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過年，夜夜興奮”。我難受，幹不了。後來這話被傳到海南的領導耳朵裏，他很不高興，說我，“陳小魯才黑呢！他發股票，一塊錢賣兩塊”。我不否認這點。但是，發股票的錢是給海南開發用的，還不是給你海南弄錢？我又沒有拿這個錢。我當總經理，當時的工資是兩千塊錢，僅此而已。
從海南回來以後，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麵，搞一個投資谘詢公司。我說，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萬塊錢，成立了“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標準國際”做了一件事，就是為幾個項目的海外上市做顧問。當時，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剛剛準備起步。由於做投資顧問的都是老外，一些領導不大信任，就想找個中國顧問，心裏有底。這樣子，我們正好就找到了客戶，就擔任中方的顧問，去搞些撮合啊，谘詢啊。不過這個賺不了多少錢。而且我們這種人，就不是經商的料。
比如，廣深鐵路Ｈ股在海外上市，我們做它的顧問。他們上市收入了５億美金，當時我們的上市顧問費是３０萬人民幣。可是由於鐵道部內部的矛盾，我們被拖了兩年。關鍵是有兩個問題要我們協調。一個問題是火車票定價問題。當時，鐵路價格是國家統一製訂的，車票由計委物價局統一定價。可是要沒有自主定價權，在海外就等於不是一個獨立的企業，人家憑什麽買你的股票啊？為這個，我就找計委的副主任。那時候正好鬧漲價呢，計委主要怕漲價。我說，按現在的情況，它不會漲價，可能還要往下調。因為它麵臨著高速公路和飛機的競爭。最後，由我們公司寫了報告給計委，他批示，價格可以在一定範圍“浮動”，但是不“放開”，但給它一定的定價權。這樣子在國外還有賣點。
這是一個難度多大的問題啊，等於要改變一個體製的事兒啊！這個最後我們幫他拿到了。這價值多少錢？沒法計算。但是計委給它的這點兒權力，公司就募集了５億美金。
此外還有一件事。它那條鐵路有個特點，是從廣州到九龍，所以它有外幣收入。公司把這些外幣打包，給了一個中資的金融公司，等於給賣了。國家規定，外匯進、出都是要報告的。這樣，一千多萬美金的外匯就沒了。一年半以後，鐵道部內部矛盾解決了，又重新啟動上市了。人家一看，財務報告又不對了，每年的一千多萬美金收入沒了。這就沒法上市了。於是他們決定回購。這一回購，又麻煩了。有錢有貸款，但是沒有外匯指標。為了讓它能上市，這又成我們顧問的事了，我就出麵找了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我說，你批給它一千萬美金的額度，拿這個回購外匯。這樣，它上市後能拿回來５億美金的外匯。外管局領導說：但是它違規。我說，兩邊都是國家的事，這事鐵道部也著急。外管局領導說：就這樣吧，但是我們得罰它。最後給了它指標，但罰了８萬美金，問題解決了，它就上市了。
我們做的這些事情，企業覺得我們做得不錯，加倍給了６０萬人民幣。有人說我們發財了，我們五六人個人，幹了兩年，還要解決難度這麽大的兩件事，就掙了６０萬人民幣，發什麽財？不過，這件事兒，我們總算做成功了。
下海幾年，感覺也不好。所以我覺得挺沒意思的。除了文化領域還沒有介入過，不論軍事、政治、經濟，我感到我跟這個社會整個地不適應。就是說，這些現實和我從小學到的東西、和我理想中的社會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個共產黨，太不一樣了。我是有點理想主義化，我不能接受我認為是不對的東西，除非你說服我。你說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條，我這個人也不願給人找麻煩。如果老接觸這些事情，你會覺得挺難受，大家都會挺難受。我不行，我離開還不行嗎？１９９７年，我身體不好，後來高血壓。主要還是覺得特沒勁，所以我就退下來了。
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請我當個獨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個項目，邀我參加呀。我有一條，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門麵，但是不參加管理。而且我也不問待遇，願意給多少給多少。所以大家都覺得處得挺好。
我現在是博時基金和江西長運兩個上市公司的獨董，都是朋友邀請的。因為是邀請我去，不是我主動去找的，這樣我就比較超脫，可以好好考察一下這個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當它的獨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調來資料看，發現這兩家公司還不錯，比較規範。就做了它們的獨董。獨董，就是代表小股東監督大股東，讓大股東不要做危害小股東的事。在基金，就是對基金持有者的責任。另外一個是對社會的責任。而且要合規經營，並不是說賺的錢越多越好。你不合規，你賺的錢多，你反而越容易出問題。當然，獨立董事的作用還是很有限的，因為你不在公司裏，要想蒙騙董事，那太容易了。
從我做獨董的這兩個公司來講，應該都還可以。博時基金非常不錯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長運”也是一個不錯的搞交通運輸的公司，非常穩健，號稱是中國交通第一股。其實，一個公司的關鍵最終取決於其管理層怎麽樣。
多年來，我有三個座右銘：一個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的。另一個就是毛主席愛講的“人貴有自知之明”。第三個也是毛主席說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自己不願意幹的，不要加諸於別人身上。這樣你的處世、待人接物就比較好一點。還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特別是一定要知道短處。不要以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個坦蕩的人。
回顧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為人處事一直在遵照這三個座右銘，沒有做那些違心之事，也無愧於這個社會。孔子還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但孔子是聖人。我沒有這個能力，隻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顧人生，知道怎麽回事就行了，至於別人看是好是壞，也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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