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中共中央主席，聶元梓隻是北京大學一個係的總支書記，如果不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那張大字報，毛澤東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聶元梓。而正是那張大字報，讓毛澤東找到了點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機會，並把聶元梓抬到了文革造反派領袖的高位，讓她聞名全國。然而，兩年後，又是毛澤東本人，把聶元梓等一幫造反派領袖拉了下來。１９６８年後，聶元梓等人逐漸失寵，不僅失去了權利、地位，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
本文旨在記述毛澤東對聶元梓從支持、利用到否定、拋棄的過程，並對其中的原因進行探討分析。
毛澤東接見聶元梓
一、毛對聶大力支持，讓她成為文革的寵兒
１９６６年５月，在北大社教運動中受到挫折的聶元梓心情很鬱悶，她被下放到北京郊區懷柔縣搞農村四清，中間回學校取衣物，在火車上感冒了，因為治病休息，沒有及時回到懷柔，正趕上傳達“五一六通知”，該文件點了彭真的名，撤銷了“二月提綱”，要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批判“混進黨和政府、軍隊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政治敏感性很強的聶元梓受到了“五一六通知”啟發，知道彭真已經倒了，陸平和彭真是一條線上的，肯定保不住，彭真後麵也許還有更大的。她先後找到哲學係總支副書記趙正義和黨員教師宋一秀、楊克明、高雲鵬、夏劍豸，討論寫大字報，並通過張恩慈聯係，到友誼賓館向曹軼歐做了請示，得到曹的同意。５月２５日午後，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貼到了大飯廳的東牆上。這張大字報在北大引起強烈反響，反對者甚多，當晚李雪峰來到北大，強調“內外有別”。大字報抄件由張恩慈送交中央文革〔１〕。６月１日，毛澤東在登載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的《紅旗》雜誌和《光明日報》總編室５月２７日編印的《文化革命簡報》１３期上批示〔１〕：
康生、伯達同誌：
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請酌辦。
毛澤東六月一日
６月１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廣播了《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從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聶元梓和楊克明、張恩慈列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接見了聶元梓等三人，康生、曹軼歐參加了接見。“毛主席問我是哪裏人，問了我的經曆什麽的，他表揚我們的大字報寫得很好。毛主席還指示說，北大應該成立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組織，要我負責成立北大文化命委員會的工作。”〔２〕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拿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並將其作為向劉少奇開火的一顆炮彈。毛澤東興奮地寫到：“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之後，筆鋒一轉“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把矛頭轉向劉少奇和地方的“走資派”，稱“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又何其毒也！”並“聯係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傾和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實右”，和他們老賬新賬一起算。一褒一貶，在這張文字不多的大字報中，毛澤東的態度十分明顯。
１９８８年８月中旬，當選了北大校文革主任的聶元梓春風得意，公然請毛澤東給改版了的北大校刊題寫刊名，毛澤東也真給麵子，連續兩次題寫了“新北大”三個大字，並謙虛地在信裏寫道“如不好，可再寫”。消息傳到北大，校園裏鑼鼓喧天，熱烈慶祝，最高領袖給一個學校的校刊題寫刊名，恐怕是空前絕後的了！
毛澤東不僅支持聶元梓，還十分關心北大的文革，派女兒李訥來北大和聶元梓聯係。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上午，李訥到北大校文革找聶元梓，正好聶不在，李訥說下午兩點再來。下午李訥準時來了，聶元梓和校文革的工作人員孫蓬一、薑同光、李清昆、李玉英、陳葆華、傅治文等一起和她見麵。李訥說要和聶元梓單獨談。李訥說：“主席批評了我，主席問我最近到北大來了沒有？我說去了，主席問我見到聶元梓了沒有，我說沒有。主席批評我說，你去北大為什麽不去看她呢？今天，主席特地讓我來看看你，問問你最近在幹些什麽，想些什麽？”聶元梓請李訥代她向毛主席表示感謝，並匯報了學校運動的情況。
第二天，即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快下班的時候，李訥又到校文革辦公室找聶元梓，並說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談談，也看看你的家。到了聶家後，李訥對聶元梓說：“你昨天談學校的情況和問題，我都向主席匯報了。主席說，學校的事情不多，聶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運動比北京開展得晚，現在一些地方群眾運動發動得不夠好，領導不夠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連，還希望你多走幾個地方。”李訥還說：“你出去串連不能同一般學生、教員一樣，到處跑跑看看，你要宣傳主席的思想和路線。你可以帶幾個人同去。”〔３〕
毛澤東親自派李訥來北大，指示聶元梓去上海串聯，表明他當時對聶元梓是多麽信任，也是利用北京的造反派去衝擊運動相對落後的上海的一步棋。聶元梓接受了毛澤東的任務，帶領親密助手孫蓬一等人，１１月１９日到達上海，直到１２月１６日回到北京。在上海期間他們支持上海造反派炮打陳丕顯、曹荻秋，在華東師大批鬥常溪萍（後被迫害致死），並見到了張春橋和工人造反派頭頭王洪文、潘國平等，支持他們反對上海市委，起到了十分惡劣的作用。
二、聶元梓利令智昏，毛澤東對她失望
１９６７年初，受到上海“一月風暴”的的鼓動，聶元梓也企圖在北京奪權，先後和蒯大富、王大賓等聯係，準備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還和李敦白等在廣播事業局成立了奪權聯絡站，拉著李敦白做遊說工作，讓別人擁護她為核心，以為隻要通過電台廣播，北京奪權就大功告成。同時，她指派北大學生到華北局、高教部、民委、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等單位到處活動。在奪權活動中北大和其他高校的造反派組織發生爭鬥，逐步形成所謂的“天派”、“地派”，聶元梓與中央文革某些成員和毛澤東派到北京的謝富治也逐步產生矛盾。４月１２日晚，由她的得力助手孫蓬一在北大萬人大會上公開炮轟謝富治是“摘桃派”。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市革委會成立，聶元梓成為副主任，但她並不滿足，經常和謝富治“鬥法”，爭吵，這些情況不可能不反映到毛澤東那裏去，使毛逐漸對聶元梓有了看法。
1967年2月，聶元梓在北大俄語係歡送到北大搞軍訓的63軍某部離校
早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卡博和巴盧庫時就說：“去年１２月，今年１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當然，聶元梓、蒯大富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裏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４〕表現出對聶、蒯的懷疑態度。
１９６７年３月，由於聶元梓在整風中拒不接受群眾意見，打擊排擠不同意見的幹部教師，甚至校文革內部的成員，北大校內逐步出現一些反對她的群眾組織，到８月１７日，這些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井岡山兵團》，得到了社會上的廣泛支持，而聶元梓在社會上的名聲越來越差，她的外號“老佛爺”也在社會上廣為流傳。當年夏天，毛澤東突然說要讓陳伯達去當北大校長，這也許是句開玩笑的話，但反映出毛對聶已經不信任了。
到了１９６８年３月，聶元梓和校文革看到校內反對派的勢力越來越大，決定用武鬥的方式鎮壓和消滅之，３月２９日淩晨，他們組織武鬥隊伍手持長矛、棍棒將睡夢中的《井岡山兵團》骨幹——化學係學生從居住的３１樓強行趕出，打傷多人，開創了北京高校大規模武鬥的先河。接著，蒯大富有樣學樣，在４月份發動了清華大學的武鬥，並使用了槍支、手榴彈、土坦克等，兩派在武鬥中死亡１０多人，受傷數百人；而北大有３名無辜學生被聶元梓手下打手活活打死。毛澤東先是靜觀其變，直到７月２７日，才派出３萬多名工人進入清華製止武鬥，蒯大富不知工人是毛派出的，以為有“黑手”操縱，拚命抵抗，又打死工人５名，打傷幾百名。７月２８日淩晨兩點多，入睡不久的毛澤東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當得知清華流血事件後，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脫口而出：“造反派反了”，隨即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五大領袖”。
關於這次召見時的記錄已經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這裏摘錄毛對北大和聶元梓的有關講話（根據韓愛晶編著《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
在蒯大富未到之前，毛說：“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團是我派去的，你們就給吹。我問他們怎麽對待校園的武鬥，我說你們去做做工作看看。結果去了三萬人，其實他們恨北大不恨清華。”——筆者評：毛為什麽說工人恨北大不恨清華呢？恨北大實際上是恨聶元梓，因為她是北京高校武鬥的始作俑者，在北京市群眾中影響惡劣，這點毛很清楚。
“你們北京大學要那麽大幹啥？如果解決不了，不一定住在一個城市，一個住在南方，一個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井”，在一個城市打一個括弧“公社”。就像蘇聯共產黨打一個括弧“布”，另一個蘇聯共產黨打個括弧“孟”。”——筆者評：可見毛不同意聶元梓消滅反對派，主張兩派共存。
“你們搞了兩年了，一是鬥，二是批，三是改，鬥是鬥，你們是搞武鬥，也不鬥也不批，也不改，現在是少數學校搞武鬥，人民不高興，工人不高興，居民不高興，部隊不高興，多數學校學生也不高興，就連擁護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興，就這樣一統天下？您新北大老佛爺你是多數，是哲學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裏就沒有反對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當麵不說，背後還是說怪話。”——筆者評：毛澤東批評了聶、蒯搞武鬥不得人心，諷刺了老佛爺是“哲學家”，事實上聶元梓並不是一統天下，新北大公社和校文革裏反對聶元梓的人也很多，這點毛說的很準。
“現在的逍遙派那麽多，現在社會上說聶元梓、蒯大富壞話的多起來了。聶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來，有時候三百，有時候一百五，哪裏有林彪、黃永勝的那麽多，這回我一出就三萬多。”——筆者評：毛也知道聶、蒯在社會上不得人心，說他們的炮灰不多，實際上聶的炮灰也就是幾百人，武鬥期間大部分師生都離校了。
“我看這個大會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萬紅衛兵，辦個學校行不行？或者你聶元梓來，或者侯漢清來。你們不是殺牛宰猴燉羊肉嗎？牛是牛輝林，猴是侯漢清，羊是楊克明。這三個人我知道楊克明，楊克明也是個年輕人嘛！到過十一中全會，那張大字報楊克明幫了忙。你們這張大字報分成了兩家，這種社會現象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誰料到會打起來呢？……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礎課跟大學差不多，這專業課先生都不大懂專業，哲學家講不出哲學。你聶元梓不是哲學家嗎？”
聶元梓說：“我不是哲學家。”
江青打趣說：“她是老佛爺。”
——筆者評：毛的記憶力很好，北大井岡山的頭頭名字都知道，還記得楊克明參加過八屆十一中全會，是第一張大字報作者之一，認為北大分成兩派是很自然的，並再次諷刺聶元梓是哲學家。
聶元梓說：“牛輝林很壞，他父母與彭小蒙父母有關係。”
江青說：“在政治上，我們對你們都是有政治責任的，幫助你們不夠，你們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聯合。”
聶元梓說：“井岡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辦學習班。”
毛主席說：“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裏井岡山大多數人身在曹營心在漢，身在你老佛爺，心在井岡山。不要去搞牛輝林，讓他們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強，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們過去是犯過錯誤的，你們初犯錯誤，也怪不得你們。”
——筆者評：聶元梓在毛澤東麵前說謊，毫不臉紅，但毛不信她的謊言。
江青說：“樊立勤怎麽樣？”
聶元梓說：“沒有搞他，他和彭珮雲反革命集團搞成一塊。”
毛主席說：“牛輝林，把他看起來了嗎？”
聶元梓說：“他內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說：“侯漢清是學生，還是教員？”
聶元梓說：“是研究生，他父親在６３年搞投機倒把。”
江青說：“最壞的，不是他們，是幾個組織聯起來的，裏邊有壞人，有外國特務，他們還搞什麽單線聯係。”
聶元梓說：“他們是井岡山、紅旗飄、零等聯合起來的。”
毛主席說：“這個作風不好，飄、零、井、紅，應該變成團、零、飄、紅，他小，可是他厲害。”
——筆者評：聶元梓不是一貫標榜自己不搞血統論嗎？在這裏汙蔑樊立勤、牛輝林和侯漢清，並涉及到家庭。說侯的父親搞投機倒把，是什麽意思？與侯漢清本人有什麽關係嗎？何況“投機倒把”也算不了什麽問題。
毛澤東說：“你們那些材料我都看過。聶元梓，侯漢清你們還沒有提他們是反革命嘛？”
聶元梓說：“侯漢清在社會上搞了一個反動集團，惡毒攻擊主席、林副主席。”
毛澤東說：我們這些人受到一些汙蔑不要緊，牛輝林綱上的不好，又不是什麽大的政治問題……”
——筆者評：可見聶元梓已經給毛澤東和中央遞送了很多關於牛輝林和侯漢清的黑材料，並當麵汙蔑侯漢清在社會上搞了一個反動集團，純屬無中生有，幸虧毛澤東沒有輕信聶元梓的謊言，否則牛、侯等早就被抓起來甚至槍斃了，聶元梓身為一個高校幹部，竟然誣陷本校的學生，其心何其毒也！
聶元梓說：“北大井岡山兵團有人要油炸江青同誌。”
江青情緒激動起來，說：“我住的地方你們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絞死就絞死。我們都是一塊共過患難的，就不能容人家，將來還要治國平天下哪！你看你們不學習主席著作，不學習主席作風，主席向來是團結反對他的人。”
毛澤東說：“可以不提了，宰牛殺猴燉羊肉。牛可以耕田嘛！你們舉例的罪狀無非是攻擊江青，攻擊總理、林彪和我，統統一筆勾銷。人家在小屋子裏講的嘛，又沒有在外麵貼大字報。”〔５〕
——筆者評：江青本來就是個經常歇斯底裏的人，聶元梓故意在江青麵前挑撥，說北大井岡山有人要油炸江青，引起江青憤怒，以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手段何其卑鄙！即使井岡山有人罵過江青，聶元梓又是怎麽知道的？還不是靠“二組”使用特務手段偷聽的。把偷聽的情報送到中央，這就是聶元梓校文革幹的事！
從以上毛澤東的講話來看，他對北大文革的情況是很清楚的，也沒有聽信聶元梓謊報的情況，對聶元梓、蒯大富不按照他的戰略部署搞鬥、批、改十分不滿，對紅衛兵造反派已經失去信心，決定派工人和軍隊進駐學校。這次召見，是文化革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標誌著紅衛兵造反派開始走下曆史舞台。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９日，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大，接管了聶元梓和校文革的權力。聶元梓的命運從此發生重大改變。
三、毛對聶徹底否定、拋棄
工人、解放軍宣傳隊進駐北大，特別是１９６９年春８３４１部隊進駐後，在北大組織群眾揭發批判聶元梓和校文革的問題，包括挑動派性、對幹部學生逼供信，挑起武鬥等，兩派群眾都認為聶元梓和校文革問題嚴重。
但聶元梓和校文革的某些頭頭不服。
據謝靜宜回憶：毛主席對聶元梓他們少數人的不服，非常生氣，有針對性地批了聶元梓和校文革的領導人。
主席氣憤地說：“你老佛爺伸手伸到石家莊，伸手伸到華北局，不知道羞恥！”
“你們自稱是紅色政權，你紅在哪裏？你就沒有黑的嗎？你們就是有黑的！”
“你們是大學，是有知識的人哪！才沒知識呢！”
“你們是文明單位呀，才不文明呢！穿著盔甲，拿著長矛搞武鬥，不知道羞恥！”
“你們說你們聽我的話，你們聽了嗎？我叫你們文鬥，你們就搞武鬥。我叫你們大聯合，你們就搞分裂。我叫你們嚴禁逼供信，你們就把人往死裏打。你們打的是好人還是壞人啊？你們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壞人；你們打的是階級兄弟，而不是階級敵人。”主席越講越氣憤，聲音也越大，怒不可遏。
“你老佛爺是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
“文革，文革（指當時北大校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還革什麽命啊？我看你們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鬥的‘文革’！”
主席當時氣憤地從坐著批評，到站起來批評。他在廳中來回踱步，坐下對我說：“小謝，把我剛才說的這番話，在北大召開的全體大會上，由你去講。”
我吃驚地抬頭望著主席說：“主席，這是您老人家的話呀，我怎麽能去講啊？”
主席說：“能講的，你變成自己的口氣說就是了。”
不幾天，在北大東大操場召開的幾萬師生員工大會上，我作為其中一位發言，講出了毛主席批評的原話。
之後，來自各係的同誌反映說：對此群眾反應強烈，高興，出了氣。大長了群眾的誌氣、勇氣，滅了“老佛爺”的威風。〔６〕
中共中央中發（１９７０）１７號文件“批發北京市革委會送來的北大宣傳隊關於鬥批改經驗總結的三個報告”中，也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寫入了：校文革在運動中、後期實際上變成了“派文革”、“武鬥文革”、“逼供信文革”的語句。
由此可見，毛澤東此時（１９６９年）對聶元梓及其校文革已經持否定態度。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為了體現文革的成績和造反派的代表性，還是把聶元梓選成了候補委員。１９７０年９月，九屆二中全會時，聶元梓又到處串聯，緊跟林彪、陳伯達，學著陳伯達的腔調說：“反革命分子聽到不設國家主席，手舞足蹈！”並和陳伯達一樣，引經據典，大講“天才”。在陳伯達被點名批判後，聶元梓也被迫檢查，受到批判。
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７日下午，毛澤東接見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周培源陪同接見。毛對周說“你在文化大革命裏，被整得快嗚呼哀哉了吧？”又說“聶元梓這一派太壞了。”周培源說：“聶元梓當時猖狂鎮壓群眾，因為陳伯達是她的後台。”毛澤東緊接著說：“林彪是陳伯達的後台”。〔７〕
中共中央中發（１９７６）４號文件傳達《毛澤東主席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７６年１月間的指示》中有這樣兩句話，一句是：“現在北大、清華倒是走上正軌，由校黨委、係黨委、支部領導，過去不是，蒯大富、聶元梓無政府主義，現在比較穩妥。”另一句是：“老中青三結合，青有好的，不要蒯大富、聶元梓那樣的。”〔８〕這兩句話實際上就把聶元梓、蒯大富徹底否定了，這也是毛澤東生前對聶、蒯的最後一次指示。
從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８年，聶元梓一直處於被隔離審查的狀態。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９日，她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６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１７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４年。
四、毛澤東對聶元梓態度變化原因簡析
這個問題要從兩方麵來分析：
１、毛澤東對聶元梓的態度為什麽前後變化？
毛澤東是一個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政治家，在政治鬥爭中，他善於利用小人物，“以小製大”，例如１９５４年，利用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１９６５年利用小人物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矛頭都是指向更大目標的。文化革命是他醞釀已久的一件大事，但選擇什麽機會點火，需要捕捉時機，聶元梓的大字報讓他捕捉到了機會，他決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這張大字報，是把聶元梓當成了他棋盤上的一顆棋子，或者說是打向劉鄧的一顆炮彈，那時他需要聶元梓這個工具，對聶元梓十分支持，又是讓她列席八屆十一中全會，又是給校刊題字，又派她到上海煽風點火，就是利用這個小卒子往前衝。到了１９６７年全國全麵奪權後，造反派的作用降低了，而且不那麽聽話了，反而經常給他製造麻煩了，他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不但對他們不信任，而且可能會引導他們犯錯誤，然後讓工人、軍隊進駐學校取而代之。這不但是聶元梓的下場，也是蒯大富和全國所有造反派領袖的下場。“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好，“始用之，終棄之”也好，１９６８年夏季，毛澤東和造反派領袖的蜜月期已經過去，聶元梓、蒯大富等還指望毛對他們信任、寵愛，隻是可笑的一廂情願而已。毛澤東生前，聶、蒯等已經失寵，被審查，監督勞動，毛澤東死後，痛恨他們的當年的“走資派”掌權，要否定文化革命，當然要否定這些文革時期的代表人物，收拾他們當然更不會手軟。
２、聶元梓自不量力，走向反麵
聶元梓出身於河南滑縣一個地主家庭，初中文化程度，１９３７年在其兄聶真的影響下參加革命，經曆了不少政治運動，有一定的經驗；但由於她素質差，人品差，水平低，又有投機心理和政治野心，在文化革命這個泥潭中，她自不量力，頭腦膨脹，以為有毛的支持，便得意忘形，自以為是天字第一號造反派領袖，在校內鎮壓反對她的幹部群眾，在校外到處伸手，得罪了許多單位和組織；在她的身邊還有一些抬轎子的人，無原則地吹捧她，使她看不清形勢，利令智昏，竟然在首都這個全國政治中心發動武鬥，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引得天怒人怨，使自己的形象越來越糟，這些信息通過各個渠道傳到上聽，使得毛對她的看法也越來越差。毛澤東在觀察她和蒯大富等人一段時間後，認為他們已不符合他的要求，甚至影響到自己的戰略部署，失去了繼續利用的價值，所以決定將其拋棄，這是聶元梓們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
文化革命從１９６６年６月起，聶元梓、蒯大富作為造反派領袖，風光一時；可是僅僅兩年，就從天上跌倒了地下，從文革的寵兒變成了被拋棄的垃圾，直到文革結束後成為階下囚。是他們的表演使自己從“英雄”變成了小醜，這是政治鬥爭殘酷的體現，也是文革從盛到衰的一個標誌，值得文革研究者深入研究。
注釋：
１、聶元梓著，《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社，１２６頁
２、《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１２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６２頁
３、聶元梓著，《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社，１５１頁
４、許愛晶編著，《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導言，第１頁
５、聶元梓著，《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社，１７２－１７４頁
６、許愛晶編著，《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３６３－３７２頁
５、謝靜宜著，《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８３－１８４頁
６、奚學瑤著，《周培源傳》，１４３－１４４頁
７、許愛晶編著，《清華蒯大富》，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４１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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