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1965-66)

[1] 1965年春節剛過，江青來到上海，在柯慶施和張春橋的支持下，找到了“筆杆子”姚文元。在炮製《海瑞罷官》的整個過程中，“對外保密，保了七、八個月”。（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4月12日）

[2] 毛澤東也想到文化大革命，萬一失敗了，他的政敵就會把他送上曆史惡人的審判台。1965年5月毛澤東帶張平化上井岡山,希望張平化在自己死後，把自己的這些“心跡”告訴後人，讓後人對自己做出公正的曆史評價.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此後又於當年11月30日被全國性的《人民日報》轉載.

[3] 1966年2月,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開會,通過了《二月提綱》.明確反對將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立場問題.

[4] 三月杭州會議”196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主持這次會議，重點強調開展學術批判。參與者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因在西北三線視察而請假），以及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並對吳晗和翦伯讚等人進行批評^[1]，並要求中宣部不要扣壓學生的稿件、“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此外他還指出文、史、哲、法、經等領域都要進行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判.

[5] 四月杭州會議: 是指1966年4月16日至24日，在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澤東主持這次會議，重點批評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66年3月28日至30日，康生在上海向毛澤東告彭真的狀，說彭真查問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一文，為何不同中央宣傳部打招呼，是整到主席頭上了。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會議以批判彭真為主^[1]，同時還討論了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2]。

[6] 1966年5月在江青策動下，通過《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擦亮眼睛、辨別真假》（關鋒 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報》）和《評“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報》）“三家村劄記”遭到批判，對三家村的批判成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終導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潰、改組.

[7] 5月16日,這個通知又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除點名批判彭真外,還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改設立中央文革小組指導. 根據毛澤東的部署，這一階段攻擊的主要對象被黨內高層理解為隻是針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

[6] 1966年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學生遊行示威和張貼大字報，並將鬥爭矛頭引向“黑五類”。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並命令撤銷工作組. 為了防止文化革命偏離方向和失敗，毛開始反擊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被鎮壓的學生造反者

[7]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於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41人。列席會議的有省、市、自治區黨委及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同誌，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和首都高等學校的“革命師生”代表47人。毛澤東於8月5日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8月7日，大字報發表後，全會立即轉為集中揭發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

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規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手中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運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八屆十一中全會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全麵發動是一次關鍵性的會議。會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很大部分權力，逐漸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所掌握。

[8] 老幹部突然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的鬥爭目標, 不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6年8月、9月這個階段，尤以“西糾”為代表的老紅衛兵組織，更是打出“保護老幹部”的旗號，實行保爹保媽、保護“走資派”免受造反派群眾批判、衝擊，而有意將文革運動鬥爭矛頭引向社會亂打亂殺，隨意抄家，製造所謂“紅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當時文革運動形勢時，關鋒就說，它是“劉、鄧資反路線”走向社會的一個變種。”（見《戚本禹回憶錄》）

這個階段，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以新的表現形式出現。在原來一些工作組領導和黨內一些高層人物支持下，原來支持工作組路線的保守派的群眾組織站到前台，繼續堅持與維護工作組實行的打壓造反派群眾的路線。

[9] 十一中全會: 8月12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補選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李雪峰、謝富治、宋任窮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謝富治、劉寧一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決定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及楊尚昆的候補書記的職務。另外增補候補中央委員楊得誌、韋國清、羅貴波、張經武、謝覺哉、葉飛為中央委員。全會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按得票多少排列名次，林彪名列第二位，實際上成為毛澤東的副手和接班人。全會沒有重新選舉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以後隻有林彪被稱為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原來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實際上是取消了。

，劉少奇雖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從此不再被提及

[10]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一條壓製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後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7]:150-151。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表達了自己對於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但是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而他的書記處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架空^[91]:47-51。10月23日，毛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作報告批判劉、鄧^[35]:110。結果劉與鄧作自我檢討. 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966年12月，劉少奇問題終於向社會公開，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是黨內的赫魯曉夫”。北京出現了“打倒劉少奇”的標語。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帶領5000餘人在北京城區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牆。同時，中央成立的“王光美專案組”負責對劉少奇、王光美的調查。此專案組直到1968年4月才公開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活動。組長為謝富治^[83]:980。

[10] 第三個階段是1966年11月-12月，這是平民子弟的群眾組織開始主導局勢。1967年1月後才開始進入奪權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