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兩本著作入手，以豐富鮮活的材料，記述拉鐵摩爾在1950-1955年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時代所遭遇的間諜案指控，案件的詳細過程、社會影響以及拉鐵摩爾本人身陷其中時的精神際遇，既讓讀者了解作為中國內陸邊疆研究名家之外的另一個拉鐵摩爾，更藉這段不堪回首的曆史，提醒我們對政治陰謀和政治手腕操控下的學術獨立和學術自由作出反思和追問，從而警惕出現另一個“麥卡錫時代”。
拉鐵摩爾在麥卡錫年代
文 |李若虹
對研究中國內亞邊疆的學者來說，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1900-1989）這個名字絕不會陌生。二十世紀前期，歐美有一批考古學家、旅行家、傳教士和植物學家對中國內陸邊疆情有獨鍾，紛紛來到這片廣袤的地區，撩開了中國邊疆神秘的麵紗，拉鐵摩爾就是其中一員。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他有關中國邊疆的論著就被中國學者做過介紹，可是五十年代之後，拉鐵摩爾便漸漸消隱於中國學界。後來，從八十年代開始，由於邊疆研究的重新起步，中國學者又開始關注拉鐵摩爾。通過他的專著和文章，人們可以了解他的學術觀點和漫長的學術生涯，但是對他在麥卡錫年代的那一段重要的經曆，卻知之甚少。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一九五五年五月的五年多時間，按說正是拉鐵摩爾學術事業的高峰期，可是他卻受美國政府指控，不得不出席威斯康星州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和內布拉斯加議員麥卡倫（Patrick McCarran）主持的兩次聽證。其間，拉鐵摩爾備受諸多人身攻擊和誹謗之苦。在經曆種種煎熬和折磨之後，他被判無罪。美國學界對這段冷戰時期曆史事件的記述和研究，主要來自出版時間相隔近四十年的兩本著作。
第一本是拉鐵摩爾本人撰寫的《誹謗的煎熬》（Ordeal by Slander)。一九五〇年五月初，第一次聽證一結束，拉鐵摩爾就在他太太埃莉諾（Eleanor Holgate）的協助下，趁熱打鐵，僅在一個月內就完成了這部書的手稿，確實是一氣嗬成。當時，美國著名期刊《大西洋月刊》評論道，此書“是一部利用事實爆料的傑作，也是一份對社會現實所做的最具有重要性的記錄”。
Owen Lattimore, Ordeal by Slander,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4.
另一本《歐文·拉鐵摩爾與美國何以“敗走”中國？》(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是羅伯特·紐曼（Robert P. Newman）的大作，長達669頁，可以說是一部拉鐵摩爾的傳記，一九九二年由加州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出版。紐曼是美國匹茲堡大學傳播係的一位教授，他花了六年時間，仔細翻閱了美國聯邦調查局所藏的有關拉鐵摩爾聽證的檔案（所有聽證和口供記錄），並做了精細的梳理。另外，他還和拉鐵摩爾本人做過長時間的麵談，並參考、利用了拉鐵摩爾寫的部分回憶錄（終未完成，也沒發表）。鑒於涉及原始資料之豐富、對相關人事描述之翔實、對諸多人物和事件的重構和剖析之細致，此書堪稱研究拉鐵摩爾、研究學術自由和政治迫害間關係的不可忽略的專著，曾被提名入圍普利策獎和美國全國最佳書籍獎。據我所知，迄今為止，華語世界隻有梁元生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的《民國研究》上發表的一篇介紹拉鐵摩爾的短文裏提及此書，並做了簡略的介紹。這本書始終沒有在國內相關研究領域內得到仔細的介紹和足夠的關注。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一
拉鐵摩爾是二十世紀的同齡人，一九〇〇年七月出生於首府華盛頓。父親往中國謀職、全家離開美國時，小拉鐵摩爾不到周歲。繈褓中，他就開始了一輩子遊走世界的生活。拉鐵摩爾在中國度過了少年時光，十二歲時被送往瑞士上學，開始了獨立生活。後來到英國上完高中後，他回到了中國，先在天津一家英國的棉紡織公司做進出口生意，後來，又在上海幹過保險行業的活兒。他一邊工作，一邊有空就去中國內陸邊疆旅行。漫漫旅途中，一九二五年在歸化（呼和浩特舊城）火車站所見的一幕成了他一生的轉折點。他在《邊疆曆史研究》（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一書中記載，徒步的遊牧商隊和運送貨物的火車同時抵達歸化火車站，從駱駝背上卸下的貨袋和火車車廂齊齊排著兩行，而那兩行貨物隻有兩三步之隔，卻連接著足足兩千年的曆史。他感歎道：“遊牧商隊在中亞大陸來回，長途跋涉在漢帝國和羅馬帝國之間，而火車則徹底摧毀了內陸邊疆已逝的曆史，打開了通往未來的途徑。”這一幕給拉鐵摩爾留下的至深印象，不僅始終牽引著他往後學術研究的走向，而且也使他對蒙古草原產生了無法割舍的依戀。由此而起，他對漠北的曆史、地理、政治和經濟滋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九二五年，拉鐵摩爾在北京和從事藝術史研究的埃莉諾相遇，一年後結婚。一九二八年，拉鐵摩爾第一次回到美國。雖已婚成家，卻身無分文，工作機會也很渺茫，好在他認得當時擔任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會長的以賽亞·鮑曼（Isaiah Bowman）。鮑曼熟悉他穿越中亞的獨特經曆和他手頭已經成形的幾部書稿，慧眼相識，幫助他申請到了美國社會科學理事會（Social Society Research Council）和美國地理學會（Americal Geographical Society）提供的兩年資助。一九二九年，拉鐵摩爾以特殊學生的身份在哈佛大學人類學係的碧波地博物館進修了大半年，這是他僅有的一段在大學求學的經曆。之後，他前往中國東北做了一年多的實地考察研究。到一九三〇年夏天，他已經完成了《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和《高地韃靼》（HighTartary）兩本書，而且在《亞洲》雜誌上發表了三篇文章，在《大西洋月刊》上也發表了數篇論文。同時，他還著手撰寫探討蒙古民族主義的《滿洲：衝突的搖籃》（Manchuria : Cradle of Conflict）一書。緊接著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下，他得以繼續在中國邊疆考察，並利用在北京的機會，進一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
埃莉諾和歐文·拉鐵摩爾夫婦
一九三五年，鮑曼開始擔任霍普金斯大學的第五任校長，他聘請拉鐵摩爾來做講師。一年後，又聘用他擔任佩奇國際關係學院的院長，拉鐵摩爾在研究院內設立了美國第一個蒙古學研究項目。從一九三八到一九六三年，他一直在霍普金斯大學任教。不過，在此期間，由於他的專長，曾有好幾年被借調到一些美國政府部門服務。拉鐵摩爾也曾在太平洋遠東關係研究所的《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雜誌社擔任編輯數年，後來在白宮經濟顧問柯裏（Lauchlin Currie）和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教授高斯（John M. Gaus)的推薦下，經羅斯福總統首肯，拉鐵摩爾暫時休調，於一九四一年七月抵達重慶，擔任蔣介石的美方私人政治顧問。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一九四二到一九四四年，拉鐵摩爾在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太平洋戰區分局工作。
“二戰”後，拉鐵摩爾回到了霍普金斯大學，一心一意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可是在學術研究和服務社會的盛年，他碰上了冷戰的開始。雖然他的文章和言論裏含有同情中國共產運動的傾向，但是他並非共產主義理想的信仰者。作為一個學者，他始終認為，地理政治對一個社會和國家起著決定性作用，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僅在其次。命運的走向往往超出個人的操控，拉鐵摩爾萬萬沒想到自己會被深深地卷入冷戰期間的政治事件，成為麥卡錫時代的中心人物。到一九五〇年初，麥卡錫把他的政治矛頭直指拉鐵摩爾，所有“政府內混入赤色分子”的指控聚焦到拉鐵摩爾身上。這就是本文介紹的兩本書涉及的曆史事件的大致背景。
二
為籌集個人政治資本，威斯康星州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率先掀起清除國務院（the State Department）內親共分子的浪潮。同時，共和黨想方設法贏回白宮，把美國“敗走”中國的結局歸因於國務院內赤色分子和蘇聯打入政府的間諜的陰謀活動。麥卡錫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四處宣稱自己手頭有美國政府內，尤其是國務院內間諜的名單。他以超常的手段來製造頭條新聞，操控媒體的導向。
麥卡錫在聽證庭上
一九五〇年三月，拉鐵摩爾被聯合國派往阿富汗，在喀布爾參加一個技術和經濟援助項目。三月二十五日，在寒冷的喀布爾，他和同事們正在爐邊烤火取暖時，意外地收到了一份來自華盛頓美聯社的電報，告訴他參議員麥卡錫指控他為“蘇聯在美國的頭號間諜”。收閱電報時，拉鐵摩爾非常生氣，但他轉而平靜下來。美聯社請他就此指控做出答複，於是他先給美聯社發了一份簡短的回複，申明麥卡錫的這一指控純屬子虛烏有，並且說明由於這尚屬口頭指控，現在他還不能予以詳細的答複。拉鐵摩爾還在回電裏說，幾天後回美，一旦收到麥卡錫的書麵指控，他會立即給予詳盡的說明和有力的反擊。那時，拉鐵摩爾並不認識，也不了解麥卡錫這位參議員。他更是連做夢都沒有想到，早在一九四九年，他的電話已遭竊聽，他的所有行動也都在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之中。遠在阿富汗，他根本不知道這一指控的來龍去脈，他相信自己一旦回美，事情定會水落石出。這是拉鐵摩爾所著的《誹謗的煎熬》一書開場的情景。
《誹謗的煎熬》由拉鐵摩爾本人執筆，隻是其中的第二章是他太太埃莉諾寫的。整部書的時間跨度僅僅是一九五〇年的兩個月，由他從阿富汗回來受麥卡錫指控開始，然後出庭聽證，到被宣判無罪為止。書中對拉鐵摩爾從一九五〇年開始的五年煎熬的第一階段做了極為詳細的描述，讀來栩栩如生，感同身受。
在他為書稿奮筆疾書之時，完全沒有意識到一九五〇年五月結束的這一段聽證僅僅是冰山一角。往後五年裏，這一“蘇聯在美國的頭號間諜”的指控引起的一幕幕鬧劇愈演愈烈，幾乎耗盡了他所有的時間、精力和財力，極大地影響了他往後的學術生涯。
從一九五〇年三月下旬開始，美國國會組織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來調查麥卡錫指控拉鐵摩爾等十人為“共產黨間諜”一案。麥卡錫不僅指控拉鐵摩爾是“蘇聯在美國的頭號間諜”，而且還以其特有的操縱媒體和煽動大眾視聽的手段宣稱：“有關拉鐵摩爾的材料是爆炸性的，如果破了這個案，這將是我國曆史上最大的間諜案。”他還說：“在美國國務院的間諜網中，拉鐵摩爾是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的上司。”希斯在一九四八年被指控為蘇聯進入美國國務院的一名共產黨員間諜，一九五〇年被判有罪而入獄。麥卡錫還揚言，在審理此案的過程中，他要不惜一切代價搞掉拉鐵摩爾。
一九五〇年四月六日，拉鐵摩爾從阿富汗回國，馬上出庭聽證。在調查拉鐵摩爾案件的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拉鐵摩爾表明自己對國家的忠誠，並且公布了私人信件來證明自己的無辜。主持調查的委員會推出了幾位證人出庭做證，其中有前共產黨員，比如布登（Louis F. Budenz)、烏特麗（Freda Utley）和費爾德（Frederick V. Field)等。可是他們都拿不出充分的證據來證實拉鐵摩爾的“罪行”。經過好幾輪聽證，調查委員會最後做出結論：“麥卡錫指控拉鐵摩爾是蘇聯派來的一號間諜，實在沒有真憑實據。”
拉鐵摩爾夫婦在聽證庭上
一九五〇年七月，《誹謗的煎熬》一出版就深深觸動了冷戰期間大眾的政治神經，引起關注。正如作者所說，寫這本書的目的並不是為自己辯護，而是要把自己受指控前後所經曆的所有細節如實寫出來，用以警告讀者：我們每個人都有遭受麥卡錫主義這種無中生有的指控的危險，而一九五〇年三月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以後很可能也會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大衛·拉鐵摩爾曾陪伴父母度過了那一段最艱難的日子，二〇〇四年出此書的第三版時，他進一步闡明這本書深遠的意義和影響：“《誹謗的煎熬》不僅僅是一段有關父親勇於反擊政治誹謗者的故事，而更是向讀者講述了他是如何身體力行來維護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的。”
當時拉鐵摩爾也許過於樂觀，可以說他低估了麥卡錫的政治決心和勢力。出書時，他以為這一“莫須有”的罪名得到了徹底的清除。正如多年後紐曼在他的書中提到的：“（拉鐵摩爾）認為一九五〇年七月他已被證明無辜，這可是大錯特錯。其實，那僅僅是首次交鋒而已。……拉鐵摩爾堅信講道理和擺事實的重要性，也堅信學術研究和言論自由的力量。這些當然都是知識分子堅守的準則，不過從他的書中，我們可以看出，他並沒有意識到，美國社會存在著一股頑固不化的反知識階層的潮流，他似乎也沒有察覺到，這個國家泛濫著黨派間政治爭鬥時極不道德的行為。”或許身為當事人，拉鐵摩爾當時根本沒有體會到他被起訴這一事件背後蘊積著強大的政治情緒和權力鬥爭的醜陋。
此後一直到一九五五年，拉鐵摩爾繼續被當作嫌疑人，而且經曆了第二次指控、上庭聽證的過程，其中所反映的美國黨派政治爭鬥中醜陋和險惡的細節後來在紐曼的書中得到了詳盡的闡述。
三
如果把拉鐵摩爾的《誹謗的煎熬》和紐曼的《歐文·拉鐵摩爾與美國何以“敗走”中國？》放在一起來讀，那麽可以說前者就是一篇長長的引言，仔細勾畫出一名學者在政治迫害麵前的心態，也可以說是從當事人的角度，對紐曼描寫的拉鐵摩爾的第一次聽證的前後經過的充實。紐曼參考大量聯邦調查局的口供和書麵資料，寫出了麥卡錫年代美國政治醜陋麵的內幕。兩書相得益彰，使讀者對拉鐵摩爾的一生，尤其他在麥卡錫年代的經曆有了最直接和透徹的了解。
紐曼的書由三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另類”（The Heresy）介紹的是拉鐵摩爾年輕時的生活以及從亞洲回美後一直到一九五〇年豐富而又不同尋常的求學、旅行和就業的經曆。這一部分從他出生不久即隨父母前往上海開始，寫到一九四九年他從印度新德裏開會回來，“二戰”徹底拉下帷幕、冷戰開始為止。一九四九年，雖然美國聯邦調查局一直懷疑拉鐵摩爾是一名共產分子，曾以非法手段監控他的電話和行蹤，但是因證據不足而無法對他起訴。
拉鐵摩爾申請田野考察經費遞交的履曆
第二部分題為“審訊”（Inquisition），長達285頁，占全書五分之二之多的篇幅，構成了整部書的主體。由於作者使用了大量的資料，許多細節都被天衣無縫地貫穿起來，其內容之詳細讀來幾乎覺得瑣碎，但是作者對資料的透徹研究為讀者展示了冷戰期間美國政府和民眾對共產主義極度恐慌的心態和麥卡錫右翼共和黨在黨派相爭的情況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政治手腕。更難能可貴的是，作者重現了拉鐵摩爾夫婦從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五年在誹謗的陰影下的生活。
一九五〇年五月，麥卡錫一手操縱的第一次聽證以宣布拉鐵摩爾無罪而告終。麥卡錫對這個結論很惱火，他指責調查委員會是“向美國紅色第五縱隊開了綠燈”。朝鮮戰爭之後，一九五二年，對拉鐵摩爾的控告重新開案，這次由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麥卡倫領頭的參議院內部安全下屬委員會來主持聽證，主要是來調查太平洋事務研究所及拉鐵摩爾擔任過主編的《太平洋事務》期刊的運作，指控拉鐵摩爾做過假證。在這次聽證中，最能顯示麥卡倫議員的風格的是他質問拉鐵摩爾的學曆的一段審訊：
麥（麥卡倫議員）：拉鐵摩爾先生，你是霍普金斯大學的老師嗎？
拉（拉鐵摩爾）：是的。
麥：你是從哪所院校畢業的？
拉：我並沒有從什麽學校畢業。
麥：難道你連高中都沒畢業嗎？
拉：我當年是在英國的一所高中完成學業的，而……
麥：你高中有沒有畢業？你能不能回答我的問題？
拉：議員先生，我隻想跟你說明，我是在英國上的高中，那裏並沒有高中畢業一說。
麥：請你回答我的問題：你高中到底有沒有畢業？你可以隻用“有”或“沒有”一詞來回答。
拉：好的，議員先生。
麥：那你回答呀？
拉：我高中沒畢業。我是在英國上的高中，十九歲時上完高中就離開了學校。那裏並沒有高中畢業或高中畢業證書之類的說法。
直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審訊、聽證和聽證的結果才最終得以了結。經過長時間的審訊和聽證，聯邦法官第二次正式宣布拉鐵摩爾無罪。當時拉鐵摩爾和埃莉諾正在斯德哥爾摩，當他們從電話中得到這一消息時，長長地鬆了一口氣。可是，要從過去五年的濃重陰影裏徹底走出，又談何容易？
紐曼一書的第三部分“複原和歡慶”（Revival and Triumph）寫的是拉鐵摩爾一九五五年之後的生活。雖然這部分是本書三大部分中最短的，但是讀起來最為生動和入心，為我們展現了五年的磨難後，拉鐵摩爾作為一位學術遊牧人四處遊蕩的生活。
一九五五年，法庭上多次聽證和審訊帶來的折磨終於告一段落，但是過去五年的經曆和媒體的報道在法庭外給拉鐵摩爾帶來了短期內難以恢複的傷害，誹謗的陰影依然在學界和大眾間遊蕩。他的論文和著作被禁止發表，美國發行量很大的刊物《讀者文摘》從一九五一到一九五四年，隻刊登了他的三篇文章。而在一九五五至一九六〇年，拉鐵摩爾連一篇文章都未得發表。拉鐵摩爾本來在霍普金斯大學的終身教職也深受影響。霍普金斯大學董事會裏好幾位成員依然對他持有偏見，他被降為講師。後來，拉鐵摩爾主持的佩奇國際關係研究所也被解散了，他招收創辦的蒙古學項目也被取消，甚至連地理係都不願讓他來開課。他隻好去曆史係任教，後來等地理係換了係主任後，他才得以在那兒教課，而且校方還麵臨著給他續聘的巨大壓力。他原來頻頻受邀做公開演講，而在一九五五年之後，不僅他受邀的次數大減，而且為他舉辦公開演講時也經常遇到麻煩。
一九六三年，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邀請拉鐵摩爾前往擔任教職，他欣然接受了。前往英國利茲之前，他在霍普金斯大學做了一場告別演講。專門研究拉鐵摩爾的哈維（David Harvey）曾經對這場告別演講做過一番生動的描述:“聽眾濟濟一堂，很多人猜想拉鐵摩爾肯定會提麥卡錫主義和五十年代的那一段經曆，但他卻隻字未提。在告別演講裏，他興致盎然談的仍然是他深愛著的蒙古草原和那裏的朋友們。”
1981年拉鐵摩爾與蒙古領導人澤登巴爾（來源：publishing.cdlib.org）
四
在麥卡錫年代，有的學者經受不住麥卡錫以“莫須有”的罪名給他們帶來的折磨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也有的學者從此一蹶不振。梁元生認為，“（拉鐵摩爾）自此精神萎靡”，選擇了“自我放逐的生涯”。說是“自我放逐”，也許並不確切，但這段經曆對拉鐵摩爾還是有至深的影響的。霍普金斯大學的師生曾注意到，麥卡錫年代之後，拉鐵摩爾如同“一位潦倒的老人”，講課時總帶著一份猶豫，再也沒有以往的那份自信。不過，拉鐵摩爾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他在一九七九年的一次麵談裏說：“麥卡錫年代的那段經曆僅僅是我一輩子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作為一名學者、一位教授和一位作者，現在回想起來，我倒是覺得那一段經曆既有趣，又令我感到滿足！”紐曼說，一九五五年後，拉鐵摩爾已經把這段經曆甩在了身後。還有其他學者也認為，多年後，麥卡錫年代帶給他的精神創傷已經徹底愈合。八十高齡的拉鐵摩爾看似已經把三十年前“誹謗的煎熬”視為如煙往事，但是他的兒子大衛最了解：其實，父親晚年備受抑鬱症之困擾，常常借酒消愁。
今天的學者言及學術和高等教育時，認為學術享有自由，教育應該獨立於政治和政府的幹涉，幾乎是理所當然。其實，美國學界爭取學術自由和獨立的過程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麽容易和簡單，拉鐵摩爾半個世紀前經受的日日夜夜就為我們提供了最好的參照。拉鐵摩爾在麥卡錫年代的經曆促使許多學者在五十年代後，對學術自由和政治迫害間的關係做了深入的探討，為往後學者的言論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和尊嚴爭得了應有的空間。《誹謗的煎熬》一書的首版距今將近七十年，而紐曼的書出版也已有二十五年之久。今天，這兩部著作不僅有必要向從事邊疆研究的中國學者做一詳細介紹，尤其是書中牽涉的二十世紀中國經曆的劃時代的事件和美國的對華政策，無不以最戲劇性的形式在拉鐵摩爾的生活中展現，而且在當今美國的政治形勢下，不管在學界還是政界，也大有必要重溫拉鐵摩爾的學術曆程，反思五十年代他所經受的麥卡錫主義的詆毀及其帶來的折磨。
1981年拉鐵摩爾再度來到中國，在長城與女兒留下合影（來源：publishing.cdlib.org）
二〇〇〇年，麥卡錫—拉鐵摩爾聽證事件整整過去了半個世紀，霍普金斯大學有學者在翻閱校內半個世紀前的有關拉鐵摩爾的資料時還感歎道，對現在的學者來說，那個政治迫害和誹謗的年代已是那麽久遠，並且樂觀地認為我們該不會經曆另一個“麥卡錫時代”。可是，在今天的美國，黨派嚴重分立，而且如同麥卡錫在五十年代，執政者具有無中生有、頻頻製造頭條新聞和操縱媒體的手腕，通過介紹《誹謗的煎熬》和《歐文·拉鐵摩爾與美國何以“敗走”中國？》這兩本書，來好好認識拉鐵摩爾這位麥卡錫時代不彎腰、不屈膝的學者，最合時宜不過。
（Owen Lattimore, Ordeal by Slander, NewYork :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4.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文中圖片未注明來源的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