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蘇聯解體後成立的俄羅斯聯邦，從美國經濟高參那裏，引進“休克療法”，進行了一場激進的經濟改革，希望借此跨入市場經濟軌道，躋身西方發達國家之列。不料事與願違，俄羅斯經濟非但沒有起色，反倒陷入了空前的危機。不顧國情盲目改革，同時夾雜利益階層的私利貪欲，使俄羅斯人民付出了特別慘重的代價。
戈爾巴喬夫於1985年3月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上任開始他便積極向西方示好，提出要實施人性化社會主義的新思維。並於1987年11月應美國出版商之約撰寫並出版了《改革與新思維》一書進行總結匯報。 在這本書中，戈爾巴喬夫說，必須“結束社會科學的僵化狀態”，“徹底消除壟斷理論的後果”，“使社會政治思維發生急劇的轉折”。提出必須對現有政治體製進行“根本改革” ，並把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論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三大要素。
1987年，一名名不見經傳的青年經濟學家發表一封信，公開挑戰蘇聯的計劃經濟體製。她主張，世界經濟經驗表明隻有一種市場機製能夠帶來繁榮，計劃不可能和市場體製結合在一起。一開始，這些異端之言並不為人接受，但是兩年後被經濟學家們一致接受了。到了1990年，許多經濟學家在媒體公開發聲，稱國有企業是蘇聯經濟困難的根源，私有企業比公有企業更有優勢，在知識分子的布道之下，公眾開始接受，私有企業所有者才會自己有效地管理企業。在80年代中後期，蘇聯國內將國有企業轉變為資本主義式的公司的呼聲此起彼落。
1991年底，蘇聯解體，俄羅斯聯邦獨立。它擁有1700萬平方公裏領土，1.5億人口，繼承了原蘇聯的大部分家底。豐厚的遺產令搞掉了戈爾巴喬夫的葉利欽喜上眉梢，可窮家難當，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業，外加1萬億盧布內債、1200億美元外債，也讓新總統夙興夜寐，坐臥不安。作為前蘇共的反對派，葉利欽認為，50年代以來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補補，白白斷送了蘇聯的前程。痛定思痛，俄羅斯要避免重蹈覆轍，重振大國雄風，不能再做小腳老太太，應該大刀闊斧，進行深刻變革。此時，年僅35歲的蓋達爾投其所好，在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的操縱下，炮製了一套激進的“休克療法”經濟改革方案，葉利欽“慧眼識珠”，破格將其提拔為政府總理，1992年初，一場以休克療法為模式的改革，在俄羅斯聯邦全麵鋪開。
休克療法本是醫學術語，20世紀80年代中期，被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引入經濟領域。當時玻利維亞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率高達24000%，經濟負增長12%，民不聊生，政局動蕩。薩克斯臨危受聘，向該國獻出錦囊妙計：放棄擴張性經濟政策，緊縮貨幣和財政，放開物價，實行自由貿易，加快私有化步伐，充分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上述做法一反常規，短期內造成經濟劇烈震蕩，仿佛病人進入休克狀態，但隨著市場供求恢複平衡，經濟運行也回歸正常。兩年後，玻利維亞的通貨膨脹率降至15%，GDP增長2.1%，外匯儲量增加了20多倍。薩克斯的反危機措施大獲成功，休克療法也名揚世界。
休克療法的第一出戲，是放開物價。俄羅斯政府規定，從1992年1月2日起，放開90%的消費品價格、80%的生產資料價格。與此同時，取消對收入增長的限製，公職人員工資提高90%，退休人員補助金提高到每月900盧布，家庭補助、失業救濟金也隨之水漲船高。物價放開頭三個月，似乎立竿見影，收效明顯。購物長隊不見了，貨架上商品琳琅滿目，習慣了憑票供應排長隊的俄羅斯人，仿佛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實惠。可沒過多久，物價像斷了線 的風箏扶搖直上，到4月份，消費品價格比上年12月上漲6.5倍。政府原想通過國營商店平抑物價，不想黑市商販與國營商店職工沆瀣一氣，將商品轉手倒賣，牟取暴利，政府的如意算盤落了空，市場秩序亂成一鍋粥。由於燃料、原料價格過早放開，企業生產成本驟增，到6月份，工業品批發價格上漲14倍，如此高價令買家望而生畏，消費市場持續低迷，需求不旺反過來抑製了供給，企業紛紛壓縮生產，市場供求進入了死循環。
放開物價後，通貨膨脹如脫僵野馬，一發不可收。對此，俄政府似乎早有準備，財政、貨幣“雙緊”政策，與物價改革幾乎同步出台。財政緊縮主要是開源節流、增收節支。稅收優惠統統取消，所有商品一律繳納28%的增值稅，同時加征進口商品消費稅。與增收措施配套，政府削減了公共投資、軍費和辦公費，將預算外基金納入聯邦預算，限製地方政府用銀行貸款彌補赤字。緊縮的貨幣政策，包括提高央行貸款利率，建立存款準備金製，實行貸款限額管理，以此控製貨幣流量，從源頭上抑製通貨膨脹。可是，這一次政府又失算了。由於稅負過重，企業生產進一步萎縮，失業人數激增，政府不得不加大救濟補貼和直接投資，財政赤字不降反升。緊縮信貸造成企業流動資金嚴重短缺，企業間相互拖欠，三角債日益嚴重。政府被迫放鬆銀根，1992年增發貨幣1.8萬億盧布，是1991年發行量的20倍。在印鈔機的轟鳴中，財政貨幣緊縮政策流產了。
休克療法的第三步棋，是大規模推行私有化。在蓋達爾政府看來，改革之所以險象環生，危機重重，主要在於國有企業不是市場主體，競爭機製不起作用，價格改革如同沙中建塔，一遇風吹草動，便會轟然倒塌。國有企業改革，最省事的辦法莫過於私有化，企業成了個人的，豈有辦不好之理?為了加快私有化進度，政府最初采取的辦法是無償贈送。經有關專家評估，俄羅斯的國有財產總值1.5萬億盧布，剛好人口是1.5億，以前財產是大家的，現在分到個人，也要童叟無欺，人人有份。於是每個俄羅斯人領到一張1萬盧布的私有化證券，可以憑證自由購股。可是，到私有化正式啟動，已是1992年10月，時過境遷，此時的1萬盧布，隻夠買一雙高檔皮鞋，無償私有化成了天方夜譚、癡人說夢。此計不成，又生一計。既然送不成，那就低價賣。結果，大批國有企業落入特權階層和暴發戶手中，他們最關心的，不是企業的長遠發展，而是盡快轉手盈利，職工既領不到股息，又無權參與決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生產經營無人過問，企業效益每況愈下。
俄羅斯政府義無反顧地實施休克療法，除了想急於建功立業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為了博得“友邦”歡心，從西方發達國家得到一些好處。但原來答應提供援助的國家，此刻卻袖手旁觀，口惠而實不至。240億美元的一攬子貸款遲遲不到位，60億美元穩定盧布基金更是遙遙無期。
俄羅斯把休克療法當作靈丹妙藥，本想一步到位，創造體製轉軌的奇跡。可是南美小國玻利維亞的治療方案，到了歐洲大國俄羅斯，卻是藥不對症。玻利維亞原來搞的就是市場經濟，國有企業少，經濟總量也不大，加上有西方大國幫襯，靠市場機製來熨平通脹，容易取得成功。這些條件，俄羅斯一樣也不占，卻偏要一口吃個胖子，政府來個大撒把，大搞市場自發調節，滿以為播下的是龍種，可到頭來收獲的卻是跳蚤。1992年12月，蓋達爾政府解散，俄羅斯的休克療法也隨即宣告失敗。
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總結俄羅斯私有化失敗教訓時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西方學者，“往往是富於冷戰精神的學者鬥士，他們認為自己肩負著鏟除共產主義的‘罪惡’，重新建立純粹的私有製市場經濟的重任”，“整個私有化程序被廣泛地認為是不合法的，這種‘強盜貴族’式的私有化過程，使市場資本主義更加名譽掃地”，“有些人認為資產最終會賣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強盜貴族’至少能有效地拍賣，但這一做法也沒有能夠獲得成功，新興的寡頭們發現掠奪國有資產，比利用資產進行生產創造財富來得更快”，“由於缺乏公共製約，‘掠奪的手’更加肆無忌憚地掠奪，資本賬戶的迅速放開，使得私有化的銀行業鼓勵每年上百億的美元從俄羅斯被掠走”。
斯蒂格利茨還指出，“俄羅斯在1995年後表麵上腐敗不那麽直接，程序比政府官員將國有資產直接送給朋友還要不透明。由於存在腐敗和利用職權，由此形成的私有權削弱了國家利益，危害了社會秩序”。葉立欽上台曾經以“反腐敗”為號召，但現在正沸沸揚揚的洗錢醜聞，牽涉了他的家族和幾乎所有政府高官，都涉嫌將巨額非法財產轉移到海外個人帳戶，美國《新聞周刊》以“盜竊國家”稱呼俄羅斯。
波蘭前副總理科勒德克說：一個好的政策大概應該涵蓋三個方麵的內容，第一個是完整性，第二個是協調性，第三個是妥協性。你說的兩種方法都要采用，它們是互補的。在90年代初波蘭改革的時候，所遇到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當時隻有休克而沒有療法，太重視私有化而沒有重視對國有企業管理的改革。當時在波蘭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家得到了西方一些經濟學派的支持，他們主張盡快的賣掉國有資產，賣得越幹淨越好。但在出售國有資產的過程中，壓力越大，出售速度就會越快;出售速度越快，就會越便宜;購買者就會出價更低。這樣就有一個問題：誰有權力決定以這麽便宜的價格出售呢?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俄羅斯，當時俄羅斯在出售國有資產的時候實際上也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這個成本在於當時他們通過很快的出售，而且在出售之前、私有化之前並沒有清理公司的管理，而他們公司的管理是非常混亂的。
波蘭前副總理科勒德克的這段話是十分深刻的。請注意：“波蘭主張私有化的經濟學家得到了西方一些經濟學派的支持，他們主張盡快的賣掉國有資產，賣得越幹淨越好。”
“在東歐，非常強調意識形態的驅動力，他們實際上是在變賣或者毀壞國有資產用於使他們得到意識形態上的正確性。”由此可見，“政治經濟學”的概念仍然有必要存在，完全脫離“意識形態”的經濟學是不存在的。從實踐的效果看，“盡快的賣掉國有資產，賣得越幹淨越好”，隻能是越賣得快價錢越低，把廣大勞動人民幾十年積累的國有資產在短期出賣，重創了國民經濟。
一些主張快速“私有化”的經濟學家是在討好西方一些經濟學派，而一些實用主義者希望從西方發達國家得到一些好處。但是他們忽視了一個問題：西方人真的希望一個強大的俄羅斯迅速地出現在他們麵前嗎?從市場競爭的角度看，西方也未必要給自己樹立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不僅如此，在西方國家中，美日貿易戰、美國與歐盟國家的貿易磨擦時有發生，更何況對前社會主義的東歐國家，西方怎麽會大發善心呢?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某些人一方麵推薦錯誤藥方造成腐敗泛濫，一方麵利用腐敗醜聞製造俄羅斯政局動蕩，還將其作為要挾控製俄官員的手段。近年來，西方媒體大肆宣揚的俄羅斯洗錢醜聞。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位的專家弗利茲，曾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撰文透露，早在1992年他曾向當時的布什政府匯報，他獲得證據表明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一些政府官員和私有化暴發戶相互勾結，將200多億美元掠奪資產轉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級官員卻如此答複說，“資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盜竊來的，隻要屬於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縱觀世界各國的法律，隻有前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在憲法和民法中有對“私有製、國家所有製、地方所有製以及其他所有製形式予以同樣的承認和保護”，盡管這裏講的是“所有製”，不是簡單地說公共財產和私有財產，但是其所謂“平等保護”的原則是很清楚的。而結果則是所有國有資產都被保護到了私人資本手裏。這就是休克療法帶來的慘重結果。
而隨著休克療法的失敗，俄羅斯經濟崩潰，國家社會也陷入高度混亂與動蕩。終整個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都一直在一片衰退陰霾中難以自拔。而這期間爆發的車臣戰爭，更將俄羅斯的衰敗赤裸裸的展現在世人麵前。
雖然利益集團控製的俄羅斯改革把人民撇在了一邊，但蓋達爾、丘拜斯、別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等曾權勢顯赫的人物，最終還是被人民群眾日益高漲的不滿和抗議浪潮所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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