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友黨,國民黨武力取得政權20年,內部腐敗.崩潰 ...蔣經國鐵腕反腐(太晚了)..崩潰的日子確實不遠了。

鐵腕反腐

此次幣製改革，蔣經國以太子身份坐鎮上海督導進行。抗戰時期，蔣經國在贛南實施“新政”，小試身手，有了口碑，但贛南畢竟為內地偏遠小城，小蔣的“新政”在全國範圍內的影響不大。因此，初到上海這樣國內外矚目的中心城市，蔣經國抱有大幹一番的想法，他名為協助，實為主管上海的經濟管製，成為上海經管實際上的主角。

蔣經國到上海後，運用其在贛南的施政經驗，發動青年和社會力量支持經管工作，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協助推行幣改，反映社會意見，同時設立密告箱，鼓勵告發，並定期公開接見市民，聽取意見。一時間，上海的經管工作顯得頗為轟轟烈烈。蔣經國將投機囤積、操縱物價、貪贓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視為“後方的敵人”，號召大家“共同起來製裁他們，消滅他們”；強調“無論何人在法律麵前應當一律平等，……不管你有多少的財富，有多大的勢力，一旦犯了國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請你進監獄，上刑場，那才能伸正義，張國法，使一般人民心悅誠服”。不過他也承認，“上海的環境是複雜的，工作不易做好”，過後的事實說明了蔣經國的擔憂。

8月26日，蔣經國召集上海經管各部門開會，決定由他“統一指揮”檢查工作，對違令者吊銷執照，沒收存貨，有關負責人送特刑庭處理。此後，上海特刑庭以從事黑市買賣、擾亂金融、貪汙舞弊等為由，判處林王公司總經理王春哲、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等死刑，財政部主任秘書徐百齊和秘書陶啟明泄露幣改機密非法投機牟利被判刑。麵對上海資本家階級和權勢利益集團對幣改的觀望不定與消極抵製，9月初，蔣經國又以重拳出擊，以“囤積居奇、操縱黑市交易、擾亂金融秩序”等為由，先後下令拘捕或警告一批經濟大亨和社會聞人，其中包括上海聞人杜月笙的兒子、鴻興證券負責人杜維屏，杜月笙的總管、米業公會理事長萬墨林等，並將杜維屏判刑。蔣經國還先後約請上海資本家的頭麵人物如李銘(浙江第一商業銀行董事長、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劉鴻生(大中華企業集團董事長)、周作民(金城銀行董事長)等談話，逼迫他們交出金銀外匯。在公開場合，蔣經國對這些比自己年長若幹歲的長輩口稱“老伯”之類謙辭，但在個別約見時則不假詞色，頤指氣使，以至使李銘“麵紅耳赤，神色頹唐”。這些人均非等閑之輩，他們都曾是當政者過去的座上賓，如今卻落得如此下場，在上海資本家階級中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

國民黨的高壓強力手段，在幣製改革之初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基本麵的情況不僅沒有任何改進，反而日趨惡化，幣製改革便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和抵抗。蔣經國在上海打擊的對象多為民營資本家，並無真正背靠上層權力支撐的官僚資本，不足以真正威懾以權謀私的豪門巨富，並且最終因揚子公司案而使其在上海遭受重挫。

功虧“大老虎”

揚子公司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辦，一向因其以特權套購外匯、買空賣空、走私逃稅、牟取暴利而為世人所側目，被輿論所批評。此次蔣經國到上海實施經管，其手下多次檢查揚子公司的倉庫，發現存貨甚多，如何處理，頗費蔣經國思量。在眾目睽睽之下放過揚子公司，對外界無法交代，也影響其公眾“形象”；而要查處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難度亦可想而知。9月29日，蔣經國派人查抄了揚子公司倉庫，其後又有監察委員抵滬，宣稱要徹查。不過還不等小蔣動手，風聞小蔣要拿他開刀的孔令侃果然神通廣大，他找到其小姨媽宋美齡向蔣經國說項，未能說通後，他又說動宋美齡搬出其夫蔣介石親自幹預。在國共東北會戰的緊要關頭，蔣介石於軍務倥傯之中仍不忘徇私情，於10月8日自北平飛上海，訓示蔣經國放過孔令侃。18日，蔣介石又就監察委員調查揚子公司的舉動致電上海市長吳國楨：“關於揚子公司事，聞監察委員要將其開辦以來業務全部檢查，中以為依法而論，殊不合理，以該公司為商業而非政府機關，該院不應對商業事業無理取鬧。如果屬實，則可屬令雇聘請律師，進行法律解決，先詳討監察委員此舉是否合法，是否有權。一麵由律師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動，拒絕其檢查，並以此意約經國切商，勿使任何商民無事受屈也。”揚子公司被查處事從此煙消雲散。蔣介石格於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之關係，對孔氏家族這樣的官僚資本曲以維護，在國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選擇了偏向家事，偏向近親，實際也說明了國民黨反貪腐無法真正深入的原因所在。

查辦揚子公司未果，亦使蔣經國自感無以麵對公眾。他承認：揚子公司一案“未能徹底處理，因為限於法令不能嚴辦，引起外界的誤會。同時自從此事發生之後，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動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現在到了四麵楚歌的時候，倘使不能堅定，即很快就會崩潰。”12月21日，監察院發布對於揚子公司的糾舉書，“孔令侃有仗勢逃稅、囤積居奇、非法牟利之嫌，揚子建業公司應受停業處分，其涉及司法部分應移送法院辦理。”但最終也不了了之。

崩潰的日子確實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