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西方思想年度述評（上篇·時局）
劉擎
在《西方的沒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斯賓格勒所激發的文化悲觀主義情緒仍然深深困擾著西方社會。“西方衰落論”或許從未衰落，而“曆史終結論”似乎已經終結。
按語：作者自2003年起撰寫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綜述評論。目前由《騰訊·大家》獨家首發。本文的網絡版分為上下兩篇發表，並略去部分內容和全部文獻注釋。完整的印刷版將在《學海》雜誌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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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裏爾克的名句像是最低沉的新年鍾聲，在2018年的尾聲中喚起共鳴。人們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懷的心緒卻有相似的蒼涼。
一年多之前，《經濟學人》在年度展望中預告，“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盡力擺脫政治緊張和技術狂熱，2018將會是刺激神經的一年。”隨後，《紐約時報》也有文章預言，“存在一種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確然性：許多可能非常瘋狂的事情將會發生在2018年”，我們正在進入“混沌成為新常態”的時期。
正如被告知的那樣，歐美各國經曆了持續動蕩與紛爭不斷的2018年。
辭典網（Dictionary.com）評選的年度詞匯是“Misinformation”（誤報信息），而牛津詞典的選擇是“Toxic”（有毒的）。令人沮喪的消息接踵而至，以至於“穀歌助手”（Google Assistant）適時推出了一項新功能：“告訴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tell me something good），鼓勵人們從各地日常生活中搜尋微小的好消息，集聚起正麵的力量，來驅逐濃重的陰霾。
但類似的努力隻帶來些許短暫的慰藉。12月下旬，《經濟學人》發表文章指出，世界各地都彌漫著懷舊情緒，原因則各有不同。發達國家的多數民眾感到今不如昔，陷入一種“無所不在的、險惡的衰落感”之中。
可見，在《西方的沒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斯賓格勒所激發的文化悲觀主義情緒仍然深深困擾著西方社會。“西方衰落論”或許從未衰落，而“曆史終結論”似乎已經終結，這曾讓旁觀者浮想聯翩。但“風景這邊獨好”的亢奮在2018年迅速冷卻，於夢醒時分重新麵對真相：如果命運共同體是對曆史方向的洞察而不是修辭，那麽在動蕩紛爭的世界上沒有誰能厲害到獨善其身，更遑論稱雄天下。
混沌也將成為西方思想的新常態。所有的神話似乎都煙消雲散了。積極的公民在憤怒之中，消極的民眾非佛即喪。放眼望去，顯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騖遠、幼稚無能，便是獨斷任性、墮落腐敗。每一種宏大理論要麽已經死去，要麽就在垂危之中。新鮮的話語層出不窮，卻如曇花一現，隻帶來轉瞬即逝的希望。
裏爾克在同一首詩中還寫道，“所有發生過的事物，總是先於我們的判斷，我們無從追趕，難以辨認。”是的，最令人惶恐的處境並非動蕩與紛爭本身，而是深陷其中卻無從辨識、無力把握，於是茫然失措。認知坐標的迷失，判斷依據的錯亂，或許是時代肖像真正陰鬱的側影。而對時代的思考與辨析是“挺住”的一種實踐。
動蕩世界中的思想迷宮
過去一年的世界動蕩不安，但這並不是什麽新消息。往年如此，來年仍將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主導闡釋框架的瓦解，各種思路形成“範式競爭”的紛亂格局：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是否瀕臨崩潰？大國競爭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美國對“高尚國家”聯盟的呼籲是一種新的國際戰略構想嗎？即便你研讀了近百篇最有聲譽的報刊評論與學術文獻，獲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淩亂不堪。世界局勢撲朔迷離，專家學者莫衷一是，成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個顯著征兆。
存在一個普遍的消極共識：主導國際關係的既有秩序已經開始失效。《外交事務》雜誌曾對32位專家作問詢調查，其中有26人相當肯定或非常確認“自由秩序處在危險之中”。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哈斯（Richard N. Haass）感歎：“正在隱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沒有秩序可言”，可以“安息了”。無論將既有秩序的危機歸咎於主導者的無能或是“修正派”和“拒絕派”的顛覆，失序的危險已經迫近，衝突和對抗成為國際視野的焦點。“修昔底德陷阱”等議題應運而生。這兩種論述雖有關聯，卻是相當不同的闡釋思路，前者著眼於力量對比來解釋衝突的演變，後者則主要基於政體形態來推測對抗的可能。
在曆史上大國為爭奪霸權而競爭，難得實現和平的權力轉移，往往陷入戰爭的結局，是謂“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術語在時下的國際評論中頗為流行，被《金融時報》選入“2018年度詞匯”（Year in a Word 2018）係列，但並不是新名詞。早在2011年1月，《紐約時報》對此發表評論，其中專門介紹了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創造的這一概念，但當時的評論抱有審慎的樂觀預期，如其標題所言：“超級大國與後起新貴：有時結局不錯”。時隔七年，樂觀的基調轉為緊迫的危機意識。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當驚悚的書名《Destined for War》，一年之後就出版了中譯本。但艾利森並不是主戰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國在競爭的恐懼與誤判中落入戰爭的陷阱。他試圖論證，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雖然在曆史上隻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但我們可以從曆史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有益的啟迪。
然而，對於大國的競爭而言，艾利森提供的兩個現代成功案例都沒有多少示範意義。英國能夠和平地將國際領導權轉交美國，依賴於文化相似性這一相當苛刻的條件。正如他自己在書中坦言的那樣，“被一個擁有共同價值觀的競爭對手擊敗是一回事，而被一個價值觀迥異的對手超越則的確是另外一回事。”在意識形態相左的情況下，艾利森列舉蘇聯與美國的爭霸作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後在《國家利益》雜誌和《金融時報》發表兩篇文章，推舉肯尼迪總統在55年前演講中提出的戰略，主張“安護多樣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這區別於威爾遜總統倡導的“安護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
肯尼迪從來沒有放棄他的立場，但卻願意“與敵手共存”，從“為民主而戰”轉向“為守護和平而容忍多樣性”，期望不同的政體之間展開和平競賽，最終讓時間來裁決哪一種製度最為可取。這其實也契合了當年蘇聯的“三和路線”（“和平過渡”“和平競賽”與“和平共處”）。艾利森認為，肯尼迪這一“深刻的思想”為“當今正在應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國提供了線索”。約瑟夫·奈（Joseph S. Nye）和薩克斯（Jeffrey Sachs）等知名學者也撰文論述肯尼迪演講對當下的借鑒意義。
但是，肯尼迪的戰略思想會對誰有吸引力？當年那場“和平競賽”以蘇聯解體告終，這究竟是“有益的經驗”還是“慘痛的教訓”取決於解讀的視角。何況，今天的那邊還會有耐心等待半個世紀嗎？而另一邊會甘願退守次強嗎？也許，將昔日的曆史格局作為當前的參照模板根本是一種誤會。對於艾利森來說，價值觀衝突是他既無法回避又難以處理的問題。在他的論述中，冷戰既是應對陷阱的一個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級為“熱戰”），又是滑向陷阱的險境（如果會使衝突不斷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論旨在於，應當淡化政體與價值觀的分歧，通過尋求“共同利益”來達成和平。
可是利益並不是價值無涉的，也遠不隻是一些可明確計量的指標（比如貿易逆差）。那種拋開價值理念來談論“隻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謂“現實主義”觀點，不僅膚淺而且缺乏真正的現實感。如果利益的定義是對於自身而言的重要益處，那麽利益隻能在“何為重要之事”的價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製於特定的意識圖景。擱置價值分歧的做法，在高度相互依賴的國際環境下越來越難以維係。避免陷阱最終依賴於共同價值的尋求，這卻是極為艱難的事業，需要付諸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特別是，如果有一方已經失去耐心了——這是10月4日彭斯在哈德遜智庫的演講試圖發出的信號。彭斯講話的強硬基調是美國對自身挫折感的反彈。顯然，西方政界與思想界的許多人士誤判了中國的發展，低估了對手捍衛自身事業的抱負與意誌。
《外交事務》雜誌3/4月號發表《重估中國》一文，作者是奧巴馬總統任期時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副國家安全顧問拉特納（Ely Ratner）。文章檢討了美國政策的失誤：曾經以為“美國的力量和霸權能夠容易地將中國塑造為美國所期望的樣子”，而結果卻是“美國的期望與中國的現實之間差距不斷增長”。兩位作者最後建議，一種更好方案的起點是美國以“新的謙遜”來看待自身改變中國的能力，既不尋求孤立和削弱也不試圖去轉變中國，而是將政策立足於對中國更為現實的設想。
《外交事務》隨後在7/8月號刊登討論專輯“美國誤判了中國嗎？”，包括王緝思、芮效儉（Stapleton Roy）、弗裏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和約瑟夫·奈等多位學者展開辯論，坎貝爾和拉特納最後予以回應。學者之間仍然存在分歧。奈認為，言稱接觸政策無法轉變中國的觀點，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檢測。這一議題還引起了《國家利益》等雜誌的後續討論。
實際上，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具有接觸與圍堵的雙重性，在交錯展開中時常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接觸政策失效，而圍堵戰略不再可能，因為中國已經全麵進入西方經濟體係的內部。彭斯在哈德遜智庫的演講不隻帶有明顯的圍堵傾向，而且將反擊從貿易紛爭擴大到文化與政治領域，這令人回想起丘吉爾首相1946年3月的“鐵幕演講”，被一些評論家稱為“新鐵幕演講”。
“冷戰2.0”並不是新術語。早在1998年，美國外交家、圍堵戰略的倡導者凱南（George Kennan）就將“北約東擴”視為“新冷戰的開始”。此後近二十年間，討論主要圍繞著俄國對歐美的挑戰及其可能前景。而近年來，新冷戰的議題方向已經變化。2018年，《國家利益》雜誌在5/6月號發表長篇文章《美國對陣俄國與中國》，作者林德（Michael Lind）是“新美國”智庫的聯合創始人，也是許多著名報刊的撰稿人。他從地緣政治、曆史、外交、軍事、經濟和技術等多個角度全麵分析，得出兩個核心論點。首先，“……深層原因，是第一次冷戰後美國尋求全球霸權，遭到了中國人與俄國人的抵抗”；其次，“如果美國的勝利要被界定為達成美國的全球霸權而不顧他們的抵抗，尤其是中國的抵抗，那麽美國將……被打敗”。林德認為，美國不可能實現那些“勇士們”談論的目標，包括讓中國接受美國在東亞的永久軍事支配，接受由美國及其盟友（而沒有中國參與）製定的世界貿易的各種規則，讓俄國默許北約在俄邊界地帶的永久存在，讓俄國將克裏米亞回歸給烏克蘭。
林德在文章最後提議，美國應當放棄全球霸權的目標，轉向謀求新的全球“暫行協議”（modus vivendi），具有鮮明的多元主義和實用主義取向。在地緣政治方麵，重新承認被放棄的“勢力範圍”（spheres of influence）劃分，這對緩解大國衝突是更為有效的方式；而在經濟方麵，“取代華盛頓共識的不是北京共識，而是經濟多元主義”。如果雙邊主義和“微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更符合許多國家的經濟利益，那麽拋棄為全球經濟製定單一規則的方案也不足為惜。林德認為，將美國利益等同於創造和維護“美國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是愚蠢的，既會遭到對手的抗拒，也不會得到盟友的支持，“隻有平衡自身的資源和承諾，美國才能夠幫助引領世界回到新的‘冷和平’”。
林德的文章為對立格局勾勒出相對完整的輪廓，並提出了逆全球化背景下應對大國衝突的實用主義策略。而許多論者則質疑概念本身的恰當性，這種質疑有顯而易見的論據。舊的冷戰已經結束，解體的“蘇聯陣營”不可能重新集結，經濟高度一體化的世界也不可能分裂為兩個相對自足、彼此對抗的經濟體。此外，除了美國之外，也沒有國家熱衷於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念。簡而言之，在政治、經濟、地緣和世界觀意義上全麵對抗的兩大陣營不複存在，因此所謂“新冷戰”是一個時代錯置的概念。
的確，舊冷戰的模式不可能重現，但所謂“新冷戰”概念成為受人關注的議題並非毫無緣由。美國感到自身麵臨的挑戰，不隻來自經濟與科技的新勢力，而且嵌入了強有力的國家意識形態。被美國視為國際秩序的“修正派”勢力正在有力地阻擊它所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進程：將“二戰”後在大西洋國家構建的“自由秩序”，逐步向全球擴展。當下，困於挫敗感的美國尚未形成完整的應對戰略，但新的國際議程可能已經在謀劃之中，也並非毫無蹤跡可循。
12月4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剛剛結束G20峰會，便趕到布魯塞爾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發表講話。他強調指出，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並不意味著放棄美國的領導作用，“恰恰相反，秉承我們偉大民主製的最出色的傳統，我們正在集結全世界的高尚國家（noble nations）來建立一個新的自由秩序，防止戰爭並為所有人實現更大的繁榮。”整個演講的主旨是改造“自由國際秩序”，因為原有的秩序已經失效。何以失效？演講中有兩個段落值得注意。他聲稱“在冷戰結束後，我們聽任這個自由秩序開始受到侵蝕”，因此“某些bad actors利用我們缺乏領導力的機會為他們自己謀利，這是美國退卻（retreat）所產生的惡果。特朗普總統決意逆轉這個局麵”。在此，蓬佩奧委婉地將部分責任歸咎於美國幾屆前任總統：所謂冷戰後的“聽任”是暗指從克林頓到奧巴馬執政時期的姑息放任政策，實際上導致了美國的“退卻”，出現了“缺乏領導力的機會”，才讓bad actors有了可乘之機。於是，蓬佩奧完全顛倒了外界的普遍印象：特朗普政府不是放棄而是真正擔負起了強有力的領導角色，逆轉以往軟弱無力的“退卻”局麵。
蓬佩奧演講建立“新的自由秩序”依據所謂“有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蘊含價值標準和利益訴求的雙重性。方法是清理門戶與排斥異端並舉。首先，以民族國家主權為核心，以雙邊主義方式重建談判國際協議，放棄運轉失靈的國際機製。“國際機構必須有助於促進合作，從而支撐安全和自由世界的價值觀，否則它們就必須被改造或被取消。”因此，“本屆政府將合法地撤出或重新談判過時的或者有害的條約、貿易協定，以及其他不符合我們主權利益或者我們盟國利益的國際協議”。其次，排斥和壓製“違規者”，“當條約遭到破壞時，違規者必須受到反擊，條約必須得到修改或被廢棄”。最後，他訴諸危機感，“我們所麵臨的威脅來自那些強勢的國家和行為者”，因此“尤為迫切地呼籲”盟友拿出勇氣。
蓬佩奧演講的要義在於，重新確立盟友與對手的邊界，號召“高尚國家”聯合起來“放棄幻想，準備戰鬥”。拋開既有的國際秩序重起爐灶，從過度擴張也過於包容的全球性國際機製中撤離，收縮到最初的大西洋國家圈及其可靠盟友，而申請加入“高尚國家”俱樂部的外部成員需要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核。
這會是美國新戰略的雛形嗎？既便如此，也很難說這是特朗普的規劃，還是美國共和黨精英的構想。有趣的是，《經濟學人》在12月發表的《再造自由主義》長篇宣言中，有一個段落與蓬佩奧的論旨有相似之處。文章指出，辭世不久的美國資深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Cain）在十年前提出過一個“民主國家聯盟”（league of democracies）的想法，認為“這個想法值得重溫”，這個聯盟作為不同於聯合國的另一種平台是“可信而有用的”。
彭斯與蓬佩奧的演講顯示，美國正在改變“自由秩序”的涵義和取向，從以往包容開放的全球主義，轉向黨同伐異的敵我劃界；從信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價值，轉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戒心。
然而，雄心勃勃的“新自由秩序”最終可能是一廂情願。特朗普的魯莽與多變真的可以算作是意誌與靈活性的體現嗎？他執政以來對歐洲的粗鄙態度還有能力集結所謂“高尚國家”嗎？這種新的構想更可能導向新無序而不是新秩序，衝突和對抗可能進一步加劇。無論如何，卡爾·施米特的信徒們，以及宣告“曆史終結論已經終結”的有識之士們，將會欣然見證曆史重新開啟的一幕。
美國政治的戰場
特朗普執政的第二年，在聯邦政府部分關閉的狀態中落幕。這種狀態延續至新年，創下了美國“政府停擺”最久的曆史記錄，或許還會再次停擺，也可能以總統宣布“國家緊急狀態”而告終。《紐約時報》報道說，特朗普曾在瀏覽媒體大標題時感歎道，“我幹得很棒，但每天都像一場戰爭！”
特朗普孤獨的戰爭特朗普是一名頑強的鬥士，而且格外癡迷於自己的“硬漢男人”形象。所謂“性格決定命運”之說並不全然可信，但一個強勢元首的性格必定會影響其國家的命運。整個2018年美國政壇硝煙彌漫：從國際到國內，從“零容忍”非法移民到避難所中移民子女的處境，從“通俄門”調查到前私人律師科恩（Michael Cohen）被判刑，從移民問題到邊境安全，從大法官任命到中期選舉，從兩黨對峙到白宮內部的人事糾紛……事關政治的領域幾乎全部演變為“戰場”（battlefields）。
早在競選期間，特朗普的好戰品行就展露無遺，因此並不出人意料。隻是當時有許多人相信，美國的憲政體製與公共領域具有強大的製約力量，終將馴化特朗普的“野性”與“任性”，使他轉變成一個“規範的”總統。這種預期顯然落空了。也許，第一夫人對其丈夫的見識更為真切。《華盛頓郵報》曾引述梅拉尼婭的原話說“如果遭受攻擊，他會猛烈十倍地予以還擊”。所有製約力量在特朗普看來都是對他的個人攻擊，激發他幾乎本能的更為勇猛的反擊，使他更偏離人們對正常總統的期望，從而導致更密集的質疑批評。
2018年伊始，作家沃爾夫（Michael Wolff）推出《火與怒》（Fire and Fury）；8月，前白宮通訊主任紐曼（Omarosa Manigault Newman）發表《精神失常》（Unhinged）；9月，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版《恐懼：特朗普在白宮》（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三本先後出版的暢銷書，都揭露了白宮驚悚懾人的內幕，引發輿論風暴。三位作者風格頗為不同。沃爾夫筆法勁爆，長於秘聞軼事，頗有政治八卦色彩，讓人半信半疑。紐曼揭秘來自親曆證據，但她不是中立的觀察者，在白宮任期一年後被解雇，或有“複仇”之嫌。但伍德沃德則是聲譽卓著的記者和作家，早年與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一起報道“水門事件”而一舉成名，撰寫過八部以總統為題的書籍（從尼克鬆到奧巴馬），曾兩次榮獲普利策新聞獎。《恐懼》一書以嚴謹紮實的證據（包括幾百小時的訪談錄音）見長，更為可信深入，也更令人震驚。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9月6日罕見地發表一篇匿名文章，題為《特朗普行政當局內部的寂靜抵抗》。作者是一位白宮高級官員，指出特朗普陷入了一個他尚未充分理解的困境：他自己的許多高級官員正在“從內部不懈努力，以挫敗他的部分議程和最糟糕的傾向”，而作者本人就是這種內部抵抗的參與者。作者雖然同屬共和黨，但尖銳抨擊總統的道德水準和領導能力（失德、魯莽、狹隘、不稱職），更無法接受這個國家“與他一起沉淪”。作者認為美國公眾應該知道“房間裏還有成年人”：“我們充分意識到正在發生什麽。我們在努力做正確的事，即使是在特朗普不會這樣做的時候。”
這篇文章引起特朗普的震怒，指控匿名作者涉嫌叛國罪。媒體對“誰是白宮內鬼”的猜測也造成連鎖性恐慌，從副總統到部長等眾多高級官員紛紛公開聲明“不是我寫的”。匿名文章與三部暢銷書相互佐證，坐實了白宮的亂象。正如《恐懼》中引述的前白宮秘書波特（Rob Porter）所言：“這不再是總統職位，這也不再是白宮。這裏隻有一個想要如其所是做自己的人。”
然而，對特朗普的頻繁曝光究竟能起什麽作用呢？盧斯（Edward Luce）在《金融時報》的評論中寫道，美國民眾起初對特朗普的虛偽、自戀與無知感到震驚，但隨著一次次揭秘材料的出爐，已經漸漸麻木。時至如今，這些“猛料”已經無法使人震驚了。“特朗普極不適合當總統，但顯然任何人都對此束手無策。”盧斯表達的無奈與無力感或許真切，但這並不是公眾甘於無所作為的信號，而是在政治極化背景下，對立雙方無法妥協又難以推進的征兆。戰鬥仍在繼續並且日漸激烈，隻是常常難解難分。
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人選卡瓦諾（Brett Kavanaugh）遭到民主黨的強力阻擊，10月6日，他在經曆了性騷擾指控、調查和聽證的風暴之後，以兩票微弱優勢（50票對48票）通過參議院批準，進入聯邦最高法院。11月中期選舉的競爭更為激烈，兩大政黨全力動員，投票率創下曆史新高。最終，民主黨獲得了值得欣慰的成績，在眾議院奪回30多個席位成為多數黨，女性與少數群體的議員數量也明顯上升。但原先期望的“大藍潮”實際上“既不夠大，也不太藍”。“不夠大”是指翻轉力度不夠強勁，未能在參議院獲得多數，在眾議院也遠不及共和黨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掀起的“海嘯”（奪回63個席位）。“不太藍”是指文化進步主義的色調不足，民主黨多名呼聲很高的進步派候選人最終未能如願以償，幾位文化立場相對保守的民主黨候選人獲勝。在謀求連任的民主黨參議員中，此前投票反對卡瓦諾出任大法官的三位議員都失去了席位，而唯一的“反水者”曼欽（Joe Manchin）則獲得連任。但無論如何，此次中期選舉打破了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同時占據多數的優勢，對特朗普未來兩年的執政形成了製衡與挑戰。
然而，特朗普並不會因為中期選舉的挫折而收斂鋒芒。選舉後立即解雇了司法部長。他不僅有越挫越勇的鬥誌，而且已經擁有體製化的政治資本。這位體製外的政治素人，借（共和黨之）殼上位的總統，並沒有被共和黨建製派所馴化。相反，他已經成功地駕馭了（或者說“綁架了”）共和黨，這是他執政兩年來最突出的一項成就。
著名政治學家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12月在《美國利益》網站上發表文章指出，特朗普已經成為“一位共和黨的總統”，因為他在共和黨的經典政治議程中有所成就。減稅措施、放鬆政府管製的經營自由，以及（直到年底前的）股市持續繁榮，贏得了經濟保守派的支持。而他任命的30名上訴法院和50名地區法院的法官，尤其是兩位進入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可能長久地改變“文化戰爭”的力量對比，抵禦來自進步派的“價值侵蝕”，這將受到文化保守派的擁戴。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特朗普擁有多麽廣泛的民眾基礎。自現代民調以來，特朗普是唯一在前兩年任期中從未達到50%支持率的總統，他的民眾支持率一直低於對他的反對率。但是，他在共和黨選民中享有高達九成好評。由於在黨內的這種聲望，他在2020年謀求連任的企圖很難遭到其他共和黨候選人的挑戰。
但在另一方麵，強勢的特朗普又是一位“弱總統”。曼德爾鮑姆認為，“以曆史尺度來衡量，特朗普的成就是平庸的。”這些成就至少一半歸因於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占據多數的優勢。況且，他仍然未能廢除“奧巴馬醫保”，也尚未建造美墨邊境牆。
此外，特朗普還存在三個弱項。首先是缺乏執政經驗，對政府必須處理的問題無從把握。“雖然總統席位並不是知識測驗，但無知並不是資產。”其次，他缺乏一群能幹而忠誠的執行者，難以形成一個聯結總統、高級官員與整個官僚機構的網絡來執行他的計劃，像一輛汽車的方向盤與底盤缺乏有效的連接。最後，特朗普任命的許多高級官員常常與他的政策偏好相左，甚至拒絕實施他的政策。所有這些特點都會削弱總統的執政能力。
然而，共和黨已經別無選擇。那些“絕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的共和黨人還能做什麽呢？政論家弗拉姆（David Frum）曾是小布什總統的演講撰稿人（“邪惡軸心”一詞的發明者），他在1月發表《特朗普製》（Trumpocracy）一書，批判特朗普對美國民主造成的威脅，清晰而深入地思考共和黨擺脫“特朗普製”的複興規劃。但真正的困局在於（如他自己在一次訪談中承認的那樣），特朗普能在選舉中勝出，這是共和黨其他更優秀的候選人以及更好的競選策略難以企及的，這在2020年仍然是一個難題。
學術界的保守派今年出版了《特朗普與政治哲學》，這是主標題相同的兩部姊妹篇論文集（副標題分別是“愛國主義、世界主義與公民美德”以及“領袖、政治家風範與暴政”），總篇幅達700頁之巨，其中不少作者具有施特勞斯派傾向（比如聖母大學的紮科特夫婦），更多的作者是年輕學人，包括哈佛大學講師的亞當·桑德爾（邁克爾·桑德爾之子）。兩部文集援用經典政治哲學（從柏拉圖到施米特）的視角來探究特朗普現象，其中不少論文思考精深，頗有洞見。但出版之後幾乎無人問津（在亞馬遜網站上，兩部文集的打分人數和評論數量均為零）。
除了著書立說之外，許多反特朗普的共和黨人或許隻剩下懷舊了。在對麥凱恩參議員和老布什總統的悼念中，緬懷“過去的好時光”。雖然兩位逝者在任時期的表現絕非無可挑剔，但在與時任總統的對比中，變得格外可敬，他們是老派、敬業以及（最令人感慨的是）體麵的（decent）長者。在老布什總統的葬禮上，特朗普的孤立是如此醒目，他一臉蕭瑟挺過了難堪的場麵。他知道自己是孤立的，但他也堅信共和黨別無選擇。
老布什總統葬禮《紐約客》的一篇文章指出，特朗普任期兩年中高級官員的更換率高達65%，以至於無法及時任命正式的接替者。在新年開始的時候，代理職位包括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內政部長、白宮辦公廳主任、環境保護署主管和駐聯合國大使等。隨著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的辭職，“房間裏的成年人”已經所剩無幾。特朗普變得更少束縛，可能也更加危險。《紐約時報》評論說，特朗普越來越依賴自己的本能行事，比任職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斷，更少受任何人的影響。於是，“每天都像一場戰爭”，他像閱讀“戰報”一樣每天花費大量時間（6到8小時）觀看電視和媒體的消息，時而亢奮時而沮喪，也越來越像是總統的“孤身奮戰”。
在聖誕節前夕，特朗普發出一條推文，“我孤身一人（可憐的我）在白宮，等待民主黨人回來，對急需的邊境安全達成協議”。他所急需的是50億美元來造牆，競選中曾發誓要造的那道“宏偉的、美麗的”牆。但人們沒有忘記，當初承諾要讓墨西哥付錢來造這堵牆。在新年之初與國會的商談中，特朗普憤然離席，威脅要動用“國家緊急狀態”來造牆。無論成敗，他要向基本盤選民表明：我窮盡了一切手段。這是一場跨年的持久戰，但絕不會是特朗普任期內的最後一戰。
蓋洛普民調顯示，在2018年初特朗普的支持率是39%，而經過了整整一年風雲，在12月底他的支持率仍然是完全相同的39%。《紐約客》年底的一篇專欄文章說，無論特朗普給美國和世界造成多少動蕩，人們對他的評價幾乎凝固不變。而所有這些瘋狂的事情，在一年之後來看，可能隻是暴風前的寧靜。
的確，政治內在地蘊含鬥爭性，但政治本身具有多重維度，並不等同於鬥爭，而鬥爭也未必以強對抗的方式展開。對抗性的鬥爭是所謂“特朗普製”下美國政治的一個突出特征。它會將美國引向何處？套用特朗普的口頭禪——“再看吧”（We’ll see）。
歐洲的艱難歲月
在貢比涅（Compiegne），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定的簽署地，馬克龍與默克爾相聚。在11月10日停戰百年之際，他們為“一戰”紀念碑前的新牌匾揭幕，銘文中刻寫著“再次確認法德兩國的和解對於歐洲和平的意義”。
這是向歐洲理想致敬的時刻，但現實的考驗異常嚴峻。一年多之前，馬克龍當選法國總統，隨後默克爾領導的“基聯盟”在德國大選中勝出，曾為德法雙輪驅動的歐洲事業帶來了新的動力。但重獲的信心在一年之後已經籠罩在憂慮的陰影之中。
哈斯在《歐洲的混亂》一文中寫道，“巴黎的部分地區在燃燒，英國被脫歐所吞噬和分裂，領導意大利的是一個抵製歐盟預算規則的笨拙的左右翼聯盟，德國正在應對政治重組而且處在向新領導人過渡的初期階段，匈牙利和波蘭已經皈依反自由主義，而西班牙正在麵對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的挑戰。”
許多關於歐洲的報道評論，都不約而同地在標題中使用了“混亂”（disarray）一詞。在彭博社（Bloomberg）的采訪報道中，前丹麥首相和北約組織秘書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表達了對“歐洲無領導”狀況的擔憂，而美國也已無法發揮引領作用，這使人懷疑“西方”是否還是一個有意義的實體。
什麽樣的政治家才能勝任歐洲的領導角色？雄心勃勃的政壇新星馬克龍，這位理想主義的改革家和歐盟的積極倡導者，曾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現在正陷入執政危機。當他從G20峰會返回巴黎的時候，“黃背心抗議”已經風起雲湧。
《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拉赫曼（Gideon Rachman）發表文章，分析了“馬克龍議程”的三個關鍵方麵：“國內經濟改革、更深度的歐洲一體化以及全球治理”。理想情景中的三部曲進程是，首先，馬克龍在法國的改革獲得成功；然後，他說服德國一起推進歐盟改革的規劃，“建立一個真正的歐洲經濟政府”；最後，依憑一個得到鞏固的歐盟，來反擊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勢力。而當下馬克龍的國內議程遭遇挫折，他歐洲和國際議程便可能落空。拉赫曼指出，法國存在難以解決的矛盾，公眾“既要求減稅，又要求改善公共服務”，因此領導法國看起來像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連續幾任總統，風格迥異但最終都遭到公眾鄙視：薩科齊太華而不實，奧朗德太平庸，如今馬克龍則被指責為“過於高傲”。本來期望馬克龍能夠打破這種惡性循環，成為全球自由價值的引領者，“但現在看來，馬克龍拯救世界的可能性似乎已微乎其微。他能保住自己的總統職位都將是幸運的了”。
馬克龍能夠度過這場危機嗎？他在2019年1月13日發表“告國民書”，邀請國民從1月15日起參與為期兩個月的全國大辯論。他承諾傾聽民意，向公民谘政，鼓勵理性和文明的辯論，並給出了具體的辯論議題。他呼籲互助與團結，期望“一起將憤怒轉化成解決問題的辦法”，同時也表達了堅守改革議程的決心。這場“既不是選舉，也不是全民公投”的全國大辯論，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極富法國式民主的精神和哲學氣質，而且契合馬克龍的風格。但它能否化解這場執政危機仍需接受現實的考驗。
在德國，沉穩老練的默克爾渡過了艱難的一年。在2017年大選之後，她經過長達半年之久的曲折協商才組成了聯合政府。6月，默克爾再度陷入難民問題的泥沼，必須同時調解內閣的分歧、德國的黨派爭議以及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矛盾。在10月的地方選舉中，基民盟及其姐妹黨基社盟在黑森州和巴伐利亞州遭遇重創。10月底，默克爾宣布，她將辭去基民盟主席，並在2021年總理任期結束後離職。
《紐約客》12月刊登的長篇文章透露，在2016年特朗普勝選後的第八天，奧巴馬最後一次作為總統出訪柏林與默克爾會麵。當時默克爾將要完成第三次總理任期，對是否繼續執政十分猶豫，而奧巴馬敦促她謀求連任，因為麵對英國脫歐、席卷歐洲的民粹主義浪潮以及特朗普執政的不確定性，歐洲需要默克爾擔負其凝聚的使命。
在特朗普上任幾個月之後，默克爾明確表示“我們歐洲人必須掌握自己的命運”。
默克爾對歐盟事業的承諾深受其“政治導師”科爾（Helmut Kohl）的影響。科爾在執政期間完成了德國的統一，也是歐洲一體化最熱忱的倡導者和有力的推動者。牛津大學歐洲史教授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曾在文章中提及他與科爾會麵的一段談話。科爾對他說，“你意識到嗎？現在坐在你對麵的人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直接繼承者。”作為希特勒之後統一德國的第一任總理，科爾具有極為深刻的曆史責任感——擔負德國對歐洲和平的使命。而歐盟正是確保歐洲持久和平的規劃。
科爾與默克爾然而，在科爾辭世一周年之際，德國政界圍繞移民問題發生嚴重分歧，危及德國在歐盟的地位。6月28日，瑞典前首相比爾特（Carl Bildt）發表文章指出，德國正陷入一場是否要繼承科爾政治遺產的鬥爭，他稱之為“德國的靈魂之戰”。
表麵的爭論是，德國要不要把先前在其他歐盟國家注冊過的那些難民驅逐出境，但更深層的問題是，德國“應當單獨自行其是，還是繼續尋求共同的歐洲方案”。若是按照科爾的政治思考，德國必須考慮自身政策對歐洲的影響，不會把問題甩給周邊的小國，因為它們的安全問題也就是德國自己的問題。盡管流入歐洲的移民和難民數量已經遠遠低於2015年和2016年，但移民仍是整個歐洲大陸的熱點問題。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潮下，德國關於移民的爭論不斷升級，已成為“德國的靈魂之戰”，將決定未來德國在歐洲的角色，以及整個歐洲一體化的前景。
6月29日淩晨5點，歐盟峰會經過長達12個小時艱苦卓絕的談判，達成一項安置難民的協議，默克爾稱之為“良好的妥協”。《大西洋月刊》發表文章說，“默克爾再次證明了自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危機幸存者”。這是一個留有隱患的協議，但體現了她挫敗對手、保持權力的典型秘訣：“一次次，她設法拚湊起混雜的聯盟和過渡性協議，能讓足夠多的人滿意並留有足夠多的時間來維持她的總理職位，直到下一次危機來臨，到時候她將再次如法炮製。”文章以《默克爾，逃離大師》為題，言下之意是，她隻能逃離危機和緩解問題，卻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的確，默克爾不能，但麵對當下的歐洲難題又有誰敢於奢談“解決”？能夠“挺住”危機而幸存已經足以值得欣慰。默克爾平息了內閣的爭鬥、防止了聯合政府的解體，化解了歐盟成員國彼此推諉的僵局，盡管隻是暫時的。
12月7日，基民盟黨代會選舉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擔任新的黨主席，她常被人稱作“小默克爾”，也是最符合默克爾心願的繼任者。在擔任基民盟黨主席長達十八年之後，默克爾終於卸任，她的告別演講樸實無華，最後說“是時候翻開新的一頁了”。德國（甚至歐洲）的“默克爾時代”將在三年之後落幕。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接任英國在久拖不決的脫歐進程中備受煎熬。許多媒體將英國脫歐比作一場“痛苦的離婚”。英國不是一個當事人而是一個國家，其中有黨派之爭、地區差異和立場分歧，在軟硬快慢的各種脫歐方案的爭議中陷入僵局。
與此同時，反對脫歐的聲音也越發強烈，阿什教授是其中的積極分子。他11月在《衛報》發表文章向英國同胞呼籲，“如果我們在民眾投票中決定回頭留下，那麽歐洲的大門仍然敞開著。否則，我們可以吞下特蕾莎·梅談成的協議，並從此過上不歡樂的生活。”他在12月12日又發表了一封寫給歐洲的公開信，懇請歐盟的朋友們發出清晰、簡單和積極的訊息——“我們要你們留下”。基民盟新任主席卡倫鮑爾與20多位德國政界與商業界著名人物，在1月18日《泰晤士報》上發表《德國友人敦促英國留在歐盟》的聯署公開信，表示“英國已經成為我們作為歐洲人的一部分”，“英國人應該知道：我們心底的願望，我們要他們留下”。公開信表達了對英國人民選擇的尊重，但如果英國決定留下，“我們的大門將總是敞開的”。根據Survation公司11月初公布的一份2萬人樣本的調查，其中有54%的受訪者支持留在歐盟。
特蕾莎·梅在12月12日挺過了“不信任投票”的威脅，但在新年1月中旬議會下院的表決中，她代表英國政府與歐盟達成的脫歐協議被比例懸殊的投票否決。在1月底下院的投票中，“二次公投”“不脫歐”和“推遲脫歐期限”等幾項修正案均遭到否決。通過的修正案使梅獲得“授權”，“對‘脫歐’協議作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調整”，這意味著她將與歐盟重新談判新的協議條款，但前景並不樂觀。
特蕾莎·梅德國右翼的另類選擇黨（AfD）正在醞釀德國脫歐的計劃。實際上，許多成員國都有反對歐盟的群體和勢力，將歐盟視為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但是脫歐或者解散歐盟是更現實可行的嗎？會不會是一場更驚悚的噩夢？英國脫歐的痛苦過程就是一個縮影。歐洲一體化注定是艱難而漫長的曆程，也必定經曆曲折反複的鬥爭。
2019年1月25日，法國《解放報》發表了30位著名知識分子聯署的公開信，《為歐洲而戰，否則破壞者們將摧毀它》。這封公開信由法國明星哲學家萊維（Bernard-Henri Lévy）起草，認為歐洲正處在1930年代以來最危險的時期，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遭遇嚴峻挑戰，呼籲公眾以行動反擊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和身份主義者的猖獗蔓延，以捍衛歐洲精神和自由價值，為迎接5月來臨的歐洲議會選舉做好準備。聯署人還包括作家帕慕克（Orhan Pamuk）、昆德拉（Milan Kundera）、麥克尤恩（Ian McEwan）、拉什迪（Salman Rushdie）、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和曆史學家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公開信翻譯為多種語言，英文版在《衛報》發表。
萊維發起公開信當然，這不會是最後的呼籲，也不會是最後的鬥爭。曾經戰亂的歐洲祈求和平與安全，而在和平中生活已久的人們要求保障、富裕、自由、平等、公正和尊嚴。不同的訴求，在新老歐洲國家、不同語言和不同階層之間，形成各自對於歐盟不同的立場和態度，這注定了疑歐派和脫歐派會持久存在，並將持久地危及人們對歐盟事業的信心。但信心是相對視野而言的。如果回到貢比涅，在百年尺度的曆史視野下，或許更能領會歐洲已經走過了多麽艱難而非凡的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