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簡要回答這些問題：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種文書形式；與前朝在政府內部公開的奏章不同，奏折是上奏者與皇帝之間的私人信件，其內容在皇帝親自閱讀之前是保密的；上奏折是皇帝恩許給部分官員的特權，不是誰都能給皇帝上奏折的；奏折堪稱清王朝皇權獨裁製度的核心部件，非常重要。
清承明製。在明朝，由下而上的政府公文分為題本和奏本兩種，題本用來跟皇帝談公事，奏本則是和皇帝聊私事。但實際操作起來，天子和天下又怎能明確地分個公私？所以這兩種文體經常混用。不論內容如何，題本和奏本都是政府公文。按照明朝的內閣製度，公文要在皇帝過目之後交給內閣“擬票”，即草擬處理意見，後再報皇帝批複。
如果皇帝犯懶，既不過目也不批複（不過目就隻能由內閣直接擬出處理意見，不批複就隻能由太監們代筆批複），一旦這種流程形成慣例，皇權必然旁落。況且由於題本與奏本是公開的，處在信息傳遞終端的皇帝往往對其內容最後知情。等公文傳遞完成時，輿論的傾向已經形成，皇帝的決策經常因此陷入被動，無法真正實現他們想要的乾綱獨斷。
清代順治、康熙兩朝初期，皇權分別受到權臣多爾袞與鼇拜的威脅，致使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康熙帝敏銳地對現行製度查漏補缺，用各種手段對其進行改進和完善，奏折製度的建立就是其中關鍵一環。
康熙：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康熙早年，奏折無非是一些搞不清楚該如何選用公文適當文體的滿族官員們寫的些無關緊要的普通書信。雖尚無明確規定，但一般隻有高級別的滿族官員才有資格給皇帝本人寫信。機敏的康熙帝從中發現奏折這種私密的形式屬性值得利用，尤其是在獲取情報方麵。他稍稍了擴大有權上奏者的範圍。在其執政中期，而立之年的康熙帝開始把奏折製度在親信身上進行試點。
江寧織造曹寅憑借與自幼與康熙帝建立的親密信任關係，成為第一批試點人員之一。他負責用奏折秘密向康熙帝匯報江南一帶的吏治民情，在匯報情況的過程中也往往夾帶一些需要請示的事項。康熙帝也往往直接在奏折上給與回複，然後曹寅等人再按照康熙帝的回複意見，寫成題本走正式程序，就能把皇帝的意誌迅速落實。
曹寅的奏折與康熙帝的批複
康熙帝逐漸發現了這其中的好處。通過奏折，他可以繞過題本、內閣、議政王大臣會議之類的繁瑣程序，進一步掌握處理具體事務上的主動權。
但康熙帝畢竟對自己的控製力還是比較自信的，他認為沒有必要把這種非正式的處理手段擺上台麵將其正規化。相反，他還十分注意保持奏折製度的非正式性，使其隻在一些具體人物和具體事務上小範圍地發揮作用。
終康熙一朝，被授權能直接向康熙帝上奏的人，雖然已經由零星幾個親信擴大到中央、地方要員，但總數也不過兩百人左右。奏折的作用雖然已經顯現，但其性質依然是一種君臣之間的私人信件。
比如康熙四十三年時，康熙帝在批複曹寅的奏折時，滿懷信任地向他透露自己明年想要南巡的計劃，並一再囑咐曹寅：“明春朕欲南方走走, 未定。倘有疑難之事, 可以密折請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寫, 但有風聲, 關係匪淺。小心、小心、小心、小心。”正是由於奏折的私密性，康熙帝才有可能使用這種輕鬆易懂的口語化個性表達。
雍正：朕就是這樣漢子
中年繼位的雍正帝所麵臨的挑戰並不亞於乃父彼時。麵對一群不合作的兄弟和滿朝先皇舊臣，要想布施新政，一切都要另起爐灶。為此，雍正帝重新審視奏折的價值，將其適用範圍大幅擴大，並增加規範化的管理方法，奏折由此升格為正式製度。
雍正帝大幅增加有權上奏折的人數。號稱“冷麵王”的雍正帝本就沒有多少親信，要想更大程度地發揮奏折的作用，首先就必須打破隻有親信方可上奏的邏輯，將其顛倒為有權上奏的就是親信。逐漸的，中央京堂以上官員，以及所有的封疆大吏，甚至包括一些重要地方的府道台一級官員都有了上奏權，為雍正帝形成一張遍及全國的信息網絡的同時，也建起了無數條直通皇帝的決策渠道。
雍正帝還為奏折設計很多的規章製度，加速其向正規化發展。比如他為奏折配套設計的廷寄，與奏折相反，廷寄是皇帝寫給臣下的私人書信。有了廷寄，雍正帝幹脆連寫題本的正式程序都不走了，直接將自己的意誌下發有關部門，令其照辦，而且還是秘密地辦。 廷寄防止了信息的無效流傳，在具體事務的處理上，隻要是皇帝認為沒有必要知情的人，就怎麽也無法獲知。這也將皇權的獨裁推向無以複加的頂點。要知道，在曾經的三省六部製下，如果皇帝以私密信件的方式，繞過正式程序下發命令，受命官員是有權將其駁回的。
此外，雍正帝還規定上奏者在得到自己的批複後，須將批複與原奏折一起交還，不準留底。如在得到批複之後還需要走正式程序的，也不能在題本中引用皇帝批複的原話。比如，雍正帝在給大臣田文鏡的批複中有這麽一句著名的話：“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田文鏡不能因為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就把批複留下，必須還給皇帝，也不能在公開的文件上引用說皇帝的話，他就是那樣的漢子。
雍正帝的批複：朕就是這樣漢子
雍正帝的正規化措施十分嚴密，他還給有權上奏的官員發放特製的匣子，專門用來放奏折。匣子也有特製的鑰匙，皇帝和官員各有一把。奏折的傳送有專人負責，以保證在官員與皇帝之間，沒有任何人經手，確保奏折的私密性。
種種措施之中，最重要的莫過於軍機處的設立。為應付西北軍事繁重的協調指揮任務，雍正帝設立軍機處作為臨時機構，集中處理有關前線軍情的奏折。軍機處讓雍正帝嚐到了集中處理奏折的甜頭。奏折依然是要皇帝本人先讀過，然後皇帝隻需要說個大概的處理意見，自有他欽點的幾位軍機大臣，其實就是秘書，把他的意思潤色成文，下發執行。
西北戰事平息後，原本臨時性質的軍機處沒有撤消，反而就此固定下來，成為一個專門為皇帝處理奏折的機構。有了軍機處，皇帝的負擔稍稍減輕，而效率卻大大提高，乾綱獨斷終於不再隻是說說而已。奏折製度，實質上是公務的私人化，終於使得中國式的皇權獨裁就此達到頂峰。
在複雜精巧的製度安排下，除非皇帝自己放手，皇權不會受到任何來自體製內部的威脅。因此，在清朝前期，沒有出現中國曆史上常見的權臣、母後、外戚、宦官幹政的情況。
在奏折的世界裏，雍正帝終於獲得了他夢寐以求的安全感。因此，每天在批複堆成小山一樣的奏折的工作中，他才會感到無比的放鬆和愉悅，才能留下無數如今傳為笑談的“神回複”。比如前麵我們說到的，朕就是這樣漢子。再比如批複年羹堯折子裏說的：“每天朕亦甚想你。”再比如批複大臣們日常請安折子時常說的：“朕安，卿好嗎？”
雍正帝批複妙語集錦
乾隆：乾綱獨斷, 乃本朝家法
乾隆帝剛剛接班時，還很有些不知輕重，竟曾將拆閱部分奏折的權力下放給幾位重臣。不過才幾天之後，他就醒悟過來，收回這項權力。此後多年，他沒再犯過這樣的糊塗。他充分利用奏折與軍機處，最大程度地發揮了它們的功用，把自己的精明與睿智揮灑到全國各地，將清王朝所謂的盛世帶到了極點。
乾隆十三年，在因皇後之喪與金川戰事失利而起的一場政壇地震後，乾隆帝處死了由自己親自培養，但辦事不力、給自己丟了人的首席軍機大臣訥親，也窮盡手段羞辱並驅逐了最後的先皇重臣張廷玉。此後，他終於得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誌重組軍機處。乾隆帝找來接替訥親出任首席軍機大臣的人選令人吃驚，是他的小舅子傅恒，當時還不到三十歲。
把首席軍機大臣這個極具威望的頭銜硬套給一個職業生涯建樹尚少的年輕人，這個明顯極不相稱的搭配給旁觀者一個信息，乾隆皇帝需要的軍機大臣，也就是他的私人秘書，不需要有多高的威望或才幹，聽話才是最重要的。
奏折與軍機處製度的完善，是乾隆帝敢於這樣做的資本。從軍機處裏下發全國的各種決策，都出自他自己的意誌，軍機大臣不過隻是完成著生產流水線上的規定動作，所以不需要軍機大臣本人有多高的才幹，隻要夠用就行；也不擔心傅恒出身於曆代君主都小心提防的外戚集團，乾隆帝也絲毫不用顧及他能怎麽樣。不過是個秘書，能怎麽樣呢？
傅恒的確沒有怎麽樣，做了二十多年首席軍機大臣，他一直都乖乖地聽大舅哥的話，直至乾隆三十五年時去世。有了小舅子帶領軍機處多年來不辭辛勞地認真辦差，乾隆帝才能自信地說出這樣的話：“乾綱獨斷, 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來, 一切用人聽言, 大權從未旁假。”清王朝乃至整個中國曆史上的皇權，於斯為盛。
然而，也就在這個時候，乾隆帝開始老了，整個中國的皇權製度也老了。乾隆三十八年，六十三歲的乾隆帝邂逅了二十三歲的和珅。與當年提拔傅恒的思路一樣，乾隆帝也為和珅提供機遇，讓這個極具才幹的年輕人進入軍機處，成為自己的秘書、自己的代言人。他認為這樣沒有根基的年輕人除了緊緊依靠自己，聽自己的話之外，在勳貴環伺的軍機處裏沒有別的生存之道。
但和珅在處理具體事務方麵的才能遠遠超過當年資質平常的傅恒，對於清王朝的體製，他的洞察力也高過傅恒。老年的乾隆帝精力漸漸不濟，正需要和珅更多地發揮才能。隻要能體貼皇帝的心意，讓皇帝傾心信任自己，他就能用自己的利益去綁架皇帝本人的利益。
隨著乾隆帝長時間的老而不死，和珅的權力逐漸向縱深發展。終於在乾隆末年，嘉慶初期時，和珅完全掌握了軍機處，密令所有上奏者要把奏折同時抄錄兩份，一份照常送往宮廷，另一份直送軍機處給他看。到了與皇帝共享私人信件、分享皇權的地步，自然也就到了必死無疑的地步。和珅的結局大家也都清楚，不再贅述，但需要說的是，在獨裁者眼中，和珅的罪惡不是貪汙，那算不了什麽，重要的是他竊取了獨裁者的權力，尤其是奏折的處理權。
此後的嘉慶皇帝重新提高公開運行的題本與內閣的地位，適當地削弱奏折與軍機處，讓皇權運行暫時恢複正規。但獨裁製度與獨裁者本人的個人素質高度關聯的死結卻終究無法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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