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27日，毛澤東吩咐他的警衛長汪東興，給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打電話，讓張平化過來見自己。汪東興立即給張平化打電話，說：“毛主席在東湖，請你馬上來一趟。”張平化一聽毛澤東叫他，二話不說立刻乘特快列車，傍晚到達武昌，直奔毛澤東住的東湖。張平化是毛澤東的同鄉湖南人，也是井岡山時代的老戰士，是黨內極少數喝過毛澤東喜酒的人。那是1928年在井岡山，毛澤東與井岡山遊擊隊女俠賀子珍結婚。其實所謂喜酒不是真的酒，那時候條件非常艱苦，隻是簡單地以茶代酒而已。張平化比毛澤東年輕十四歲，從井岡山開始就一直跟隨著毛澤東，毛澤東也十分喜愛這個小弟弟般的老部下。
毛澤東也想到文化大革命，萬一失敗了，他的政敵就會把他送上曆史惡人的審判台。張平化比毛澤東年輕14歲，毛澤東希望張平化在自己死後，把自己的這些“心跡”告訴後人，讓後人對自己做出公正的曆史評價。
......
毛澤東也知道張平化不懂，於是說：“你不太清楚，那麽上了井岡山後我們再說。”
張平化大吃一驚，問：“上井岡山?”
這時毛澤東臉上嚴肅的表情不見了，親切地對張平化笑著說：“我年紀老了，經常夢到井岡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時間，帶帶路?”
一直跟在毛澤東身旁的汪東興，這時才知道毛澤東此行的目的是要上井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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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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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超回憶毛澤東重上井岡山(1965年)的一次談話
主席還說，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麽多的好青年、好同誌，我就擔心。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麽權利，你提意見他們不聽。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忽“左” 忽右、形“左”實右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的比我多。報喜不報憂，也是官僚封建東西，做官的有特權、有政治需要、人情關係。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這些很容易造成幹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這一代不變，下一代、下幾代會不會變？有變的社會基礎嘛。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幹部中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麽辦？有沒有製度管住他們？當然，像“二十三條”講的，這裏絕大多數幹部包括黨的高級幹部還是個認識問題、教育提高的問題。怎樣教育提高？現在高幹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這和我們井岡山時期提倡的東西不一樣。條件好了，共產黨掌權了，過去的優良作風還要不要繼承？怎樣繼承？
記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問我們井岡山精神是什麽。我們回答說艱苦奮鬥。他笑了，叫我們再想想，說艱苦奮鬥隻是一個方向，隻是一點，還差兩點，要從製度方向想。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主席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製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鬥，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製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他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製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說全國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我記得，當時劉俊秀請教主席說：現在工廠都有工會，農村有貧下中農協會，這和士兵委員會是不是差不多的組織？主席說：兩者不一樣。土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它有很大的權利。現在工廠的工會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主席還說：我們這支軍隊為什麽能成為新型的軍隊，就是在改造舊中國的同時，也改造了我們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岡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就是被改造了過來，為井岡山根據地作出了貢獻嘛。紅軍中的不少幹部原來是舊軍官，一個月拿不少大洋，後來不是心甘情願和士兵一樣嘛。關鍵還是要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才能官兵一致。一、四方麵軍會合時，一方麵軍有1萬多人，四方麵軍有8萬人，張國燾說他的人多，隊伍要聽他的。其實人多人少不是關鍵問題，要緊的是問題的本質，就是路線正確不正確。
主席繼續說，我早就說過，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製度。應該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蘇聯修正主義正是由於有了一個特權階層，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國家也變了顏色。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要在怎樣防止特權階層方麵有一整套好製度，要繼承井岡山的好製度、好作風。井岡山精神不僅僅是艱苦奮鬥，士兵委員會和支部建在連上意義一樣深遠。它們都是井岡山革命精神。
主席再次談到幹部特權和幹部子女教育問題，說現在的幹部特權對我們的孩子也有影響。他們比一般工農子弟條件優越，別人沒有的東西，他們能有；別人不能去的地方，他們能去。他們可以看內部電影。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們的幹部子弟中，有些現象令人擔心。井岡山革命精神不要丟了。
主席還說，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麽多的好青年、好同誌，我就擔心。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麽權利，你提意見他們不聽。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忽“左” 忽右、形“左”實右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的比我多。報喜不報憂，也是官僚封建東西，做官的有特權、有政治需要、人情關係。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這些很容易造成幹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這一代不變，下一代、下幾代會不會變？有變的社會基礎嘛。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幹部中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麽辦？有沒有製度管住他們？當然，像“二十三條”講的，這裏絕大多數幹部包括黨的高級幹部還是個認識問題、教育提高的問題。怎樣教育提高？現在高幹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這和我們井岡山時期提倡的東西不一樣。條件好了，共產黨掌權了，過去的優良作風還要不要繼承？怎樣繼承？
記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問我們井岡山精神是什麽。我們回答說艱苦奮鬥。他笑了，叫我們再想想，說艱苦奮鬥隻是一個方向，隻是一點，還差兩點，要從製度方向想。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主席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製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鬥，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製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主席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他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製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說全國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我記得，當時劉俊秀請教主席說：現在工廠都有工會，農村有貧下中農協會，這和士兵委員會是不是差不多的組織？主席說：兩者不一樣。土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它有很大的權利。現在工廠的工會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主席還說：我們這支軍隊為什麽能成為新型的軍隊，就是在改造舊中國的同時，也改造了我們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岡山上的袁文才、王佐，就是被改造了過來，為井岡山根據地作出了貢獻嘛。紅軍中的不少幹部原來是舊軍官，一個月拿不少大洋，後來不是心甘情願和士兵一樣嘛。關鍵還是要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才能官兵一致。一、四方麵軍會合時，一方麵軍有1萬多人，四方麵軍有8萬人，張國燾說他的人多，隊伍要聽他的。其實人多人少不是關鍵問題，要緊的是問題的本質，就是路線正確不正確。
主席繼續說，我早就說過，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製度。應該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蘇聯修正主義正是由於有了一個特權階層，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國家也變了顏色。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要在怎樣防止特權階層方麵有一整套好製度，要繼承井岡山的好製度、好作風。井岡山精神不僅僅是艱苦奮鬥，士兵委員會和支部建在連上意義一樣深遠。它們都是井岡山革命精神。
主席再次談到幹部特權和幹部子女教育問題，說現在的幹部特權對我們的孩子也有影響。他們比一般工農子弟條件優越，別人沒有的東西，他們能有；別人不能去的地方，他們能去。他們可以看內部電影。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們的幹部子弟中，有些現象令人擔心。井岡山革命精神不要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