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校右派蔡鐵根
－－作者：蔡金剛
父親蔡鐵根（原名蔡澤生，曾用名蔡委心），生於1911年12月，河北蔚縣人。1931～1932年在廈門大學讀書時“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先後爆發，為抗日父親先是加入東北軍，後又投奔紅軍，在紅軍總政宣傳部工作。
“七七事變”後，父親隨所在部隊紅一軍團改編為八路軍115師，被正式任命為115師宣傳部幹事。隨部隊東進抗日，參加了平型關戰鬥。
在林彪與聶榮臻分兵，聶部往山西河北察哈爾敵後開辟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後，父親隨楊成武獨立團（後擴編為獨立一師）回敵後故鄉開辟根據地。因為延安指示要求配合當時河北省委組織的冀東大暴動並在霧靈山開辟新的根據地，一師政委鄧華奉命率一師三團去開辟平西地區並組建準備進入冀東的四縱。因為看不慣當時開辟工作中個別幹部的貪腐現象，父親在未得到師長楊成武的同意下，“非組織”跟著政委鄧華去了平西，引得楊成武大怒並派隊追趕。
整個抗戰期間，從隨鄧華開辟平西初期，到後來原120師副師長蕭克奉命來平西組建挺進軍，父親一直在平西，先後任鄧華11支隊的宣傳科長、宛平縣長、抗大四分校教導員、挺進軍九團政治部副主任、七旅（後改為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等職。
1949年後，父親在劉伯承直接領導下籌建我軍第一所正規化最高軍事學府，任陸軍大學籌備處處長，後在南京軍事學院第一期高級係學習畢業。之後在蕭克任部長的中央軍委軍訓部任條令處長、訓練總監部條令局副局長等職，參與製定編撰我軍第一部正規化條令。
1956年，劉伯承親自點名，將父親調任南京軍事學院軍事學術史教授會副主任、戰史教授會主任。並被授予大校軍銜。
1950年籌建陸軍大學（後改名為軍事學院，1985年更名為國防大學）期間，蔡鐵根（前左一）陪同朱德總司令勘察陸大校址。
一、製定軍隊條令惹禍
就軍隊建設，當時毛澤東號召“團結在蘇共周圍，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在政治要一邊倒……永遠不要驕傲自滿，一定要將蘇聯的先進經驗學到手，改變我軍的落後狀態，建設我軍成為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現代化軍隊，以利於在將來有把握地戰勝帝國主義軍隊的侵略”。建設有“統一的指揮、統一的製度、統一的編製、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和“組織性、計劃性、準確性和紀律性”的正規化現代化軍隊。（見1952年7月10日毛澤東給南京軍事學院的訓詞）
因為正規化軍隊一切行動都要嚴格依照條令來執行，因而製定條令是建設正規化軍隊的最重要工作。
可是在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同時，產生了一些問題。在當年蘇聯大量援助我軍的現代化武器裝備中，沒有政治工作人員位置，例如坦克、飛機這樣的技術兵器中沒有政治指導員的位置；另外，蘇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和我們的編製不一致，他們實行的是“一長製”。我軍的條令製定工作必不可免地涉及部隊中政工人員的地位與職權，其實就是涉及他們將來在軍隊中的地位和待遇。這引起了政工人員尤其是總政治部的強烈不滿。
1993年出版的《彭德懷傳》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公開：“1953年上半年，他（彭）曾一度設想和準備在軍隊中實行‘一長製’。在一次軍委例會上，他提出軍隊團以下的政治部（處）可以不設政治部（處）主任一職，其職務由該級政治委員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幹部培養為軍事指揮員。並且將這個建議作為軍委決定通知全軍實施。他的這一建議，當時有些人認為這是降低了政治委員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了明顯的抵製。就在這個期間，總政治部起草的《軍隊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送交軍委討論，軍隊是否應當實行‘一長製’的問題，又發生了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彭德懷認為‘一長製’的那種意見‘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軍委審查《內務條令》修改稿（注：即父親負責呈審的那部條令）時，彭德懷把有關營教導員和連指導員的職責全部刪去，也表現出他準備首先在營、連兩級試行‘一長製’的想法。到5月間，他在同總顧問的一次談話中，更直截了當地說：準備10年之後實行‘一長製’”。（王焰等編寫：《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544頁）但是當時大多數人並不清楚這個原因，一些人把對1953年頒布實行的條令的不滿統統遷怒於父親這個條令局副局長頭上（局長是越南人洪水，因患肝癌長期養病未到職）。
關於這些，父親在後來給組織的申訴裏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曆次條令呈審是我經手的，據我所知，開始內務條令原稿中是有政工人員職責的，並且在寫法上和行政首長是一樣的，後來總政不同意這樣寫法，並主張按照政工條例的寫法寫。但政工條例的寫法在行文格式上和內務條令不同，我們的意見是內容上可以按照政工條令，但行文格式上應該和內務條令一致。後經反複研究，最後由總政政工條例研究室提一個草案，但在文字上仍然是另一種格式，而且是不準修改的，最後無法，隻好呈軍委審查時，將兩個方案同時呈審。彭（德懷）總在軍委例會上審查時指出：‘這樣寫法大家都是首長，首長隻有一個，哪有許多首長’的意見，肖（華）副主任也不同意條令編撰委員會的方案，而主張用政工條例研究室的方案，但政工條例尚未定案。後肖副主任建議、彭總同意決定內務條令中政工人員職責暫缺，並在頒布令中注明即可。而且這部條令的送審程序是嚴格的，一審是條令編撰委員會全體會議，二審是蕭克部長和蘇聯總顧問格拉朱諾夫，三審是分送軍委各部，各軍兵種司令部及軍和師，四審是軍委條令審查委員會，五審是軍委，朱德和彭德懷，最後經毛澤東主席審查並批準頒布執行的。”
為此，父親曾經給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過一封信，信在發出之前，他曾就此請教過蕭克同誌。信中寫道：“……所謂民族習慣、特點，戰爭經驗，建軍傳統，始終還隻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特別是由於沒有經過有組織、有係統地分析研究和批判提煉，到底哪些是可以而且應該把它具體規定在自己的軍事條令中去，是誰也不敢負責的，因為習慣、特點、經驗、傳統的好與不好有用與無用，其唯一的標準是是否適應於未來戰爭的需要。真正適應未來戰爭需要的就是好的，就必須保持和發揚，否則必須克服、拋棄和改變，無論這些習慣、特點、經驗、傳統有多麽久遠的曆史或曾經起過多麽偉大的作用，戰爭有權改變一切。一切都必須適應戰爭的要求！因此，在沒有經過分析研究、批判提煉之前，一般地說，不宜於籠統地、過分地強調我們的民族習慣、特點和我軍的戰爭經驗、傳統，否則它必然會限製我軍的進步和發展。”“我們要改良一部機器不是不可以，而是應該在熟悉了它，並對它有了一定的研究之後才能行。所以我認為應該是首先把它學會、學通，然後再來分析、研究、批判。‘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改之’。但‘善’與‘不善’，絕不能以我們的傳統觀點為準，必須以未來戰爭的要求為標準。隻有這樣的批判，才是現實的，才不至於丟掉了好的，保存了壞的，才能真正地將我軍提高，才能應付未來的戰爭。並在戰爭中取得勝利。”
這封信中提出的意見，實際上是說軍隊的教育訓練方針的檢驗標準就是要服從戰爭實踐的檢驗。條令是軍隊一切行動的法典依據，軍隊的訓練教育隻有一個標準，那就是如何適應未來戰爭的需要，信中所述內容實際上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真理在軍隊訓練教育方針中的體現。父親在那個時代即提出這種觀點，是難能可貴的，但顯然太早了。
這封信被轉給了彭德懷。彭總看過後，立即批示“蔡鐵根同誌給鄧小平同誌的信，應發給軍委主席、委員及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各部首長、國防部各副部長閱”。
父親信中鮮明的態度和犀利的言詞，無疑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加之對條令的不滿，成為他後來在“反教條主義”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批判與圍攻的重要原因。
另外，在當時討論內務條令時，曾經提出過條令上是否要規定黨的會議、匯報製度等問題，當時小組不能決定，大組把這個問題提交總政考慮，總政通過閻稚新（當時總政組織處副處長）轉達的意見是：“條令中無權規定黨的問題！”因為父親在向各個部門解釋為何內務條令中沒有規定黨的生活製度時，曾將這個意見重複過幾次，後來這句話也被一些人套在父親頭上，並曲解為“條令中不準寫黨字”，而成為父親的一大罪名。
二、懷仁堂事件
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總路線為“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毛澤東還在此前的南寧和成都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號。於是一時間，全國各地、各部門爭相“大躍進”、“放衛星”，鋼鐵要“趕英超美”，糧食則已有畝產10萬斤之說，甚至有人喊出了“兩年後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
在這樣的背景下，1958年的5～7月，在北京三座門國防部會議廳召開了時間長達兩個月之久的軍委擴大會議，會議開始不久後即改到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這次會議由彭德懷主持。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點名批評了主持軍事學院工作的劉伯承和主持訓練總監部工作的蕭克，責問：“軍事學院和訓總究竟有多少馬克思主義？”“劉伯承同誌把自己的好東西丟了，盡搞別人的東西”，“劉元帥述而不作”；說“蕭克現在又掛出教條主義的牌子來了”，“蕭克說：小米加步槍過時了。”他還針對當時要不要進行原子條件下訓練的爭論嘲笑道：“原子戰爭不見經傳，但在封神榜上見過。”（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記錄）
在會上，不少主管軍隊訓練和教育工作的同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圍攻，而父親寫給鄧小平的那封信被印發大會，他受到了最激烈無情的鬥爭。為了證明蕭克的“反黨陰謀”，有人強迫父親承認信是蕭克授意寫的。他堅決拒絕道：“這封信的錯誤是我的事，信的原稿雖然請教過蕭，蕭也提了意見，但這封信發與不發、改與不改都不取決於蕭，更不是他的授意，因此我認為信中有錯誤，無論有多嚴重，應由我承擔，與蕭無關。”（給中央紀委的申訴書）
主持南京軍事學院工作的劉伯承和一批從事軍隊正規化建設訓練教育工作的同誌如葉劍英、粟裕、蕭克、李達、郭天民、陳伯鈞、鍾期光等受到了激烈的批判。當時參會的老同誌告訴我：“那時太厲害啦，我們這些受批判的人，包括劉帥都坐在台下的一條凳子上，挨個上去檢查，會場上的氣氛恐怖極了。”還有人告訴我，那是因為“老天爺也坐在台上啊”。
父親難捺心中的痛苦，問軍事學院政委鍾期光：“政委，你說還有沒有真理？黨內難道就不講真理了嗎？”鍾期光苦笑著對父親說：“我的同誌，難道你不知道真理也要服從組織嗎？”
輪到父親做大會檢討了。關於那天的事，後來一位當時在場的老人告訴我：“我們都做了檢討啦，為了顧全大局嘛，其實哪來的什麽反黨集團啊，可不檢討也不行啊，毛主席都說了話啦，我們都知道你爸爸那個脾氣，都替他擔心啊，我們都給他做了工作，他才違心地被迫答應做那個檢查。可等他一上台，底下那些人就罵開了，罵得可難聽啦，開始你爸爸還忍著，可後來他還是被罵急啦。”在我一再追問都罵了些什麽時，那天參會的老人告訴我：“你知道他們都罵什麽嗎？‘媽.了個. × ！反革命！槍斃他！……’”
父親忍無可忍，他放下稿子大聲地對那些起哄的人說：“你們錯了，你們批的恰恰是毛主席批準的！”對條令中政工人員的職責問題，他說明那是經軍委審查，彭總修改，毛主席批準的！
在台上的彭德懷愕然地瞪著父親，全場一片嘩然。主席台上有人氣急敗壞地喊道：“把他拉下去！”於是有人衝上台來，七手八腳地動手扯掉了父親的肩章領章，把父親連推帶搡地拉下台來。
有人告訴我：“那天，還有人動手打了你爸爸的！”
被激怒的父親也隻能大聲吼道：“你們還讓人說話嗎？……”這些情景，震驚了所有在場的人，當時不少同誌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熱淚。
蕭克後來在回憶錄中說，這是“在黨的高級會議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
1978年在為父親冤案昭雪奔波時，我住在總參二所，有一位據說是林彪當年的機要秘書也因為等待甄別在此同住，他對我說：“小蔡，你知道，那時你爸爸上廁所都有人跟著的，那氣氛……”說的時候搖頭歎氣，尤有餘悸。
實際上，毋庸諱言，當年的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之所以受到激烈的反對，是因為有一部分人對這種變化感到困惑和茫然。他們對革命勝利後的艱巨的學習任務沒有思想準備，對先進的科學事物產生了排斥和抵觸，個別人甚至感到這些新裝備、新技術、新科學對他們已經取得的利益與位置產生了威脅，一些人認為正規化的條令將要影響他們的職權、地位和待遇。
圖：1959年總政關於蔡鐵根處理意見的批複
1958年10月，南京軍事學院奉命對父親進行了“徹底清算”。根據中央批準總政治部關於在軍隊中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國家薪給人員和高等學校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的規定》的具體辦法第一或第二類實行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為宜，但念其參加革命20餘年，於是“研究決定”對父親開除黨籍、軍籍，剝奪軍銜，撤職降級（降為行政14級－－正團級），調離部隊，轉交地方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總政則在1959年4月的批複中又加上了一句可再降一級（降到副團級）……因為對父親的處理無法可依，他們把他補劃為“右派分子”，而其時“反右”鬥爭已過去一年多時間了。
三、蒙難中的思考
父親被冤處理到地方，正值三年大饑荒時期，直到1970年被殺害，他從未停止過對國家民族前途的關心，同時在靈魂深處開始了反思。父親一直有寫日記的習慣，即使在蒙難中仍然堅持寫日記，在遺留下來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反思的深刻。現選摘其中部分日記如下（以下僅標注日期）：
1.反思大饑荒
實際上的餓，尚好解決，隻要吃一頓飽飯也就可以暫時止住饑餓；而由於實際上的餓所引起或造成的思想上的餓，卻很難解決，而且對實際上感覺上的饑餓有著互相促進作用。越是饑餓，越是饑餓；越是饑餓，越是吃不飽；越是吃不飽，越是想吃；越是想吃，越是饑餓，越是饑餓，越是……
於是，坐在辦公室裏感覺餓，走在街上也感覺餓；白天工作時感覺餓，晚上睡覺也感覺餓；甚至夢中也饑餓的！於是日日夜夜，時時刻刻，隨時隨地都在饑餓地發慌！
由於物質上餓所引起或者造成的精神上的餓，所引起或者造成的後果更為嚴重！本來平常人平日每天食有一斤糧食，無論如何都能吃得飽，都夠吃了的。但在這饑餓的情況下，由於精神上、思想上的餓一餐飯都能吃一斤多，甚至二斤，（在下廠工作中，遇到現場會議或其他什麽機會，因而受到廠裏招待時，我們這些下廠幹部便要放量地大嚼一頓，十兩米一碗的飯至少要吃他兩碗！我有幾次一邊大嚼一邊忍不住好笑，自己不作那莊嚴的軍官，曾幾何時如何便變的這樣不顧身份！其實這並不奇怪，而這正是所謂客觀存在決定意識的具體事例）。
（1960年10月27日）
近來由於節約糧食，供應定量減少，全家每月隻得糧食83斤，也就是說全家五口人每頓飯隻得幾兩多糧，距離吃飽那是太遠了。每天隻得吃一些非菜非飯的湯水來延續生命。孩子的媽媽為了孩子們的健康，每月寄3至5斤全國通用糧票來補助。但由於最近常州宣布“通用糧票停止通用”，這個補助就也無形中被取消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不得不去請求所謂居民委員會幫助解決，為了說明我們的生活情況，我將我們每天吃的非菜非飯的湯水向他說明，不料這卻觸犯了“不準說吃不飽”的禁令，於是一個警察樣的“幹部”嚴厲地威脅我說“要檢查檢查你的反動言論和反動思想，什麽叫做非菜非飯的湯”！並且立即打電話給我所屬的重工業局黨委，要他們檢查我的“反動思想”。於是不僅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反而鬧了一肚子氣並且招來了許多麻煩。
（1960年11月24日）
中國六億人民正在經受著一種史無前例，慘絕人寰的災難－－浮腫病。這種病已經在全國各地普遍地蔓延。
據說衛生界對這種“新時代”病已經得出臨床經驗：從發病到死共分兩期，初期是浮腫（有的人說浮腫又分三期），後期是消瘦，而到了後期就無法治療了！
因為政治上的原因，目前關於這病在全國各地的蔓延和發展情況和死亡率還不得而知，但它已在全國各地普遍地蔓延則已從各地通信中知道了。而且據說死亡率也是很高的。關於這種“時代”病的原因，據說是營養不良。明白地說就是長期地饑餓的結果！
“偉大的毛病”目前正在全國各地普遍地蔓延著，發展著。可是還沒有看見“英明偉大的領袖”采取什麽有效地措施！
這無疑是中國人民的災難，而且是一種慘絕人寰的災難！……
“偉大的毛.病”已經侵入到我這苦難的家庭裏來了！頭幾天難兒虛腫，我還未曾注意。近來我的左半個身子浮腫，我還以為是神經病所致。今天看到桂蘭阿姨也浮腫起來了！這可怎麽辦呢？醫療有什麽用，唯一的辦法是加強營養，可是在這連飯都不能吃飽的情況下，哪裏還談得到什麽營養呢？！隻好“苟延殘喘”等待死期！
（1961年1月20日）
再也想不到，戶口和糧票這樣極不為人所注意的小玩藝，竟會使六億人民都失掉自由。
再也想不到這“右派”二字竟會使得黨內外一切有真知灼見的人閉口無言。
（1959年8月1日聽了常州專署各局長檢討為農業服務的思想之後）
按理，革命者應該是人性最強烈的人，也就是人類感情最豐富的人，但實際情況卻並不如此。過去曾經有人說黨性與人性有矛盾，當時未曾深思且以為是謬論，近年來的實踐經驗越來越感覺其可疑。
為了吃飽肚子，而犧牲了最大的自由，這是最不值得的，也是最可惜的。實際上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完全吃飽肚子的。
（1959年8月6日）
僅僅在常州這個江南魚米之鄉，而且一直是豐收的地區，然而母子不親、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故事就不可勝數了。
我的鄰居，一個老太婆（還是個居民組長呢），由於孩子們小，而口糧少，老太婆受到影響很大，因而要自行起夥，卻不料引起了兒子的憤怒，竟自將他生身的母親按倒在地拳腳相加，打了一頓。
那時，我還勉強支持著下廠，就在這懷德橋，三更半夜，曾幾次遇到被生身的親娘遺棄了的孩子。他（她）們被餓的站不起身來，就睡在路的當中，等待著慈悲的拾主。
就在這常州的木匠街，一個木匠，因為發現被下放的朋友帶著二十幾斤糧票就起了不義之心，誘友入室，持斧行凶，砍傷了朋友以至被判處了十八年徒刑。
賈秘書說，在他的故鄉（南陽），在六零到六一年間，農民竟被餓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個在解放軍中當排長的小軍官，因為多年不曾回家，請假回裏省親時才發現合家八口全被餓死了。
據餘科長談，就在附近的宜興西門外，有個老夫婦，他們有一個獨兒子在解放軍中充軍官，老頭因恨這革命的後果，誘騙兒子回家，當這個軍官回來省親時，才發現母親已被餓死，而老頭兒還在。可是當夜老頭兒就乘兒子熟睡之際，用斧頭把他親生的兒子劈死了。
就在這常州市的模範公社－－荷花池管理區，兒子因為嫌抱怨父親吃的多，不顧兒子晝夜勞動，老頭兒自縊死了，派出所因此傳訊這個兒子，還沒有決定給他什麽處分，兒子也自縊死了，剩下一個兒媳，無法過活也尋了自盡，幸而被鄰居發現救了下來，乃得不死。據說這是最近的事。……
（1963年12月3日）
聽老李說最近蘇北捕獲了一個人口販子，他由蘇北向皖南販運兒童，價格是人民幣五塊錢一斤。這是因為頭兩年皖南餓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沒有東西而是連人也沒有了），許多地方有地無人耕，可是現在蘇北又鬧“天荒”，所以出現了這種奇跡……
（1963年8月20日）
（各種票證）不僅都有時間地點的限製，而且都是無價證券，但由於平均主義的分配和物資缺乏，這些無價證券無形中都變成了高價證券。因而無形的證券交易市場（也沒有一定的時間和地點）便應運而生。依靠這些證券交易而且大有橫財可發；當六一到六二中間，糧食最緊張的時候，一斤糧票價格竟達兩元以上，而且買一斤糧食卻隻需一角幾分錢。這就難怪社會主義無價證券交易的興隆了。
（1963年2月5日）
2.思考政治製度
“整風”有時也叫“整黨”，有時說是“審幹”，有時也叫做“肅反”。（可以肯定，將來還會有新發展的）這是馬列主義武庫中所沒有的，所以說“毛澤東創造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整風”的內容是隨著各個時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在毛澤東的鬥爭史上，開始最早的反左傾機會主義，其次是反右傾機會主義，再就是反自由主義，反主觀主義，反個人主義，反英雄主義，反宗派主義，反教條主義；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饒，反胡風，反宗派，反右傾，反……
“反”這個字眼，有時會使人害怕，所以在說法上是“批評與自我批評”，“自我檢討”，“坦白反省”，“忠誠老實”，“向黨交心”，還有什麽“搶救運動”……還有什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
“整風”的範圍，開始隻限於黨內領導集團，後來擴大到全黨，後來又擴大到黨外，現在則是“六億人民都要檢討”了。
（1960年1月11日）
黨內鬥爭，據說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其實並不盡然）而兩條路線的鬥爭又是階級鬥爭的反映，（這也是不合實際的）於是黨內鬥爭便成了敵我鬥爭。於是在鬥爭中獲得勝利的集團，便成了正確的，因而也就是馬列主義的。（盡管在理論上也承認，有時多數卻並不一定都正確）而失敗的集團便成了反馬列主義的；於是勝利者集團便給失敗者集團作結論，加封號，戴帽子；於是左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黨集團分子，甚而至於反革命分子，階級敵人，隱藏在黨內的壞分子，奸.細，特務分子等等名目便應運而生。這都是真的嗎？
其實，所謂黨內鬥爭也者，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言以蔽之不過是黨內領導思想的鬥爭，充其量也不過是領導權的鬥爭。其實也就是舊社會上爭名奪利的鬥爭。可惜的是一些黨內有思想，有遠見，有正義感的人，在這種鬥爭中成了勝利者們的犧牲品！而一些卑鄙，惡濁，不惜一切手段陰謀害人的人們卻成了正確的馬列主義者。
（1960年1月11日）
“要作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號召，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整黨時，向黨內也就是向黨員提出來的號召；最早是出於劉少奇的黨員修養。而見諸報紙並成為向全黨全民的號召提出，則是最近幾年來的事。昨日《人民日報》對這個問題作了專門的論述。這是每次整風或整風之後，惟恐整風不透的結尾號召，也就是近幾年來泛於整風的最明確的答複。
（1960年6月16日晨）
幾年來，黨內出現了一批特殊人物，他們無視黨內外的各種莊嚴規定而任意胡為，他們不僅不按黨章規定的程序辦事，而且無視黨內民主，不準黨員有不同意見，也不準黨員保留意見，而且也不準黨員發表意見。他們任意蹂躪黨的各種組織原則，隨便把持有不同意見的黨員加上各種汙蔑性的封號並把他們排除在領導之外，甚至於黨外，隻要對他們個人有意見，那就是反黨，隻要對他們的倒行逆施有不同意見，那就是右派。他們公開地猖狂地蹂躪黨的各種組織原則與政治原則，發表了許多反動而荒謬的理論，在國內造成了空前的饑荒，把工農都導向了絕路，任意倒行逆施卻不準黨員有任何意見，這是什麽馬列主義，這是什麽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他們究竟打算幹些什麽？
（庚子年[1960年]10月14日）
在中國凡是國家不管的東西，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隻要國家一伸手，那就立刻供應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隊了。因此人們希望他們不管，但是他們幾乎是什麽都要管，（但隻要他們一管，東西立刻就沒有了）即使因為管的太多而浪費了多少人力和財力，然而他們還是要管。這原因據說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的萌芽”，客觀上其實就是害怕人民豐衣足食！這政府是對社會主義的強奸！
（1963年12月20日）
要挽救中國，要挽救中國的人民，要挽救中國的革命，就必須從根本上徹底地粉碎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思想傳統！必須徹底地打倒中國的各種形式的“皇帝”！必須徹底地真正地解放人民的思想！必須使人民享有真正充分的民主和自由的權利！不準任何“英明偉大”的人物強奸民意！必須在中國實現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徹底的民主自由！
（1961年2月20日）
3.思考財產製度
社會主義革命使一切人喪失了私有財產，因而使一切人喪失了個人“自由”，在這種製度下，依靠黨，依靠國家，依靠集體才能生活，否則寸步難行。
黨內不同意見，分兩派、三派甚至許多派，這是政治活動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各個政治組織的章程所允許的，但把持有不同意見的同誌冠以右派的名譽卻是中國共產黨的創舉。但黨內有這麽一派，並且還想把它的隊伍繼續擴大，卻也未必是好事，所以就隻好把他們開除出黨，於是在現代的中國，右派便成了政治組織之外的一種超然的有名無實的那麽一些人。據說這些人已經被發展到三十多萬，按說這個政治力量也很可觀了。
（1959年6月16日）
在《白奴》裏作者在描寫農奴生活時，有這樣幾句話：
“我沒有權力為我自己工作——我沒有權力遵循我自己的道路去走……
“一切脫離動物狀態的人寧可在自由之中忍受饑餓和寒冷，決不願吃的飽，穿的好而忍受別人的奴役。
“我不能幻想有這麽一所小小的無論多麽簡陋的茅屋屬於自己，或者有一畝不論多麽貧瘠的和荒蕪，總是我自己的土地。我沒有權力結婚……
“我的精力由於喪失了積極性而枯竭了，因此每一鋤，每一鍬都需要緊張地鼓起全身的力量。”
這些是作者在描寫十九世紀南美農奴生活而寫的。但這些不是我們中國的人民公社很相象嗎？
根據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經驗證明，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經濟基礎，私有財產喪失了，個人的自由也就隨之完全喪失了；私有製度完全廢除了，個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滅了。因此，看來個人自由和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卻是分不開的，從而也就可以知道，個人自由乃是私有製度的產物，而私有財產是個人自由的基礎了。
可是自由對於人來說，和財產是同樣的重要，歐洲人說“不自由，毋寧死”，那是因為不自由也就找不到飯吃，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要自由就沒有飯吃，要吃飯，就不能要自由，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二者是不可以兼得的，但在現代的中國，完全犧牲了自由，人民也不能吃飽。
這樣看來，人們要自由，就不能不要私有財產，而要私有財產就不能要社會主義。難道這就是馬克思、列寧的思想？
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要吃飯就不能要自由，而不自由就是奴隸，如果人們不願意作奴隸，要自由，那就還是保持私有製度的好。隻有在私有製度下，吃飯和自由兩者才可以兼得，雖然有時兩者並不能夠完美地兼得，有時為了吃飯不得不暫時犧牲點兒自由，有時為了自由，不得不暫時吃的壞些兒或餓些兒，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就連吃飽飯這一樣也不能保險。
（1963年6月27日）
饑寒交迫的社會主義好呢，還是生產過剩的資本主義好？是全民忍饑號寒好呢，還是一部分人饑寒一部分人溫飽好？是稍有點兒民主好呢，還是完全獨裁統治好？是稍有點兒自由好呢，還是完全沒有自由好？
（1963年2月8日）
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是在人民自覺的要求下建立起來的，而是在一個命令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一下子宣布一切財產為全民所有的命令強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一攬子包下來，在這種情形下，六億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了，一切都要聽命於政府，聽命於領導，聽命於共產黨。但共產黨有何能一下子把六億人民的生命財產全部很好地管理起來。於是便在一切方麵都表現出“包而不辦”的嚴重現象來。然而人民卻要處處等待領導，既不肯（也不能）積極主動，也不肯積極負責。於是無人管理和胡亂管理的現象便泛濫起來。
四、遇難及平反
父親“自由思考，獨立精神”的思想與實踐，在那個荒誕的年代必定給自己鑄下悲慘的命運。
1970年3月，正值“文革”中最瘋狂的時候，經過瘋狂的“文攻武衛”和奪權，各地成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從很多記錄上看，為了確立這權力，各地都鎮壓了大批“反革命”等名目的人員。3月11日，江蘇常州公檢法召開了萬人大會，公開槍決了“以蔡鐵根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首犯蔡鐵根和另一名部隊轉業軍人吳翼，判決多人徒刑，牽連人員達百人之多。此事轟動一時。父親的死刑判決書甚至被張貼到了他參加革命後幾乎再也沒有回去過的故鄉的土牆上……
父親冤案的產生原因究竟，坦率地說，直到今天我還不是十分清楚。常州當年的市委書記牢騷滿腹地對我們說：“我們能隨便說把蔡鐵根同誌的頭殺掉嗎？……”
在他的冤案昭雪後，有一位老同誌親口對我們說：“……你爸爸問題的根子還是在北京！”
有一點是清楚的，記載他自己思想的日記是直接導致他被殺害的原因之一。
父親被捕離開我們時，我才9歲，因為他的思考，我們三個幼小的孤兒以反革命子女的身份度過了14年難以想象的苦難歲月，我們的精神和身體上留下了永遠難以平複的傷痕。限於篇幅，在這裏我就不多說了。
父親被害10年後，在胡耀邦、黃克誠、蕭克、李達等一大批領導同誌的直接關心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父親的冤案終於昭雪，他被定為烈士，骨灰盒得以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但隻有我知道，那骨灰盒是空的，我們把為他昭雪的文件和留下的一副老花鏡放在盒內。因為父親被殺害後，骨灰沒有被保存，他為他追求的理想置身家性命而不顧，真正做到了肝腦塗地，乃至灰飛煙滅。
圖：1980 年常州市委關於蔡鐵根平反的文件，裏麵對蔡鐵根經曆有簡要介紹。
後來，我才知道，在共和國長長的烈士名冊上，排名第一的烈士段德昌，也不是被敵人殺害的，紅軍時期因為極“左”路線被冤殺的他，也是犧牲在“自己人”槍口下的。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據說犧牲的烈士總數約有兩千萬人，但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被自己人殺的，大概是一個難以弄清楚的數字了。如果說戰爭時期因鬥爭殘酷，難以分辨而錯殺同誌，那到了新中國建立後，在中共執政的時期裏，也還有著許多同樣的故事，造就了不少這樣的烈士。這樣的烈士人數究竟有多少，恐怕難以統計了。我的父親不過是其中的一名。雖然他是一位出身紅軍的高級幹部。
（作者為《人民日報》原編輯）
蔡鐵根平反經過
－－作者：蔡金剛
【作者的話】這篇文章是在1998年8月起至12月的《中華兒女》上連載發表的。我覺得有必要做一點說明，文章並不像《中華兒女》編者在文前說的那樣是我主動寫的，而事實是因為我看見一些雜誌書籍上關於我父親的文章寫的與事實有許多出入，有一本雜誌甚至說我父親是為彭德懷而死，而《中華兒女》在若幹年前也在其他文章中提到我的父親這件奇冤，於是我在1996年給《中華兒女》寫了封信作了些說明，當時《中華兒女》的總編揚筱懷同誌即約我寫這篇文章，說實話，對於我父親的冤案，我自己也深知尚有許多禁區，有些我是知道的，有些我至今也還不清楚，所以當時是揚筱懷同誌一再動員的熱情使我動筆寫了，前後大約十多天。在寫的時候，我自己確實是已經盡量注意了那些眾所周知的避諱，但是即使這樣，在經過有關部門審閱時，還是遇到了麻煩，軍事科學院戰史部負責審查者認為：“文章的基調比較低沉。作者以親身感受比較詳細地敘述了蔡鐵根及其子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批評了毛主席、黨中央的“錯誤”，基調消極，不符合弘揚主旋律，催人奮進的時代要求，況且也有損於黨的形象，不利於黨的團結和統一。”
“文章涉及到許多黨和國家、軍隊的領導人。諸如對毛主席、彭德懷、黃克誠以及許世友、肖華、張宗遜等的看法和評價，對於蘇聯援助我國的看法，對於學習蘇聯經驗和反對教條主義等問題的看法，都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具有一定的片麵性，易引起不同意見的爭論，有礙於大局的穩定。”
“文章中有些用語尖刻、貶損。諸如講許世友是“顢頇、愚忠”等等，很不嚴肅。另外有些地方上下文連接不緊，邏輯性不強，有些地方文字重複，且比較粗糙，有些提法欠斟酌，有些表述不盡確切，等等。”文章因此被擱置了下來。
雖然揚筱懷同誌和我盡了許多努力，但是文章還是被擱置了兩年之久，直到1998年父親的老戰友李仲奇伯伯專門給《中華兒女》寫了封信後，文章在被做了些刪改後才得以發表，我明白在我們目前這樣的社會環境中辦刊者的苦衷，對編者寫在前麵的話也十分理解，我至今還是非常感謝揚筱懷同誌的勇氣的。不幸的是不久前他遭遇車禍逝世，令我和許多人感到痛惜。
這次準備將文章在網上登出時，我把原先被刪改的內容重新恢複了，而且把有的人名直接寫出來了，因為我想，他們地下有知，是應該感到羞愧的。正像有人說的那樣“有的共產黨員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殘忍的手段往死裏整自己的同誌……在黨章裏，在馬克思的著作裏，哪能找到解釋。”
“幾十年過去了，推人落井的人，迫人致死的人，挑三戳四的人，坐觀鬥虎的人，殘害忠良的人，趨炎附勢的人，落井下石的人，裝腔作勢、起哄圍攻的人 ，賣友求榮、陷人以過的人，煽風點火、推波助瀾的人，用同誌的鮮血染紅了頂子的人，全都福壽康寧的活到了“不知明鏡裏，何處惹秋霜”的年紀了，不知清夜捫心知否自愧，生者已矣，死者何堪？”
我十分同意這樣的意見：“雖然要重現曆史的真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不放棄迫近真實的曆史的每一丁點努力，正是由於我們一點又一點的努力，使我們敘述的曆史越來越迫近真實的曆史。”
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覺醒了的人們的努力，我們畢竟在向著曆史的真實一步步地迫近。
我想說的是，文章中的一些說法或是迫於現實的考慮，或是卻是還被故意遮掩著確實難以弄清所至。請智者明鑒。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對一些人名和事實，我還是回避了，不過所幸的是，有許多曆史的真相已經在和正在不斷被揭開，一些貌似岸然的聖像露出了本來人性就有的另一麵。那些死了的，他們真的能安息嗎？那些活著的，他們真的能安心嗎？
我非常感謝許許多多一直在關心討論並希望弄明白許多曆史真相的人們，我們一起等待，我們一起努力，曆史已經證明了，曆史不是什麽勝利者寫的，而是人民寫的。
“時刻保持自己人格的獨立、純潔與清白，絕不賣身投靠眼前貌似強大的惡勢力，哪怕它披著華麗的外衣，錢權不動，不為金錢權勢所收買，也不怕金錢權勢所造成的巨大威脅，這才是最難最難的呀！
其實，一個民族的脊梁莫過於此，一個時代的精神莫過如此，一個人真正的生命價值也就在這裏。”
=================
我們已無從知道父親在臨刑前想了些什麽，但我知道，他在想到即將變成孤兒的我們時，是會肝腸寸斷的。
然而，當我們懷著萬分恐怖回到家時，一件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一陣敲門聲後，居民委員會的老太太們陰沉著臉，在他們身後是臉色同樣陰沉的幾個警察，當他們開口之後，我們半天才明白，原來他們是來向我們收取殺害爸爸的子彈錢的，我至今清楚的記得他們要收取的費用是五.毛錢一發。我們完全驚呆著發傻，目瞪口呆的看著來人，因為就是五.毛錢我們也沒有，真要也隻能去找管我們生活費的陳婆婆要，一番沉默後，居民委員會的老太太說“他們沒有錢，生活還是國家救濟的。”警察在老太太們答應出具證明之後才悻悻的走了。
到現在我也不明白，在我國的法律上或者是相關的政策究竟有沒有這樣的規定，想出這樣一條規定的又是個什麽樣極陰.毒，極無心肝的人，這種做法對無辜的家屬的傷害是多麽的殘忍。
父親的死，在當時是一件影響很大的事，此案先後牽連百餘人，被槍殺兩人，被判無期徒刑一人，被判徒刑多人，“戴帽子改造”多人，他們大都是部隊的轉業退伍軍人，不少都是一些單位的領導幹部。此案在當地可謂人盡皆知。直至今天，蘇南一帶一提起此案，人們大都知道。過後不久，對父親這一案，常州地方有一名青年工人，寫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對父親的被殺害表示了疑慮和不滿，這封信被當成“大案要案”限期偵破。而在破案後僅僅一周，這名青年工人也被槍殺了，罪名是“替蔡鐵根鳴冤叫屈”。
父親死後，我們3個“反革命子女”的命運更慘了。挨餓、挨打是家常便飯，常常彼打得鼻青臉腫，生活不僅是暗淡的，而且充滿了屈辱、恐怖和危臉
父親死後，我們又被趕出了原來的住處，搬到一處平房去住了。此時我們的命運更慘了，幾乎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人對我們指指點點，甚至被人圍觀議論。而挨起罵來，除了“反革命子女”外又多了個極具侮辱與傷害的詞“槍斃鬼的兒子”，這些都給我們幼年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
挨打更是家常便飯，我們常常被打得鼻青臉腫，回家看著各自的傷痕，我們隻能沉默，因為那時我們已經沒有眼淚了。
有一次，因為我有一個五十代解放軍的帽徽，不知怎麽被那個管片的戶籍警察知道了，這個人也是個年輕人，平時趾高氣揚的，街道老太太們把他哄得特別驕橫。走起路來左搖右晃，我曾看見他訓斥“四類分子”，真是凶相畢露，令人恐怖。一般人都對他唯恐避之不及，見我帶著的帽徽他便跟我要，我不想給他，他二話沒說，一把抓住我，拉到居委會裏，對我拳打腳踢，邊打邊說：“你給不給，你給不給？”他抓住我的頭發狠命地往牆上撞，一次又一次，直撞得我口鼻流血，我那時才十多歲，瘦弱的身體哪經得住他的暴打，直打得我頭暈目眩，我哭喊著問：“你為什麽打人？”他邊打邊罵，“反革命子女，不打你打誰？”最後還是搶走了帽徽，他凶殘的嘴臉和那拳打腳踢，惡狠狠的咒罵，永遠地留在了我的心裏。
學校“複課鬧革命”了，那時，學校課業不多，卻經常要到工廠“學工”，到農村“學農”，還要打起背包“拉練”學軍。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學農”，臨行前，學校最熱鬧，同學們互相比試著，擺弄著家長為他們準備的各種食物與用品。有的家長還親自來送，那時的我們也最別扭，我們什麽也沒有，默默地站在邊上看著，聽著，心裏說不出的孤獨，既沒有食物，也無什麽用品。但到了勞動時，雖然我們因為挨餓營養不足，發育不良，身體瘦弱，但決不能比那些身材高大的同學差，因為這時最能說明我們是否有決心做“可教育好的子女”了。我的老師常常緊盯著我，她說：“家庭出身不好，不能選擇，勞動時就要努力表現自己……”有一次，挑豬圈裏起出的糞肥，一擔就有百八十斤，13歲的我踞起腳尖，雙手用力撐持著壓在肩頭的重擔，一搖一晃地在窄小的田埂上走著，隻覺得脊柱馬上就要斷了似的。咬牙幹一天下來，肩膀上皮破了，火辣辣地疼痛，可我絕不能比別人少挑一擔。。
就是到了很遠的農村，隻要有人知道我們的身份，仍然會有人跑過來看，我們雖然不太懂事不明白這些給我們心理上的傷害有多重，隻知道，我們和別人不一樣，我們是有罪的人，到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都要比別人低一等，不能也不應該和別人比，這種沉重的負罪感始終伴隨著我們。這世界，這生活對我們來說，都是暗淡的，充滿了危險與恐怖。
但是有一次，學農中發生的一件事卻使我終身難忘。那是又一年的夏季，也是“學農”下鄉，學校這次去的地方很遠，記得是個叫夏溪的地方。那個地方很美，一望無際的田野裏，等待收割的水稻泛著金黃，在湛藍的天幕下隨著微風蕩起波浪，江南農村特有的那種白牆黑瓦的農舍點綴在團團綠蔭之中，平靜的池塘邊上垂柳依依，比起城市中的紛亂與嘈雜，這兒好像是另一個世界，一切都顯得靜溢、安祥。
我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生產隊長的家裏，這個生產隊長是個結實的中年漢子，他的眼睛特別黑，特別亮，因而也就顯得有精神。他愛開玩笑，在地裏幹活時，他開的一些粗俗的玩笑常令女生們臉紅，卻使那些農婦們開心大笑。他的妻子卻是個穩重，不大愛說笑的女人，她遠比那個當隊長的丈夫要忙得多。南方人勤快，清晨，她先起來給大人小孩做早飯，同時煮豬食，喂完豬，和人們一起下地。中午回來要做飯，待人們吃完午飯“歇晌”的時候（因為南方夏季酷熱，中午一般是不幹活的），她要把家中料理一遍，洗洗涮涮，縫縫補補，下午照常出工。待晚上吃完飯還要參加生產隊的會議或者學習，她的衣著很幹淨，說話和藹。特別是對我們幾個學生，經常問我們習慣不習慣，需要什麽嗎，她很快從同學們的口中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曾聽見她對同學們說：“他可憐，你們要多幫幫他。”
這天中午，吃過飯，同學們都倒頭大睡了，我隻聽見這位主婦在廚房叮叮當當忙個不停，很快，我聞到了一股芝麻的香味，一會兒，她輕輕地走到我們學生住的房門口，往裏探身張望，見我醒著，便向我擺了擺手，示意我跟她出去。我當然願意有機會為貧下中農做點什麽，到了廚房，她卻從灶台上端起一大碗拌好的黑芝麻糊，遞給我，微笑著道：“給你，嚐嚐看好吃不？”我一時愣住了，先想到的是學校宣布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忙說：“大嫂。這可不行……”她不等我說完，攔住我的話頭說：“沒事，不要緊，吃吧！”我於是又想，這是貧下中農關心支農學生，再說這碗黑芝麻糊對我有著比別人更強的誘惑力，可是同學之間是不能獨吞的，我便輕聲地說了句：“那我去叫大家一起吃。”她卻伸手攔住我說：“唉，別，這是專門給你做的。”我不由好奇問：“那為什麽？”她說：“你和他們不一樣，他們都有大人疼的呀……”我一時怔住了，端著這碗黑芝麻糊，隻覺得一種多時未有過的被親人關懷的溫暖和幸福溢滿了心頭。才吃了一口，就再也止不住淚水了。這時我才看見，坐在那灶後燒火的，就是那生產隊長。他正用那雙黑亮的眼睛向我微笑著……時間過去了很久很久了，但那碗香噴噴的黑芝麻糊和他們的微笑一起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裏。
那時，不幸的生活中隻有一件事能使我們暫時忘卻痛苦與悲傷，能給我們以快樂，那就是讀書。我們去借，去找，用一切可能的辦法借到盡可能多的書，那時，我們兄妹3人誰能借到最多的書，就是我們之間最值得驕傲和炫耀的事。書藉忠誠地伴隨著我們度過了多少饑餓寒冷的夜晚。我們從書中去追尋生活中被剝奪了的快樂。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書，撕得沒頭沒尾的，紙張泛了黃的 書頁卷起來的，隻要是書，我們都想盡辦法弄來看。無論是古代的現在的，中國的外國的，從美麗的童話到高爾基《我的童年》；從孫悟空的桀驁不馴到水滸英雄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青年保爾坎坷的命運，動人的愛情和他不屈不撓的奮鬥生活；曆史上皇權鬥爭的宮廷喋血；農民起義的刀光劍影；魯迅先生冷眼看人生那犀利的筆鋒；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情趣；範仲淹“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的高尚情操……都令我們神往，讀得懂的，讀不懂的都如饑似渴的讀，讀書的快樂，是其他任何事情所不能替代的。書使我們暫時忘卻了痛苦和悲傷，書使我們理解了人生不平，世事滄桑。書使我們超然物外，物我兩忘。我們的思想在書中的世界自由倘佯。我們為書中的人物和故事討論、爭論甚至吵架，書也使我們增加了對音樂的理解，《二泉映月》的如泣如訴，《命運》的悲壯，都使我們流下過淚水，我們偷偷地聽、偷偷地唱，在那艱難的歲月裏，我們的歌聲時常令窗外的人們駐足傾聽。
隨著時光流逝，艱苦的歲月使父親在我們的記憶中漸漸地越來越淡了。我們慢慢長大了，可是他給我們帶來的苦難卻越來越沉重了。
現在，在教師節的時候，從報紙或電視裏，常見到人們對自己老師的回憶，她們都是溫文爾雅，誨人不倦的好老師，因此學生們能記住她們。可是在我記憶中的一位中學時代的老師，卻是以另一種形象令我難以忘懷的。
這位我中學的老師，女性，個子不高，略有些駝背，戴副眼鏡，她突出的眼珠在眼鏡後邊老在不停地轉動，她很少笑容，記不清什麽時候，也真不知為了什麽，在她的主持下，班級裏突然開始了對我的批判。我的同班同學都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同班的同學，雖然尚不知同學之間的感情，但全班同學一同升入初中，除了一個人人側目的馬.屁.精“紅衛兵團長”而外，從未有過大的矛盾。在我遭受別人欺侮時，班裏的同學往往還會幫助我。可那次不知怎麽回事，幾天之間，在我的課桌周圍貼滿了大字報，因為我個子小，坐在教室一側靠牆的第一個，牆上對著我的地方和身邊的一麵牆上都貼上了大字報，後來更幹脆貼到了我的課桌上，內容直指我和我的“反動老子”，且都不署名，我弄不明白是怎麽回事，同學們都躲著我。
幾天之後，內容越來越荒唐，也越來越惡毒，我實在忍不住了，於是我去問老師，這是怎麽回事。這位老師，背著手，踱著步，不停地轉著眼珠子，皮笑肉不笑地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嘛，你還能怎麽樣？”我惱火地問“那我是不是可以回擊呢？”她說：“你自己考慮吧。”掉頭走了。
第二天，牆上又增加了新的大字報，其中標題有“蔡金剛，你要向誰還擊？”我這才明白，這些大字報的幕後主持正是這位老師。可是又過了幾天，大字報又突然自己消失了，而且都被撕掉了。就像什麽也沒發生過似的，我更莫名其妙了。過了很長時間，在學校組織的一次“拉練”途中，才有同學告訴我，原來，學校新調來的副校長看見了大字報，他皺著眉頭說：“這不是胡鬧嗎？一個小孩子懂得個什麽，這是人身攻擊，當教師的怎麽能這麽幹？”一甩手走了。大字報就這樣消失了。我隻知道這位姓紀的副校長是從部隊轉業來的，我永遠感激他，是他使我飽受創傷的心靈上少了些許傷痕。
可是那位為人之師的老師，怎麽想起來要拿我立功，立什麽功，恐怕隻有她自己知道了。那年頭，陷害同誌，賣友求榮，甚至出賣親人的不少，但是想拿自己的學生立功的，還真不多。這顯然是有違師德的。
妹妹在學校也有類似的經曆。她在上高中時，一次一個同學問她：“你說牆那邊是什麽？”妹妹回答說：“牆那邊是豬。”這是事實，牆那邊確實是豬圈，豬圈裏當然是豬，可是這豬圈卻是駐軍醫院的。於是問題嚴重了，這個腦子好使，想象力豐富的同學把此事匯報給了“工宣隊”，於是妹妹被停課檢查了，什麽動機，什麽意思，聯係“反動老子”，挖思想根源，妹妹被嚇壞了，她非常緊張，很害怕，回來告訴我和弟弟。我和弟弟卻不太在意，說不就寫個檢查嗎，寫就寫嘛。妹妹說“工宣隊”說了這是一件大事，不那麽簡單。於是我和弟弟就和她一起認真寫了份檢查，還不錯，可能是檢查寫得深刻，也可能看她是個女孩子，認識得好（寫檢查是我們的必修課），這事也就過去了。可是卻給心重的，本來就生活在恐怖中的妹妹，在精神上留下了巨大的刺激。
我初中畢業時不過十四歲，在一家絲綢印染廠勞動了兩年，才正式分配，我這樣的家庭背景自然不會有什麽好去處，我被分到了一家街道運輸站工作，就是拉人力車。這個運輸站辦了個小工廠，主要加工做電焊條用的細鋼絲。這個工作很危險，它是用大馬力的電機經過變速器帶動巨大的滾筒將那粗鋼筋通過***的模具硬拉成細絲，鋼絲在被滾筒巨大的拉力拉細時隨時會繃斷，而最危險的是每次必須先要將粗鋼筋頭碾壓成能通過模具口的尖端，再用銷子砸死在鐵鏈上，再用鐵鏈的鉤子待滾筒上的缺口轉到操作者身邊時，迅速準確的將鉤子掛上正在轉動的滾筒上，這樣滾筒再用它巨大的力量生把粗鋼筋拉成細鐵絲。這個工作不僅危險，也非常需要體力，每捆幾百公斤鋼條先要放到一口盛滿硫酸的大缸裏，以腐蝕掉表麵的鏽，之後要撈出來用水衝幹淨硫酸，再放到另一口大缸中浸泡上石灰和牛油的混合物，再抬到一座大爐子上烤幹，之後才能拿去拉絲。這之間每捆幾百公斤中的鋼筋全靠人力抬上抬下，我營養不良，個子瘦小，每天幹下來，骨頭節都要斷了，那種疲勞真是難以言盡。特別是上夜班的時候，又困又累，終於有一天，我掛那滾筒上的鐵鉤時，連人也被掛上了旋轉的滾筒，我隻覺忽悠一下，就沒有了知覺，待我醒來，我正躺在夥伴們的懷裏，原來還是工友們關機快，滾筒隻帶著我轉了一圈，把我砸在地上機器也停住了。要再慢一點，我也就完了。
我的工資是學徒標準，每月14.8元錢要好多了，可是不久妹妹畢業了，那時正是上山下鄉運動期間，我們這樣的“可教子女”隻能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是我們知道，這一去，可就再也回不來了，況且她是個女孩子，盡管不敢說不去，可也就不去辦手續，拖了沒多久，妹妹的生活費就被斷絕了。幸好我已經工作了，錢雖不多，但總不至於餓死。
一天晚上，我很晚才下班回家，我發現正在上學的弟弟還沒有回來，我問妹妹是怎麽回事，妹妹說弟弟出事了被扣在學校了。我急忙趕到學校，看到弟弟垂頭站在教室的中央，幾盞雪亮的大燈泡照著他，幾個大漢正圍著他。我急忙進去問是怎麽回事，原來這幾個人是工人宣傳隊和學校的老師，說他犯了“很嚴重的政治錯誤，性質惡劣，影響很壞。”原來這天下午，廣播中反常的反複播送通知，說有重要廣播，要求組織收聽，弟弟的同學問他，你猜猜會是什麽事，弟弟推測說，“可能是一位超級首長死了。”下午的廣播中說“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逝世了。這下弟弟的話就有了大問題了，學校當即把他看管了起來，“你是怎麽知道的？”“誰讓你說的？”“為什麽要說？”弟弟說是猜的，可誰也不信，但是反複盤問，弟弟也確實回答不出來，這時已經很晚了，我趕緊代弟弟認錯，再斥責他，再請原諒他，回去一定好好認識問題，……也許是太晚了，看弟弟是個孩子，也確實交代不出來，也不可能交代出來什麽問題，於是又是要寫檢查，我自然趕緊答應了。可能是那會情況太緊張，人們顧不上，這次事情總算又過去了。
“四人幫”被粉碎了，我們也和所有的人一樣，為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有了希望而高興，可是我們發現這一切好象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父親的那頂“反革命”帽子，依然壓得我們喘不上氣來
1976年10月，這金色的秋天終於來到了，“四人幫”被粉碎了，滿街都是興奮的人群，人們喜笑顏開，敲鑼打鼓，那氣氛和前不久奉命上街遊行“批鄧”顯然大不一樣，那喜悅是發自內心的，人人都帶著笑臉，眉飛色舞地傳著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我們也和所有的人一樣，為多災多難的國家和民族有了希望而高興。
可是不久，我們發現那喜悅好像和我們沒有什麽關係。那年，因為考慮到父親這頂沉重的帽子，高中畢業的弟弟沒有參加高考。恢複高考後，說有政策，“可教子女”也可參加高考，而且分數夠，表現好的也可錄取。弟弟的同學們也都動員他一試，於是他借了五.毛錢報名費，參加了第二年的高考。發榜了，他取得了高考分數全校第一的好成績，超過了全國重點院校錄取分數16分。可是在錄取時，他卻榜上無名，也沒有任何人來向他解釋任何理由，雖然他在報誌願時，小心謹慎地填寫了遠離政治的醫學院，這當然不是他的心願，但這似乎應該說是最不敏感的專業了，可就連這也不行。他的幾個同學憤憤不平之餘，拉著他一同去了市招生辦公室，招生辦工作人員一聽分數說，這個分數不可能不錄取，於是忙著給查分數，查學校，查姓名，一查，再一看弟弟身上穿著的父親的舊軍裝就問：“你是蔡鐵根的兒子吧？”弟弟當然不能也無法否認，那人倒也痛快，一抬手說：“原來是你，那你走吧，沒有你！”沒有任何理由，或者說這就是理由。
不久，我自己也出了事，我工作的那個街道運輸站，有個姓D的人，是個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人。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被“群眾專政組”弄去當了個小頭目，他平時不參加任何生產勞動，成天東遊西逛。因為是“群眾專政組”的人員，他對工人常常是張口就罵，動手就打，單位曾有很多工人被他打過，甚至打傷。他對領導奴顏婢膝，對工人則是橫眉怒目，凶神惡煞一般，是個人人痛恨的“打手”，可對他又敢怒不敢言。我和單位裏的青年工人們關係很好，我們經常一起出去郊遊，在一起談天說地，他們都比較信服我，這其中有一個姓葉的小青年，一次在工作時間看書，被那個D某發現了，D沒收了他的書，還臭罵了他一通。葉跑來告訴我，我和大家商量後認為葉雖然不對，但大家更恨D某的驕橫，準備收抬一下這個人見人恨的壞蛋。幾天後的一個下午，當D某在工作時間又去下棋的時候，這個姓葉的小青年就去找他要書，他當然不給。葉問他為什麽D說工作時間看書就該沒收。葉反過來問他，你為什麽不工作，為什麽可以在工作時間下棋。這自然惹惱了D某，他故態重萌，對葉破口大罵，可沒想到葉不買帳，問他為什麽罵人。D某大怒，說：“罵你，我還要打你呢！”劈手打了葉一個耳光，於是葉大叫“D某打人啦……！”至此，我的小小的計謀全部實現。早已埋伏在汽車後邊的小青年們一哄而出，有男有女，七手八腳地拉扯住D某，讓葉狠狠地把這個D某揍了一通。當D某發現情況不妙，而且看見有的小青年手中還拿著扳手等工具時（這絕對不是我讓拿的），他一點都未敢反抗，我也就製止了拿工具的夥伴們。
於是，我們全體青年工人紛紛要求領導解釋D某是根據什麽當了不幹活的幹部的，憑什麽屢次三番毆打工人，要求把他開除出“群專組”。領導麵對眾怒，一下也抓了瞎，既恨D某惹事，同時也看出我是“鬧事”的主謀，於是找我談話，要求給D某一個機會，要相信領導。可這時工人們的憤怒情緒都很激烈，連上了年紀的工人也參加了進來，他們紛紛亮出過去被D某打傷的傷疤，要求處理D某。小青年們也都在看著我，年輕幼稚的我覺得，不能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於是推說不知道，領導一麵做我的工作，一麵警告那些小青年：“你們怎麽跟著蔡金剛跑？”青年工人們也齊心，不理會威脅，事情鬧大了，區委派來了工作組，私下調查我的言行，很快，就以“企圖為反革命老子翻案，收聽敵台廣播（我曾把在收音機中聽到過莫斯科廣播電台播送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告訴過別人）等罪名，把我抓了起來。公安局還抄了我那破爛不堪的家，當然也是一無所獲，那時憑良心說，還真不知什麽是翻案，也不敢翻案。
後來，關了我約一個多月後，因查無實據，由單位給了我一個記過處分後，又把我放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開始想了，為什麽我們要受到這些痛苦與磨難，這一次次的打擊，這重重的苦難，這無盡的屈辱何時又是個頭呢？難逍是我們做錯了什麽嗎？別人不費力氣可以得到的，我們花上十倍百倍的努力也得不到，那時有地、富、反、壞、右等罪名，我們又算哪一類呢？我們比他們還要多一重苦難，那就是孤兒的苦。生活中所有的苦難與打擊都隻有自己默默地承受，而沒有傾訴的地方，也沒有得到安慰的地方，這究竟是為了什麽呢？無疑，這一切都隻是為了我們的父親，那麽父親究竟是什麽人？他幹了些什麽？他對這個黨和國家究竟犯下了什麽十惡不赦的罪行？以致於他自己死無葬身之地，過要殃及無辜的我們。這些疑問越來趙沉重地壓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翻出抄家僅剩的兩枚勳章和一塊獎章，這是父親留下的唯一遺物了，一塊後麵刻著“八一獎章”一個五角星，還有1927－1937的宇樣；另一枚勳章後邊刻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獨立自由勳章”，正麵是延安寶塔山的圖樣，在上麵有一顆紅色的五星。還有一枚勳章後邊刻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二級解放勳章”，正麵是天安門的圖樣，上方也有一顆紅五星。這些東西都已很舊了，但是人們告訴我們，它的中間是純金製成的，雖已年代久遠了，但每次打開它，仍然熠熠生輝。這些勳章和獎章，都有各自的證書，其中還有一張父親的照片，這是父親的一張半身像，身著軍禮服的父親胸佩勳章，微笑著注視著遠方，是那樣英姿勃發。這也是我們手中僅有的一張父親的照片了。
是三中全會的精神，是黨對一係列重大案件的平反舉措，使我們從懦弱走向勇敢，從秘害走向公開，走上了為父親乎反昭雪的艱難路程
時間到了1978年，這年的9月，開始了給“右派”摘帽的工作。黨中央批發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的實施方案》，指出，對於過去錯劃了的人，耍堅持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原則，做好改正工作。
11月，又正式為聞名中外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平反。
這年年底，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黨“開始全麵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傾錯誤，全會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 在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胡耀邦同誌被確定為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秘書長。
年底的一天，一位多年來常在暗中關心我們的阿姨，悄悄地來告訴我們，一個和父親同案被判無期徒刑的人已被提前釋放回來了。這意味著什麽呢？於是我們大著膽子，在一天晚上悄悄地找到了這個人的家裏。他叫俞須湧，我們對他似乎還有些印象，
那還是小時候，他常來和父親下圍棋，令我們沒想到的是門一打開，他一看到我們3個已經長大了的孩子時，竟然一把拉住我們放聲痛哭：“孩子們，你們長大啦，10年啦！多好的爸爸啊，再也沒有啦！那真是痛哭失聲，聲淚俱下，一個這麽大年齡的人竟會這樣痛哭，真令我們吃驚。然而就在那一刻，他的哭聲像驚醒了我們的一個漫長的夢，已經被歲月的流逝在我們記憶裏變得淡漠了的父親的形象，就在這時又開始變得清晰起來。
俞須湧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雖然經過長期監禁，但沒有一點懦弱與害怕，沒有變得小心謹慎，他是那麽堅定與堅決，絲毫不認為父親和他自己有什麽罪，後來我知道他獄中10年，從未停止過申訴。雖然那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他早年是新四軍中的老同誌，後來從部隊轉業到地方工作的。父親當年那個所謂的“反革命集團”裏，絕大多數是這些轉業退伍軍人。
經過商量，我們決定找有關單位試著打聽一下，父親的案子屬不屬於當時正在開展的對過去一些案件的複查範圍。當然這是十分危險的舉動，這顯然是有“翻案”企圖的行動。但是我們經過考慮，以我們自己的處境，也似乎沒有什麽可顧慮的了，還能再壞到哪裏去呢？至多就是把我們再關起來罷了。既然如此，為什麽不去問問試試呢？父親是什麽人？為什麽要“反革命”？那就是我們要求的答複。
我們先找到父親的原單位機械局，被告之：他們不清楚，可以去問問原來的老局長。費了許多周折，我們找到了當年的局長苗海波，當他聽明白我們是誰和來意後，顯得驚恐萬狀，連連搖手，又說什麽都不知道。還是他妻子比他鎮定，埋怨道：“你看你怕什麽，孩子隻是問問。”苗這才說，案子是公安局槁的，其他什麽都不知道。於是我們下決心到市落實政策辦公室去問一下，這個落實政策辦公室就在當年那個看守所的後麵。我們大著膽子進去說明了來意後．一個工作人員疑慮地盯了我們很久．非常謹慎地表示，他隻是聽聽我們的要求．向領導匯報以後再說。他在淡話中幾次跑到隔壁房間去，從他的緊張的態度，我們可以想象得到，這根本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經過和俞須湧等人的商量，他們認為隻有上北京才能弄明白，這時很多受父親一案牽連的同誌也悄悄地來找我們，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上北京去。大家湊了一些錢以做我們的路費。俞須湧給我們一封信，是寫給北京一個叫劉懦增的部隊幹部的。俞告訴我們，劉儒增因為反對江青的什麽罪名被判刑和俞監禁在一起的。俞在獄中常常向他談起父親及此案，劉深為所動，相約將來有可能，他一定會幫助打這個官司的。此時．他已先獲得平反回到北京去了。後來的事實表明，劉儒增老人在此案平反中是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的。
1978 年年底的一天．陰風陣陣，冬天的寒冷使得街道上行人稀少，我和弟弟急急地走在通向火車站的路上，送我們的隻有妹妹和我的一個好朋友小宋。我們邊走邊警惕觀察著四周，盡可能不被相識的人發現，因為在那個城市裏，認識我們的人太多了，一旦被發現，很可能會把我們抓回去關起來。我們隨身攜帶的就是能證明父親過去的那兩枚勳章和獎章．還有俞須湧的那封信及父親的一張照片。直到剪票進站，我們的心情始終沒有放鬆過，生怕會聽到一聲：“晦，蔡鐵根的兒子！”那就麻煩了。上了站台，我們就盼著火車趕緊進站，隻有上了車，似乎才會安全一些。
隨著汽笛的長鳴，一列深綠色的快車呼嘯著進站了，車輪輾壓著閃亮的鋼軌發出沉重的聲響，腳下的站台為之震顫。慕然，我們幾乎同時看見了那時還不多見的內燃機車車頭上懸掛著一個銅像：“周恩來號”；車頭從眼前一閃而過，列車很快減速停穩了，小宋興奮地對我們喊道：“看見沒有，周恩來號，看來你們這次一定順利！”他興奮的情緒也感染了我們，忐忑不安的心清似乎也踏實了一些，但願這真是一種吉兆吧：“周恩來號”似乎預示著一個重大的機會，而我們恰恰趕上了
冬天的北京，籠罩在灰蒙蒙的霧氣之中，清晨，穿著厚實的人們或騎車、或步行急匆匆地穿過街道，無軌電車輕快地滑行在寬闊的馬路上，女售票員以好聽的京腔不時催促乘客買票，飛快地報著站名。我和弟弟按著俞須湧信上的地址，在東城內務部街找到了劉儒增的家。這是一個很大的舊式院落，裏麵曲曲折折，一個院子連著一個院子，雖然裏邊已經有後來的住戶各自建起的小屋，因而顯得雜亂，但從那些精致的雕花回廊，殘存的太湖石來看，過去曾是相當的一個大戶人家的宅院。
劉家住在最後的一進院落裏，他不在家，他的老伴告訴我們他去大連休養了，我們隻好帶著一絲失望離開了。
我和弟弟決定先住在生母那裏，她知道我們的來意後，頗不以為然，但也並未反對。
我們先到位於廠橋的一個胡同裏的總政上訪接待站去，排了很長的隊，等輪到我們時，一個滿臉不耐煩的工作人員接過我們寫的要求複查的申訴材料後，叫我們回去等，留下地址電話後，我們隻好回來了。
幾天以後，忽聽樓下有人喊我們，一個年輕的軍人找我們，他說他姓穆，是總政信訪處的。他似乎有些興奮，說：“已經查到了，有這個人，還是個大校呢！”他是騎車跑來告訴我們這個消息的。
當我們第二次去劉儒增家時，老人已回來了，他頭發全白了，但很健康。他給我們的印象是個非常痛快的人，說話快，走路快，動作也快，一看就是個豪爽的人。他看過俞須湧的信，問了一下現在的情況，很快寫了個條子，叫我們去找總政一個姓高的人。
總政這位姓高的是個大個子，戴著副眼鏡，他看過劉儒增的條後，進去了一會，同另一個年歲較大的軍人一同出來了，看樣子是個負責的，姓趙。高說這是趙部長，趙對我們說：“這個事情，好像1975年鄧副主席就有過批示。但因為你父親後來到地方那一段問題沒有處理，所以也就無法處理，地方那一段不解決，部隊這一段也不好辦。因為他是經過公檢法判決的，所以還要通過地方司法機關，你們必須首先想辦法解決地方這一段的問題。”
總政給我們開了封介紹信，是給“人定湖接濟站”的，說在那裏可以免費吃住。我和弟弟決定去看看。
這個接濟站位於永定門外護城河邊上，是當時為了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人員設立的，必須是相當一級部門認可後開具的的介紹信，才能在指定時間內到那裏去獲得食宿，聽說吃的是幾毛錢最低的標準，雖然心理有準備，但當我們找到這個接濟站一看，還是不禁吃了一驚，這隻是一座空樓，裏麵什麽都沒有，一些衣衫襤褸，蓬頭垢麵的人們就在肮髒的水泥地上席地而臥，男女老少，真像似地獄裏的景象，我們隻能放棄了想離開生母居所，以少添麻煩的念頭。
既然案子要通過司法部門，於是我們開始尋找最高法院的所在，費了很大勁才在東交民巷附近找到，門衛以一種見多不怪的神情一句話沒說遞過一張小紙條，紙條上印著去高法接待站的路線。那時節，北京的各大國家機關，大都印製有這種指示路線的小紙條，以應付越來越多的各地各部門來的上訪者。明白簡單。可許多初次來京上訪的人們都把這小紙條當成了某種通行證，他們拿著這種印有黑色印刷體文字的小紙條，往往在問路時和在乘坐公共汽車時，小心且不無得意地向人們出示。可往往招來的是京城人傲慢和鄙視的嘲笑。
最高法院的上訪接待站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曆史博物館南麵的一個胡同裏。在一個不大的院落裏，有一排臨時搭起的平房，按接待地區分成華東、華北、東北等組。初到這裏，門前的景象令我們吃了一驚，那緊緊關閉著的門口人頭攢動，黑壓壓一片。整個胡同裏到處都是人。男女老少，各種口音，他們大都衣衫檻樓，麵容肮髒，或坐或臥，臉上都掛著同樣的憔悴，緊張，沉重。眼神裏又都閃著希望的光亮。“文革”10年和以前的曆次政治運動，不知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慘劇，如果不是身受迫害，申告無門誰又會忍饑挨餓，千裏迢迢來這裏受這份罪呢？他們大多都是帶著滿腔悲憤和冤苦，經過多年在當地的申告而無人問津才下決心背井離鄉來到北京的。他們中間，每個人都有一個痛苦的經曆，一段淒慘的冤情。
一般人心目中想象的國家最高司法機關的接待處，似乎應該是高大、寬敞、明亮的地方，因而才是嚴肅的地方。那裏的秩序也應該是最好的。那兒的工作人員因為代表著國家也應該是和藹可親，當然也應該是嚴肅認真的。可是眼前的這番景象，就像是馬上要向難民施粥的地方，一進入這個環境，會使你心裏陡然增加了一層沉重。我看到一個滿臉汙黑的缺了一條腿的老人，穿著一件快分辯不出顏色的舊軍裝，坐在地下，胸前掛著也不知什麽時候的什麽內容的獎章，嘴裏不知在嘮叨什麽。一個中年婦女帶著一大一小兩個孩子，跪在路旁，麵前放著一張白紙，上麵用紅筆寫著個觸目驚心的大“冤”字，兩個又髒又瘦的孩子，凍得直流鼻涕，呆呆地站在一邊。一個盲人則在一邊拉著一把二胡，細聽原來他把他的冤情編成了曲子在唱給人聽。還有一群人正圍著一個中年人在聽他說著什麽，那中年人的衣服很髒，但是領子上的風紀扣卻係得端端正正，他的表情很激動，不知在說些什麽。而更多的人則是用期待的目光望著那緊閉的接待處的大鐵門。他們麵無表情任憑冬日呼嘯的寒風卷起的陣陣塵土從他們的頭上、身上刮過。眼前的景象使我們不安的心情變得更為壓抑和沉重，也平添了難以言喻的焦急與煩躁。
上訪者首先要排很長時間的隊，交上申訴材料，然後每天來等，直到鐵門開時，叫到你的名字，再進去接談。幾天後的一個上午，大門開了：“江蘇常州的蔡金剛有沒有？”我們趕緊答應著擠了過去。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瘦小的中年人，聽口音像是南方人，可能因為天冷，他戴著一頂有些顯大的黃軍帽。他是個很穩重的人，說話慢條斯理，動作也慢，他讓我們坐下後，邊聽我們講，邊慢慢翻動著我們寫的申訴材料。他沉穩平和但是認真的態度，使我們的不安心情好像平靜了些，他又仔細地看著我們遞給他的父親留下的照片和勳章，一直沒有說話。隻是翻來複去地看這些東西。沉思了一會後，他起身到隔壁房間去了，我們感覺到他是去打電話了。過了一會，他回來了，慢慢說道，你們的這個案子，我要向領導匯報，還要經過調查方能弄清楚，以後會給你們答複的！他的聲音並不大，但一字一句，語氣堅定，這幾句話使我們一直懸著的心放了下來。這時他往椅背上一靠，像在考慮著什麽，又說了幾句令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話：“這個案子，根據我們判斷，是存在問題的，很可能是個重大冤假錯案，這本不該和你們說的，還要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確定。你父親過去在部隊工作，所以你們還要去找總政，要他們盡快和我們聯係。”
難以形容我們聽到這幾句話的心清，我們強捺住悲喜交加的心情，請教他的姓名。他告訴我們說他叫黃仁賢，是最高法院刑事審判庭負責華東地區的，我們的這個案子以後也就經由他負責辦理了。
出了高法，順胡同向西不遠，出口就是天安門廣場，我和弟弟像是卸下了個沉重的包袱，心情變得輕鬆了。這時風也小了，一縷冬日的陽光照射在廣場上，也好像照到了我們的心裏，使我們感覺到了一絲暖意。
可是，等我們再去總政時，總政的一位工作人員說，你們的案子要等地方複查完了並且推翻原判後，部隊的平反才有意義，態度忽然變得很冷淡。當我們提出再見姓高和姓趙的兩位同誌時，也遭到了拒絕。要是這樣下去，部隊要等地方，地方要等部隊，結果是誰也不辦，那該怎麽辦！我們覺得一種說法是對的，那就是後來到地方的原因在於前段部隊的處理，正是因為有部隊的前因才有後來地方的後果，理應部隊先複查。
無奈，我們把這些情況告訴了劉儒增老人，他不動聲色地聽完了我們的話後，略一沉思，迅速地又寫了一封信，口吻堅決地說：“拿著他去找陳沂去！”他告訴我們，陳沂是原總政文化部少將部長，當年被劃成右派，最近剛剛平反，現在正住在他女兒家裏，要我們找他試試。
劉儒增老人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多次給了我們堅決的支持，他從未有過一次猶豫，也從未有過懷疑。他常常放聲大笑，笑聲爽朗豪放，說到那些害人的宵小時，他怒形於色，在談到遭受迫害的同誌時，他又痛心疾首。他對人毫無戒備之心，樂於幫助所有求助於他的人。他並不認識我的父親，但他認為父親是他的戰友，幫助我們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天壇南門外的永定河邊上的一片住宅樓群裏，我們敲開了一戶普通住宅的門，開門的是一位頭發花白的老太太，她告訴我們陳沂不在家，當問明我們的來意後，她要過我們的申訴書，叫我們坐下，她戴上老花鏡，認真地慢慢念了起來，當念到我們寫的所經受的苦難時，這位心慈麵善的老太太聲音哽咽了，她顯然被打動了，拿出手絹擦著眼淚，抬起頭對我們說：“放心吧，孩子們，我一定把它交給陳沂，他也一定會管好。”後來知道，她就是陳沂同誌的夫人馬楠同誌。
當我們離開他家時，外麵的天已經快黑了，這時已到年關了，人們都在為即將到來的新年而忙碌著。到處張燈結彩，街上的人群熙熙攘攘。這一切不由使我們想到，出來這麽長時間了，事情好像還遠未有進展，心情不由得又沉重起來，我和弟弟一人買了一個火燒充饑，站在車水馬龍的街頭，心裏一陣陣發慌。
我們再到最高法院，隻有這裏的情況是令我們感到欣慰的。黃仁賢告訴我們，高法領導和刑庭的同誌們經過研究，決定而且已經打電話通知江蘇省高級法院和常州法院來人攜案卷進京匯報。這個消息實在太讓我們高興了。這說明了案子所受到的重視已非同一般了。
過了幾天，我們再到陳沂家裏拜訪，這次他在家，他是個戴著眼鏡的瘦瘦的老人，他告訴我們，他已把我們的材料送到“黃老”那裏去了。“黃老”說他清楚並且記得這件事情，問這幾個孩子在什麽地方，陳沂老人叫我們留下地址電話。看來他心情不錯，在送我們出來時，老人開玩笑地用手指往上一指：“放心吧，孩子，我把你們的事捅到天上去嘍！”臨走，他安慰我們：“別著急，先過年再說。”還送了不少食物給我們。
他說的黃老，就是曾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這時他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常務書記。
初去陳沂家裏時，他剛從北大荒回來，隻是平反，並未有新的任職，門庭冷落，家中很清淨，我們可以和他談談話，不久，人民日報上發了他一篇文章，隨即被任命為上海市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再去他家裏時，那裏已經是賓客盈門了，樓下停了許多小車，記得有一次去他家裏，陳沂頭上圍著一塊毛巾，斜臥在小床上，不少訪客你一言，我一語的淨是逢迎阿諛的話，老人明顯的並不高興，皺著眉頭不時勉強應付著，一個身穿黑呢製服大衣的胖子，一進門就雙手一拱笑道：“哈哈，老陳哪，恭喜啊，哈哈！”他身後還跟著一個滿麵趨媚的胖太太，令我不由想起了戲台上的官員形象。心想在陳老遭難的時候，這些人大概不僅不會來，估計還會退避三舍的。冷眼看著這些，我簡單向陳沂告了別，迅即離開了這個顯然不能再呆下去的地方。沒有想到的是躺在床上的陳沂卻居然頭頂著那塊毛巾起身追了出來，他在樓道裏一手捂著毛巾對我說：“孩子啊，你的事，放心好了。”又搖了搖頭歎道：“唉，這些人哪……”
後來我們知道，我們的申訴材料黃老看後由中央紀委發了簡報，很快胡耀邦同誌看到了並做了批示。
不久後的一天，我們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說他姓叢，奉首長之命開始負責處理我們的問題。他即是黃老辦公室的秘書，於是我們按他的指示住進了總參第二招待所，介紹信是軍委辦公廳的，原由是“晉見首長”，事情顯然已經開始起變化了。
我們的生母看到了這種變化，在一天晚上帶著我們找到了肖克的家裏。
肖克這個名字，我們並不陌生，在父親留下的那枚印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胸章後麵，就蓋著他的印章。也聽說父親的罪名中有一條是“肖克反黨集團幹將”和“包庇肖克”，知道他是父親多年的老首長，從看過的書中也知道他曾是當年紅六軍團的軍團長，是中國革命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
在政協禮堂附近的一個院子裏，警衛帶我們進人會客室，我們見到了這位老將軍。他表情沉重地握著我們的手，—一問過名字後，他長長地歎了口氣。沉默了許久，他站起身來在室內來回踱步，突然又站住對我們慢慢說道：“你爸爸是個好同誌啊，是個好同誌－－你們要堅強起來，這個事我們一定要管，應該管。”他的聲音略有些激動，語氣堅定。當聽說黃老在過問這件事時，注意地“唔”了一聲。我們告訴了他現在的情況，老將軍很感寬慰地點點頭。臨別，老人拿出一筆錢塞給我說：“你們現在很困難，一定需要……”我感激之餘想我們真正需要的還是複查時的支持，再說初次見麵就拿別人的錢多不好。臨走時，我又把錢悄悄放回到他那寬大的寫字台上，不料被老人看見了，他似乎有些不高興了，又把錢重新塞回到我手中說：“我和你爸爸是老戰友啦
不久，在北京西山腳下一處僻靜的小摟裏，我見到了父親很久以前的另一位老首長鄧華，當他在老伴的攙扶下吃力地從樓上下來時，我驚訝地發現這位曾是誌願軍司令員的老人身體很虛弱，他說話吃力，氣喘噓噓，老人告訴我，他有嚴重的哮喘病，一般不大會客，聽說是父親的名子後才非下來看看。在吃飯時他告訴我：“你爸爸是個非常勇敢的好同誌，非常有能力，1938年被日寇抓去，他帶頭砸了鬼子的監獄跑了回來，後來還有人糾纏這段曆史，真不像話。後來張家口解放後，從繳獲的敵偽檔案裏證明了你爸爸他們的鬥爭是英勇的……”他給我夾了口萊，接著說道：“如果有人再提這個事情，你叫他來找我好了.
在301醫院，我又找到了父親的另一位老戰友，時任總參政治部主任的馮征，提到父親，他向在座的其他同誌連聲說：“那可是個好同誌啊，是個很好的同誌啊……，”他告訴我，江華和黃火青同誌也在這裏住院，他說他找他們去反映情況。
經過在北京的一段時間的奔走，從父親的一些老首長、老戰友們的口中，我們漸漸知道了父親不少過去的情況，這更堅定了我們爭取為他平反的決心。
總參第二招待所位於東單的煤渣胡同裏，是個有許多進院落的大宅子，據說原先是民國將領宋哲元給他母親蓋的房子。住所須知上寫明要有軍以上單位的介紹信方能入住，除了過往公幹的軍人外，這裏住了許多不少因為過去曆史上的種種問題等待相關部門甑別和複查的人員，其中既有高級幹部，也有一般工作人員。
在這裏我見過前北海艦隊的司令易耀彩，（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曾經是我父親在平西抗日根據地的戰友）某老帥的前夫人……最有意思的是一位林彪的原機要秘書，他聽說我之後，專門來看我，他感歎的說：“小蔡啊，你知道嗎？在軍委擴大會上，你爸爸被監視的啊，他走到哪裏都有專人跟著，就是上廁所也有人跟著。他每天的一言一行都有專人報告的，我是親眼見過的。”
我們白天東奔西跑，有時晚上就住在生母那裏。一天我們回到二所，二所的管理員慌慌張張地跑來找我們說：“哎呀，我的老天，你們跑到哪裏去了？可找到你們了，快去接電話！”他一邊帶我們走，一邊嘮叨：“這能怪我嗎，你們一天到晚不在，我哪知道你們到哪去了。”電話原來是軍委辦公廳的肖宏達主任打來的，他已經找了我們幾次了。我接過電話，傳來了肖主任熱情的聲音，他說：“黃老說你們能活下來不容易，你們受苦啦，你們是咱們老紅軍的後代，有什麽困難和需耍，可以找我，和他們二所講也行，我已和他們交代過啦，你們吃好，休息好，費用由軍委負責……”這些從未聽過的熱情關切的話語，使我不知說什麽好，隻是嗯嗯地答應著，我忍住感激的淚水，謝謝他並請轉達對黃老的謝意。肖主任又叫二所管理員接電話，那管理員滿臉堆笑，對著話筒一個勁地說“是”。放下電話，他抹了一下頭上的汗水說：“好了，小蔡啊，實在對不起，我們不了解你們的情況，工作沒做好，沒照顧好你們，以後有事盡管找我。”正好食堂開飯了，他拉著我們進了食堂，熱情地親自為我們端了兩份紅燒肉，還說：“來來，還要什麽。”我一看這顯然已大大超出了當時定的“上訪”夥食標準，就說：“這菜太貴了，我們沒那麽多錢。”他說：“哎呀，首長交代了，你們的開支軍委報銷，你不知道，過去也有這種情況，說是這首長，那首長的關係，盡是假的，你們這是首長親自交代的，盡管放心吧！”從此每個月底，管理員都拿來一張單據，叫我在上邊簽字，飯菜可以隨便吃了。
我們的上訪已經有些“貴族”味了，已經大大區別於那些露宿街頭，遭人白眼且被各個機關衙門驅來趕去的大多數上訪者。我們終於擺脫了忍饑挨餓的困窘生活，不久，軍事學院還給我們兄妹三人每人發了一套新軍裝，比起那些普通上訪者來說，簡直就是天堂般的神話了。可是我和弟弟在街頭親眼目睹的一幕，卻給了我們深深的刺激。
那天我和弟弟路過西四路口，見身邊走過一個三十上下年歲的人，他急步走到路邊的垃圾筒，迅速拉開垃圾筒下麵供清潔工人清掃用的門，蹲下身子在裏麵翻檢起來。他的穿著很整齊，不象是個揀垃圾的，也不象個乞丐，但我們從他身上背著的那隻黑色人造革包來判斷，他也是來京上訪的，這是上訪者最常見的打扮，雖然他很幹淨。因為我們離他很近，所以停下腳步觀察他的行動，隻見他從垃圾筒裏翻出一盒被人扔掉的點心，打開一看，裏麵的點心不僅發了黴，而且還生了細小白色的蟲子，點心則已經變成了豆渣狀，這個人沒有任何猶豫，捧起這叫人一看就惡心的點心渣滓，大口大口的吞食起來，他動作極快，但是也已經引起了路人的駐足觀看，他並不理會人們驚詫的目光，迅速吃完，起身拍了拍雙手抹掉嘴邊的點心末，而且還沒有忘記關好垃圾筒的門，抬腿大步流星的走了，迅速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裏。我們從他整齊幹淨的衣著判斷，他一定是個有文化有教養的人，雖然是上訪，但他不願蓬頭垢麵，伸手乞討，以維持他人格的尊嚴，但是饑餓又使他不得不去揀食垃圾筒中的食物，他的動作很快，是為了減少別人對他的注意，以盡可能的維持自己的自尊，他寧願去揀食垃圾筒裏的食物，也不願去行乞，我相信，他還有一點辦法的話，他一定不會這樣做的。直到今天，我有時還在猜測，這位年輕人的來曆，他究竟是為了什麽來北京的？以後又怎麽樣了，在他的身後一定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許多辛酸乃至血淚吧！這件在我們眼前發生的小事，轉瞬即逝，可曾幾何時，那不就是我們的生活嗎？我和弟弟久久的站在路口，看著那垃圾筒，心裏翻騰起的波濤許久不能平靜。
自黃老的叢秘書把我們安排進總參二所後，他曾多次來找我們了解情況，總參李達副總長、軍事學院肖克院長也都先後派人來過。那時，肖克同誌複出後，任軍事學院院長兼第一政委。而父親的原處理單位南京軍事學院，此時已經撤消。於是經各方首長協商決定，父親的案子由當時的軍事學院來複查。開始，父親這一職級的幹部複查尚需經過總政負責解決，肖克老人曾對我說過：“因為他還是個大校哩。”隨著落實政策的深度和廣度的發展，過去曆史積累需要複查的越來越多，於是經中央軍委決定，由當時的軍事學院全部負起過去南京軍事學院、高等軍事學院等單位所有曆史遺案的複查及落實政策工作，範圍也由過去“文革”遺留問題直擴大到紅軍時代的“AB團”等所有曆史遺留問題。為此軍事學院專門組織了有四五十人力量的落實政策辦公室，由當時的組織部部長石建華同誌任主任負責此項工作。父親的案子由於在曆史上的影響及他所涉及的人物，顯然，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視。
在為父親的冤案奔走過程中，我們也有被拒之門外的經曆，那一戶戶深隱在胡同裏的深宅大院，那一扇扇血紅的大門緊緊關閉著，這種大宅邸的大門關上後，往往是嚴絲合縫，你一點也看不見裏麵的情景，當你久扣之後，大門上會有一個專門的小口打開，從裏麵漏出的是衛兵警惕的目光，仔細問明你的身份來意後，叫你等一會，隨後就來告訴你，主人不在家，或者什麽別的理由，然後不容分說眼前那道小縫便會重歸於無。任你再怎樣敲也不會再打開，若是你再堅持，那麽你的身後往往就會出現人民警察的身影了。
不知怎麽，在這時我常常會想起我們從小受過的教育，那些文藝作品裏，當年的大大小的幹部們藏在老鄉的炕洞子裏的情景……
堅冰終於融化了。3個苦命的孩子，等了11年，父親終於恢複名謄，恢複黨籍，平反昭雪了。屈辱和痛苦的日子結束了，就在這時讀到父親留下的一封充滿愛與親情的遺書
1979開春的一天，高法黃仁賢來電話，說常州來人了，問我是否見一下。我那時對常州法院的惡感可想而知，本不想去看我們熟識的麵目，黃仁賢說還是見一見好，於是我就去了。常州和江蘇省來了兩個人，他們見到我，開口便要我們回去，說這自有組織調查雲雲，說：“你父親是反革命，複查並不意味著改變結論。”話中不時遺露威脅之意。我申辯說：“是不是反革命需要複查後結論，結論要實事求是，至於我們回不回去，不取決於你們。”高法的黃仁賢聽著我們的唇槍舌劍，表情嚴肅，並不說話，但是在最後他說了這樣幾句話：“他們（指來人）的話並不代表高法的意見……”
常州來人的態度，使我感到極大的壓力，他們既然攜案卷來京匯報，高法看後究竟是什麽結論，這是至關重要的。幾天後，我再去高法詢問時，黃仁賢直截了當地對我說：“案卷已經看過，經刑庭和高法院領導研究認為：事實不能成立，因此原判決是錯誤的，已經決定要常州和江蘇省回去重審，作出撒銷原判的判決。”他嚴肅地告訴我，這是高法領導和刑庭領導研究過案卷後的正式決定。他還告訴我，部隊方麵已經和他們取得了聯係包括黃老辦公室叢秘書等各方正在協調，力促早日解決。他的聲音並不大，但在我聽來，無異於春天的雷聲在我耳邊轟鳴，實在無法形容我當時的心情，興奮、悲傷、痛苦、憤怒交織在一起，隻會說一句：“謝謝，謝謝您！”黃仁賢說：“不用謝我，這是黨的方針政策，應該感謝黨！”他看著我又感慨地慢慢說：“‘文革’中被害慘死的人很多，但像這樣一個出身紅軍的高級幹部被經司法判決公開槍殺的全國僅此一例，影響是很惡劣的，我從事審判工作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
迫於形勢和最高法院的壓力，常州方麵曾於1979年2月做出了一個複查報告，報告認定父親：“確有組織武裝上山打遊擊，建立反革命遊擊根據地的企圖”，隻是因為“沒有行動”；另外“惡毒攻擊紅太陽，但未有擴散”；所以撤銷原判。這個顯然是胡說八道的複查報告，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我們和北京方麵的拒絕。
堅冰雖已被打破，但徹底融化尚需時日。雖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隨著形勢發展深人人心，正在逐漸成為指導工作的方針，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也已成為社會潮流，但是多年來形成的僵死了的思維定式，不是馬上就可以扭轉的，兩個“凡是”的影響還在，尤其是在過去曆次政治運動中推波助瀾、獲得既得利益的人，在“四人幫”倒台後，搖身一變的手握大權者，對這種變革是不滿的和抗拒的，這種心態尤其是在對過去冤假錯案的落實政策上表現出很大的阻力。很多案件的複查工作皆不是一帆風順的，都要經過推、拖、阻乃至反複，案子的複查就這樣拖了下來。
1979年的3日10日，還是部隊率先有了舉動，中共軍事學院黨委做出了關於父親被錯劃右派的改正決定。決定說：“蔡鐵根對向蘇軍學習有些看法，向中央領導同誌寫信是合乎組織原則的，不應視為向黨進攻，鑒於肖克同誌所犯錯誤的結論業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撤銷，蔡的所謂包庇肖克反黨宗派活動理應予以否定……據此蔡鐵根的右派分子是屬於錯劃，應予改正。遵照中央軍委（一九七九）十號文件規定，決定撤銷對蔡鐵根劃為右派的決定。”決定最後說：“待江蘇省高級法院對其反革命罪甄別結論作出後，再根據黨的政策和有關規定做好善後工作。”
這個20年以後才得以改正的決定，對父親來說已經太晚了，但它畢竟是來到了。這個決定為常州地方平反昭雪我父親的“反革命案”掃清了道路，也清除了一個重大的借口。其間部隊方麵花費了很大力量，曾多次派員聯係催促，但地方並無反應。
春天來了，雖然來得晚，但它畢竟來了。街道兩旁的槐樹上已經冒出了綠油油的嫩芽。這春天的景象卻又使我愈加焦急和煩躁。毫無疑問，大的方針政策已經決定但問題卻久拖不決，這阻力隻能是人的問題了，想來那些人明知一個同誌是無辜的，遭受迫窖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即使沒有階級感情、同誌感情，難道就沒有一點人類的側隱之心嗎？
憤憤之中，我提筆給黨中央寫了封信，認為在方針政策已定的情況下，必須徹底清除“四人幫”的社會基礎，建議在組織人事上落實。因為政策再好也要靠人執行，無人執行的政策再好也是無用的。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我在招待所裏等得度日如年，北京的首長們和領導同誌們，雖經多方努力催促、交涉，但因他們大多是部隊的領導幹部，對於一個省的地方政府卻也是無能為力。
直到這年的6月，全國人大五屆二次會議將在京舉行的時候，十分關心此事的黃克誠同誌決定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名義，親自找了參加會議的當時的江蘇省委負責人許家屯談。我並不知道這次談話的內容和詳情，如今黃老已故去，許家屯也遠涉重洋去了地球的另一邊，但是我知道，在這次談話中許家屯答應回去督促落實此事。 在為父親的冤案昭雪過程中，黃克誠同誌自始至終給了我們巨大的幫助和支持，在生活上也得到了他無微不至的關懷。也正是由於他的幹預和過問，冤案才得以最後昭雪。我們曾經想過，黃老為什麽這麽關心此事，關心我們？他是否和父親曾經熟識呢？後來才知道，黃老確實認識父親，但那是因為他和父親在當年的“反教條主義”鬥爭中分別持兩種不同的意見。但是當時我卻並不知道這些，我今天才知道，能如此為曾經和自己持不同意見的同誌申冤昭雪，是很高尚的，彭總和黃老在這方麵表現出了共產黨人應有的胸懷。後來許多老同誌們在提到這一點時，他們都伸出大拇指說：“黃老不愧大將風度！”表現出由衷的欽佩與讚賞。我們也永遠感謝他並記住了他！
一次我打電話給黃老，當我提及父親和我們的過去時，聽筒中那蒼老的聲音歎了口氣說；“孩子啊，不要再提過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啦，好嗎？我們還是向前看吧……”我沉默了，無疑他說的是對的。
五屆二次人大結束後不久，迫於壓力，江蘇省委直接向常州派出了工作組，直接領導參與了對整個案情的複查，經過一個時期的緊張複查工作，克服了重重的阻力和幹擾，終於在7月底向省委做出了新的報告。報告說，當年常州的定案是根據一個所謂“特情”的報告。這個“特情”供認他當年的報告是“我自己的想象”和“臆造”，“有的話是我說的”，這個為了“立功”的無賴，受人指使做了陷害父親的凶手。父親曾到宜興的一處風景區去遊覽過，職業軍人出身的他，本能地留意任何地方的地形，他說宜興山地地形很好，萬一蔣介石真的反攻大陸，我們可以和他在此打遊擊。於是這個“特情”把這些話加工成父親是去看地形的，要組織遊擊武裝配合蔣介石反攻大陸。父親到常州後，自然和許多轉業退伍軍人來往較多，有時難免發發牢騷，於是這就成了以父親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父親在他個人的日記裏，有一些批評毛澤東的話和對當時一些極左政策造成的天災人禍的批評，這些都被一些別有用心，對他懷恨在心的人利用了。最後終於把始終堅持自己思想的父親殘害而死！
但是這個“特情”是奉什麽人、什麽部門的指派而來，父親被害的真實原因和背景，直至今天我們也不能得知，任我們如何努力打聽，有關方麵和有關知情人甚至是那些同情父親和我們遭遇的老同誌，對我們始終三緘其口，我們隻知道當年對父親的陷害與殘殺是以國家以黨以革命和集體的名義進行的。我知道，這樣的事決不是我們一家。
夏日的一天晚上，我打電話到李達副總長那裏詢問，秘書告訴我，江蘇省常委會正在舉行，會上將要討論這個問題，要我再等一等。午夜過後，秘書電話通知說：“常委會業已結束，工作組報告通過，會議決定撤銷原判，徹底平反昭雪！小蔡啊，向你祝賀！”
我的眼淚奪眶而出……
9月17日，江蘇省常州市法院終於正式做出了撤銷原判的判決書。判決書說：“經複查，事實證明原判決認定的事實和使用的法律都是錯誤的，是慘遭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迫害，純屬冤案。現依法改判如下：一。撤銷原判……二、宣告蔡鐵根無罪，推倒一切誣蔑不實之詞，予以徹底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就是這幾十個字的判決書，我的老父親已經無法聽到了，我們3個無辜的孩子等了許多年，受盡了屈辱與痛苦，為了它，多少皓發白首的領導同誌為此奔忙，還有多少工作人員的心血，才換來了這幾十個字的判決。
判決書迅速報中共中央紀檢委，最高法院、總政治部、送軍事學院等機關。
堅冰終於融化了，嚴寒終於無法抵擋太陽的光芒。
就在撤銷判決的第二天，9月18日、中共軍事學院黨委做出了另一份決定，鑒於常州撤銷原判，宣告無罪，故決定：“恢複蔡鐵根同誌的政治名譽，恢複黨籍，恢複原級別……”
我注意到了這份決定和第一份決定的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在這份決定中，父親被稱為“同誌”了！
在這之後不久，我的感情又經曆了一次巨大的波瀾。那天我突然收到了退還給我們的父親在獄中臨刑前寫給我們的遺書：
“剛剛、沙沙、南南，親愛的孩子們，可憐的孩子們，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們：……”剛看了這個開頭，淚水就已經模糊了我的雙眼。
“我不能不和你們告別了，我最親愛的孩子們，這是因為爸爸對你們來說已經沒有用了，不僅沒有用，而且還對你們有害處呢！如果爸爸還活著，還留在你們身邊，那你們就是“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還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子女，它就影響你們的未來，影響你們的發展前途，使你們無緣無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視，雖然你們都還小，還需要爸爸的撫育和教養，但我這個爸爸不僅起不了這樣的作用，而且還要起壞作用。所以爸爸還是離開你們好。不要以為爸爸心狠，也不要哭爸爸，可憐的孩子們，原諒爸爸吧！
“不過我沒有做什麽壞事，我這一輩子對得起黨，對得起中國人民，對得起中國的革命事業。我為這個事業出生入死，流血犧牲，真正忘我地工作了30年，我隻是感到對不起你們，你們將要成為孤兒，這是我真正的罪責。這是我心中感到最遺憾和最癰苦的事。
“我危害到你們，使你們天真無邪的幼小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完全破壞了你們已經不太幸福的童年生活，使你們痛苦，使你們羞恥。並且還在你們未來的道路上布滿了障礙，嚴重的妨礙著你們的發展前途，是爸爸害了你們，是爸爸該死，恨爸爸吧！你們完全有理由恨爸爸！
“剛剛，雖然你還隻有10歲，但你卻是爸爸最大的兒子，而且是四年級的學生了，應該懂得很多事了，經過爸爸這次事件，你應該更懂事了。不僅要最聽話，最懂事，最愛勞動，最會做事情，而且還要做弟弟妹妹的模範，帶領他們影響他們……
“可是我的孩兒，你的性格很不好，太剛、太強、太硬、寧折不彎，很像爸爸，這是很危險的！因而也是爸爸最不放心的。希望你能變得聰明些，能隨機應變些。寧折不彎如我，結果隻有折，爸爸的事你是親眼看到的，你也多少懂得一些了，應該接受這慘痛的教訓，切記，我親愛的孩子。
“南南，你最小，又最調皮，但也最可憐，所以爸爸也最不放心你，然而我已經不能再照顧你了。你本來是個最聰明，最懂事，最關心爸爸的好孩子。可是由於你小，又調皮，不聽話…… 所以爸爸最不放心你，你如果能聽話，不和剛剛爭，不和沙沙鬧，那該多好呢，爸爸不是更放心了嗎？你能改嗎？我的兒子，爸爸多麽希望你能改呀！
“沙沙，你是個女孩子，就是頭腦笨了點兒，我想你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聰明起來的，你本是最憨厚，最能忍讓的，可是近來，我看你也變得愛爭吵了，這很不好，要堅決改，當然哥哥弟弟欺負女孩子，故意找你的麻煩，那是絕對不能允許的。你如果在家裏玩得不開心，可以出去找女孩予玩，但不要和她們吵，女孩子應該特別聽話。”
“我最不放心，最難割舍，最依戀的孩子們，爸爸要和你們永別了，我最親愛的孩子們，這不是暫時的離別，但你們不要想爸爸，也不要哭，爸爸對於你們是有罪的，但你們都是好孩子，你們沒有罪！你們應該得到國家和政府的照顧！”
“別了，我親愛的孩子們，讓爸爸吻你們！別了，我最親愛的孩子們！”
在無聲的淚水流淌中我讀完了這封和著血淚和無限親情的遺書，直到現在，我輕易不敢看這封信，讀它那真是生離死別、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為準備平反大會和追悼會，我趕回了常州。我們首先提出了尋找父親骨灰的要求，常州落實政策辦公室的兩個工作人員和我們一起找到了城外的火葬楊。火葬場工作人員說當年經手此事的一位老工人已經退休了，又費了許多周折，我們找到了這位退休在家的老工人。他聽我們說完來意後說：“是我處理的，屍體是公安局讓拉的，渾身是血，真慘哪，當天就火化了，後來通知家屬，她（指繼母）說不要了。我用紙包包的，放了幾天，沒有人來問，就把骨灰倒在一口專門放無人領取的骨灰缸裏了。後來處理骨灰時，一起倒掉了，就埋在煙囪旁邊了。”
我們和老人一起來到火葬場，在他的指點下，在煙囪旁的一塊空地上挖了起來，火葬場的許多工人聽說後都自動來幫助挖掘。一個上了年歲的老工人邊挖邊嘮叨說：“我早就知道，老幹部怎麽能隨便殺頭的呢！”當挖到一米多深時，坑裏開始滲出了水，土質也開始變黑了，又挖了幾下，露出了白森森的骨渣，正在七嘴八舌議論的圍觀者一時也靜了下來，但是由於當年倒下的是一大缸骨灰，怎麽能夠分得清楚是誰的呢？我們無力地坐在坑邊，想了半天，沒有辦法，最後找來幾個大塑料袋，盡可能多裝上挖出的骨灰。
追悼會後，一輛麵包車拉著我們和當年為父親同案關了10年的俞須湧，向長江邊上駛去，在一條不知名的通向長江的河灣裏，經工作人員向當地交涉，當地派出了一條機帆船，拉著我們向長江駛去。
船駛出了河港；來到了寬闊的江麵上，急風卷著細細的雨絲向我們撲來，黑沉沉的烏雲低低地壓在江麵上，在遙遠的水平線上和江水彌合到了一起。遠處一艘巨輪正噴吐著濃煙沿江而下，不時傳來低沉的汽笛聲。浪花拍打著我們乘坐的木船，發出“啪啪”的響聲，幾隻白色的江鷗不時掠過江麵，發出一聲聲淒厲的叫聲。船開始掉頭了，掌舵的漢子喊了聲“到江心了”，我們解開塑料袋，把骨灰和著花束緩緩地倒入江中。我們默默地做著這一切，俞須湧倒了一杯酒，傾入江中，含淚喊了聲“老蔡啊，我送你來啦！”一聲哀慟，淚如雨下，淚水和著雨水模糊了我們的雙眼，倒下的骨灰和著黃色的菊花在江水中打著旋，向船後飄去，漸漸消失在江水中了。最後，我們把自己親手製作的一個白色的大花圈拋向了江中，我心中默念，願這千古江流分清父親的忠骨，把他帶到一個安寧潔靜的地方去。
船往回走了，細雨絲絲，風仍在呼嘯著，直到很遠很遠，我們還能看見江麵上那時隱時現的那小小的白色。
父親，他這來自北國大地的兒子，帶著燕趙兒女的豪情，帶著與日寇血戰的征塵，帶著對祖國與人民的忠誠，也帶著無盡的屈辱與痛苦，永遠地消逝在這煙雨蒼茫、包孕著吳越大地的長江之中了。
在北京西郊的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禮堂裏，一麵鮮紅的黨旗覆蓋在一個小小的骨灰盒上，盒子前麵放著父親的那張半身像片，他依然向所有注視他的人微笑著。盒子裏放著的是他生前常戴的那副老花鏡和那隻煙鬥，還有為他昭雪平反的決定書……
現在，我也有了一個可愛的兒子，他近來常常問我：“爸爸，人家都有爺爺，我的爺爺呢？”我告訴他，“爺爺死了。”他問：“死是什麽？”我說：“就是在天上飛，飛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他想了想又問：“那爺爺老在天上飛嗎？不下來了嗎？”又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語：”我爺爺還一回沒見過我呢！”
後來，我收到了不少父親的老首長、老戰友們從各地發來的唁電與來信，在為冤案昭雪表示興奮和向我們慰問之餘，又莫不表示痛惜。一位老戰友在來信中寫道：“他是我的老首長，在我軍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上來的時候，為加強教育訓練工作，多麽需要他重返工作崗位啊……”我想起了惠浴宇同誌的這樣一段話：“真實目的未必可以公之於眾的頻繁的政治運動．不知誤了多少正事，毀了多少同誌，又養出了多少權.奸……當老布爾什維克走上布爾什維克恐怖的審訊室和刑場，比起犧牲在公開的敵人法西斯匪徒刀槍下的烈士們，他們的死，難道不更為悲壯、慘烈嗎？”
“沉冤數十載，“四人幫”及其他們的前任們毀屍，心中有鬼，曾落井下石，推波助瀾而搖身一變手握大權者滅跡，雖然千方百計地清查，要搞得水落石出又何其難，在我中華五千年的曆史裏，塵封著多少這樣的千古疑案，埋葬著多少這樣的錚骨忠魂。”
在《肖克回憶錄》中。肖老將軍又不勝痛楚地提到了父親的死，他在一首緬懷父親的詩中有“寧為玉碎不折節”之語。我想我們的先烈拋頭灑血，不正是為了建立一種追求真理，堅持正義而無需流血的社會製度和環境嗎？即為了“不折節”而無需“玉碎”。從我們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到彭德懷、賀龍乃至我的父親，他們的死是多麽慘痛的教訓，這應該永遠使我們警醒，努力建設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是我們事業能健康發展的最重要保證。
我深深懷念我的父親，我為他驕傲！
多年來，我曾試圖追尋他的身影與蹤跡，因為我總覺得他沒有死，但我找不到他的所在，可又覺得他無處不在。冥冥之中，他好像始終在注視著我。
當我來到他當年戰鬥過的平西老區，我忽然覺得他原來是回到了這裏，那巍峨崢嶸的太行峰巒就是父親和他許許多多已犧牲了的戰友們的身姿，那滾滾奔騰的拒馬河水的濤聲是他和他的同誌們亙古不滅的呐喊！那山間陣陣吹拂著的秋風，就像父親的大手在輕輕撫摸著我！
我帶著孩子來到寬闊的天安門廣場，指著那藍天中飄揚的五星紅旗問他：“國旗為什麽是紅的？”孩子用他的童音驕傲地回答：“因為那是先烈的獻血染紅的！”我一字一句地對他說：“記住，那上麵也有你爺爺的一滴血！”
我希望今後的孩子們不再有我們那樣的不幸的童年，而這不應妨礙我們追求真理、堅持正義。
寫於1996年10月
發表於1998年8月至12月《中華兒女》
修改於2004年6 月
==============
後記
蔡鐵根，（1911年12月-1970年3月11日），漢族，生於河北省蔚縣塔頭村，曾就讀於廈門大學，1936年12月參加紅軍，1939年加入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蔡鐵根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幹事。抗日戰爭時期，任一一五師政治部宣傳部幹事，晉察冀軍區一分區宣傳科科長，冀熱察挺進軍騎兵大隊政治教導員，冀熱察挺進軍第九團政治處副主任，中共桑幹河區工委書記兼廣靈區大隊政治委員。參加了平型關和平西抗日根據地反“掃蕩” 戰役戰鬥。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第一野戰軍冀察縱隊第七旅政治部副主任，晉察冀野戰軍第二縱隊七旅政治部副主任，第二縱隊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軍政大學政治部政治教員，一總隊副總隊長。參加了綏遠、張家口、古北口、懷來、新保安等戰役戰鬥。，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軍訓部條令處處長、條令局副局長，訓練總監部軍事科學和條令教範處處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軍事學術史教授會副主任，戰史教授會主任。1955年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銜。1955年，大校銜全軍共1266人。
1959年10月，在全軍“反對教條主義”的運動中，蔡鐵根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受到開除黨籍、軍籍，調離部隊，從師級降到行政15級，被分配到江蘇省常州市機械工業局當巡視員。
蔡鐵根的妻子在其被劃為右派後，與之離婚。他獨自帶著三個孩子到常州，其時大兒子3歲，女兒2歲，小兒子６個月。在常州生活期間，蔡鐵根重組了家庭，並育有一子。平時與之交往的朋友一般都有參加革命的背景，如李業舫、吳翼、餘須湧等。李業舫是1940年代中共地下黨員，時任常州市果品公司中層幹部。吳翼原是部隊團職幹部，轉業到地方。三年困難時期。人們議論餓死人的原因，蔡鐵根就歸咎於高指標、瞎指揮，蔣介石當時叫嚷要“反攻大陸”，蔡鐵根就同朋友們談到，他們這些軍人可以幹“老本行”，上山打遊擊。蔡鐵根沒想到，這些聊天的話為他日後的災難埋下了禍根。
有一個叫巢爾穀的人，值得一說。此人原是常州市五金公司的文書，仰慕老紅軍，得與蔡鐵根交往。1960年10月，巢爾穀下放到宜興縣丁蜀鎮，與蔡鐵根保持書信往來。蔡鐵根在得知他生活困難時，曾兩次資助過他。1962年5月，巢爾穀因參加宜興的“青年學社”組織，被宜興縣公安局傳訊。訊問中，巢爾穀交出了蔡鐵根19封通信，並承諾繼續揭發。有資料說，1963年7月至1966年6月，巢爾穀到蔡鐵根家裏去過十餘次，每次記下蔡鐵根的言談，向公安局匯報。但是，公安局認為，沒有足以證實蔡鐵根進行所謂“反革命活動”的證據。
1966年，史無前例的浩劫開始了，常州城也陷於大混亂中。8月，常州市機械局的人保科長偕同常州中學的紅衛兵，以破“四舊”名義，到蔡鐵根家裏抄家。當時，抄出了蔡鐵根的40多本日記，一把抗日戰爭時期繳獲的日軍指揮刀。蔡鐵根見日記被抄，當場聲明：“這日記沒給任何人看過，你們把內容擴散了我不負責！”
這次抄家後不久，巢爾穀接到常州市公安局的通知，再次來到常州。他把“文化大革命”以前幾年中了解蔡鐵根所得的材料進行“綜合”，整理了一份長篇材料。把蔡鐵根與他朋友的往來說成是以交朋友為名搞“反革命組織活動”；把蔡鐵根等人談論打遊擊，說成是“要成立反革命遊擊隊，要推翻政權”；巢爾穀還把他邀請蔡鐵根去遊覽“善卷洞”，胡說成是打遊擊看地形。1966年9月17日，市公安局拘留了蔡鐵根和同他往來密切的吳翼；接著又拘留了同蔡來往較多的餘須湧和屠蘇。
蔡鐵根入獄後，對於逮捕他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在第一次審訊中，他對審訊人員說：“我根本不是犯人，十六條裏，我夠上哪一條？把我關了十幾天有什麽根據？依什麽法律？”對方喝道：“你講還是我講？這裏是看守所！”蔡鐵根回答：“我要講，你們要把我往框框裏裝，我決不會承認。”為抗議對他不公正的打擊迫害，他在獄中曾三次絕食。他曾想逃出監牢去告狀，結果被察覺，罪加一等，釘上了鐐銬。
1966年11月，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決定，成立“蔡鐵根案”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是當時隔離審查尚未確定罪名的人的做法。當時蔡鐵根案的“學習班”森嚴恐怖，房間窗戶全部密封。15個被審查對象，分設15個房間，由15個審查小組分別批判訊問。
1970年3月，由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決定，經江蘇省公檢法軍管會批準，常州市公檢法軍管會以“蔡鐵根反革命集團案”名義，判處蔡鐵根、李業舫死刑，立即執行。吳翼死刑，緩期執行。餘須湧、屠蘇等人分領刑期不等。
1970年3月11日淩晨，蔡鐵根和他的同案人被叫起來吃飯。飯後他們被帶到一個房間裏。先是宣讀“逮捕證”，接著就向他宣告死刑判決。蔡鐵根聽了判決憤怒地說：“你們無權判我，我要上訴！”“不準上訴！”有人蠻橫地喝道。從聽到判決到最後，蔡鐵根始終從容鎮定。行刑前，蔡鐵根同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吳翼道別時說：“你看過古戲《搜孤救孤》沒有？”吳說：“看過。”蔡鐵根說：“活著的，要把這個官司打到底！”
1979年2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1979年7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先後宣告蔡鐵根無罪後，共和國開國上將、國防部副部長兼軍事學院院長、第一政治委員蕭克，揮筆寫下《懷蔡鐵根》一詩：
鐵根之根真如鐵，
誌在抗日入軍牒。
晉冀察綏策戰馬，
戰後金陵習兵訣。
上書我軍現代化，
論事說理殊剴切。
誰知淫雨漫紛紛，
無限上綱玉石裂。
是非顛倒出京華，
削職遠徒貶東越。
日服勞役暇讀書，
夜撫雛兒度歲月。
十年浩劫益淒淒，
大災小災如滾雪。
堅持真理不服誣，
寧為玉碎不折節。
神州重振馬列風，
鐵根之根終不絕。
1980年1月10日，“蔡鐵根追悼會”在常州市隆重舉行，其骨灰安放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