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紅
按：本文係作者提交給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的書麵發言。作者向紅是周宇馳的女兒。據“維基百科”等資料：周宇馳（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樂亭縣人，曾任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起飛後，周宇馳、於新野及李偉信在北京沙河機場乘直升機出逃迫降，周宇馳及於新野開槍自殺身亡。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如今四個十年過去了。每年的這個日子，我會和許多受“九一三”事件牽連的人一樣，思緒萬千。在40年前，我已經下了結論：從政治生命這個層麵上講，政治上的我，已經隨著我父親死去了。遺憾的是，40年來的經曆證明了我的預言。
關於“九一三”，的確是一個令我難以回避又難以把握的命題。鑒於我與之40年的淵源，我想嚐試一下管中窺豹，來談談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對曆史知之甚少。我認為：研究曆史就是要細，因為往往細節導致拐點或突變，所以點點滴滴，都要記錄下來。作為個人回顧曆史，卻不能走得太近，否則深陷其中，枝枝蔓蔓，曆曆在目，隻能看到一家一戶的離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糾結？就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這個事件上，要學著站得高一點，離自己的利益遠一點，去看國家、民眾的利益，“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
爺爺、爸爸與我
聽我奶奶講，爺爺很早就是地下黨，後來參加了八路軍，一穿軍裝就是幹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後勤幹部，一直隨著四野打到廣東。我父親從小當過兒童團長，在抗日中學畢業，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黨；他是搞宣傳出身，入伍後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幹事並兼職戰地記者，身上有兩處遼沈戰役的彈片留下的傷疤；組建空軍時他所在的那個團去了空軍第一航校，他還是搞宣傳。他是個政治上很堅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躍，很要求上進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給劉亞樓司令員做了幾年秘書。
我的小學經曆由於父親的工作調動被分成了三段式——一年級下學期剛開學，我們家就從北京搬到上海的空四軍，住在軍部對麵門診部的院子裏；四年級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的空司大院。
那是1963年初，走的時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節，大人的臉上也沒有笑容，我隱隱約約聽見什麽“劉司令發火了”之類的話，給我的感覺，父親是犯了什麽錯誤。
剛剛到上海，我們都住校，奶奶在家，媽媽在門診部上班，父親卻去了一個很遠、很艱苦的地方，極少回家，回來了也是風塵仆仆，帶著股農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緒飽滿。他一回來就講很多和戰士在一起的趣事給我們聽。我們就又能聽見愛幹淨的媽媽數落他腳臭，把他的簡陋行李拎到門外，要消毒。他看著媽媽那認真樣兒，還故意逗她；有父親在，家裏總是充滿了快樂。後來父親不再去外地了，他和媽媽在虹橋機場的空二師工作，在那裏又安了個家。
大概是1964年，我們上的部隊子弟小學接受地方生源以後，我們開始走讀。但是周末都會坐著部隊的大卡車回虹橋機場，從位於上海市東北角的江灣，到西南角的虹橋機場，要穿過整個上海市區。孩子們一路上說說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進，像那高空的長風一陣一陣吹不斷，我們高舉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傳。革命先輩揮血汗，創立了人們的好江山，我們繼往開來，建設這幸福的樂園……”非常的快樂；媽媽也覺得在上海那段日子，是最輕鬆愜意的。
再回北京時，大約是1966年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經傳達，在快要離開上海的日子裏，有一次我隨著父親在空二師的幹部食堂吃飯，廣播裏正在播送《人民日報》的什麽社論。父親停下了筷子，側耳聆聽，一臉嚴肅。
我們到了北京，還在車站等著提取行李時，我覺得口幹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媽媽說是北京的氣候太幹燥了的緣故。在上海市普通話比賽得過獎的我，拿著錢去買冷飲，絲毫沒想到當我習慣地說成“棒冰”時，卻受到了嘲笑：什麽呀？這叫冰棍！這兩件事使我對北京頓失好感，現在想想，簡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飛伯伯和何汝珍叔叔來接的我們。我對何叔叔很感興趣，因為在上海時我看到他寫給父母的信，字寫的非常端正秀麗，因此記住了他的名字。對於為什麽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經適應了上海的生活，對學校很不舍。後來我跟王飛伯伯提起此事，他說自我父親離開空司以後，他們倆一直保持通信聯係，前後長達三年多；父親調回北京，也是經過他們勸說才同意的。
我終於明白了父親為什麽調來調去：
他給劉亞樓當秘書時，有一次上午到的大開本《參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給劉司令看。劉批評了他。他解釋，這隻是一本《參考消息》，不是文件，並沒耽誤工作，遂不肯認錯。劉的性格很聞名，豈能允許別人反駁和異議，尤其是自己的秘書，就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再次批評我父親，好像說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親也很倔，有些不識時務，堅持不認錯，劉亞樓大為光火。我父親那時是少校，劉為此在空軍出台了一條新政：凡是少校軍銜沒有擔任過指導員或教導員等職務的，一律下放一年，補課。這就是我父親後來下放到江蘇鹽城高炮某部，擔任了一年營教導員的前因後果。
據我哥哥了解，“文革”前我父親曾經被借去上海黨校講過課。我也記得他在空二師五大隊當政委的時候，五大隊的宣傳搞得有聲有色，我父親和飛行員的關係很好，經常談心。父親還有副好嗓子，他喜歡唱《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我們走在大路上》這一類激揚、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間他被評為空軍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在大院裏進行心得講用。他身體很棒，在一航校時拿過東北軍區速滑的名次，剛回大院還在燈光球場打過籃球，那應該是林立果還沒到空軍的事了。
於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軍，是革命老幹部；他父親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廣播電台的創始人，後來擔任過上海市人民廣播電台理論編輯部的領導，1958年支邊調到寧夏省電台工作。
我也還清晰地記得林立果剛到空軍時，穿著新軍裝，寡言少語地坐在我家床上，見我進來，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後來他成熟了，也胖了，像個幹部的樣子了，到哪兒都能聽見歌頌他父親和讚美他的話，每逢此時，他隻微微一笑，頷首致意，應付自如，並不張狂，平時依然寡言少語，好像總是有事可做，從未見過他懶散的樣子。
記得是1970年5月20號，早上程洪珍開車到中山醫學院，把我接去度周末，“調研小組”的人當時都駐在廣州白雲山機場招待所。因為他們那裏可以看到香港報紙和很多的外國雜誌，所以我去了就會翻看，對報紙上連載的言情小說很癡迷。
一個上午，別人都各自忙碌著，洗衣機放在翻譯陳倫和房間的衛生間裏，嘩啦嘩啦地響，我好奇地去看，順便幫忙。他們住的樓層上有一個大飯廳，裏麵有部電視機架在那裏，平時大家可以聚在裏麵看電視。那天我看見飯廳沒有人，椅子都折迭好靠在牆邊，隻留了一把椅子正對著電視機擺放著。電視裏開始轉播在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五二O”大會，我坐著椅子上看了看，就走開了。一會兒，該林彪講話了，林立果從房間裏出來了，有人很默契地開了瓶橘子汽水遞給他，他就坐在那張椅子上，聚精會神，邊喝邊看，別人都走開了。我見大家都不進去，也不好貿然進去，就在門口看了一會兒，記住了林彪講話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個“助”字的湖北口音特點。林彪講完話，大會還沒結束林立果就站了起來，還是一副沒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間了。我目睹了這一切，就自己一個人胡思亂想起來——不是說幹部子弟應該謙虛嗎？他隻聽自己爸爸的講話，算什麽呢？可是他父親是林副主席呀！原來他和他父親的關係會這樣啊……要是爸爸在台上講話，我好不好意思聽呢？
後來跟林立果見麵次數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紀要》聯係起來。
我們一直在想：是什麽讓我父親從當年一個學習毛選、宣講毛選的“積極分子”，和那些空軍黨辦的精英們，變成了後來的他們？可以說他們都已經有家有業，也有一定權勢，他們還想幹什麽？怎麽就願意冒死跟著林立果幹出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呢？難道是貪圖更多的權益？難道是腦子一熱、自我膨脹？或是上了“賊船”下不來了？林立果還折騰什麽呀？林彪不是已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嗎？一開始怎麽也想不通，第一次覺得熟悉的父親那麽的陌生；後來慢慢想通了一點，逐漸地，我們開始走近我父親。
我清楚地記得1971年9月5號，是個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樣，和要好的幾個同學去廣空參謀長顧同舟家裏玩，主要為了能解解饞。學校把我們部隊學員的夥食費和地方同學平攤在一起，所以夥食不好，我們這幫孩子正在長身體，胃口大得嚇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慣廣東的大食堂。忘了是飯前還是飯後，女孩子們嘰嘰喳喳地都聚在客廳和張亞青阿姨說笑著，顧伯伯把我單獨叫到客廳外麵的走廊，臉上還掛著和我們聊天時的笑容，四顧無人，很親切又神秘地壓低了聲音，說：你爸爸12號就要到廣州來了！到時候我派人去學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為何這樣，但因為他一直很關心我，跟林立果他們關係又好，在那時“親不親，線上分”政治觀念裏，他和我父親是一條“線”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讓其他同學聽見；於是我很有禮貌地應答，但我的性格內向，就愛胡思亂想，心裏依然感到些許疑惑——廣州是父親常來常往的地方，這有什麽好神秘的？也就認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們父女的感情，所以當成個好信息告訴我。事後才知道，其實就在那兩天的前後，劉興元給廣州軍區傳達毛澤東南巡“吹風”的內容。
12號我沒有請假外出，怕來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學校等消息。但並沒有人來找我，也沒有電話來。我並沒有覺得特別奇怪，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林立果和父親他們神秘、機動的工作特點，反正我也沒什麽事情要辦，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學校隻接過媽媽打來的長途電話，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沒打電話給任何人。
大概又過了一周左右，同學汪京群（汪東興的女兒）吃完晚飯和我在校園裏散步。她悄悄地告訴我：一個大官坐飛機跑了，下落不明。我們倆就海闊天空地猜想，會是誰呢？其實我根本無從猜起，都是聽她說。最後她說，可能是許世友！這個人最不聽招呼了！我根本對什麽叫“跑了”沒有任何概念，對中央的事情更是一頭霧水，所以聽了京群的分析，就覺得有道理，聽說許世友的脾氣很大，誰也不服，隨身老帶著槍，“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曾經跑到山裏躲了起來；所以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是他。
何等的天真爛漫。
在廣州聽完傳達“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國人民一樣，對此事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尤其是文件說他們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覺頭暈耳鳴，全身麻痹。腦子裏第一個想到的是“這是‘筆杆子’在搞鬼！”我旁邊坐著的是學校裏睡在我下鋪的廣空副參謀長的女兒，她悄悄地問了我一句：那個周什麽的女兒是誰呀？我掙紮著回答：是我……聲音極低，極粗，極啞，根本不像我平時。她一定是被我嚇到了，馬上搬著櫈子往旁邊挪了一下。
傳達完文件，李先念接見我們這些父親在文件上被點了名的子女。他特意點了我的名，他問我：你知不知道他們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樣劃清界限，大義滅親啊？你要是知道了他們的陰謀，你會怎麽辦呢？向誰舉報啊？我根本回答不了這種問題，但全場的人都在盯著我看，我勉強站起來，眼冒金星，感覺喘不上氣來，眼前黑壓壓地一片人頭，我跳過了前麵的幾個問題，朝著兩步遠的李先念，啞著嗓子說了三個字——吳法憲。
顯然這個答案令他很不滿意，他也不讓我坐下，就轉過臉跟另外一個方向的子女們講起話來。我既緊張又非常尷尬，也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裏。剛才聽文件的時候隱約感到吳司令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說的是實話，誰讓我聽見林立果他們背後跟吳法憲叫什麽“吳胖子”呢？誰讓我什麽都不知道呢？不向他舉報向誰舉報？空軍大院最大的幹部就是他嘛！何況我在廣州上學，更不知道該怎麽舉報；就算我去過幾次毛家灣，但是坐車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說這次連林彪也死了呀……幸虧我還知道人民大會堂是開大會才用的地方；天安門是節日或接見群眾時才用的，平時上麵沒有人；“中央”二字對我而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應該在長安街上的新華門裏麵。
何等的幼稚可笑。
廣州軍區委托廣東省軍區把我們這些子女留下辦學習班，而這四天我自閉了，像張春橋在特別法庭上麵無表情，一言不發。學習班結束的總結會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態、表示緊跟、要劃清界限。我則被廣州軍區政治部於主任點了名，“聽說這四天學習你沒說過話，你是怎麽想的？今天你要表個態。”我一咬牙站起來，沒頭沒腦，倔倔地說了兩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機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溫都爾汗的照片。
這兩句和當時會議氣氛大相徑庭、完全逆反的話，讓於主任措手不及、極為不滿，後果可想而知。從此，就給組織上留下了我“態度不好”的史話，以至於1974年我複員後被空軍流放到南苑空司生產隊去，時任空軍司令員馬寧去那裏勞動遇見了我。一開始以為我是哪個空軍招待所去南苑輪流勞動的服務員，吃午飯時還專門坐過來，和顏悅色地跟我聊天，問東問西。然而，我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生產隊長在一旁陪坐，幾經猶豫，還是很尷尬地當著我的麵把我的身份告訴了他。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對我翻臉了！大聲斥責道：你要劃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臉一繃，二話沒說站起來，把沒吃完的飯菜往碗裏一扣，在眾人的注視中傲然離去，身後的食堂裏一片寂靜，鴉雀無聲。事後我越想越絕望：我到底是誰？我代表我父親嗎？我竟如此之臭名遠揚？空軍司令竟如此沒有水平？黨的政策竟如此之遙遠？
盡管“九一三”時我未滿17歲，但我真的不應該這麽天真、單純，因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裏，因為家裏的事情，我很生氣，就給江騰蛟伯伯打電話，問有沒有去廣州的訓練飛機，要回學校。父親得知後匆匆趕回家來，大概因為我這個從小到大最聽話、最讓家長放心的孩子，在氣頭上居然跟他說了一句“再也不回這個家了”的話，讓他很是意外和傷心，他坐下來耐心地聽我把情況說完，長歎了一聲，和我做了一次長談。就是這次談話，吐露了他們的一些跡象，隻不過我沒有真正領會而已，現在看來那就是一次“路線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對我說，你不要看咱們家現在這些條件，以為我們和呂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風平浪靜，路線鬥爭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隨時都有風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這樣打下大半個中國，這麽大功勳的人還要被整，是卸磨殺驢啊！
他眼裏含著淚，空氣很凝重。第一次見到父親流淚，不知道怎麽安慰他，同時也被這些話的內容鎮住了，我不再抽泣。憑著自己的那點文學知識，腦子一個勁兒地思索著，怎麽把成語與現實結合起來：誰是狡兔？誰是走狗？“文革”時期的思維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誰把林副主席當“驢”？但還是怯怯地問了父親一句，誰還敢整林副主席啊？
後麵的談話裏他提到了江青的外號“白花蛇”，張春橋的外號“眼鏡蛇”，姚文元的外號“響尾蛇”……說要“清君側”；他說“現在軍隊受壓”，“國民經濟倒退”，“筆杆子要壓倒槍杆子”，形勢“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他還說“上麵”“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二桃殺三士”；他對著周圍一揮手，說：“今天是座上賓，明天就可能是階下囚！這一切，說沒有就沒有了！”
我雖然懂得“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殺驢”這兩句成語的含義，但僅停留在字義上；對“二桃殺三士”則不太明白，父親耐心地給我講了典故，解釋是借刀殺人的意思。
父親對子女要求一向很嚴格，很注意督促我們學習、看書，看完了還要讓我們談讀書心得，比如我們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讀完《共產黨宣言》，並且談了心得，通過了之後，才同意我們走的。此時此刻的講解，使他剛才流露出來的義憤和憂慮緩解了許多，又恢複到了平時對我們循循誘導的狀態，但仍然流露出一絲疲憊。這是與平時不一樣的一次談話，父親和我是平等的，我傾聽了他的內心，他跟我講了他的工作，雖然不能分擔什麽，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隻緣身在此山中”，除了記住了“路線鬥爭很複雜”、“很激烈”這一類平時也聽到過的話，並沒有感到事態嚴重。
時值8月底，從這次談話來看，林彪已經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覺到了。《紀要》裏他們對“四人幫”的反感，已經到了針鋒相對、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還沒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對此的立場和態度；那幾個充滿了悔恨的不祥成語，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間是被毛澤東“利用”了的無奈境地，隻是出自我父親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還是林立果，起碼是林立果吧！事後我明白了，廬山會議之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發生了動搖，軍委辦事組勢力由盛到衰，跟著汪東興積極發言的軍隊幹部全部吃癟……林立果他們感到大勢將去，所以才有了後來“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裏的那句氣話，竟不幸一語成讖——從此無家可歸。
很多人描述過那一夜，都會使用“驚心動魄”一詞。我不會，因為當時我在廣州上學，沒有和家人一起親曆北京那一夜。但從他們的描述裏，我聽出父親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勞”，也聽出了沒有過的“緊張”、“情緒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個詞去形容家人麵前的父親，因為他不是“黨辦的周副主任”，他隻是一個同時兼有兒子、兄長、丈夫、父親身份的普通人。接下來的40年裏，這種痛徹心扉的感覺揮之不去。
9月10號，接到我父親拍去“母親病重”的電報的二叔，帶著三歲多的女兒從外地趕到了我家。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我父親已經常常忙得夜不歸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親特地回來見他，神態很正常。
二叔問他，媽沒病呀，你怎麽拍電報說媽病了？
他說，最近要開九屆三中全會，開四屆人大，這是一個權力再分配的會。江青、張春橋要整軍隊這些人，形勢比較緊張，北京是個火藥桶，我因為和林立果的關係，已經卷到他們的糾紛裏去了。今後我就顧不上家，也顧不上管媽了，你把媽帶走，以後你要多照顧弟弟、妹妹們。這個“他們”是誰，當時二叔沒問，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諱別人問。
二叔問：我什麽時候走？我父親說，不著急，先在北京玩玩，過兩天再走。還說：你不用惦著我們，我們跟林副主席到廣州去。家裏你想拿什麽就拿，有獵槍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愛好。
二叔看他情緒一點也不緊張，就像平時的樣子，也沒覺得情況很嚴重。他倆談話時間很短，談完他就走了，看來是專門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樣安置母親的事情來了。
9月12號晚上我父親又回來了，他跟二叔說，你和媽準備準備，收拾收拾東西，明天早上有人給你們送車票來，把你們送到車站。我們也收拾東西走，去北戴河，然後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廣州。說著他把家裏所有的積蓄大概有三千元，給了二叔，說是讓他以後用來照顧老母親。後來二叔被辦班時，這筆錢都被搜走了，同時被搜去的還有一塊林立果送的勞力士金表，據說世界上隻有60隻，至今都沒有歸還。
我哥哥和弟弟聽說要去北戴河，很高興，因為能見到林副主席了。
接著他告訴我奶奶：媽，我睡五分鍾，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親和我媽媽收拾東西時，二叔不放心，怕眼下這事是因為軍隊之間的派係鬥爭鬧的，就過去問他：到底怎麽回事啊？他說，你不要問。二叔還是問他：主席的態度是怎麽樣？是不是支持你們呢？
他衝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們兄弟中唯一的大學生，1957年一上大學就趕上“反右”，所以曆來對政治沒興趣，淡泊名利。這在我父親看來屬於政治上不要求進步，以前哥倆碰在一起就經常辯論。
1969年九大以後，二叔來北京出差。後來他告訴我：那次我想打聽一下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談到政治上的、國內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問他：國家這麽搞，不是胡來嗎？
他說：都是主席搞的。
我問：將來怎麽辦？
他說：他搞的，將來他負責嘛。
我問：你對像章感興趣嗎？
他說：不感興趣。
我又問：將來林副主席上台是什麽政策？
他說：搞經濟建設，搞科學技術。
我問：對知識分子什麽政策？
他說：將非常重視知識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觀點，……但是誰給他（指毛）提意見他打倒誰，就整誰，像彭德懷、陳毅……江青和張春橋曆史上有問題。
我父親告訴他，有一次他和我媽媽到林彪家裏去看了兩個電影，其中有一部是蘇聯電影《祖國在召喚》，講的就是國家建設需要知識，國家需要知識分子。
二叔的話，讓我想起“調研小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講過，我父親跟他們講過，林彪對“文革”的“看法當然有，跟毛澤東完全不一樣。林說……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後傳說毛家灣有一書法條幅：勉從虎穴暫棲身，說破英雄驚煞人。我不知道父親講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於林立果之口。這些話雖然聽了真會“驚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麽有希望，那麽真實，那麽好！
此時，他隻有安慰哥哥說：咳，這都是階級鬥爭嘛。
我父親聽了情緒有些激動，他反駁道：什麽階級鬥爭？他們完全就是整人！爭權奪利，整人！你知道嗎？中國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們整死的！？我父親接著說，我已經登上曆史舞台，我是下不來了，隻有盡力去幹了！
二叔聽了他的話，知道哥哥這回真的是卷進政治漩渦裏去，想出也出不來了。
我媽媽在旁邊一邊收拾一邊也說，他們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斬盡殺絕！
我父親接著我媽媽的話說：他們也好不了，將來也會有人收拾他們！
我媽媽又補充了一句：他（指毛）聽江青的。
我媽媽是個醫生，是個非常本分、老實到木訥的傳統女性，家都交給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親，也從來不過問我父親的事情。可能是因為我們和父母一直是傳統的子女與長輩的關係，從來也不交談這些政治上的問題，也沒見過他們彼此之間交談。我聽了二叔的描述，很難相信他講的是我媽媽——從什麽時候開始，她也明白這些事情了？我很震驚，但二叔的話我是相信的，暑假時父親不也給我打“預防針”了嗎？他要是不跟我媽媽“交底”，我媽媽怎麽跟他走呢？
1971年9月12日的那個夜晚，他們的幾番交談揭開了中國紅色鐵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個涉及國家的最高機密。多年來，它猶如悶雷一直在我心頭滾動。
直到後來在裏屋接了一個電話，我估計是林立果讓我父親“北上”的那個電話，他才顯得有些著急了。他匆匆忙忙帶著我媽媽和我兄弟走了，家裏安靜下來，就剩下二叔陪著奶奶，他的小女兒早就睡了。
誰知沒過多久他們又回來了，我父親自己上樓來，二叔問他，你怎麽回來了？他說吳法憲在機場呢，走不了了。二叔當時也不懂“吳法憲在機場”是什麽意思。
他要馬上送二叔去火車站，並且說：你把向陽帶走吧！
我把你們送走，你們買明天早上的車票走。媽就留下吧，要不家裏沒個人。
在去車站的路上，我父親說：到時候什麽都顧不了了！誰也顧不了了！
我二叔當時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國外去。“到時候……誰也顧不了了”，這個“誰”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聽見了這句話，無論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實答案，我媽媽可能也是如此。我父親從火車站回來，在我家樓下讓媽媽和弟弟下車，車沒熄火，馬上又開走了，媽媽很不放心，匆忙中問了他一句：什麽時候回來？他的回答淹沒在汽車馬達的轟鳴聲裏，媽媽隱約聽他說了一句：別等我了！這句話就成了我父親留給我媽媽的臨終遺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據我哥哥回憶，我父親在9月12號晚上已經有了赴死的準備了。因為沒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前途叵測，肯定是凶多吉少，從西郊機場回來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邊開車一邊說：過去都說，人死都不知道是怎麽死的，我現在知道自己是怎麽死的了。
他是準備去死了。
於新野叔叔的愛人李雯阿姨也告訴我們——她在1971年暑假結束回西安第二軍醫學院以後，收到過一封“九一三”前於叔叔發自廣州的信。信上說，如果以後有什麽事，兩個孩子就交給你了，口氣挺內疚的。
以前他們倆人之間就經常開這種玩笑，李阿姨說：我如果先死了，兩個孩子交給你哦。於叔叔也說：我要是先死了，兩個孩子就交給你。兩人笑著，說：那就看誰先死吧。於叔叔最後這封信，等於是他的遺書，是向李阿姨交待後事。
他也準備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個人的行為舉止以及整個過程，對我無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讀懂他們。我走訪過一些父親以前的領導和同事，他們對父親本質和能力的評價使我寬慰。
正像於新野叔叔曾經說過的那樣：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們懷著美好而壯麗的理想，做著自己認為是反獨裁、正黨風、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會犧牲也義無反顧的革命者，他們舍生取義，是現代的荊軻，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倡導改革開放的先烈，他們用生命譜寫了對國家和人民的大愛。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青澀過、失落過、迷茫過，但從來沒有“破罐子破摔”。一路走來，我始終認為：人活著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麵價值，要活得有意義，不能蠅營狗苟；對正義的東西應該堅持；父親是盡力了，他想做到忠孝兩全。我遐想，如果我當時也在北京，說不定我會不下車，和父親在一起，去遵循道義，說不定也會跟他一樣向媽媽高喊一聲“別等我了！”絕塵而去……“雖千萬人，吾往也！”雖死猶榮。
40年來對這段曆史的研究從未平息過，隨著客觀環境的改善，隨著真相的不斷披露，學者和世人們已漸漸脫離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讀他們，對他們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資料的研究也越發深入，這是令人欣慰的。每個時代都有領先於時代的進步思想存在。從《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不難發現，除了可以讀出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外，其憤慨的後麵，更多的是對國家大政背離了1945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對當下時局的焦慮。他們曾經抱著這一理想入黨、參軍，抱著這一理想出生入死。《五七一工程紀要》之所以在過去的40年裏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撻，就是因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說了真話，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反封建主義、反專製的精神。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越來越善於獨立思考，終將難掩其獨特的鋒芒。
孟子雲：“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陌路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為反麵教材，它的曆史使命也沒有終結，對於專製的統治者們來說，依然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四十年來，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地位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也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親他們在天有靈，一定會滿懷眷戀地俯瞰這片大地，一定會深深關注這片大地上的四季風雲，他們一定希望黨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國家有序發展，一定希望軍隊越來越強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來。
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終於退出了曆史舞台，中國人民額手稱慶，重新有了安定、富裕的希望，這正是林立果和我父親他們沒有完成的心願。請讓我們共同記住這個40年前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我們命運的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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