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大約可以以林彪事件前後分成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基本上是癲狂時期,除了毛氏大作之外,還有和樣板戲有關的少數出版物,其它的新書不會出,舊書也基本上是查禁狀態。林彪事件之後,情況就有了變化。首先是出版了大量的馬、恩、列原著。據說是因為毛氏號召讀一點理論。西遊紅樓三國水滸也重印了。魯迅的著作也在恢複出版之列。記得那時出了魯迅全集(是包括全部譯文的版本),還有魯迅日記和書信。魯迅著作的單行本也大量印行。當時還有一個例外是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其它的革命文藝作品也開始出現,浩然的幾本書,以及高玉寶、閃閃的紅星等等,盡管不多。中華書局版的二十四史整理版,也在陸續出版。到了批林批孔、評水滸的時候,儒法兩家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也有出版。還有各種水滸。記得上海在1974年出過一版少年版水滸,對此書是讚揚的。到了75年,最高口吐鉛字,把水滸否定了,上海有要趕緊轉彎。
上海是文革期間出版最繁榮的地方。除了少數文藝作品外,還出版了文藝期刊朝霞(先是叢書,後來是雜誌),以及刊登外國學術動態的摘譯。青年自學叢書也是上海出版的。
中國一直有翻譯出版和國內意識形態不一致的國外著名圖書的渠道。這些書都是“內部發行”,按照“反動”程度,有不同的發行範圍。75年前後出了一批蘇聯當代小說,影響很大。文革後這種方式保留了很久。90年代末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毛澤東建國後文選也屬於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