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利益永遠第一, 法律道德是第二

一個國家的國家利益:首先是國家的生存和安全。同樣重要的是對財富和經濟增長與權利的追求。國家利益永遠第一, 法律道德是第二, 為國家利益服務.承諾，條約，戰爭都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手段. 實現WTO承諾有利於國家利益，實現. 不利, 食言. easy to understand.

朝鮮戰爭數十萬的中華好兒郎用他們的生命,鮮血和奉獻換來的中國現代化的機會. 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1953年7月15日開始動工1956年7月13日第一批國產載重汽車，10月15日正式移交生產，年產載重汽車3萬.沈陽飛機製造公司從1953年開始建1956年建成年產1000架噴氣式殲擊機的製造廠,我國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殲5試製成功，...

機械(24項):長春第一汽車廠:新建:解放牌汽車3萬輛:沈陽第一機床廠:新建:車床4000台:洛陽拖拉機廠:新建:拖拉機1.5萬 ....

一五計劃援助項目:煤炭(25項)石油(2項)電力(25項)鋼鐵(7項)有色(11項)化工(7項)機械(24項)輕工(1項)醫藥（2項）軍工（43項）　　

老毛想要越來越多, 像核武器技術，達到極限, 不給？ 翻臉, 倒向西方, 

1960年6月28日至11月15日，斯諾回到了他闊別已久的中國，10月2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會見了斯諾，並與之進行深入交談。話題由敘舊轉向中美關係。毛澤東說：“......我們兩國的關係不正常。

在談話中斯諾還問：你還想到黃石公園和密西西比河遊泳嗎？毛澤東道：我當然還想去。我想你不會反對，但華盛頓方麵不會同意。斯諾又問：如果他們同意呢？毛澤東高興地說：如果那樣，我可以在幾天之後就去美國，完全像一個遊泳者。我們不談政治，隻在密西西比河遊泳，並且在河口遊遊而已。

毛澤東對美國的這種誠意，實際上在此前的周恩來與斯諾的談話中就已經表露出來。周恩來說：中美關係的解決辦法最終會找到，它隻是時間問題。中美兩國人民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而友誼則是長存的。

遺憾的是，當斯諾回國後將周恩來的談話一字不漏地在美國著名雜誌《展望》刊登出來後，竟然沒有得到美國方麵的絲毫的積極回應，得到的隻是華盛頓某些人士的抨擊。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被迫接受了一個新的核大國已經崛起的事實。美國朝野要求政府修改僵硬對華政策的呼聲開始高漲。

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再次訪華的斯諾。此前斯諾的參觀，看到中國已經基本走出了困難時期，各條戰線上都呈現蓬勃旺盛的氣象，特別是還成功爆炸了原子彈，心情很激動。但他又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多年的分隔而感到遺憾。

毛澤東在回答斯諾關於中美關係的問題時，充滿信心地說，曆史的各種力量最後也必然會把兩國人民再拉到一起來；這個日子一定會到來。

與5年前不同的是，會見過後斯諾被告知，毛澤東和他談話的內容，“隻要不是直接引用，大部分都可以發表”。斯諾後來回憶道：“這次談話獲得發表，又在政府和黨的機關報上加以報道，這顯然加重了這件事的份量，使它絕不僅是重敘舊誼。在我看來，毛澤東很可能想通過這種方式，把中國對戰爭與和平的條件的看法，特別是對越南問題的看法通知美國。”斯諾於1月19日離開中國，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東京的《朝日新聞》上刊登了他同毛澤東的這次談話內容。漢堡的《明星報》、羅馬的《歐羅巴》、倫敦的《泰晤士報》等西方國家報刊相繼轉載，而美國各大報刊對此卻視而不見。這說明美國正處在在集中力量消滅北越的時候，是不可能考慮與中國關係的改善。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邀請第四次來華訪問的斯諾登上了天安門，參加盛大的國慶節慶祝活動。12月18日，毛澤東又邀請斯諾到中南海，與其進行了5個小時的長談，從“文革”談到反對個人崇拜和形式主義，從中國建設談到中蘇關係和中美關係。這是毛澤東晚年與外國友人談話最長的一次。

從毛澤東的這次談話中，可以使人感到，中美關係解凍的步子已經越走越近。毛澤東直接提到了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的問題。他說：尼克鬆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我相信不會吵架的。但是，當然要向他提出批評，我們也將做自我批評，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毛澤東還讚賞美國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做法。

毛澤東還告訴斯諾，尼克鬆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願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談，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在回答斯諾“您看中美會不會建交”時，毛澤東幽默地回答：“中美兩國總要建交。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長島。”

毛澤東上次不捎信給約翰遜，這次卻請斯諾捎信給尼克鬆，都是基於國際局勢和中美雙方實際情況的的準確判斷。此時美國正陷入越戰泥潭難以自拔。斯諾後來寫道：“美國一旦決定了從越南撤出，顯然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國達成諒解。”但實事求是地說，美國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些。尼克鬆1969年1月上任後先後四次發出與中國和解的信號。其中特別明顯的是，

斯諾這次捎信是成功的，盡管他並沒有機會見到尼克鬆，但他的筆仍像1936年那樣有力，出色地完成了“捎信”的重任。斯諾在回到定居地瑞士後，即的在1971年4、5月間3次在意大利的《時代》周刊上發表了訪華觀感。4月30日，在美國著名的《生活》雜誌上發表了《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透露了毛澤東願意與尼克鬆“麵談”的信息。但在這之前，美國幾家通訊社已經搶先報道了斯諾這一文章的摘要。這一消息迅速成為美國各大報刊的頭條新聞，甚至成為轟動世界的一個“重磅炸彈”。尼克鬆在讀了4月18日意大利《時代》周刊上斯諾的《我同毛澤東談了話》的文章後說：“他的文章證實了我所收到的有關中國興趣所在的私下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