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澤沛 口述
文 靖 執筆
我的父親是庚款留學生，他非常喜歡音樂，吉他彈得不錯，還寫過電影劇本，但是爺爺堅決不讓他搞文藝，所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商學院學了經濟。畢業以後，父親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生活得很好，後來聽說成立了新中國，他趕緊回來，把全家從香港接到了天津，南開大學經濟係聘他為係主任。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父親帶了一箱子78轉的粗紋唱片，很多樂譜，另外還帶了一把1/4的小琴，大概花了五百美金。四十年代，那個價錢都能買一把不錯的成人琴了，但他不懂，其實那是一把真正的名琴，是有證書的。父親先讓我哥哥學，吱扭了兩天，堅決不學，又讓我姐試試，她是一拉就哭，最後把我叫過來，拉了兩下，說：“好聽不好聽？”“好聽。”“想不想學？”“想學。”
好，那就是你了。
一九五○年我五歲，起先我跟天津一個很老的老先生學了幾個月，叫馬道永，後來換了白俄老師古達迪耶夫。他在租界裏教琴為生，每次都是父親帶著我去，古達迪耶夫會說英語，父親就給我翻譯。
當時我家和馬思聰家非常近，就隔著一個結核病院，大概也就幾十米的一段圍牆，但並不認識。一九四九年後，不斷有外國人離開，一九五二年，古達迪耶夫也要走了，去巴西，但他特別喜歡我，說一定要給我介紹一個好老師。當時他在中蘇友協裏跟馬先生認識，並且一起合過重奏，但是他說俄文、英文，馬先生說法文，語言不通，所以也不是很熟。
那天正趕上父親出差，古達迪耶夫一個人帶著我去見馬先生。聽我拉了之後，他們倆各說各話聊了半天，知道馬先生決定收我了，我們挺高興的就走了。後來馬先生說，那天他以為古達迪耶夫帶了一個會拉琴的小娃娃來，是個沒人要的孩子，問他們夫婦是不是可以收養。馬先生覺得不錯，想留下，但又覺得奇怪，怎麽臨了古達迪耶夫又把我給帶走了？等父親回來，又帶著我到馬先生家，他這才明白是怎麽回事。
所以從一九五二年起，我開始跟馬先生學琴。那時候他剛四十歲，我七歲。過了兩年，馬先生到北京定居，我就每個禮拜坐一趟火車到北京上課。開頭父親帶著，後來就是我自己去，父親怕我走丟了，還在琴盒裏擱十塊錢，寫個紙條：“叔叔阿姨，我迷路了，請幫我買一張去天津的火車票。”一九五七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我有半年多沒去馬先生那兒，他給我家打電話，說：“澤沛怎麽不來上課？”父親說自己這邊出了政治問題，怕牽連他。馬先生說：“你的事兒跟澤沛有什麽關係？你叫他該來就來。”就這樣，我跟馬先生學了十四年琴，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他被關進牛棚，是他的弟子中跟他學琴時間最長的一個。一般別的學生，比如林耀基，他是馬思聰一九五二年從廣州選來的，當時十五歲，他們一般隻跟馬先生學兩三年。另外還有盛中國，比我大四歲，是我雙料的師兄，他跟馬思聰學過，我也跟他的父親盛雪學過。因為馬先生說，盛家的左手技術很好，所以讓我跟他學了兩年。馬先生有這樣的胸懷，並不把學生當成私有的，別人不許碰，但今天就不一樣了。
我是中央音樂學院附小第一屆的學生，不過那時候並不是專業附小，文化課還要到普通小學裏上。的確，我是比較聽話的那種小孩，雖然也挨過打，但在練琴上不含糊。每天早上先拉一個鍾頭琴，再去上學，下午兩三點鍾回家，那時候沒有那麽多的作業，玩一會兒又開始拉。除去吃飯，一直到晚上九點都在練琴，正是這樣，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而且，因為我從小跟馬先生學，從七歲一直弄到二十一歲，無論從持琴、運弓等等，都很像他，就跟一個模子裏扣出來的一樣。馬先生對我也基本滿意，有時候拉得不好，他也不說話，把臉一沉——本來他的臉就長，那樣就更可怕了，對我簡直就是大禍臨頭，絕對回去得玩兒了命地好好拉。
我跟古達迪耶夫學到克萊采爾的練習曲，但是馬先生又重新打了一遍基礎。比如《克萊采爾》第二課和第七課，一個分弓、一個大弓，他讓我天天練、天天練，前後三年不斷強化，所以我的基本功是比較好的。而且，馬先生特別注重音樂，不像現在許多人“技、藝分離”，你去了隻是學技術，完全就是肌肉練習，非常枯燥，也非常的無趣。但馬先生不是這樣。拉琴畢竟不是體操，不能隻把響兒弄出來，你要表達生命裏的什麽東西，這才是目的。所以他的學生發音都非常漂亮，比如林耀基、楊寶智、劉育熙、餘富華、王華益、常希峰等等。
馬先生說，一個孩子在音樂方麵有沒有才能，主要就兩點：一是他對聲音是不是敏感，就像學美術的是不是對色彩敏感一樣，隻有你對聲音敏感了，能夠捕捉到不同的聲音，才有可能塑造不同的聲音。二是這個孩子有沒有想像力。音樂沒有具象的東西，比如你說“蒼白”，那是沒辦法形容的，但是一拉你就知道，這個聲音很蒼白，這就是想像力。比如在拉費奧裏羅第二十八課的時候，我十一歲，馬先生啟發我說：“你把它想像成一條小溪。起先……接著……然後……”什麽是“幽咽泉流水下灘”，馬先生是作曲家，他在創作的時候有這個想像力，他在教琴的時候，就把這種想像力傳授給學生。
馬先生平時話特別少，課上也一樣，但他會做示範，這一點他做得特別好。音樂本身就是一種語言，需要模仿，需要人“帶”出來，就像小孩學說話一樣。每個媽媽都會去示範，說你“慢——慢——來”，沒見過哪個母親說：“我聽著，你說吧！”所以好的老師必然要做示範，而我最煩的就是那種“君子教學法”，上課連琴都不帶，就憑嘴說。所以我那時候特別服馬先生，他上課從來不用看譜。我跟他學了十幾年，所有我拉的東西，從練習曲到大、小曲目，他坐在譜架後麵都能拿起琴來就拉，而且全部是背奏。有時候他提醒你，說：“這兒是f（強）吧。”或者“這兒是cresc（漸強）吧。”你仔細一看，哎，果然是這樣。所以我現在教學生也是這樣，從《開塞》到《帕格尼尼24首隨想曲》等等，基本上都背得出來，那是從小訓練出來的結果。
現在學琴的人很多，市場很大，一些人自己拉得不怎麽樣，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會拉琴，照樣到外麵教課。比如有個人在外自稱是音樂學院的，但他隻說了一半，其實他在音樂學院是燒鍋爐的。現在就是這樣魚龍混雜。我們有一個學生，琴拉得不錯，她爸爸是出租司機，不會拉琴，但也在外麵教學生。還有一個學鋼琴的孩子，每次上課他爸爸都拚命記，半年後竟然開班了。所以現在做學生也很難，要我說，挑好老師最簡單的一條，就是看他上課帶不帶琴，一拉你就知道他的水平。要是他從來不示範，就憑一張嘴，然後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把架子端得足足的，那可萬不能信。
另外，馬先生從始至終都沒收過我學費。有一次父親提起這事兒，他說：“國家給我的就夠了。”他是一級教授，每個月工資大概三百塊，當時來說的確不少，而且據我所知，包括林耀基、楊寶智等等這些學生，他都沒要學費。但是現在的風氣完全不同了，一堂課五百、六百，就我所知道的，最貴的是一堂課兩千，那麽可能一些非常有才能的孩子就學不起了。再比如有的老師，今天下午三點我跟你約了，你沒來，那錢你得交，因為時間我給你留出來了，這樣的人不在少數。再比如，有個老師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住了十一個吹小號的外地孩子。你想想，三室一廳，都是吹小號的，住了十一個，怎麽弄？每個人床費每月一千二，飯費每個月一千二，每個人上一節課是五百塊錢，他一個上午能上八個：半個鍾頭一個，吹兩下，行了行了，換下一個。最後考音樂學院，他就讓一個考上了，別人問怎麽回事，他說：“都考上了，誰住我那兒去？”就是這樣赤裸裸的。如此下去，老師和學生之間就剩下買賣關係了，你來，好，交錢，上課，然後你走人。但馬先生那時候的整個社會風氣都和現在不一樣，傳業、授藝、培育人格，那才真叫教書育人。
馬思聰早年留法，頭一次是11歲去的，學小提琴，回來後沒幾年又去，這次專門學的作曲。所以他的基本功非常紮實，和聲漂亮極了，那種精致、考究，雖然脫胎西洋，但又非常的中國味道，他是結合得最好的，無人出其右。而且，馬先生平時話很少，很內秀，不會海闊天空跟你吹，但是他喜歡琢磨，肚子裏的東西特別多。比如繪畫，馬先生自己不畫，但是很懂，家裏大大小小掛著很多，其中就有齊白石送他的。有時候他給我上課，忽然就指著牆上的畫，讓我去體會中國文化中的那種內涵和修養。有一回他帶我到蔣兆和家，就是畫《流民圖》的那位老先生，那次馬先生特意帶上我，就是要讓我去聽。他們聊了差不多得有一兩個鍾頭，他們聊天、我喝茶，在旁邊學了很多東西。
有的人一輩子就會拉琴，但馬先生不是這樣。他是一個真正的文化人，一個非常儒雅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你和他接觸，你就會知道。所以他的作品看似簡單，但越品越有味道，有一種跟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似的娓娓道來。比如《思鄉曲》，那是馬思聰一九三七年寫的《綏遠組曲》（又稱《內蒙組曲》）中的一首，旋律其實就是從“我在城牆跑馬，眼淚流花花……”那首歌裏抓過來的。馬先生在給我拉的時候，不像現在人那樣一板一眼，而是很自由的，雖然也在拍子裏，但是一張一收、一張一收，表達出一種歎息，在一種半清醒、半沉迷的狀態下，思緒衝出你的屋子，自由地飛到你遙遠的家鄉去。而且，馬先生非常喜歡研究，他把綏遠民歌都吃透了，在處理的時候借用了“縮腔”——這在民歌裏很常見，但現在極少有人這麽演奏了，還是按照西洋歌劇的理解，好比外國人唱《茉莉花》，在中國人聽，還是太“洋”了。
另外，馬先生一般不拉特難的東西。他17歲成名，技巧很好，但平時不顯擺的，隻有一次露了一回。一九六三年“上海之春”全國比賽時，東北的閻泰山也來了，那是“東北一霸”，拉得很棒的。他來找我，希望能跟馬先生上一堂課。馬先生說：“行啊，來吧。”那時候，大家水平都不高，那天閻泰山拉的是帕格尼尼的協奏曲，就算是最頂級了。閻泰山拉完以後，馬先生沒說話，拿出琴來，從頭到尾嘩啦嘩啦又來一遍，而且是背奏。閻泰山佩服得不得了，說：“哎呀，厲害、厲害、厲害！”其實馬先生平時很少拉這種炫技的作品，他是很儒雅的一個人，偏愛那些非常細膩的、有內涵的曲目，所以那也是我頭一次聽他拉這麽難的東西，真是大開眼界。
馬思聰是一九四九年周總理從香港招回來的，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在天津住一個單獨的小洋樓。當時呂驥是副院長，是延安係統的，後來還有一個趙渢，過去是地下黨，他們主持工作多一些。而馬先生除了開會，很少摻和外麵那些事兒，他的生活非常靜，心裏也非常的靜。有一次我問他：“您這個‘院長’怎麽不管事兒啊？”他說：“管事兒？那我這院長就當不成了。”那時候正是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他也挨過批。先是一九五六年討論“音樂的方向”，他挨過批，後來是向黨提意見，一定要他說，結果反右又挨批。後來四川的一個什麽人，說馬思聰獨奏的那些曲目都是“封資修”的東西，是給老爺太太們聽的，於是又挨批。
一九五七年，我父親當了右派。過去他是天津民盟的負責人。“三反五反”的時候，他的一個學生，姓曾，非常聰明的一個女孩子，被冤枉致死，跳樓自殺了。後來讓給黨提意見的時候，本來他不說，但是學校黨委書記讓他一定帶頭發言，於是他就提起這件事，要求不要擴大化。父親後來被打成右派，他不服，還抗辯，結果弄成“極右”，被《人民日報》點了名。因為這個問題，一九五八年沒讓我上附中，所以初中我是在普通中學念的。一九六二年形勢變了，政治氣氛緩和了一下，我才插班進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高中部。
到了一九六五年，又不行了。那時候特別講出身，我又是右派家庭，算是“黑五類”，加上琴又拉得好，全國比賽拿過名次，所以從一九六四年開始，老在班裏挨批判，成了“隻專不紅”的典型。還有一個陳佐湟，他是我同班同學，當時是學鋼琴的，也是出身不好——但比我好一點，所以後來把他分到了“全總”（中華全國總工會）文工團，把我分配到了平穀，在農村文化館教舞蹈，順便也作曲、打快板、組織表演隊、畫主席像，一直幹到被革命群眾“揪”出來、當了“反革命”為止。
我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去的平穀。本來院務委員會通知我，讓我到農村呆一年，然後回來繼續上大學，但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開始了，我就一直呆在那兒。那時候馬先生是“黑幫”，關在學校的牛棚裏，紅衛兵說他姓馬，讓他吃草，用軍用皮帶打他，有一次皮帶扣打在腦門上，那血當時就流了下來。還有一個老教授叫章彥，據說是紅衛兵抄家，翻出他過去上海音專的畢業證，上麵有國民黨黨徽，因為這個把他們兩口子都抓起來，後來章彥被打昏了過去。
當時音樂學院東門對麵有個家屬院，附近的“地富反壞右”都集中全關在那兒。有個叫“西糾”（西城糾察隊）的紅衛兵組織，打死裏麵很多人，後來都沒法追究，其中就有中央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比如我們有個吹長笛的同學，一個人就背負好幾條人命。還有一個女孩子，以前我們同班，她爸爸是部隊的領導，文革初她給自己剃了光頭，叫做“光頭黨”，整天穿著馬靴，拿皮帶抽人。虧得當時我沒在音樂學院，不然多半也是被打死，或者像劉詩昆那樣。他家在天津是十大資本家之一，“封資修”典型，但這個人很聰明，轉得得快，他的夫人又是葉劍英的女兒，大概跟這個有點關係，所以他在文革剛開始紅過一陣，參與了文化部“一·一九”奪權，很風光的，但是後來又被打下去。因為他鋼琴彈得好，在國際比賽上得過獎，紅衛兵說：“讓你彈！”啪，把他的手給打斷了。
一九六七年馬思聰“叛逃”，中央軍委派專案組到平穀調查我，因為第一我父親是右派，第二我跟他學了那麽多年，第三我家是建國後從香港回來的。結果平穀一看是中央軍委派人來，立刻當成一號案子來辦，審了半天，什麽都沒查出來，而且的確也沒有什麽。文革開始以後，我基本就沒見過馬先生，一次他們讓我去看他勞動，我說我不去。當然我也沒辦法救他，但我不願意看到他們那樣待他。
但這麽大的案子轟轟烈烈地上馬了，最後什麽結果也沒查出來，說不過去的，所以最後給我定了一個“反革命叛國分子”，開除公職五年，留用兩年。我家本來有七把好琴，到平穀時，我帶的是最次的那把，都是五十年代初馬思聰帶著我父親在天津挑的。過去天津有很多白俄、猶太人，離開時候留下一些好琴，幾百塊錢、或者一兩千就能買把相當不錯的了，放到今天大概得賣到一二十萬（馬先生用的那把獸頭琴是他在東北買的，當時就一萬二）。結果文革時候抄家，七把琴全沒了，最後就剩下一個琴頭。
當時受株連的人很多，馬思聰的大哥（馬思武）就是在這個時候跳樓自殺了。我哥哥原來在天津教書，文革開始以後把他開除了，準備弄到鄉下去，他就拿著戶口本跑到昆明，我嫂子一家幫他落了戶口，又找了工作。結果天津大學專案組追到昆明，說：“他弟弟是反革命、叛國分子，他爸爸是右派，這樣的人你們也敢用？！”我哥哥當場大吐血，後來昆明的醫院診斷是侵潤性肺結核晚期，給家裏下了病危通知書。父親跟我說：“你去看看吧，生離死別，也許就看不到了。”我到醫院一看，他身上蓋著白被單，就倆眼珠是黑的，整個臉跟被單一樣白。結果打了一個月結核病針，再照片子，肺上連一個陰影都沒有。那肯定是醫院搞錯了，大概是哪個肺結核來了，大夫當感冒給打發了，然後把他的片子擱在我哥頭上。這就算是撿了一條命，但是身體垮了，很多年才養過來。
“反革命”的帽子一戴就是十年，一九七八年底，我平反了。第二年春天，我到北京交響樂團做了首席和獨奏演員。
一九八五年，馬思聰平反了。他托女兒馬瑞雪從美國帶來坦普爾大學的報名表，說連房子都替我找好了。那時候，團裏很多人出國考學的錄音帶都是我拉的，但我覺得，既然已經是首席了，學曆並不是很重要，何況馬先生說，他很快就回來，所以我沒去。
一九八七年，馬先生動了一個心髒手術，據說成功率是百分之九十幾，大家都以為沒問題，但他就趕上那百分之一，沒兩天就去世了。消息傳來的那天，我心裏難受極了。跟馬先生學了那麽多年琴，可以說是情同父子，他也視我如己出。過去他住西城馬勺胡同1號，國家給他配了專車，並且有專職司機，有時候他帶我和馬如龍到頤和園，他在知春亭那兒站一會兒，這就是休息了，然後我和馬如龍兩個人在外麵推汽車玩兒。等大一點兒了，有一次他帶我去佛香閣，看飛簷上的鈴鐺，他念起陸遊的“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複舊池台”。我問他什麽是“畫角哀”？他說，那裏有音樂，你聽：
叮當——
叮當——
我父親是一九八三年去世的。一九五四年，他被調到天津大學經濟係，當了右派以後，又調到化工係，但一直都在勞動，中間教過一段英文，文革開始以後又是勞動。父親當了21年的右派，骨頭很硬的。那時候批貝多芬、莫紮特，後來又批德彪西，他跟我說：“我始終相信，貝多芬和莫紮特永遠都是人類的精神財富。”一九七八年父親平反，天津大學請他籌建係統工程係，他拚命工作。那年，他發著燒到昆明開會，到醫院一查，直腸癌晚期，住了一個月的院就去世了，累死在任上。
我很懷念我的父親，如果沒有他，我也同樣走不到今天。五十年代的時候，他常帶我去劇院，梅蘭芳，小白玉霜，還有河南的常香玉，這些我都聽過現場。小提琴家奧伊斯特拉赫在北京、天津演出，兩場我都聽了。當時的票價不低，但父親就是要培養我，而且幾個孩子裏他最喜歡我：因為，我是要去完成他的夢想的。
馬思聰、父親和我
向澤沛 口述
文 靖 執筆
我的父親是庚款留學生，他非常喜歡音樂，吉他彈得不錯，還寫過電影劇本，但是爺爺堅決不讓他搞文藝，所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商學院學了經濟。畢業以後，父親在美國工作了一段時間，生活得很好，後來聽說成立了新中國，他趕緊回來，把全家從香港接到了天津，南開大學經濟係聘他為係主任。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父親帶了一箱子78轉的粗紋唱片，很多樂譜，另外還帶了一把1/4的小琴，大概花了五百美金。四十年代，那個價錢都能買一把不錯的成人琴了，但他不懂，其實那是一把真正的名琴，是有證書的。父親先讓我哥哥學，吱扭了兩天，堅決不學，又讓我姐試試，她是一拉就哭，最後把我叫過來，拉了兩下，說：“好聽不好聽？”“好聽。”“想不想學？”“想學。”
好，那就是你了。
一九五○年我五歲，起先我跟天津一個很老的老先生學了幾個月，叫馬道永，後來換了白俄老師古達迪耶夫。他在租界裏教琴為生，每次都是父親帶著我去，古達迪耶夫會說英語，父親就給我翻譯。
當時我家和馬思聰家非常近，就隔著一個結核病院，大概也就幾十米的一段圍牆，但並不認識。一九四九年後，不斷有外國人離開，一九五二年，古達迪耶夫也要走了，去巴西，但他特別喜歡我，說一定要給我介紹一個好老師。當時他在中蘇友協裏跟馬先生認識，並且一起合過重奏，但是他說俄文、英文，馬先生說法文，語言不通，所以也不是很熟。
那天正趕上父親出差，古達迪耶夫一個人帶著我去見馬先生。聽我拉了之後，他們倆各說各話聊了半天，知道馬先生決定收我了，我們挺高興的就走了。後來馬先生說，那天他以為古達迪耶夫帶了一個會拉琴的小娃娃來，是個沒人要的孩子，問他們夫婦是不是可以收養。馬先生覺得不錯，想留下，但又覺得奇怪，怎麽臨了古達迪耶夫又把我給帶走了？等父親回來，又帶著我到馬先生家，他這才明白是怎麽回事。
所以從一九五二年起，我開始跟馬先生學琴。那時候他剛四十歲，我七歲。過了兩年，馬先生到北京定居，我就每個禮拜坐一趟火車到北京上課。開頭父親帶著，後來就是我自己去，父親怕我走丟了，還在琴盒裏擱十塊錢，寫個紙條：“叔叔阿姨，我迷路了，請幫我買一張去天津的火車票。”一九五七年父親被打成右派，我有半年多沒去馬先生那兒，他給我家打電話，說：“澤沛怎麽不來上課？”父親說自己這邊出了政治問題，怕牽連他。馬先生說：“你的事兒跟澤沛有什麽關係？你叫他該來就來。”就這樣，我跟馬先生學了十四年琴，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他被關進牛棚，是他的弟子中跟他學琴時間最長的一個。一般別的學生，比如林耀基，他是馬思聰一九五二年從廣州選來的，當時十五歲，他們一般隻跟馬先生學兩三年。另外還有盛中國，比我大四歲，是我雙料的師兄，他跟馬思聰學過，我也跟他的父親盛雪學過。因為馬先生說，盛家的左手技術很好，所以讓我跟他學了兩年。馬先生有這樣的胸懷，並不把學生當成私有的，別人不許碰，但今天就不一樣了。
我是中央音樂學院附小第一屆的學生，不過那時候並不是專業附小，文化課還要到普通小學裏上。的確，我是比較聽話的那種小孩，雖然也挨過打，但在練琴上不含糊。每天早上先拉一個鍾頭琴，再去上學，下午兩三點鍾回家，那時候沒有那麽多的作業，玩一會兒又開始拉。除去吃飯，一直到晚上九點都在練琴，正是這樣，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而且，因為我從小跟馬先生學，從七歲一直弄到二十一歲，無論從持琴、運弓等等，都很像他，就跟一個模子裏扣出來的一樣。馬先生對我也基本滿意，有時候拉得不好，他也不說話，把臉一沉——本來他的臉就長，那樣就更可怕了，對我簡直就是大禍臨頭，絕對回去得玩兒了命地好好拉。
我跟古達迪耶夫學到克萊采爾的練習曲，但是馬先生又重新打了一遍基礎。比如《克萊采爾》第二課和第七課，一個分弓、一個大弓，他讓我天天練、天天練，前後三年不斷強化，所以我的基本功是比較好的。而且，馬先生特別注重音樂，不像現在許多人“技、藝分離”，你去了隻是學技術，完全就是肌肉練習，非常枯燥，也非常的無趣。但馬先生不是這樣。拉琴畢竟不是體操，不能隻把響兒弄出來，你要表達生命裏的什麽東西，這才是目的。所以他的學生發音都非常漂亮，比如林耀基、楊寶智、劉育熙、餘富華、王華益、常希峰等等。
馬先生說，一個孩子在音樂方麵有沒有才能，主要就兩點：一是他對聲音是不是敏感，就像學美術的是不是對色彩敏感一樣，隻有你對聲音敏感了，能夠捕捉到不同的聲音，才有可能塑造不同的聲音。二是這個孩子有沒有想像力。音樂沒有具象的東西，比如你說“蒼白”，那是沒辦法形容的，但是一拉你就知道，這個聲音很蒼白，這就是想像力。比如在拉費奧裏羅第二十八課的時候，我十一歲，馬先生啟發我說：“你把它想像成一條小溪。起先……接著……然後……”什麽是“幽咽泉流水下灘”，馬先生是作曲家，他在創作的時候有這個想像力，他在教琴的時候，就把這種想像力傳授給學生。
馬先生平時話特別少，課上也一樣，但他會做示範，這一點他做得特別好。音樂本身就是一種語言，需要模仿，需要人“帶”出來，就像小孩學說話一樣。每個媽媽都會去示範，說你“慢——慢——來”，沒見過哪個母親說：“我聽著，你說吧！”所以好的老師必然要做示範，而我最煩的就是那種“君子教學法”，上課連琴都不帶，就憑嘴說。所以我那時候特別服馬先生，他上課從來不用看譜。我跟他學了十幾年，所有我拉的東西，從練習曲到大、小曲目，他坐在譜架後麵都能拿起琴來就拉，而且全部是背奏。有時候他提醒你，說：“這兒是f（強）吧。”或者“這兒是cresc（漸強）吧。”你仔細一看，哎，果然是這樣。所以我現在教學生也是這樣，從《開塞》到《帕格尼尼24首隨想曲》等等，基本上都背得出來，那是從小訓練出來的結果。
現在學琴的人很多，市場很大，一些人自己拉得不怎麽樣，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會拉琴，照樣到外麵教課。比如有個人在外自稱是音樂學院的，但他隻說了一半，其實他在音樂學院是燒鍋爐的。現在就是這樣魚龍混雜。我們有一個學生，琴拉得不錯，她爸爸是出租司機，不會拉琴，但也在外麵教學生。還有一個學鋼琴的孩子，每次上課他爸爸都拚命記，半年後竟然開班了。所以現在做學生也很難，要我說，挑好老師最簡單的一條，就是看他上課帶不帶琴，一拉你就知道他的水平。要是他從來不示範，就憑一張嘴，然後擺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把架子端得足足的，那可萬不能信。
另外，馬先生從始至終都沒收過我學費。有一次父親提起這事兒，他說：“國家給我的就夠了。”他是一級教授，每個月工資大概三百塊，當時來說的確不少，而且據我所知，包括林耀基、楊寶智等等這些學生，他都沒要學費。但是現在的風氣完全不同了，一堂課五百、六百，就我所知道的，最貴的是一堂課兩千，那麽可能一些非常有才能的孩子就學不起了。再比如有的老師，今天下午三點我跟你約了，你沒來，那錢你得交，因為時間我給你留出來了，這樣的人不在少數。再比如，有個老師買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住了十一個吹小號的外地孩子。你想想，三室一廳，都是吹小號的，住了十一個，怎麽弄？每個人床費每月一千二，飯費每個月一千二，每個人上一節課是五百塊錢，他一個上午能上八個：半個鍾頭一個，吹兩下，行了行了，換下一個。最後考音樂學院，他就讓一個考上了，別人問怎麽回事，他說：“都考上了，誰住我那兒去？”就是這樣赤裸裸的。如此下去，老師和學生之間就剩下買賣關係了，你來，好，交錢，上課，然後你走人。但馬先生那時候的整個社會風氣都和現在不一樣，傳業、授藝、培育人格，那才真叫教書育人。
馬思聰早年留法，頭一次是11歲去的，學小提琴，回來後沒幾年又去，這次專門學的作曲。所以他的基本功非常紮實，和聲漂亮極了，那種精致、考究，雖然脫胎西洋，但又非常的中國味道，他是結合得最好的，無人出其右。而且，馬先生平時話很少，很內秀，不會海闊天空跟你吹，但是他喜歡琢磨，肚子裏的東西特別多。比如繪畫，馬先生自己不畫，但是很懂，家裏大大小小掛著很多，其中就有齊白石送他的。有時候他給我上課，忽然就指著牆上的畫，讓我去體會中國文化中的那種內涵和修養。有一回他帶我到蔣兆和家，就是畫《流民圖》的那位老先生，那次馬先生特意帶上我，就是要讓我去聽。他們聊了差不多得有一兩個鍾頭，他們聊天、我喝茶，在旁邊學了很多東西。
有的人一輩子就會拉琴，但馬先生不是這樣。他是一個真正的文化人，一個非常儒雅的、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你和他接觸，你就會知道。所以他的作品看似簡單，但越品越有味道，有一種跟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似的娓娓道來。比如《思鄉曲》，那是馬思聰一九三七年寫的《綏遠組曲》（又稱《內蒙組曲》）中的一首，旋律其實就是從“我在城牆跑馬，眼淚流花花……”那首歌裏抓過來的。馬先生在給我拉的時候，不像現在人那樣一板一眼，而是很自由的，雖然也在拍子裏，但是一張一收、一張一收，表達出一種歎息，在一種半清醒、半沉迷的狀態下，思緒衝出你的屋子，自由地飛到你遙遠的家鄉去。而且，馬先生非常喜歡研究，他把綏遠民歌都吃透了，在處理的時候借用了“縮腔”——這在民歌裏很常見，但現在極少有人這麽演奏了，還是按照西洋歌劇的理解，好比外國人唱《茉莉花》，在中國人聽，還是太“洋”了。
另外，馬先生一般不拉特難的東西。他17歲成名，技巧很好，但平時不顯擺的，隻有一次露了一回。一九六三年“上海之春”全國比賽時，東北的閻泰山也來了，那是“東北一霸”，拉得很棒的。他來找我，希望能跟馬先生上一堂課。馬先生說：“行啊，來吧。”那時候，大家水平都不高，那天閻泰山拉的是帕格尼尼的協奏曲，就算是最頂級了。閻泰山拉完以後，馬先生沒說話，拿出琴來，從頭到尾嘩啦嘩啦又來一遍，而且是背奏。閻泰山佩服得不得了，說：“哎呀，厲害、厲害、厲害！”其實馬先生平時很少拉這種炫技的作品，他是很儒雅的一個人，偏愛那些非常細膩的、有內涵的曲目，所以那也是我頭一次聽他拉這麽難的東西，真是大開眼界。
馬思聰是一九四九年周總理從香港招回來的，是中央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在天津住一個單獨的小洋樓。當時呂驥是副院長，是延安係統的，後來還有一個趙渢，過去是地下黨，他們主持工作多一些。而馬先生除了開會，很少摻和外麵那些事兒，他的生活非常靜，心裏也非常的靜。有一次我問他：“您這個‘院長’怎麽不管事兒啊？”他說：“管事兒？那我這院長就當不成了。”那時候正是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他也挨過批。先是一九五六年討論“音樂的方向”，他挨過批，後來是向黨提意見，一定要他說，結果反右又挨批。後來四川的一個什麽人，說馬思聰獨奏的那些曲目都是“封資修”的東西，是給老爺太太們聽的，於是又挨批。
一九五七年，我父親當了右派。過去他是天津民盟的負責人。“三反五反”的時候，他的一個學生，姓曾，非常聰明的一個女孩子，被冤枉致死，跳樓自殺了。後來讓給黨提意見的時候，本來他不說，但是學校黨委書記讓他一定帶頭發言，於是他就提起這件事，要求不要擴大化。父親後來被打成右派，他不服，還抗辯，結果弄成“極右”，被《人民日報》點了名。因為這個問題，一九五八年沒讓我上附中，所以初中我是在普通中學念的。一九六二年形勢變了，政治氣氛緩和了一下，我才插班進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高中部。
到了一九六五年，又不行了。那時候特別講出身，我又是右派家庭，算是“黑五類”，加上琴又拉得好，全國比賽拿過名次，所以從一九六四年開始，老在班裏挨批判，成了“隻專不紅”的典型。還有一個陳佐湟，他是我同班同學，當時是學鋼琴的，也是出身不好——但比我好一點，所以後來把他分到了“全總”（中華全國總工會）文工團，把我分配到了平穀，在農村文化館教舞蹈，順便也作曲、打快板、組織表演隊、畫主席像，一直幹到被革命群眾“揪”出來、當了“反革命”為止。
我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去的平穀。本來院務委員會通知我，讓我到農村呆一年，然後回來繼續上大學，但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開始了，我就一直呆在那兒。那時候馬先生是“黑幫”，關在學校的牛棚裏，紅衛兵說他姓馬，讓他吃草，用軍用皮帶打他，有一次皮帶扣打在腦門上，那血當時就流了下來。還有一個老教授叫章彥，據說是紅衛兵抄家，翻出他過去上海音專的畢業證，上麵有國民黨黨徽，因為這個把他們兩口子都抓起來，後來章彥被打昏了過去。
當時音樂學院東門對麵有個家屬院，附近的“地富反壞右”都集中全關在那兒。有個叫“西糾”（西城糾察隊）的紅衛兵組織，打死裏麵很多人，後來都沒法追究，其中就有中央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比如我們有個吹長笛的同學，一個人就背負好幾條人命。還有一個女孩子，以前我們同班，她爸爸是部隊的領導，文革初她給自己剃了光頭，叫做“光頭黨”，整天穿著馬靴，拿皮帶抽人。虧得當時我沒在音樂學院，不然多半也是被打死，或者像劉詩昆那樣。他家在天津是十大資本家之一，“封資修”典型，但這個人很聰明，轉得得快，他的夫人又是葉劍英的女兒，大概跟這個有點關係，所以他在文革剛開始紅過一陣，參與了文化部“一·一九”奪權，很風光的，但是後來又被打下去。因為他鋼琴彈得好，在國際比賽上得過獎，紅衛兵說：“讓你彈！”啪，把他的手給打斷了。
一九六七年馬思聰“叛逃”，中央軍委派專案組到平穀調查我，因為第一我父親是右派，第二我跟他學了那麽多年，第三我家是建國後從香港回來的。結果平穀一看是中央軍委派人來，立刻當成一號案子來辦，審了半天，什麽都沒查出來，而且的確也沒有什麽。文革開始以後，我基本就沒見過馬先生，一次他們讓我去看他勞動，我說我不去。當然我也沒辦法救他，但我不願意看到他們那樣待他。
但這麽大的案子轟轟烈烈地上馬了，最後什麽結果也沒查出來，說不過去的，所以最後給我定了一個“反革命叛國分子”，開除公職五年，留用兩年。我家本來有七把好琴，到平穀時，我帶的是最次的那把，都是五十年代初馬思聰帶著我父親在天津挑的。過去天津有很多白俄、猶太人，離開時候留下一些好琴，幾百塊錢、或者一兩千就能買把相當不錯的了，放到今天大概得賣到一二十萬（馬先生用的那把獸頭琴是他在東北買的，當時就一萬二）。結果文革時候抄家，七把琴全沒了，最後就剩下一個琴頭。
當時受株連的人很多，馬思聰的大哥（馬思武）就是在這個時候跳樓自殺了。我哥哥原來在天津教書，文革開始以後把他開除了，準備弄到鄉下去，他就拿著戶口本跑到昆明，我嫂子一家幫他落了戶口，又找了工作。結果天津大學專案組追到昆明，說：“他弟弟是反革命、叛國分子，他爸爸是右派，這樣的人你們也敢用？！”我哥哥當場大吐血，後來昆明的醫院診斷是侵潤性肺結核晚期，給家裏下了病危通知書。父親跟我說：“你去看看吧，生離死別，也許就看不到了。”我到醫院一看，他身上蓋著白被單，就倆眼珠是黑的，整個臉跟被單一樣白。結果打了一個月結核病針，再照片子，肺上連一個陰影都沒有。那肯定是醫院搞錯了，大概是哪個肺結核來了，大夫當感冒給打發了，然後把他的片子擱在我哥頭上。這就算是撿了一條命，但是身體垮了，很多年才養過來。
“反革命”的帽子一戴就是十年，一九七八年底，我平反了。第二年春天，我到北京交響樂團做了首席和獨奏演員。
一九八五年，馬思聰平反了。他托女兒馬瑞雪從美國帶來坦普爾大學的報名表，說連房子都替我找好了。那時候，團裏很多人出國考學的錄音帶都是我拉的，但我覺得，既然已經是首席了，學曆並不是很重要，何況馬先生說，他很快就回來，所以我沒去。
一九八七年，馬先生動了一個心髒手術，據說成功率是百分之九十幾，大家都以為沒問題，但他就趕上那百分之一，沒兩天就去世了。消息傳來的那天，我心裏難受極了。跟馬先生學了那麽多年琴，可以說是情同父子，他也視我如己出。過去他住西城馬勺胡同1號，國家給他配了專車，並且有專職司機，有時候他帶我和馬如龍到頤和園，他在知春亭那兒站一會兒，這就是休息了，然後我和馬如龍兩個人在外麵推汽車玩兒。等大一點兒了，有一次他帶我去佛香閣，看飛簷上的鈴鐺，他念起陸遊的“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複舊池台”。我問他什麽是“畫角哀”？他說，那裏有音樂，你聽：
叮當——
叮當——
我父親是一九八三年去世的。一九五四年，他被調到天津大學經濟係，當了右派以後，又調到化工係，但一直都在勞動，中間教過一段英文，文革開始以後又是勞動。父親當了21年的右派，骨頭很硬的。那時候批貝多芬、莫紮特，後來又批德彪西，他跟我說：“我始終相信，貝多芬和莫紮特永遠都是人類的精神財富。”一九七八年父親平反，天津大學請他籌建係統工程係，他拚命工作。那年，他發著燒到昆明開會，到醫院一查，直腸癌晚期，住了一個月的院就去世了，累死在任上。
我很懷念我的父親，如果沒有他，我也同樣走不到今天。五十年代的時候，他常帶我去劇院，梅蘭芳，小白玉霜，還有河南的常香玉，這些我都聽過現場。小提琴家奧伊斯特拉赫在北京、天津演出，兩場我都聽了。當時的票價不低，但父親就是要培養我，而且幾個孩子裏他最喜歡我：因為，我是要去完成他的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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