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憶《牛虻》？(轉載）
名字寫在水上 評論 牛虻 4
“牛虻問題”點燃譯者李良民的激情
1991年6月3日，中國青年出版社接到一個不同尋常的電話：中國十大翻譯家之一、《牛虻》、《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斯巴達克斯》等一係列經典文學作品的譯者李良民先生，不幸在上海病逝。
這是一代翻譯巨匠與我們萬千讀者的永別。痛惜之情，難以言述。以至於近十年的時間過去了，仍讓我們難以忘懷。
李良民翻譯《牛虻》的衝動，始於本世紀30年代，而真正動手翻譯，則已是新中國建立之初。他曾這樣追憶自己對《牛虻》的初戀：
“在浩如瀚海的外國文學作品中，我為什麽偏偏要翻譯《牛虻》這樣一部小說，把它呈現給我國的青年讀者呢？這首先要從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本書談起。……我熱愛這部書……但同時在這部小說中卻有一個問題使我無法獲得解答，這就是牛虻問題。在書中，麗達把保爾稱做‘牛虻同誌’。從書中另一些情節看來，這部描寫英雄人物牛虻的小說顯然對保爾（其實也是對作者自己）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在李良民的腦海中，“牛虻問題”顯然是點燃他向往英雄的激情的導火線。作為英勇的革命者，已受盡一切酷刑而麵臨死亡的牛虻對那些行刑的劊子手嘲笑般吼道：“開槍吧！輪到我們收拾你們的時候，我們就要用大炮來代替這半打破舊的馬槍了。”當第一排槍沒有將牛虻打死時，他又對那些劊子手喊道：“槍法壞透了呢，夥計們，再試一下看！正是這感天動地的壯烈場麵，這氣衝霄漢的英勇氣魄，深深地激勵著李良民。由此，李良民深情地表示：“如果能讓我也和尼·奧斯特洛夫斯基一樣地看到它並把它翻譯給讀者，那該多好！”
“嬰兒”在母腹中躁動
十分可貴的是，李良民這種深埋在心底的創作激情和夙願，從30年代開始，直到50年代初，一直沒能熄滅。直到新中國的成立，才為他這種激情的噴發創造了條件。他先後在舊書攤和書店裏買到兩種《牛虻》俄譯本和一種英文原版書。兩種俄譯本，一種是由兒童出版社出版，一種是由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他反複對照三種不同版本的優劣，仔細體味其中的不同，認為兒童版上半部好於下半部，青年近衛軍版則下半部好於上半部，但頗為令人惋惜的是：兩種版本均有許多錯漏譯處、且均為刪節本。於是他隻能遵循英文原版來譯，並參照俄譯本的長處成文。
而作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卻差一點與這部經典作品擦肩而過。李良民於1952年初，曾將自己正在翻譯《牛虻》一書，並希望該書交中青社出版的意願，函詢出版社。但當時出版社的具體經辦人回複說：1952年的翻譯書出版計劃已經決定，不能接受這部譯稿。當時，李良民“雖然感到最適合出此書的青年出版社竟不能出版這樣的一本好書而悵然，但翻譯工作還是繼續進行”著。此時，李譯《牛虻》的消息不脛而走，中青社遂不斷接到要求出版《牛虻》的讀者來信，而此前李譯《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以及《奧斯特洛夫斯基傳》等書中所刻畫的牛虻形象，在全國青年讀者中影響日漸深入。日益迫切的期待和呼聲終於使中青社在半年之後的6月19日回複李良民：“《牛虻》一書我們已決定接受你的譯本出版，希望你根據英文原版詳細校對一兩遍後，速同原本及兩種俄譯本一並寄來。”這是中青社曆史上一次令人稱道的職業敏感的回歸和覺醒。《牛虻》終於著床，並真正成了一個躁動於母腹中的嬰兒。
三個回合的“交鋒”
然而，《牛虻》的孕育過程並不順利，從一開始，出版社就和李良民先生在一係列問題上存在著分歧。我們今天翻揀當年的往來信件，仍可看到雙方唇槍舌劍、鋒芒畢露的論戰。而李良民先生在信件中闡發的一係列理論和實踐的主張，在今天看來，有著多麽耀眼的思想光芒！
交鋒之一：圍繞著《牛虻》中譯本是否應該刪節問題展開。1953年6月18日，中青社給李良民先生的信如是說：“這本書的譯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存在相當嚴重的缺點……我們曾請傅東華先生校對……他一時興起，大動刀斧改動了許多。……其中30％左右的字句已變成傅先生的東吳軟語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經過兩道校改整理，並按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的俄語版本加以刪節。”6月23日，李良民就此回複出版社：“我是一個各方麵的修養都很差的初學翻譯的人。我深深地相信：經過你們審校修改後的《牛虻》，對我今後翻譯水平的提高，一定有極大的幫助……此外，我更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在《牛虻》出版後，我希望你們能把我的譯稿和英俄《牛虻》原本寄給我，這在我是最理想的業務學習材料。第一，我可以向傅先生學，看他的校改方法、態度、對原文的理解等等。其次，我又可以向你們學，學習你們在校改譯稿時所掌握的原則和精神。”我們不能不佩服李先生的大度：對他的譯稿橫加殺伐，他沒有在意過，卻在他視為原則的刪節問題上展開了不屈不撓的奮爭。
1954年12月30日，他行書給中青社：“我有沒有對你們不滿的地方呢？……這一點我預計提出來時可能遭到你們否決，但是既然我有意見，好些讀者有意見，我就不得不為了原作者和讀者向你們提出抗議，而且間接的也是向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和兒童出版社的編輯人員提出抗議。我覺得對一部古典的文學作品，基本上應當力求保持原作的完整性。首先，《牛虻》是不是一部古典文學作品呢？……在蘇聯和我國來說，那已是無可置疑的了。高爾基、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卓婭的母親以及我國的文學批評工作者王任叔、韋君宜的文章都可以證明。其次，古典文學作品中有沒有不合乎馬列標準的，有沒有對青年、兒童有害或者是不適合的東西呢？自然有，而且一定有。但是，就以我國的《紅樓夢》等書為例吧，人民文學出版社（或作家出版社）在整理出版的時候難道可以把作者原文加以刪節嗎？我記得報刊上曾載有讀者向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提出質問，說是《水滸》中有迷信的地方（洪太尉誤走妖魔），為什麽不刪去？他們的答複大意就是：尊重原作者，書中的好壞應由讀者加以辨別和揚棄。我覺得這態度是正確的（編輯者可以加注，加說明，甚至加上整篇的批評文章，但是不應該刪節原文）。而反之，就是不正確，就是不尊重原作者，不尊重古典文學作品，就是粗暴！……自然，有時也有例外，我不反對兒童出版社為把《牛虻》中牛虻對綺達的不合理的侮辱女性的態度的那一段加以刪節，而《牛虻》一卷第二章遊阿爾卑斯山時對蒙泰尼裏那樣自己感覺犯罪的心理描寫加以保存，我也覺得完全是對的，但對第八章中的大段描寫（也是描寫蒙的心理）加以刪節就令人不可解了……因為青年已有辨別的力量。……我覺得你們刪去的地方並沒有什麽宣揚迷信的地方，那也是對蒙泰尼裏的深刻的內心描寫。所謂“宗教氣氛過濃”加以刪節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是配合襯托人物心理描寫的環境特寫，這一濃重的宗教氣氛恰恰有助於人物的心理解剖，使人物的精神狀態更見突出！一卷二章那段對日落時阿爾卑斯山山穀的描寫，我認為在文學作品中是罕見的。”
而1955年2月8日，中青社給李良民先生的回信中反駁說：“關於《牛虻》是否是大典作品？這個問題，我們之間沒有不同看法。但是，古典作品是否就不能刪節，有所刪節就等於粗暴？這個問題，我們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出版一部古典作品，就因為這部古典作品，對今天的廣大青年讀者來說，仍然有一定的積極的意義，決不是為古典而古典。因此我們認為其中一些不健康的易起副作用的，特別是顯然有害的地方，必須有所刪節。……至於《牛虻》一書中所作刪節是否全部都很恰當，我們可以作進一步商量研討。”
不幸的是，這種“商討”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以至直到李良民先生去世後的1994年，才在重新排印時大部恢複原刪節部分。
交鋒之二：圍繞著注釋問題展開。1952年6月22日，中青社在收到李良民先生一部分《牛虻》譯稿並審讀後，向李先生提出：“關於注釋，我們有這樣的意見：1．一律改用邊注；2．有些已成常識的東西，可以不必加注，如‘比薩’、‘熱亞那’、‘十字架’……等；3．談到耶穌的故事，必要時隻須注明一下事情經過，幫助讀者了解本書即可，不必加上‘見新約……福音……’等字樣，因為沒有必要讓青年讀者去‘見’新約；4．注釋應當盡量做到不要客觀主義；5．碰到引用新舊約上的話時，似可考慮自己重新譯，不必用舊譯文。”而李良民在緊接著的兩封回信中，針鋒相對地提出：“關於注釋，我有這樣的意見。客觀主義的部分我已有了糾正，但你們所謂‘常識’的一部分如比薩、佛羅倫斯我還是主張保留。我認為，當此祁建華同誌的速成識字法大力展開時，在我們（大概相當於大學水準甚至更高）認為是常識的東西，一般文化水準較低的讀者還是陌生的，即使是初中水平的人，讓他們溫習一下舊有的地理知識也不會有什麽壞處。……‘比薩’一類的注解，你們認為是‘常識’的東西，其實大都是俄譯本的注解。蘇聯青年的文化水準無疑地高於我國的青年們，他們也這樣做，可見我前信中的‘有益無害’的主張是對的，……關於客觀主義的批評，尤其是‘不需要青年們去見新約’大體上是對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認為，《牛虻》一書除了一般的革命的意義，還有反宗教特別是反天主教的作用。我們不能忘記在中國有可能是數十萬甚至數百萬數量極其巨大的青年基督教徒，這本書一定會像炸彈一般地使他們感到震動。正如魯迅先生從舊社會出來挖舊社會的瘡疤更見厲害一般。”針對李先生上述意見，中青社在6月28日又回複說：“經我社《奧傳》與《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兩書（《牛虻》大致也屬這一類）的發行情形看，讀者還是以初中高年級、高中、大學程度的青年占絕大多數（至少在目前是如此），據我們在北京的了解，這樣的讀者對象，一般水平還不至低到連‘十字架’、‘熱亞那’一類的東西都不知道。因此，我們在6月下旬給你的信上，提出了已成常識的東西，不必加注的意見。——你這次來信既然認為我們這個意見是‘所謂常識’，顯然與我們的看法尚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再作這麽一個說明。”
這樣“一個說明”，無疑就是一個結論。
交鋒之三：圍繞著書裝和插圖展開。在這一輪的交鋒中，李良民始終保持著一個進擊者的姿態。他初始是給中青社的責編開了一份備忘錄：關於《牛虻》排印技術問題；關於《牛虻》的開本、裝幀、編排次序與插圖問題。特別是這第2個問題，李先生簡直已經獨自完成了《牛虻》一書的整體裝幀設計，甚至具體到哪一頁用一張什麽樣的圖，尺寸多大，是否彩色，用什麽紙，上麵印什麽字、字號多大等等。為了確保他的設計的完整性，他同時提出了一個裝幀設計的“最低方案”和“最高方案”。確保“最低”，力爭“最高”，他又用了一個激將法：8月20日，李良民先生寄贈了一本光明版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傳》並附信一封“關於封麵和插圖，我先要代沈廣英同誌向你們提出抗議。我認為，偌大一個青年出版社決不應該在插圖上不替讀者打算，因為好的插圖所起的教育作用與原文的文字相同，有時與原文文字合起來，甚至會起更大的作用。我要不客氣地說，《奧斯特洛夫斯基傳》的光明版在裝幀與插圖上大大地勝過了青年出版社，而售價又低，這是一椿不很光彩的事情。我希望《牛虻》不要再遭到插圖被削減的命運。”
這一次的交鋒，未見中青社應戰，李先生唱了一出獨角戲，但這出戲唱得著實精彩——喧賓奪主的結果，是創出了一個眾人喝彩的《牛虻》封麵和插圖。中青社把不光彩變成了光彩，李先生不正是在其中起到了一個“導演”的作用嗎？
這著實是隻能產生並存在於那個年代的非同尋常的革命情誼，同事之間，出版社與作者之間，心無介蒂，赤誠相見，無數的經典和傳世之作，就是在這種精誠合作和精益求精中孕育和誕生著。
伏尼契還活著
1955年年底，中國作協會員、著名作家鳳子突然收到她的朋友、北京外國語學校美籍教師倍莎·史克寫給她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倍莎·史克的丈夫威廉授意她寫的。信中寫道：“親愛的鳳子……你當然是知道《牛虻》的作者伊莎爾·伏尼契的，她是威廉的祖姑母，下文是威廉寫的關於她的事：‘最近我去看了伊莎爾幾次……她的問題之一是僅有少許或竟沒有錢，她的書的暢銷並沒有給她帶來益處，她現在是一無儲蓄地生活著，有間舒適的房間和食物，但僅此而已，有些費用是由安供給的，安整日地工作著，同時還照顧著她。如果中國的文化界人士知道這情形，設法給她寄些版稅來豈不很好嗎？當然現在我們的政府不會允許他的匯款來的，但是讓伊莎爾知道有人在關心她，幫助她使她自立，是有很大意義的。為什麽你不寫信把這事告訴郭沫若呢？”也就是在這封信中，倍莎·史克同時告訴鳳子，伊莎爾·伏尼契仍活著，居住在紐約，已是94歲高齡。繼而，伊莎爾·伏尼契的身世被揭開了：她的丈夫是波蘭人，曾因參加波蘭民族革命，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亞。逃出後隱居倫敦，靠賣古籍珍本生活。因為這種買賣在美國較為好做，後便移居美國。伊莎爾·伏尼契的丈夫早已去世，她孤身一人，生活瀕於困境，隻有她從前的女秘書安娜供給她一部分生活費用。
伊莎爾·伏尼契竟還活著！竟然如此貧困地活著！這一消息，無疑對每一個中國讀者都是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
驚動了耀邦同誌
中國作家協會收到鳳子轉來的信件，迅速作出反應，以1956年辦字0065號文件形式，主送當時的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並同時抄送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克實並轉團中央宣傳部長項南同誌。文件的末尾這樣寫道：“伏尼契（夫人）的《牛虻》在我國青年中影響很大，但她們生活目前竟陷於困境。我們認為我國應對伏尼契（夫人）有所表示，並給以幫助，為此建議：
“一、請中國青年出版社以付《牛虻》版稅的名義，匯寄給伏尼契（夫人）一筆款項，並向她表示慰問。
二、請新華社和有關報刊發表消息，使人民了解她的處境及中國讀者對她的關懷。
以上意見如可行，請批轉有關單位辦理。”
項南同誌收到這一文件之後，隨即起草兩點意見：
“一、請黎群同誌（張黎群，時任中國青年報社長）寫一報導，‘牛虻的作者還活著’，登中國青年報，並請新華社轉發一下。”
二、同意付給版稅，請語今同誌（朱語今，時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計算一下，並研究如何轉給她。
報社寫報導時，可把付版稅的事也寫在裏麵。
請耀邦同誌批示。
發消息及付版稅前再請示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
耀邦同誌大筆一揮：“同意”。並簽名“胡”。
“兩地書”
中國青年出版社根據項南同誌意見和耀邦批示，遂於1956年2月9日行文請示文化部黨組織：“我們考慮以一次付給稿酬美金5000元為恰當，可否如此支付，交國際書店能不能匯達，請予批示。”在得到文化部黨組的肯定答複後，時任中青社總編輯的李庚同誌提筆給伊莎爾·伏尼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親愛的夫人：
我很愉快地告訴您，雖然這也許是您第一次接到一個中國出版者的信，但新中國千千萬萬的青年讀者早已熟悉您的名字和您的著名的長篇小說《牛虻》了。《牛虻》這本書於1953年7月由我社出版了中譯本，該書的出版滿足了新中國青年讀者長期的渴望，出版之後立即轟動一時，並且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圖書館裏和私人的書架上占據了顯著的地位。報刊上發表了很多推薦的評論，讀者們舉行了很多次討論會。書中主角牛虻的熱愛祖國、熱愛正義事業的優良品質以及他的堅貞不屈、為自己的崇高信仰犧牲生命的偉大精神，深深地激勵了每一個讀者的心靈。單是本書的發行數量就足以雄辯地說明它在中國的讀者群中發生了多麽巨大的影響：截至1955年8月為止，該書共印行了七次。初版的印數為二十萬零四百冊，第7次的累計印數為七十萬六千七百三十五冊。應該指出的是，在中國解放以前，翻譯小說一般印數不超過本書現有印數的百分之零點五。
中國讀者對您，這本優秀的小說的作者，一向懷著崇敬和感謝的心情，我們的出版社也因為已經出版的優秀作品裏有一本《牛虻》而感到高興。現在我們已將您的稿酬五千美元通過有關方麵寄給您，並另外通過我國國際書店寄贈給您四本《牛虻》的中譯本，希望您收到以後給我們一封回信，並希望您能為該書的中譯本寫一篇序言。
謹代表《牛虻》的中國讀者向您致敬。
而伊莎爾·伏尼契則於1956年7月23日回複中青社李庚同誌：
親愛的先生：
五月八日來信以及從瑞士日內瓦匯來的五千美元均已收到，謝謝。
我的小說《牛虻》被譯成中文並在貴國人民中擁有這樣多的讀者的這個消息，是我晚年中聽到的最令人驚喜的消息之一，至誠的感謝你把這本書在中國得到好評的消息告訴我。
我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心願，拒絕為《牛虻》中文版特別寫一篇序言，另外還有兩個國家也曾經提出過同樣的要求。一方麵是因為我懷疑作家為自己的小說寫序言的價值，同時又因為我的高齡，我必須把餘力用在完成我尚未完成的作品上。相信你們能夠理解我這樣做並不意味著我對你們請我寫序言的誠意有任何不感謝的地方。
……
謹向你和中國讀者問好。
這是一封由伊莎爾·伏尼契親筆簽名的無比珍貴的信件；這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段彌足珍貴的史料；這還是一部極其精彩而深刻的文學檔案。它帶給我們的思想，是那麽綿長而幽遠。（ 原載2000年8月30日《中華讀書報》，作者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社長胡守文
1991年6月3日，中國青年出版社接到一個不同尋常的電話：中國十大翻譯家之一、《牛虻》、《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斯巴達克斯》等一係列經典文學作品的譯者李良民先生，不幸在上海病逝。
這是一代翻譯巨匠與我們萬千讀者的永別。痛惜之情，難以言述。以至於近十年的時間過去了，仍讓我們難以忘懷。
李良民翻譯《牛虻》的衝動，始於本世紀30年代，而真正動手翻譯，則已是新中國建立之初。他曾這樣追憶自己對《牛虻》的初戀：
“在浩如瀚海的外國文學作品中，我為什麽偏偏要翻譯《牛虻》這樣一部小說，把它呈現給我國的青年讀者呢？這首先要從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寫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本書談起。……我熱愛這部書……但同時在這部小說中卻有一個問題使我無法獲得解答，這就是牛虻問題。在書中，麗達把保爾稱做‘牛虻同誌’。從書中另一些情節看來，這部描寫英雄人物牛虻的小說顯然對保爾（其實也是對作者自己）產生過深刻的影響。”
在李良民的腦海中，“牛虻問題”顯然是點燃他向往英雄的激情的導火線。作為英勇的革命者，已受盡一切酷刑而麵臨死亡的牛虻對那些行刑的劊子手嘲笑般吼道：“開槍吧！輪到我們收拾你們的時候，我們就要用大炮來代替這半打破舊的馬槍了。”當第一排槍沒有將牛虻打死時，他又對那些劊子手喊道：“槍法壞透了呢，夥計們，再試一下看！正是這感天動地的壯烈場麵，這氣衝霄漢的英勇氣魄，深深地激勵著李良民。由此，李良民深情地表示：“如果能讓我也和尼·奧斯特洛夫斯基一樣地看到它並把它翻譯給讀者，那該多好！”
“嬰兒”在母腹中躁動
十分可貴的是，李良民這種深埋在心底的創作激情和夙願，從30年代開始，直到50年代初，一直沒能熄滅。直到新中國的成立，才為他這種激情的噴發創造了條件。他先後在舊書攤和書店裏買到兩種《牛虻》俄譯本和一種英文原版書。兩種俄譯本，一種是由兒童出版社出版，一種是由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他反複對照三種不同版本的優劣，仔細體味其中的不同，認為兒童版上半部好於下半部，青年近衛軍版則下半部好於上半部，但頗為令人惋惜的是：兩種版本均有許多錯漏譯處、且均為刪節本。於是他隻能遵循英文原版來譯，並參照俄譯本的長處成文。
而作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卻差一點與這部經典作品擦肩而過。李良民於1952年初，曾將自己正在翻譯《牛虻》一書，並希望該書交中青社出版的意願，函詢出版社。但當時出版社的具體經辦人回複說：1952年的翻譯書出版計劃已經決定，不能接受這部譯稿。當時，李良民“雖然感到最適合出此書的青年出版社竟不能出版這樣的一本好書而悵然，但翻譯工作還是繼續進行”著。此時，李譯《牛虻》的消息不脛而走，中青社遂不斷接到要求出版《牛虻》的讀者來信，而此前李譯《卓婭和舒拉的故事》以及《奧斯特洛夫斯基傳》等書中所刻畫的牛虻形象，在全國青年讀者中影響日漸深入。日益迫切的期待和呼聲終於使中青社在半年之後的6月19日回複李良民：“《牛虻》一書我們已決定接受你的譯本出版，希望你根據英文原版詳細校對一兩遍後，速同原本及兩種俄譯本一並寄來。”這是中青社曆史上一次令人稱道的職業敏感的回歸和覺醒。《牛虻》終於著床，並真正成了一個躁動於母腹中的嬰兒。
三個回合的“交鋒”
然而，《牛虻》的孕育過程並不順利，從一開始，出版社就和李良民先生在一係列問題上存在著分歧。我們今天翻揀當年的往來信件，仍可看到雙方唇槍舌劍、鋒芒畢露的論戰。而李良民先生在信件中闡發的一係列理論和實踐的主張，在今天看來，有著多麽耀眼的思想光芒！
交鋒之一：圍繞著《牛虻》中譯本是否應該刪節問題展開。1953年6月18日，中青社給李良民先生的信如是說：“這本書的譯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存在相當嚴重的缺點……我們曾請傅東華先生校對……他一時興起，大動刀斧改動了許多。……其中30％左右的字句已變成傅先生的東吳軟語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經過兩道校改整理，並按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的俄語版本加以刪節。”6月23日，李良民就此回複出版社：“我是一個各方麵的修養都很差的初學翻譯的人。我深深地相信：經過你們審校修改後的《牛虻》，對我今後翻譯水平的提高，一定有極大的幫助……此外，我更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在《牛虻》出版後，我希望你們能把我的譯稿和英俄《牛虻》原本寄給我，這在我是最理想的業務學習材料。第一，我可以向傅先生學，看他的校改方法、態度、對原文的理解等等。其次，我又可以向你們學，學習你們在校改譯稿時所掌握的原則和精神。”我們不能不佩服李先生的大度：對他的譯稿橫加殺伐，他沒有在意過，卻在他視為原則的刪節問題上展開了不屈不撓的奮爭。
1954年12月30日，他行書給中青社：“我有沒有對你們不滿的地方呢？……這一點我預計提出來時可能遭到你們否決，但是既然我有意見，好些讀者有意見，我就不得不為了原作者和讀者向你們提出抗議，而且間接的也是向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和兒童出版社的編輯人員提出抗議。我覺得對一部古典的文學作品，基本上應當力求保持原作的完整性。首先，《牛虻》是不是一部古典文學作品呢？……在蘇聯和我國來說，那已是無可置疑的了。高爾基、尼·奧斯特洛夫斯基、卓婭的母親以及我國的文學批評工作者王任叔、韋君宜的文章都可以證明。其次，古典文學作品中有沒有不合乎馬列標準的，有沒有對青年、兒童有害或者是不適合的東西呢？自然有，而且一定有。但是，就以我國的《紅樓夢》等書為例吧，人民文學出版社（或作家出版社）在整理出版的時候難道可以把作者原文加以刪節嗎？我記得報刊上曾載有讀者向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提出質問，說是《水滸》中有迷信的地方（洪太尉誤走妖魔），為什麽不刪去？他們的答複大意就是：尊重原作者，書中的好壞應由讀者加以辨別和揚棄。我覺得這態度是正確的（編輯者可以加注，加說明，甚至加上整篇的批評文章，但是不應該刪節原文）。而反之，就是不正確，就是不尊重原作者，不尊重古典文學作品，就是粗暴！……自然，有時也有例外，我不反對兒童出版社為把《牛虻》中牛虻對綺達的不合理的侮辱女性的態度的那一段加以刪節，而《牛虻》一卷第二章遊阿爾卑斯山時對蒙泰尼裏那樣自己感覺犯罪的心理描寫加以保存，我也覺得完全是對的，但對第八章中的大段描寫（也是描寫蒙的心理）加以刪節就令人不可解了……因為青年已有辨別的力量。……我覺得你們刪去的地方並沒有什麽宣揚迷信的地方，那也是對蒙泰尼裏的深刻的內心描寫。所謂“宗教氣氛過濃”加以刪節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這是配合襯托人物心理描寫的環境特寫，這一濃重的宗教氣氛恰恰有助於人物的心理解剖，使人物的精神狀態更見突出！一卷二章那段對日落時阿爾卑斯山山穀的描寫，我認為在文學作品中是罕見的。”
而1955年2月8日，中青社給李良民先生的回信中反駁說：“關於《牛虻》是否是大典作品？這個問題，我們之間沒有不同看法。但是，古典作品是否就不能刪節，有所刪節就等於粗暴？這個問題，我們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出版一部古典作品，就因為這部古典作品，對今天的廣大青年讀者來說，仍然有一定的積極的意義，決不是為古典而古典。因此我們認為其中一些不健康的易起副作用的，特別是顯然有害的地方，必須有所刪節。……至於《牛虻》一書中所作刪節是否全部都很恰當，我們可以作進一步商量研討。”
不幸的是，這種“商討”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以至直到李良民先生去世後的1994年，才在重新排印時大部恢複原刪節部分。
交鋒之二：圍繞著注釋問題展開。1952年6月22日，中青社在收到李良民先生一部分《牛虻》譯稿並審讀後，向李先生提出：“關於注釋，我們有這樣的意見：1．一律改用邊注；2．有些已成常識的東西，可以不必加注，如‘比薩’、‘熱亞那’、‘十字架’……等；3．談到耶穌的故事，必要時隻須注明一下事情經過，幫助讀者了解本書即可，不必加上‘見新約……福音……’等字樣，因為沒有必要讓青年讀者去‘見’新約；4．注釋應當盡量做到不要客觀主義；5．碰到引用新舊約上的話時，似可考慮自己重新譯，不必用舊譯文。”而李良民在緊接著的兩封回信中，針鋒相對地提出：“關於注釋，我有這樣的意見。客觀主義的部分我已有了糾正，但你們所謂‘常識’的一部分如比薩、佛羅倫斯我還是主張保留。我認為，當此祁建華同誌的速成識字法大力展開時，在我們（大概相當於大學水準甚至更高）認為是常識的東西，一般文化水準較低的讀者還是陌生的，即使是初中水平的人，讓他們溫習一下舊有的地理知識也不會有什麽壞處。……‘比薩’一類的注解，你們認為是‘常識’的東西，其實大都是俄譯本的注解。蘇聯青年的文化水準無疑地高於我國的青年們，他們也這樣做，可見我前信中的‘有益無害’的主張是對的，……關於客觀主義的批評，尤其是‘不需要青年們去見新約’大體上是對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認為，《牛虻》一書除了一般的革命的意義，還有反宗教特別是反天主教的作用。我們不能忘記在中國有可能是數十萬甚至數百萬數量極其巨大的青年基督教徒，這本書一定會像炸彈一般地使他們感到震動。正如魯迅先生從舊社會出來挖舊社會的瘡疤更見厲害一般。”針對李先生上述意見，中青社在6月28日又回複說：“經我社《奧傳》與《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兩書（《牛虻》大致也屬這一類）的發行情形看，讀者還是以初中高年級、高中、大學程度的青年占絕大多數（至少在目前是如此），據我們在北京的了解，這樣的讀者對象，一般水平還不至低到連‘十字架’、‘熱亞那’一類的東西都不知道。因此，我們在6月下旬給你的信上，提出了已成常識的東西，不必加注的意見。——你這次來信既然認為我們這個意見是‘所謂常識’，顯然與我們的看法尚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再作這麽一個說明。”
這樣“一個說明”，無疑就是一個結論。
交鋒之三：圍繞著書裝和插圖展開。在這一輪的交鋒中，李良民始終保持著一個進擊者的姿態。他初始是給中青社的責編開了一份備忘錄：關於《牛虻》排印技術問題；關於《牛虻》的開本、裝幀、編排次序與插圖問題。特別是這第2個問題，李先生簡直已經獨自完成了《牛虻》一書的整體裝幀設計，甚至具體到哪一頁用一張什麽樣的圖，尺寸多大，是否彩色，用什麽紙，上麵印什麽字、字號多大等等。為了確保他的設計的完整性，他同時提出了一個裝幀設計的“最低方案”和“最高方案”。確保“最低”，力爭“最高”，他又用了一個激將法：8月20日，李良民先生寄贈了一本光明版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傳》並附信一封“關於封麵和插圖，我先要代沈廣英同誌向你們提出抗議。我認為，偌大一個青年出版社決不應該在插圖上不替讀者打算，因為好的插圖所起的教育作用與原文的文字相同，有時與原文文字合起來，甚至會起更大的作用。我要不客氣地說，《奧斯特洛夫斯基傳》的光明版在裝幀與插圖上大大地勝過了青年出版社，而售價又低，這是一椿不很光彩的事情。我希望《牛虻》不要再遭到插圖被削減的命運。”
這一次的交鋒，未見中青社應戰，李先生唱了一出獨角戲，但這出戲唱得著實精彩——喧賓奪主的結果，是創出了一個眾人喝彩的《牛虻》封麵和插圖。中青社把不光彩變成了光彩，李先生不正是在其中起到了一個“導演”的作用嗎？
這著實是隻能產生並存在於那個年代的非同尋常的革命情誼，同事之間，出版社與作者之間，心無介蒂，赤誠相見，無數的經典和傳世之作，就是在這種精誠合作和精益求精中孕育和誕生著。
伏尼契還活著
1955年年底，中國作協會員、著名作家鳳子突然收到她的朋友、北京外國語學校美籍教師倍莎·史克寫給她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倍莎·史克的丈夫威廉授意她寫的。信中寫道：“親愛的鳳子……你當然是知道《牛虻》的作者伊莎爾·伏尼契的，她是威廉的祖姑母，下文是威廉寫的關於她的事：‘最近我去看了伊莎爾幾次……她的問題之一是僅有少許或竟沒有錢，她的書的暢銷並沒有給她帶來益處，她現在是一無儲蓄地生活著，有間舒適的房間和食物，但僅此而已，有些費用是由安供給的，安整日地工作著，同時還照顧著她。如果中國的文化界人士知道這情形，設法給她寄些版稅來豈不很好嗎？當然現在我們的政府不會允許他的匯款來的，但是讓伊莎爾知道有人在關心她，幫助她使她自立，是有很大意義的。為什麽你不寫信把這事告訴郭沫若呢？”也就是在這封信中，倍莎·史克同時告訴鳳子，伊莎爾·伏尼契仍活著，居住在紐約，已是94歲高齡。繼而，伊莎爾·伏尼契的身世被揭開了：她的丈夫是波蘭人，曾因參加波蘭民族革命，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亞。逃出後隱居倫敦，靠賣古籍珍本生活。因為這種買賣在美國較為好做，後便移居美國。伊莎爾·伏尼契的丈夫早已去世，她孤身一人，生活瀕於困境，隻有她從前的女秘書安娜供給她一部分生活費用。
伊莎爾·伏尼契竟還活著！竟然如此貧困地活著！這一消息，無疑對每一個中國讀者都是一個難以置信的消息。
驚動了耀邦同誌
中國作家協會收到鳳子轉來的信件，迅速作出反應，以1956年辦字0065號文件形式，主送當時的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並同時抄送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克實並轉團中央宣傳部長項南同誌。文件的末尾這樣寫道：“伏尼契（夫人）的《牛虻》在我國青年中影響很大，但她們生活目前竟陷於困境。我們認為我國應對伏尼契（夫人）有所表示，並給以幫助，為此建議：
“一、請中國青年出版社以付《牛虻》版稅的名義，匯寄給伏尼契（夫人）一筆款項，並向她表示慰問。
二、請新華社和有關報刊發表消息，使人民了解她的處境及中國讀者對她的關懷。
以上意見如可行，請批轉有關單位辦理。”
項南同誌收到這一文件之後，隨即起草兩點意見：
“一、請黎群同誌（張黎群，時任中國青年報社長）寫一報導，‘牛虻的作者還活著’，登中國青年報，並請新華社轉發一下。”
二、同意付給版稅，請語今同誌（朱語今，時任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計算一下，並研究如何轉給她。
報社寫報導時，可把付版稅的事也寫在裏麵。
請耀邦同誌批示。
發消息及付版稅前再請示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
耀邦同誌大筆一揮：“同意”。並簽名“胡”。
“兩地書”
中國青年出版社根據項南同誌意見和耀邦批示，遂於1956年2月9日行文請示文化部黨組織：“我們考慮以一次付給稿酬美金5000元為恰當，可否如此支付，交國際書店能不能匯達，請予批示。”在得到文化部黨組的肯定答複後，時任中青社總編輯的李庚同誌提筆給伊莎爾·伏尼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親愛的夫人：
我很愉快地告訴您，雖然這也許是您第一次接到一個中國出版者的信，但新中國千千萬萬的青年讀者早已熟悉您的名字和您的著名的長篇小說《牛虻》了。《牛虻》這本書於1953年7月由我社出版了中譯本，該書的出版滿足了新中國青年讀者長期的渴望，出版之後立即轟動一時，並且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圖書館裏和私人的書架上占據了顯著的地位。報刊上發表了很多推薦的評論，讀者們舉行了很多次討論會。書中主角牛虻的熱愛祖國、熱愛正義事業的優良品質以及他的堅貞不屈、為自己的崇高信仰犧牲生命的偉大精神，深深地激勵了每一個讀者的心靈。單是本書的發行數量就足以雄辯地說明它在中國的讀者群中發生了多麽巨大的影響：截至1955年8月為止，該書共印行了七次。初版的印數為二十萬零四百冊，第7次的累計印數為七十萬六千七百三十五冊。應該指出的是，在中國解放以前，翻譯小說一般印數不超過本書現有印數的百分之零點五。
中國讀者對您，這本優秀的小說的作者，一向懷著崇敬和感謝的心情，我們的出版社也因為已經出版的優秀作品裏有一本《牛虻》而感到高興。現在我們已將您的稿酬五千美元通過有關方麵寄給您，並另外通過我國國際書店寄贈給您四本《牛虻》的中譯本，希望您收到以後給我們一封回信，並希望您能為該書的中譯本寫一篇序言。
謹代表《牛虻》的中國讀者向您致敬。
而伊莎爾·伏尼契則於1956年7月23日回複中青社李庚同誌：
親愛的先生：
五月八日來信以及從瑞士日內瓦匯來的五千美元均已收到，謝謝。
我的小說《牛虻》被譯成中文並在貴國人民中擁有這樣多的讀者的這個消息，是我晚年中聽到的最令人驚喜的消息之一，至誠的感謝你把這本書在中國得到好評的消息告訴我。
我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心願，拒絕為《牛虻》中文版特別寫一篇序言，另外還有兩個國家也曾經提出過同樣的要求。一方麵是因為我懷疑作家為自己的小說寫序言的價值，同時又因為我的高齡，我必須把餘力用在完成我尚未完成的作品上。相信你們能夠理解我這樣做並不意味著我對你們請我寫序言的誠意有任何不感謝的地方。
……
謹向你和中國讀者問好。
這是一封由伊莎爾·伏尼契親筆簽名的無比珍貴的信件；這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段彌足珍貴的史料；這還是一部極其精彩而深刻的文學檔案。它帶給我們的思想，是那麽綿長而幽遠。（ 原載2000年8月30日《中華讀書報》，作者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社長胡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