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是我尊敬的國學大師，其先後出版專著《負暄瑣話》、《負暄續話》、《負暄三話》、《禪外說禪》、《順生論》、《文言津逮（京帶）》、《詩詞讀寫叢話》、 《佛教與中國文學》等，詩詞集《說夢草》及回憶錄《流年碎（歲）影》等。張先生晚年成名，堪稱我國文化史奇跡。張先生完成他的代表作《順生論》時，已是83歲高齡老人。楊沫是我國著名的小說家，其代表作為《青春之歌》。小說的主人翁林道靜已是家喻戶曉的革命女青年，我至今還記得小說開頭描寫林道靜的情形。“清晨，一列從北平向東開行的平沈通車，正馳行在廣闊、碧綠的原野上。茂密的莊稼，明亮的小河，黃色的泥屋，矗（處）立的電杆······全閃電似的在憑倚車窗的乘客眼前閃了過去。乘客們吸足了新鮮空氣，看車外看得膩煩了，一個個都慢慢回過頭來，有的打著嗬欠，有的搜尋著車上的新奇事物。不久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到一個小小的行李卷上，那上麵插著用漂亮的白綢子包起來的南胡、簫、笛，旁邊還放著整潔的琵琶、月琴、竹笙，······這是販賣樂器的嗎，旅客們注意起這行李的主人來。不是商人，卻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學生，寂寞地守著這些幽雅的玩藝兒。這女學生穿著白洋布短旗袍、白線襪、白運動鞋，手裏捏著一條素白的手絹，——渾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沒有同伴，隻一個人坐在車廂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動也不動地凝望著車廂外邊。她的臉略顯蒼白，兩隻大眼睛又黑又亮。
這個樸素、孤單的美麗少女，立刻引起了車上旅客們的注意，尤其男子們開始了交頭接耳的議論。可是女學生卻像什麽人也沒看見，什麽也不覺得，她長久地沉入在一種麻木狀態的冥想中。”
但誰知道，張中行與楊沫曾是一對情侶，他們曾經廝守，但後終分離，其原因是張中行對革命抱有保守主義的懷疑，而楊沫卻對革命不僅相信而且全身心投入。楊沫對張中行是有深刻描寫的，《青春之歌》中自私、落後、庸俗的餘永澤就是以張中行為原型的。
張中行，原名張璿，1909年生，武清河北屯石薄莊村人。193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張先生在北大讀書時，經人介紹認識了與家庭抗爭、並寄居在哥嫂家的楊沫。楊沫比張中行小五歲。在相互接觸中，楊沫被張中行的淵博的學識所吸引，張中行也被楊沫的清爽、熱情所感染。於是，他們相愛了，1932年， 他們有了一個女兒。隨著激情的消退，他們之間的矛盾漸漸顯現出來了。張中行保守，醉心於中國古文古籍的研究。而楊沫雖然隻有初中文化，但很現代，接觸新的事物多，她厭煩整天圍著鍋台轉的平凡生活，渴望投身到社會革命之中。由於雙方隔閡巨大，觀點各異，後楊沫在她的三妹著名電影演員白楊的勸說下，終於與張中行分手。後楊沫憑革命小說《青春之歌》享譽全國，而張中行卻默默無聞地研究著中國古代文化。
文革中，北京市文聯請張中行證明楊沫是三反分子，張中行卻在揭發材料寫“她直爽、熱情，有濟世救民的理想，並且有求其實現的魄力。” 楊沫得知後，大為感動，甚至寫了一封感謝信給張中行。她在信中說：想不到你還能為我說好話，對你的寬容公道表示感謝。並讓他們唯一的女兒，給張中行送來一張老照片，以作永久的紀念。其實，張中行在文革中的遭遇與楊沫在書中塑造的人物餘永澤不無關係。1969年，時年61歲的張中行隨出版社下放到安徽鳳陽的“五七幹校”。 1971年，63歲時被退職，遣返原籍香河改造。但張中行卻對楊沫所為不以為然，他說：人家寫的是小說，又不是曆史回憶錄，何必當真呢？就是把餘永澤的名字改成張中行，那也是小說，我也不會出麵解釋。後來，因有人著書披露張中行和楊沫年輕時的感情生活，晚年的楊沫以為是張中行指使，在媒體上對張中行進行了刻薄指責，兩人關係再次惡化。楊沫去世時，其家人想請張中行出席遺體告別儀式，張中行委婉地拒絕了。在張中行的記憶裏，似乎還保留著楊沫年輕時的印象“十七歲，中等身材，不胖而偏於豐滿，眼睛明亮有神。言談舉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於感情”。
張中行保守、質疑和用自己眼睛看待、感悟社會，並以平和的心態生活，張中行成為了一代國學大師。楊沫以革命和改造社會的雄心，創作了名揚一時的小說《青春之歌》，但以文學藝術的眼光去審視這部作品，其實除了如火的激情外，乏善可陳，難以傳世。隨著時光的流逝，張中行和他深刻的作品已成為不朽，而楊沫和她的小說也在革命烈火中化為一縷青煙。保守可以不朽，激情僅為過眼煙雲。曆史就是這麽哲學，張中行的文章是淡泊的，如同老友談天論地，但裏麵既有曆史的厚重，也有睿智和幽默。張中行曾吟詩句“添衣問老妻。”他解釋道：“吃飯我不知饑飽，老妻不給盛飯，必是飽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讓添衣，必是暖了
2006年2月24日，與季羨林、金克木並稱“未名湖畔三雅士”的國學大師張中行去世，享年9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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