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清查五一六的冤案
作者：潘祝平
自1970年4月起，江蘇掀起了聲勢浩大規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運動，1971年形成高潮，曆時三年多，打擊麵之寬，手段之狠，前所未有。
“文化大革命”期間，說是北京出現了一個“五一六”組織，被認定為反革命陰謀集團。北京的“五一六”組織，究竟是怎麽回事?該不該在全國搞清查?筆者不明真情，不便評論。
就江蘇來說，並不存在“五一六”組織。然而自1970年4月起，江蘇卻掀起了聲勢浩大規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運動，1971年形成高潮，曆時三年多，打擊麵之寬，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釀成了中共建政以來江蘇涉及人數最多的一起冤假錯案。
十三萬人被打成“五一六”
當時江蘇主要領導人許世友心狠手辣，他認為，“五一六”組織在江蘇已遍布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具有群眾性、隱蔽性、頑固性、欺騙性，十分反動，十分危險。根據這一判斷，全省作出了“破口、圍點、掃麵、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場全殲“五一六”的人民戰爭。
很快在省地市縣各級，設立了由軍隊“支左”人員組成的權力很大的第二專案辦公室(南京稱“320”辦公室)，簡稱“二辦”，統管清查工作，有權拘留、逮捕、關押、審訊“五一六”涉案人員。省“二辦”還設立了關押“五一六”要犯的看守所，並從部隊調來一個連負責看押警戒。各級“二辦”皆由黨的一、二名主要領導人，避開黨委集體單線領導。受兼任江蘇省黨政“一把手”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委托，省“二辦”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員吳大勝獨管。這起冤假錯案，“二辦”雖非罪魁禍首，但充當了冷酷無情的打手。
江蘇清查“五一六”涉及範圍很廣，造成打擊麵嚴重失控。“文革”中的群眾組織，被視為“五一六”極易進入的黑窩，其成員大都成了清查對象。這些群眾組織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種不同程度的錯誤，有些還犯有打砸搶和參與派性武鬥的嚴重錯誤，但其成員的絕大多數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卻當成敵我矛盾從中打出了成批“五一六”。少數壞頭頭有罪行應依法懲處，但與“五一六”並非一回事。
此外，原地方黨政機關及其它機構，在“文革”中被稱為“舊機關”，其工作人員被視為“舊人員”。認為這些“舊人員”中有不少人對“文革”、軍隊“支左”、軍管等，有抵觸不滿甚至反對情緒，易與“五一六”氣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對象。這些“舊人員”中的 原各級地方領導幹部，成了清查重點，尤其是被打成“走資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務”、“假黨員”的領導幹部，往往被當作“五一六”的黑後台、黑顧問深挖。有不少領導幹部已經“三結合”進入各級革委會也不能幸免。省“二辦”為了深挖全殲“五一六”，還列出31個問題，不管有未填表參加“五一六”組織，隻要沾上其中一條，都要戴上“五一六”帽子。
1970年4月清查開始後，省“二辦”就曾揚言，江蘇不挖出十幾萬“五一六”說不過去。1975年彭衝主持省委工作後，當年5月3日省委調查研究組的調查報告透露，江蘇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13萬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2萬多。據當時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從各地市縣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五一六”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傷殘人數更多。僅以溧水縣和濱海縣為例便可說明。溧水縣死亡36人，被嚴刑拷打重傷100多人;濱海縣死亡18人，傷殘60多人。
南京大學成為清查“五一六”的突破口
南大被認為是“五一六”敵情最嚴重的單位。1970年4月開始清查時，首先將南大作為突破口，吳大勝親自直管，派省黨的核心小組(當時省委尚未恢複)成員遲明堂蹲點，要求造出聲勢，搞出經驗，推動全省。
南大經過四個多月的清查深挖，關押“五一六”分子108人，點名“五一六”248人，掛上“大名單”的“五一六”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60人卷入了“五一六”漩渦。其中有21人跳樓、自縊、臥軌自殺身亡。
南大為何能在較短時間內打出成批“五一六”?雖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謂“軍事壓力”，大搞逼供信。連續戰鬥幾晝夜(最多13個晝夜)攻下“頑固堡壘”，通宵達旦取勝於拂曉，寬嚴大會上戴手銬，小分隊濫用十幾種體罰等等，主要靠這些手段逼出“五一六”，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盡苦頭的受害者事後談及當時的處境是，“站不完的隊，受不完的罪，寫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淚”。南大大搞逼供信經驗，在全省流毒很廣。
南大作為突破口，不僅在教職員工學生中打出了成批“五一六”，而且揭出了地方領導幹部和軍隊領導幹部的“五一六”問題。這兩點突破非同尋常。
在南大蹲點的遲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領導幹部。南大被打成“五一六”的一位中層幹部對其泄憤檢舉後，遲明堂也被打成了“五一六”。1971年2月靠邊審查，1971年10月隔離審查，不久被武裝押解投進監獄。這一突破為日後成批地方領導幹部打成“五一六”開了先例。省“二辦”奉命抓緊對全省地市廳局級以上地方領導幹部進行排隊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五一六”問題的對象。在省級領導幹部中占72%，廳局級領導幹部中占38%，十五個地市領導幹部中占41%，地市一把手中占69%。以此為依據加緊了對各級地方領導幹部的迫害。
在江蘇“支左”的軍級要員吳大勝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五一六”骨幹泄憤檢舉。雖未能觸動吳大勝，但另兩位“支左”要員，一位被無端懷疑，一位被蒙冤審查。此後省“二辦”奉命大整軍內涉嫌“五一六”問題的幹部材料。據1975年5月3日省委調查研究組的調查報告，在查獲的省“二辦”秘密檔案中發現，被整理材料的軍內幹部有298名，其中軍級以上幹部84名，僅南京軍區機關的軍級領導幹部就有11名。此舉大大超越了江蘇的範圍，也大大超越了吳大勝的職權範圍，經何權威授命?想必大有來頭。
省五七幹校變成集中審查關押“五一六”的營地
江蘇清查“五一六”，在南大突破後，省級機關首當其衝。當時省級機關連同省五?七幹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五一六”在兩部分人員中進行。一部分是省革委會機關及所屬各部門各單位堅持“抓革命促生產”的“留守人員”，另一部分是進入省五?七幹校的“脫產人員”。1971年幹校的人數占省級機關幹部的60%以上，因此幹校承擔了省級機關清查“五一六”的重任。
在省級機關“留守人員”中清查“五一六”的高潮在1971年。經過“春季攻勢”，到1971年6月，被打成“五一六”的占33。4%。其中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占55.5%，處級幹部占42%，一般幹部占30%。為了擴大戰果，不久又發動“秋季攻勢”，到1971年11月，掛上“大名單”的“五一六”嫌疑分子多達2400餘人，連同已經打成“五一六”的，竟占省級機關幹部總數的70%以上。
省革委會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45人中有25人打成“五一六”，其中有8名軍隊“支左”幹部。其餘除吳大勝、楊廣立、蔣科三位“支左”領導人外，都掛上了大名單，作為“五一六”嫌疑分子“背靠背”審查。省革委會領導人之一的彭衝竟也掛上了“大名單”。
“二辦”認為省農業局的班子是“五一六”搭起來的，把所有“留守人員”關在機關內43天搞深挖。有一位同誌愛人難產、嶽父生病，不但拒絕其請假，還要狠批“資產階級人性論”。外麵來人聯係工作，除派人監視一樓值班室，還在三樓放了望哨監視傳達室。宜興一位同誌來聯係毛竹問題，疑為“五一六”同夥關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幹部來找局領導，也疑為“五一六”同夥關了兩天，勒令交待問題，最後要當地派人領了回去。消息傳開後，好幾個月誰也不敢來省農業局。
省農業局64名“留守人員”，有39人打成“五一六”。打成“五一六”的局領導占60%，處室負責人占62%，黨支部委員占80%，黨員占64%，黨支部幾乎成了“五一六”支部。
省科技局被視為“五一六”的黑據點，“二辦”認為科研單位是“五一六”的重點。1000多人的直屬科研單位，打成“五一六”關押100多人，逼死5人，掛上“大名單”的“五一六”嫌疑分子400多人。有的科研單位100%的科以上幹部和80%的一般人員都打成了“五一六”。
省科技局在清查“五一六”最緊張時，直屬科研單位的工作幾乎全部停頓。1972年的一個重大科研項目大麵積集成電路新工藝，組織了科研所、高校和工廠的科技人員三結合試製隊伍，經過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關鍵時刻，南京大學、南京工學院參加科研的師生，奉命回校參加深挖“五一六”，科研課題中途而廢，使200多人辛勤勞動，投資500多萬元試製出來的設備束之高閣。
省五七幹校，1971年有3000多人，除原在幹校搞“鬥批改”未分配的1000多人外，其餘是在清查“五一六”開始後陸續進來的。1971年4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100多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被點名為“五一六”後首批送進幹校審查，到1971年底已增加至200多。首批進幹校的省革委會常委、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老紅軍朱輝等10多位老同誌，都是從辦公室被“請”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許。其他涉嫌“五一六”問題的幹部，也一批批被點名送進幹校，有些是半夜破門從床上拉走的。已經下放在南京鋼鐵廠的60多名幹部也被裝上卡車押進幹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幹校。到1971年底，幹校3000多人中，點名為“五一六”審查的有1600多人，掛上“大名單”的還有400多人。其中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被點名審查的占80%以上。幹校已變成集中審查關押“五一六”的營地。
在幹校各處牆頭和宣傳欄上，仇視“五一六”、批臭“五一六”、深挖“五一六”、全殲“五一六”的標語口號隨處可見，到處呈現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在幹校被審查的對象一律與他人隔離。按南大“通宵達旦取勝於拂曉”的經驗，不分晝夜的車輪戰成了慣用手段，罰站10多小時(最長19小時)更是常見。不少受害者實在吃不消，被迫承認參加了“五一六”，卻又遭來更大禍端，繼續窮追猛打逼交“聯絡圖”同夥，使清查形成了滾雪球。一時間幹校出現了一種景象，幹校內的“五一六”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幹校外的“五一六”審查對象一批批送進來，清查的雪球越滾越大，“五一六”越滾越多。
為了做到“一個不漏、一網打盡”，幹校還發動“以毒攻毒”，要被審查者檢舉揭發專案人員和小分隊成員中的“五一六”。這就給被審查者泄憤檢舉的機會。以幹校一大隊為例，一名小分隊長今天鬥人，第二天進了密封室;一名大隊核心小組成員，今天要“五一六”繳械投降，第二天辦了他的學習班，要他繳械投降;大隊的一名主要負責人也掛上了“大名單”，成了“五一六”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結果，在幹校引起了一場混戰。
1971年下半年，幹校多次召開寬嚴大會。9月份的一次寬嚴大會要宣布對幾名“五一六”頑固分子從嚴處理。為大造聲勢，動員幹校周邊農村的部分幹部群眾參加。一些農民見會場周圍有荷槍武裝警戒，誤以為幹校要殺人。幹校雖未殺人，但超越司法機關的職權，給從嚴處理者戴上手銬宣布法辦。
清查“五一六”成為南京市頭等大事
南京市被認定為“五一六”大本營，將清查“五一六”作為頭等大事，與“一打三反”結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時間內，全市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從上到下先後組織了2萬多人的清查“五一六”專案和小分隊隊伍，舉辦了各類揭批鬥學習班3900多個、2萬多期次，進入學習班的多達20多萬人次，全市上下共召開坦白會、批鬥會、寬嚴會等1200多場，收到舉報材料2萬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4個多月內就有5000多人打成“五一六”，其中骨幹600多人。到1972年底，2萬多人打成“五一六”，逼死300多人，僅市商業係統就有33人自殺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領導成員，除嶽維藩、鄭康二人外，都視為“五一六”黑後台，遭到批鬥審查。原市委書記處書記劉中，在“文革”初期即因曆史問題冤案被關押批鬥開除黨籍，清查“五一六”時又掛上鉤。此時劉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卻要劉中“先查思想後查病”，結果因延誤治療而早逝。原副市長房震戴上“五一六”黑後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圖房震“酒後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級領導成員中一位女同誌在學習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認了“五一六”黑後台，仍不放過，直至逼交出300多名“五一六”組織網絡後才罷休。
市級機關清查“五一六”，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檢法機關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軍隊“支左”人員，事先即預言，市公檢法機關的“五一六”有一個加強營。強攻的結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長、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副院長，全部打成“五一六”。處級幹部除一名副處長外，無一幸免。600多幹警，159人打成“五一六”，逼死4人，掛上“大名單”的“五一六”嫌疑分子400多人。市公檢法機關幾乎全軍覆沒。
其它市級機關清查“五一六”也相當激烈。市革委會機關450餘人，至1971年底已有107人打成“五一六”，加上掛上“大名單”的200餘人，也占70%左右。
南京市各係統的基層單位，清查“五一六”也搞得“轟轟烈烈”。如華東電子管廠在一個動員會上，就有幾百人上台坦白交待“五一六”問題，並檢舉揭發別人，有的竟能一下子開出幾十個“五一六”幹部名單。結果全廠近半數的幹部和職工都成了“五一六”。又如江南光學儀器廠，要求所有幹部職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檢舉揭發“五一六”問題，人人都要過“五一六”關，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幹部職工稀裏糊塗地成了“五一六”。
江蘇其它地市清查“五一六”也不甘落後。以鹽城地區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五一六”的6人，掛上“大名單”的4人;中層幹部84人，打成“五一六”的43人，占51%。地區公檢法機關500餘幹警，打成“五一六”的327人，占65%。
江蘇清查“五一六”的冤假錯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應被遺忘。因史料不全，本文雖未能作全麵回顧，但也可使讀者從片斷情況中得知江蘇這場浩劫的部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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