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時彼一時,要從哲學高度去理解這裏的不同。
想想北京礦業學院的學生,手持棍棒痛毆煤炭部長張霖之“同誌”時,也是遵照著偉大領袖的教導,有一句最高指示“我看張霖之就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估計那些大學生都是紅五類子弟,把“奪過辮子揍敵人”的歌唱得滾瓜爛熟,把毛主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牢牢地記在了心中。
不知毛澤東時代的文革後期,有沒有處理過那幾位革命小將,不是毛澤東時代的文革之後,有沒有把打老張最厲害的幾個人定為“三種人”?
上海應該每一所中學的支部書記, 都吃過生活,不存在“有無”,隻能分“多少”,高中學生就有三種人了, 初中的支部書記大多是挨了就挨了,書記會說“不能和小孩子計較”。
有感美國的麥卡錫,那是“懷疑你和GCD有關”, 文革一段時候要求的是“把矛頭對準黨內的走資派”, 目標全都是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