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汝信、曾鳴：毛澤東“政治遺囑”之疑

來源: chufang 於 2026-04-04 12:56:59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47667 bytes)
來源:《領導者》2014年6月號

　　毛澤東去世前是否留下有“政治遺囑”，一直是中國當代史學界爭論不已的話題。人們希望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在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麵世《毛澤東年譜（1949-1976）》，能夠把這問題講清楚。這部工程浩大，學界翹首已久的年譜，雖未如人們所願，最終了結這一樁曆史公案，但還是對坊間流傳已久的陳說提出了一些糾正性的說明，使這一問題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本文試就“政治遺囑”的來龍去脈作一梳理，以獻疑於方家。
　　一、兩個日期引起的疑問
　　國內公開出版物最早提及毛澤東“政治遺囑”的，當屬1988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動亂的年代》。該書在第七章之“巨星殞落”一節中稱：
　　毛澤東在病情加重的時候，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對他們作了重要談話。他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金城。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麽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從這個重要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清醒地知道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少，他深為未來憂慮。他對華國鋒等人訴說衷腸，希望他們維護“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很清醒的。他悲觀了。
　　上述“人生七十古來稀”這段話，後來就被人們稱之為毛澤東的“政治遺囑”。惟如此重要的“政治遺囑”，王年一並沒有注明出處。
　　《大動亂的年代》是中國大陸有關文化大革命曆史最重要的著述。1988年12月，作為河南人民出版社“1949-1989年的中國”叢書中的一種，印行第一版。至1992年3月，不及三年半的時間，已經印了五次，版已不能再用，必須重排。趁重排之際，王年一對全書作了修訂（“政治遺囑”中，將“總可以論定了吧”改為“總可以定論了吧”；“搞得不好後代怎麽辦，就得血雨腥風了”改為“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作為河南人民出版社“20世紀的中國”叢書之一，於1996年8月發行新版。在新一版中，這段“政治遺囑”同樣也沒有給以出處。而且“論定”是“蓋棺論定”的意思，比後來改的“定論”，要更恰當。可見王年一修改的筆法是很隨意的。2009年，在王年一去世之後，《大動亂的年代》由人民出版社襄助再版。該書是時任解放軍國防大學中共黨史正師職教員的王年一的個人著作，但又是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公開發行的（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1996年8月版後記。2009年再版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一向被視為官方正規出版物。王年一深信其真實性的毛澤東“政治遺囑”，亦就隨書廣為散布，影響深遠。
　　《大動亂的年代》1988年版在“對他們作了重要談話”一句之後，有一注釋：“具體時間不詳，一說1976年1月13日，一說1976年6月15日。”1996年新版該注釋加了一句話，“6月15日的可能性大”，2009年版又刪去了這句話。
　　我們對毛澤東的“政治遺囑”存在與否有所懷疑，就是從王年一給出的這兩個日期開始的。
　　（一）對1月13日說的疑問
　　疑問一：關於召見名單的排序問題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當日新華社發布的“周恩來同誌治喪委員會名單”，涉及所謂毛澤東召見的五位政治局成員排名順序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華國鋒、姚文元（在此名單中，政治局常委與政治局委員分別以姓氏筆劃排列）。新華社發布的1月11日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及1月15日參加追悼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名單，五人的排序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退一萬步說，即使有1月13日的召見，排列的順序亦應為同上之王、張、江、姚、華。隻是到了1月21日、28日，毛澤東才先後提議，並經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通知（中共中央1976年1號文件），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換言之，隻有在1976年2月2日以後，五人的排名順序才可能會發生變化。
　　疑問二：“在場”的與“未在場”的
　　在王年一書中所謂的召見名單中，還有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毛澤東的表侄孫女王海容。誠然，在1970年代中期不短的一段時間裏，王海容與唐聞生一道，經常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確有過“通天”的特殊地位。但自1975年10月以後，這種“通天”的特殊地位悄然起了變化。毛澤東把她們看成搞政治投機的“小耗子”，從而疏遠了她們。1975年10月，在中南海毛澤東家中長大的、毛澤東的親侄兒毛遠新，已來到伯父身邊，“成為病勢越來越重的毛澤東同中央政治局之間的非正式‘聯絡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頁1752）
　　由於毛澤東自始至終對毛遠新有一份特殊的親情，更重要的是，兩人在政治觀點上的趨同性，毛遠新馬上成為毛澤東政治上的傳話人，在毛澤東身邊的地位，遠遠超越了王海容。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3月，王海容僅剩下在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的場合，才能匆匆見到毛一麵。因此，很難令人相信，在1976年1月，在所謂毛交代他的“政治遺囑”的重要時刻（如果確有其事的話），在場的為什麽是王海容而不是毛遠新？！
　　疑問三：“政治遺囑”的基調與毛澤東同時期講話的基調完全不同
　　1975年12月18日，毛遠新向毛澤東請示稱：
　　上次請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時期有關指示整理一下，開會時印發大家學習，主席同意可以試試。
　　我試著綜合了一下。為便於大家學習理解，沒有按時間順序，而是根據內容整理的。
　　主要三個方麵：
　　1、階級鬥爭為綱
　　2、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
　　3、當前運動的方針、政策
　　這樣編排是否妥當，送上草稿，請主席批評指示。
　　1976年2月2日，毛遠新又致函毛澤東稱：
　　根據大家的要求，我對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關指示作了一些補充，現將補充過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請主席審閱。
　　主要是最後一段（?）把對小平同誌的批評和政策界限集中在一起，這樣安排是否合適，請主席批評指正。
　　如果這樣安排原則可行的話，我請東興同誌印一個清樣出來，再送主席審閱。
　　上述兩函，毛澤東閱後均批：“可以。”
　　由毛遠新整理並經毛澤東“審閱批準”的《毛主席重要指示》，1976年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上作了傳達。3月3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6]4號）轉發全國。
　　《毛主席重要指示》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稱：
　　“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麽的？是階級鬥爭嘛。”
　　“一些同誌，主要是老同誌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算帳，算文化大革命的帳。”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麵。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麵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誌，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麵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不要輕視老同誌，我是最老的，老同誌還有點用處。對造反派要高抬貴手，不要動不動就”滾“。有時他們犯錯誤，我們老同誌就不犯錯誤？照樣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結合。有些老同誌七、八年沒管事了，許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有的人受了點衝擊，心裏不高興，有氣，在情理之中，可以諒解。但不能把氣發到大多數人身上，發到群眾身上，站在對立麵去指責。周榮鑫、劉冰他們得罪了多數，要翻案，大多數人不讚成，清華兩萬多人，他們孤立得很。”
　　毛澤東上述言詞，總的來說，基調是積極的。對於“文化大革命”，毛堅持“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的肯定態度。相反，所謂“政治遺囑”，基調是灰暗消極的，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對中國的未來前景，充滿了憂慮之情。以王年一自己的說法，是毛“他悲觀了”。兩者之間明顯的差別，所謂“政治遺囑”孰真孰假，不是一目了然的嗎？況且，更重要的是，如果1976年1月果真有這麽一個“政治遺囑”，毛遠新能不整理進同一時期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中去嗎？！
　　疑問四：紫金城？還是紫禁城？
　　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疑問。在王年一版的毛“政治遺囑”中，有一句“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金城”。請注意，《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生前的兩個“政治遺囑”版本，都是“紫金城”而非“紫禁城”。直到200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時，在王年一已去世的情形下改為“總算進了紫禁城”。何謂紫金城？原來，稱之為“紫金城”的一大群建築物，並不在北京，而是在湖北武當山的天柱峰。紫金城是明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按照自己居住的北京“紫禁城”，為傳說中的真武大帝在人間修建的“玉京”。而“紫禁城”才是位於北京的明、清兩朝皇宮的別稱。王年一未有弄清兩者的分別，本不足奇。難道對中國曆史了如指掌的毛澤東，也會弄不清楚嗎？對此，我們隻能這樣認為，王年一自己並沒有親眼看到過“政治遺囑”（假如真的有這個東西）的文本，而是根據坊間流傳的材料，輾轉謄抄過來的。
　　（二）對6月15日說的疑問
　　疑問一：還是“在場”的與“未在場”的
　　這還是上麵已經講過的問題，參加會的人員名單。如確有此次召見，召見名單中的政治局成員排序，到了1976年6月倒是對得上號的。但問題是，此刻的王海容則不會出現了。
　　據曾任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件辦公室副主任兼審訊組組長的汪文風稱，王海容、唐聞生有一段時間是跟著批周恩來的，“毛主席深知‘批周民必亂，反周民必反’，所以，他在一次接見高級幹部時說：‘是這兩個小娘兒們，把總理、葉帥整得好苦，話也不敢說了。’”“這兩個‘小人物’也怪鬼的，見毛主席的身體一天天不行了，就往平反複出的領導人身邊靠。毛主席知道了，說：‘這兩個小耗子，看見我這隻船要沉了，就跑到別的船上去了。’”（汪文風：《從“童懷周”到審江青》，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版，頁154-155）
　　不知道汪文風所傳以上毛澤東的話準確程度如何，汪文風也沒有告訴我們毛澤東說這些話的準確時間。但有確切材料表明，1976年4月25日，喬冠華夫人章含之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密告康生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章含之稱，鄧小平帶話給王海容、唐聞生，說康生想見她們，王、唐後來要“替康老傳話”，“這是鄧小平在幕後策劃的”。章含之還稱，“這樣做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 。我們推測，毛澤東指責王、唐“這兩個小耗子”，應是在收到章含之的告密信之後。
　　新華社發布的電訊和照片表明，毛澤東1976年4月30日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5月12日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及5月27日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時，王海容已不在現場，連唐聞生的“主席翻譯”角色，亦已由冀朝鑄所取代。
　　汪文風還稱，“幾個‘小人物’，為爭奪靠近主席身邊的那個地位，就是在主席麵前說別人的不是，你爭我奪，把主席氣壞了。有一次毛主席特別下令，不許那兩個‘小人物’到他那裏去，還叫毛遠新收回了存放在這兩個‘小人物’處的親筆手稿。”（汪文風：《從“童懷周”到審江青》，頁152）
　　事態已經到了如此地步，我們更有充分理由懷疑，為什麽召見名單中還是王海容而非毛遠新？！
　　疑問二： 毛澤東此際還可以說這麽多話嗎？
　　有關毛澤東1976年的身體狀況，此時期一直在毛澤東身邊的張玉鳳和毛遠新各有基本相同的描述。張玉鳳後來回憶道：“毛主席的身體狀況也是令人擔心。他講話困難，隻能從喉嚨內發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聲音字句。由於長時間在他身邊工作，我還能聽懂主席的話。每當主席同其他領導同誌談話時，我就得在場，學說一遍。但到了他講話、發音極不清楚時，我隻能從他的口形和表情來揣摩，獲得他點頭認可。當主席的語言障礙到了最嚴重的地步時，他老人家隻好用筆寫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見《炎黃子孫》1989年第一期）
　　毛遠新也講到：“主席進入1976年後，除了‘您好’之類的一些生活用語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專有名詞，他講的確實誰都聽不懂了，但他頭腦還清楚，所以就用手寫。有的書上說，主席還幾次會見外賓；可查查外交部的記錄，看主席究竟講了幾句話，講了些什麽，不可忽視其中還有翻譯的作用。”“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隻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隻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麽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我說的這些在檔案中應該都能查到。我過去同你說過，主席給我用手寫的文字根據有一大摞。因此，我說主席進入1976年後，他雖頭腦清楚，但他說的話絕大部分誰都聽不懂了，這確是曆史事實。”（閻長貴：《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載《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該文還轉述毛遠新稱：
　　關於主席常用手寫，我講幾件事：
　　一、主席選定華國鋒做接班人，他還是希望張春橋做“軍師”，安心做副手，他讓我向張春橋傳一句話：“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副手嗎？”對這句話中的“遵義會議”我根本聽不懂，這句話就是他用手寫的。
　　二、關於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和對鄧小平的處理意見也都是主席用手寫的。
　　三、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見主席時，主席對華說的那幾句話為什麽用手寫，還不是因為華聽不懂嗎？按說，華長期在湖南工作，還在湘潭工作過，他不應該聽不懂主席的湖南話吧？！正因為華聽不懂，主席才把這幾句話--極普通的話（按：“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用手寫出來。（閻長貴：《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狀況》）
　　以上毛遠新講的第二點，有材料可供佐證的是，1976年4月7日，毛澤東在聽取毛遠新匯報後，關於“天安門事件 “的性質，僅寫了如下幾個字：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毛澤東聽取毛遠新關於天安門事件情況匯報時的談話（毛遠新筆記），1976年4月7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頁1777）毛遠新所講的第三點，張玉風也說過，”當時，主席說話已講不清楚了，華國鋒同誌聽不明白，我把上麵的話重複一遍。隨後，主席又講了一句話，我聽不清楚。主席要紙和筆，我扶著，他在紙上寫道：‘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頁1778）
　　《毛澤東傳（1949-1976）》又稱，”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五月，毛澤東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書房裏勉強會見幾批外國客人：美國前總統尼克鬆、老撾總理凱山·豐威漢、埃及副總統穆巴拉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在見到毛澤東的外國政治家眼裏，他已是一個不能獨自行走、麵容憔悴和說話困難的衰老病人。雙方彼此簡單地‘寒喧’幾句，會見就結束了。五月二十七日，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和夫人來訪，成為毛澤東會見的最後一批外賓。當華國鋒陪同客人進來時，毛澤東已無法站起來，隻能坐在沙發上表示歡迎（此處有誤。經再三觀看此次會見的視頻，毛澤東在工作人員的攙扶下還是可以短暫地站立的--引者）。這次會見隻進行了十分鍾，可能是他會見外賓最短的一次。六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澤東主席不再會見外國來訪人士。“
　　《毛澤東傳（1949-1976）》還稱，”從這年五月起，毛澤東的病情不斷加重，身體極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經過及時搶救，才脫離危險。“
　　從上述情況可見，毛澤東起碼自1976年4月初起，口語表達已呈不連貫性，發音含混不清，隻能以手寫的極簡短語或詞組甚至單字（如首都、天安門、燒、打、性質變了）表達意思，”身體極度衰弱“……，而且在6月初又大病一場。而到6月中旬，毛澤東是否脫離危險期還未可知，但他嚴重的語言表達障礙反而產生了不可思議的逆轉，還能如常人般清晰地講述那麽一大番話！這樣的”神跡“，有可能嗎？！
　　二、王年一、胡繩等對”政治遺囑“的宣揚
　　（一）《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對”政治遺囑“的表述
　　1989年8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屬下的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由馬齊彬、陳文斌、林蘊暉、叢進、王年一、張天榮、卜偉華編寫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該書的前言注明，全書的編寫組織工作由馬齊彬、陳文斌負責，並由陳文斌統稿；各個曆史階段分別由不同的學者撰稿，其中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撰稿人是王年一。
　　關於毛澤東的”政治遺囑“，該書的表述如下：
　　6月15日  毛澤東在病情加重的情況下，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對他們說，人生70古來稀，我80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8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與大半年前出版的《大動亂的年代》相比較，王年一對”政治遺囑“作了三處重大的再處理：
　　1. 將《大動亂的年代》中沒有定論的毛澤東召見的兩個時間，定格為1976年6月15日。
　　2. 將可能會引起爭議的”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金城“一句刪除。
　　3. 將”搞得不好後代怎麽辦，就得血雨腥風了“，改為”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
　　小的修改還有：《大動亂的年代》版的”總可以論定了吧“，改為”總可以定論吧“。此外，還有幾處標點符號的改動。至此，”政治遺囑“的形式算是基本固定下來了。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王年一該說變動的隨意性。猶如一塊橡皮泥，搓來揉去，最終捏出個形狀來了。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一書，僅自1989年8月初版至1991年1月，重印了三次，總發行量達4萬餘冊。由於該書受歡迎的程度和濃厚的官方色彩，使”政治遺囑“散布範圍更為廣大。
　　（二）胡繩對毛澤東”政治遺囑“的有關論述
　　1993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著名曆史學家、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胡繩為將在北京舉行的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提供的一篇文章《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文中提及：
　　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幾個月，社會上傳出了他的一段話。這時，”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經臨近尾聲，但誰也不知道局勢將如何發展。據說那年4月30日毛主席講的這段話，說的是他對自己一生的回顧和後事。他是這樣說的：“中國有句成語，叫做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這段話中最重要的是說：“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他說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勝利，取得了全國政權。他說：“對這件事，持異議的甚少。隻有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個海島（這是指台灣--引者）收回罷了。”然後他講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們也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對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看來毛主席那時確實在病榻上對少數幾個人講過這樣一段話。記錄是否絕對準確，固然很難說，但恐怕是八九不離十吧。
　　一個多星期後，12月26日，胡繩在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上發言，就《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發表後遇到的一些問題“簡單地說幾點意見”時稱：
　　第七點，我的文章最後說到，毛主席臨終前不久，講他一生做了兩件大事。講話的時間是6月13日，不知怎麽，錯寫成4月30日，應該改正。前年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胡喬木同誌曾經建議把毛主席的這段話引用上，證明毛主席到最後對“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為這本書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這段話，還得加寫些別的，所以沒有引用。現在我在這篇文章中引用了，也算實現喬木同誌的一個囑咐。不過，這裏也沒有引用全。毛主席說，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說對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根據這兩句話也許還不足以證明他這時候對“文化大革命”已經失去信心了。實際上他下麵還有幾句話。他說：“這兩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說台灣還沒有收回）都沒有做完，這筆遺產將移交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來要在動蕩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風。”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3個月，身體很壞，心情很傷感。自然規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長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慮這些問題。（胡繩：《對<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的幾點說明》，載《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2期）
　　胡繩上述文章和講話，基本上肯定了毛澤東“政治遺囑”的存在。奇怪的是，胡繩兩次對“政治遺囑”的引述都是片斷式的，很不完整。然而，胡繩的文章和講話，有數處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1. 在1993年12月17日發表的文章中，胡繩稱毛講話的時間“據說”是在1976年4月30日。在12月26日發言時，又更正為6月13日。雖則很快作出了糾正，惟為什麽會發生“錯寫”日期的差錯，胡繩其實沒有交代清楚。
　　2. 胡繩更正說，“講話的時間是6月13日”，又在1月13日、6月15日兩個說法之外，多了一個說法。
　　3. 胡繩說，“政治遺囑”是“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前幾個月”社會上傳出的。這就說明，官方的曆史學家也承認“政治遺囑”最初的傳播途徑是出自於民間而並非出自官方自己的正式渠道。且不說這個“社會上傳出”可信不可信，既然是“社會上傳出”的東西，作為嚴肅而又嚴謹的曆史學者，胡繩怎麽能得出“看來毛主席那時確實在病榻上對少數幾個人講過這樣一段話”的結論？！
　　4. 胡繩還說，“記錄是否絕對準確，固然很難說，但恐怕是八九不離十吧。”這似乎不應是一位嚴謹的曆史學者所說的話。
　　畢竟胡繩曆史上曾擔任過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等一係列重要職務，他的社會和學術地位遠遠高於王年一。經他這麽一宣揚，尤其是他稱“前年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時，胡喬木同誌曾經建議把毛主席的這段話引用上”，這樣，以胡喬木的身份和口吻來說事，似乎就更具有了官方最高權威的認可。由此，胡喬木、胡繩、王年一眾口一詞，黨史界對毛澤東的“政治遺囑”的存在似乎已成了定論。
　　（三）質疑的聲音
　　學界對毛澤東的“政治遺囑”，雖然引用非常廣泛，可謂耳熟能詳，但私下裏也一直是有些疑問之聲的。如談話時間、在場都有誰等等，早就有人提出過意見，希望有關方麵能搞得更準確些。但公開對其真偽有無提出質疑的，還是最近不久前的事情。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深研究員李海文，在2013年初撰文稱：“有人建議將這段話選入毛澤東選集或全集。研究曆史，出選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據，或是手稿，或是講話記錄稿，於是就查這段話是否有原始文字記錄。”“當時，因為要出版毛澤東選集、全集，從全國各地集中了大量資料，直接從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拿到許多檔案，但是沒有查到有關這段話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也沒有發表這段話，也證明這段話沒有手稿或其他原件。”
　　李海文又講：“毛澤東是不是向華國鋒講過這個話？1993年12月，電視專題片《毛澤東》播放的一天晚上，我到華國鋒家裏。華國鋒鄭重其事地說：‘海文同誌！’他從來都稱我海文，這次加上‘同誌’兩字，顯得格外嚴肅和鄭重。聽他這麽叫我，我心中一驚，仔細聽他講下文。他說：‘毛主席從來沒有向我講過這段話。電視裏講的是錯的。’”（李海文：《毛澤東從未向華國鋒談過“血雨腥風”中交班》，載《黨史博覽》2013年第3期）
　　對於胡喬木、胡繩、王年一這些權威人士的權威結論而言，李海文的質疑聲音似乎顯得單薄了些，但卻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在學界和社會上引起了非常強烈的反響。如果這段為各類權威書籍廣泛引用，人們耳熟能詳的毛澤東“政治遺囑”，竟然是查無實據的傳言，這個玩笑可就開得大了！這一傳言，不管其源頭在哪裏，是王年一影響了“兩胡”也好，還是“兩胡”影響了王年一也罷，起碼他們都是樂於相信這個“政治遺囑”是確有其事的，所以不但不會生疑，而且總是要找補漏洞，修正說法，一次比一次說得更圓些。
　　三、《毛澤東傳》：一個注釋的誤導
　　2003年12月，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名義編寫、由逄先知、金衝及擔任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關於毛澤東的“政治遺囑”，該書稱：
　　這一年，毛澤東在他的住地召見華國鋒等，又一次談到自己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他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隻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
　　毛澤東這番話，充分表現出他的複雜心態。他把“文化大革命”列為自己一生當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顯然是不適當的，也不符合實際。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那麽重。明知對這場“大革命”“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經不多了，怎麽交這個班？毛澤東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和不安。
　　在“隻有天知道”之後，該書加了一條注釋：“參見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1977年3月22日。”
　　沒有看過葉劍英講話原文的讀者，很容易誤認為該書所引的“人生七十古來稀”這一整段話，是葉劍英本人所傳達的。其實，這是《毛澤東傳（1949-1976）》編寫者的一個誤導。隻要查對原文就知道，葉劍英這天的講話中，並沒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以後這一整段話，葉沒有說過毛認為對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更沒有說過毛認為“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
　　葉劍英這天的講話，確實多處提及了毛澤東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情”，但其原話及原意與《毛澤東傳》所引的“政治遺囑”大相逕庭。葉劍英的原話是這樣的：
　　我再講一個問題。毛主席生前曾經對我們講過，他一生做了兩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把蔣介石趕到台灣，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一件是，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半個多世紀以來，毛主席領導我們黨進行了二十二年革命戰爭，二十七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主席在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方麵，在軍事理論、文藝理論等方麵，都總結了很多很寶貴的世界僅有的經驗，具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貢獻。
　　葉劍英又稱：
　　毛主席光輝的一生遠遠不隻是做了這幾件事。為什麽毛主席隻講做了兩件事呢？據我的理解，毛主席對他自己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事業，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是能夠鞏固，是不是能夠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之下繼續鬥爭，繼續革命，究竟他自己的事業能不能傳下去，能不能貫徹下去？現在看來，有三條：第一條是，要認真地正確地選擇他自己的接班人，能夠繼承他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在毛主席生前就解決了，很正確地選到華國鋒同誌作我黨的領袖。實踐證明，毛主席是選對了的。第二條是，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繼承毛主席的遺誌，率領全國人民，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這下大家放了心。第三條是，還要考慮到國內的國外的反動勢力的破壞。……總之，從內部來的破壞，可用文化大革命的辦法來解決，從外部來的破壞，可用人民戰爭辦法來解決，這樣，在華主席領導之下，就能保證我國沿著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繼續革命，繼續前進。
　　我再說一遍，毛主席光輝的一生遠遠不隻做了兩件事，為什麽毛主席隻講做了兩件事呢？毛主席所以這樣講，就是我黨我軍我們國家能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能否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主要取決於我國的當權派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我們的國防力量能否擊敗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破壞。隻要我國的當權派不走資本主義道路，跟著華主席繼續幹革命，隻要我們的國防力量能夠擊敗帝國主義特別是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破壞，保證我們國家的安全，獲得和平建設的時間，那麽，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毛主席正確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同誌的領導下，就能夠繼續前進。（葉副主席在中央工作會閉幕會議上的講話，根據錄音整理，1977年3月22日）
　　葉劍英的這段講話，帶有強烈的“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時的語言色彩，葉欲以此表明，華國鋒與他都是繼承和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而且，葉劍英在講話中，並沒有交代毛澤東關於“他一生做了兩件事情”的話，是什麽時候說的？又是對什麽人說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這與坊間所流傳的毛的“政治遺囑”有多麽大的區別！在這裏，既沒有《毛澤東傳》編者所說的“毛澤東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和不安”，也沒有胡繩所說的毛“心情很傷感”，更沒有王年一所說的毛“他悲觀了”。而是表達了信心百倍，必然勝利的情懷。
　　四、《毛澤東年譜》對“政治遺囑”的處理
　　2013年12月，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名義編寫、由逄先知、馮蕙主編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該年譜第六卷第649頁有如下表述：
　　6月  在中南海遊泳池住處同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等談話。毛澤東說：我一生做了兩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把蔣介石趕到台灣，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一件是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這一表達方式，比同為逄先知參與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有很大進步。年譜引用的，基本上是葉劍英的原話，而非坊間所傳的毛的“政治遺囑”，這與年譜在這一段話後所加注釋的前半段“毛澤東說的這段話，轉引自1977年3月22日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大致是吻合的（如果用挑剔一點的眼光看，還是用“參見”比“轉引自”葉講話為好，因為它終究與葉講話還是略有不同）。可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實際上是對《毛澤東傳（1949-1976）》的張冠李戴作出了更正。
　　但是，上述表述方式依然存在兩個不能讓人滿意之處。其一為談話時間，其二為談話對象。年譜的編者將毛這段談話放在這一時間段（1976年6月），並將談話對象認定為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等幾人，都是沒有可靠的依據的，故而也是不合適的。
　　我們認為，毛澤東是極有可能講過葉劍英轉述的類似說話的，而且，極有可能講過多次。雖然談話的對象尚不能確定，但時間應大致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至1975年10月毛遠新充任其“聯絡員”之前。其實，《毛澤東傳（1949-1976）》本身引用過的兩個材料即可見其蛛絲馬跡。其一為毛的護士長的回憶：“見過尼克鬆後，有一天他對我說：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我說：你做了那麽多的事，怎麽隻有兩件？他說：值得提的就是這兩件。”（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年1月18日。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頁1645）其二為毛的機要秘書的回憶：“七三年，在遊泳池開政治局會議。他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我在場。”（訪問張玉鳳談話記錄，2001年12月12日。載《毛澤東傳（1919-1976）》下，頁1645）
　　《毛澤東年譜（1949-4976）》在引述“葉劍英版”的毛的談話之後，所加的注釋後半段是：“關於毛澤東說他一生中做了兩件事，在一些書刊中曾經流傳一種說法：人生七十古來稀，……你們怎麽辦，隻有天知道。對上述說法，本書編者沒有查到檔案根據或其他第一手權威材料。”
　　以上所引注釋省略了的內容，與《大動亂的年代》1996年版的“政治遺囑”基本一致，僅有三處改動：一是“蓋棺定論”改為“蓋棺論定”；二是“總可以定論了吧”改為“總可以論定了吧”，三是“紫金城”改為“紫禁城”。
　　那麽，“王年一版”的毛澤東“政治遺囑”是從哪裏來的呢？筆者認為，這絕不會是王年一自己編造的，肯定有所本。在王年一寫作《大動亂的年代》時，正是中共全黨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整黨運動時期。“徹底否定”的難點是如何看待毛澤東的曆史責任問題，很多官方理論權威都想找出一個更好的解釋。而讓毛澤東自己承認“文革”失敗了，他對“未來”悲觀失望了，是一個比較理想的解釋。這樣，在思想理論界內部探討中的一些觀點和想法，在流傳開來的過程中，很可能會附著在某位中央高層人士身上，甚至可能最後成為毛澤東自己的東西。這是在某些政治流言流傳過程中經常出現的情況（著名者有1970年代流傳的毛澤東對江青的嚴厲批評：“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事後證明，這不過是流言製造者的一廂情願）。我們不難看出，這個毛澤東的“政治遺囑”與“整黨”思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完全吻合於八十年代“整黨”時官方的主流論點，而與剛剛粉碎“四人幫”時官方主流觀點差距很大。王年一輕信了出自於民間的內部小廣播，於是，就有了這份毛澤東的“政治遺囑”的出籠。當然，這也僅僅是我們的推斷，但我們認為，以上流傳過程的推斷，才應“恐怕是八九不離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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