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一方針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七二一方針，又稱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是中華民國政府宣稱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中國抗日戰爭時對其所轄部隊的作戰指示。 2015年9月2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台北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講話時便提及此主張，藉此批評中共在紀念抗戰時抹殺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的貢獻，並重申國民政府是對日抗戰領導中國的“唯一政府”，國軍主導抗戰是曆史事實[ 1]。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輿論中，既有認為該說法詆毀是遊擊戰的觀點，亦有認為中共確實實行消極抗戰方針的輿論觀點，他們將中共在抗日戰爭敵後戰場的遊擊戰通俗的概括為“遊而不擊[2]”。
來源
七二一方針，最早可見於抗戰時國民政府的宣傳[3]：“毛澤東向其部隊訓話，指出抗戰是中國共產黨發展之絕好良機，其策略：七分發展實力，二分應付政府，一分抗日”[4]: 122 。 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中正曾在日記中寫到“[...]中國共產黨思乘對外戰爭之機會，發動其陰謀，當設法防止之“。 [5][6]
《共產黨在中國》
李法卿訪問記，《共產黨在中國》第324頁
李法卿訪問記，《共產黨在中國》第325頁
1943年7月，署名編著者為青白出版社，交華嚴出版社[a]出版的《共產黨在中國》一書中[7]： 324–327 ， 提到了七二一方針。
李法卿訪問記（節錄）
巢父[b]
『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這就是今日的共產黨！
自蘇日成立協議，不僅一般民眾頓覺中共過去的一切宣傳全是欺騙; 即中共一般黨員亦多憤慨激昂。 隴東賴輝煌[c]等一千三百餘中共黨員因此而宣布脫黨，晉冀一地之中共一般中下級幹部脫黨的更多。 最近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李法卿君竟率領幹部四百五十餘人公開聲明脫離共黨[8]。 （中略）李君是河南人，骨頭臉，長身材，看上去倒像一個小商販。 （中略）參加中共已十多年。
李君說，他隨紅軍十二方麵軍到達陝北的時候，曾受了一年的嚴格訓練。 抗戰後，隨十八集團軍出發; 在出發之前，毛澤東朱德召集訓話，指示工作方針。 朱毛特別聲明，中日戰事實為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他們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 （後略）
本書中，有提到了七二一方針三階段的詳細步驟，其目標最終為'喧賓奪主'，後'代替國民黨的領導權'、以對日軍'進行夾攻'。 而七二一方針之計劃，朱毛還特別要求幹部們『保守絕對秘密』，李君想來『到真覺得有點對不住他們』[d]
而在徐恩曾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了當年曾破獲新華社地下諜報工作站，逮捕了11名中共秘密訓練特工人員時，還意外抄獲了毛澤東所撰的教材文件，內容沒提及七二一方針，或者類似的字句，但和李君所說的大致相符[9]。 徐文中述及，當他把文件交給高層後，蔣戒心大起。 故從此文可推知，蔣之後急電中共說明，朱德與毛澤東再電覆蔣介石絕無此事，又可從電文中看出當時七二一方針的類似傳聞是存在的[10]。 不過，徐的回憶錄當中也沒提及七二一方針，或者類似的字句，僅有提到毛澤東藉由假裝被收編，實際則趁抗戰時擴大實力的三階段奪權計劃。
另外，在秦孝儀主編的《中華民國重要史料》也提到了李法卿之說[11]： 357–359 ，在該書中稱摘自總統府機要檔案，故古屋奎二所著的《蔣總統秘錄》也提及此事，應屬於同一來源。 陳布雷等亦稱中國共產黨密令幹部，利用抗戰機會，圖謀發展，強調七分擴張勢力，二分對付中國國民黨，一分抗日[12]： 38 。
但美國史丹佛大學研究中共統戰的範力沛教授在其著作《Enemies and Friends》中認為該說法來源不可信[13]。
魏德邁報告
1947年9月19日，魏德邁率團訪華考察歸美後，在華盛頓向國務卿馬歇爾呈交了《魏德邁報告》，內稱[14]：
1937年10月，毛澤東給部下傳達指示： “中日戰爭為我黨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擴張機會。 我們的固定政策應該是百分之七十的擴張，百分之二十應付國民黨，百分之十抵製日本。 執行這一固定政策有三個階段：第一個是妥協階段，在這一階段，應作出自我犧牲，以顯示我們在表麵上服從中央政府，堅持三民主義，但實際上這將成為我們黨存在和發展的偽裝。 第二是競爭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應該用兩三年的時間來奠定我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的基礎，並發展這些力量，直到我們能夠與國民黨相抗衡，並打破國民黨，消除後者在黃河以北的影響。 在等待事態發展的同時，我們應該給日本侵略者以某些讓步。 第三是進攻階段，我們的部隊應深入華中，切斷中央政府部隊在各個地區的通訊，孤立和驅散他們，直到我們準備好反攻，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領導權。 ”
《魏德邁報告》注明來源是弗雷達?厄特利1947年出版的Last Chance in China，該書注明來源是1941年對國民參政會提出的《中國共產黨問題檔案》，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於1944年在重慶出版。 [15]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蔣介石在1965年10月10日的《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也提到了此方針[16]。
(前略)
當二十世紀初期，由於北京義和團之亂，乃造成了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國恥，惟當時以美國主持正義，保全了中國的獨立統一，始幸而免於瓜分之禍。 然自日本軍閥，挑起了沈陽九一八事變，再繼之以蘆溝橋七七事變，與上海八一三事變，民族危亡的慘劇，乃愈演而愈烈！ 我們政府為挽救國家民族的厄運，即不得不決定全麵抗戰，堅持到底的政策，於是亦接受了中共悔禍投誠，即其所謂「共赴國難」的四項原則，它說：「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揮;」「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於是政府乃收編了它陝北的殘餘匪軍，和江南各地的股匪。 初不謂共匪*****狼子野心，竟玩弄其邪惡的「兩手」，方其投降宣言，墨瀋未幹，正當日軍全麵入侵之際，乃即公然揚言，要「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
（省略）
按照蔣介石對全台灣軍民的說法，在日本全麵進攻後不久，中共即以'公然揚言'（可能是廣播或者報紙）的方式發表了七二一方針的類似宣言; 而《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亦持此說。
《中共史論》郭華倫著
在郭華倫所著的長篇中共史研究作品《中共史論》第四冊中，提到了蘇聯漢學家克林諾夫曾於1970年5月間寫了一篇評論，當中也記及此事：
（前略） 一九四一年七月，蘇聯通知延安，日本正在向大陸派遣有充分戰鬥準備的軍隊，並且請求采取有效的措施，牽製日本軍隊，不讓他們集中在通向蘇聯邊界的地區，例如，請求破壞鐵道交通。 但是毛澤東和過去一樣，沒有理睬這個請求。
一九四一年一月，共產國際代表直接向毛澤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一旦日本進犯蘇聯，中共將采取什麽行動呢？ 毛澤東沒有作出直接的答複，後來他破壞了一切旨在采取對日敵對行動的努力。
在國際無產階級、一切進步力量和反帝力量，必須盡最大的努力采取積極的反法西斯行動、這個複雜而困難的時期裏，毛澤東實際上停止了同日本軍隊的戰鬥。 他提出了這樣的方針，即：把百分之十的力量用於同日本作戰，把百分之二十的力量，用以反對國民黨，把百分之七十的力量，用於發展自己的勢力。 （後略）
而在前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高級官員羅滿寧以“奧·鮑裏索夫”的筆名出版的《蘇中關係（1945 -1980）》也提到，毛在抗戰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軍「用一分力量和日本鬥，用二分力量來和國民黨鬥，用七分力量來發展自己」[17]。
《中共黨的策略路線》手冊
1938年春，一本叫作《中共黨的策略路線》的手冊在漢口流傳，據說是張浩（林彪堂兄林育英的化名）1937年2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演講的紀錄。 其中對於統一戰線的說法與中共官方說法非常不同：統一戰線的動機是中共的弱小與瀕臨失敗; 以三民主義作掩護，繼續進行土地革命; 把日本當作頭號敵人是不得以的，但是最終目標是推翻國民黨一黨專政[13][18]。 周恩來指出不存在該講話[3]，但也承認張浩的演講係列中有類似內容[13]。 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中共統戰的範力沛教授認為，此書反應了中共內部認為統一戰線是短期戰術，直接目標還是孤立與摧毀國民黨[13]。
楊奎鬆著作中，引用了張聞天、毛澤東與張浩的說法。 1937年5月，張聞天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上表示，今天聯合資產階級，是為著明天反對資產階級。 毛澤東認為：中共妥協讓步，並不改變革命的目標和政權的性質，而且決不放棄將來由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中國的目標[19]。 張浩說：中共現在讓步，就是要給革命以休養的時間，中共「要爭取全民性的同情和擁護」，要滲透到從國民黨到青、紅幫到保甲及各種各樣的組織和團體中去，爭取民眾。 因此現在隻能以抗日為主，土地革命次之； 但抗日是在明處，土地革命仍可在暗處進行。 一旦「見到革命到了高漲的時候，我們的策略馬上就要改變」。 那時中共就可以將土地革命和階級革命又放在明處，放到前麵來，並再行階級革命的手段了。 楊奎鬆認為，中共中央在國共合作之初，就明確提出了對國民黨既要“聯合”又要“孤立”的雙重方針[20]。
國民黨內部報告
根據現今解密之國府情報檔案報告，國民黨認為中共確有按七二一方針行動：
- 1938年蔣中正接龍雲電稱：汪兆銘臨行時明言與敵倭有約，到港商洽中倭和平事件; 又接張蔭梧電稱：八路軍利用呂正等在冀一年來對寇遊而不擊，對地方假合理擔負之名行階級鬥爭之實等，近衛文麿發表所謂調整國交之荒謬聲明，揚言澈底擊滅抗日之國民政府，與新生之政權相提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21]
- 1940年蔣鼎文電蔣介石：據高仲謙稱，查朱德、彭德懷和八路軍各師長所發表電文，反對陳誠所稱八路軍遊而不擊，延安無一傷兵即是明證。 查此電原稿為毛澤東親擬，用朱德等名義由延安發出，故可作共黨之心理觀及政治觀等。」[22]中共公開的檔案並未顯示毛澤東說過此言論。 而共產黨認為在洛川會議上製定獨立自主的原則，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采取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 不能與七二一方針等同[3]。
- 1943年「張蔭梧電蔣中正：據報共匪仍行反中央政策，向民眾宣傳本黨破壞統一戰線，通令搜集食糧，增加彈藥生產，並嚴令避免與日軍作戰，而專力應付國軍。」[23]
相關旁證
毛澤東言論
張國燾回憶錄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對於1937年8月20日洛川會議內容有如下記載：[24]： 387
他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幸勝之理。 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 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它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麵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根據地。
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央和八路軍應該絕對的維持獨立自主。 他說明八路軍從後仍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 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借口，予以推脫。 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沒有改變著兩個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
廬山會議談話
1959年7月31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曾經發動百團大戰，李銳有如下談話記錄：[25]:?223?
主席：打蔣介石十年，打紅了眼； 抗日一來，蔣介石突然漂亮了，不知道這是暫時朋友，不久以後的敵人。
林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
主席：一些同誌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 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誌。
彭總：黃紹雄很早意識到了。
林彪：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
主席：三個師隻三萬兩千人，號稱四萬八。 當時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
彭總：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 這一仗是幫了蔣介石的忙，但對以後整偽軍有好處。 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守紀律比較注意。
8月1日，毛澤東在繼續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說：
同蔣介石抗日聯合，是暫時的，同國民黨兩次聯合（第一次是同孫中山）是暫時的。 互相利用，暫時同盟，原則恰恰相反：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求生存、擴大，這是己之所欲，難道要資產階級也擴大？ 恰恰相反，己之不欲，自己不生存、不擴大，自己消滅，當然不是； 要擴大； 而且施之於人，不願國民黨擴大，準備條件消滅之。 [25]: 235–236
和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
《毛澤東全集》第51卷記載了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和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談到抗戰時希望日軍進攻重慶：[26]
曆來我們黨，一股風一來，就是…… 比如王明路線吧，各根據地、各白區，主要領導權都拿走。 不到四整年，嗚呼哀哉！ 自稱為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中央蘇區的領導，就是指鄙人，絲毫馬克思主義都沒有。 一股風一來，隨風轉。 多啊，不是個別人。 硬著頭皮頂的是少數。 幸得滕代遠還沒有死。 他可以證明那個立三路線怎麽個鬥爭法，剩下鄙人一票。 就是怕孤立，為什麽隨風轉呢？ 日本人最好擋住在石家莊、太原以北。 可是日本人不聽話，你怎麽辦？ 一直打到廣西、貴州。 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慶、西安去，他也不聽我的呢。 我這個思想，跟列寧接近，叫作半敗北論。 公開擁護蔣介石抗日，反對頑固派，實際希望最好把蔣委員長也打死。 現在此人還沒有落氣，但是不能見人了。
……
關於革命不能有妥協這個學說————不是馬克思主義。 列寧屢次說過，碰到強盜，要嘛就被殺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槍和汽車。 他主張交出手槍和汽車，等到有朝一日有機會，把這夥強盜統統消滅，手槍、汽車都收回。 你們搞的托洛茨基文件，我還沒有看完，看了一部分。 他就是反對布列斯特和約的。 列寧就是主張割地賠款，簽和約。 這個和約是閉著眼睛簽字的。 第一寫上割地，第二是賠款。 德國帝國主義跑了，對付兩方，他也不能兩麵作戰。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來地也沒有割，款也沒有賠，條約一張廢紙，就像尼克鬆講的。
我是半敗北論。 列寧是主張完全敗北，主張政府軍完全被打敗。 那時俄國和日本的軍隊在旅順、大連、遼陽一帶打仗。 越徹底越好，革命就會起來了，俄皇的威信就會完蛋了。 我們打日本，不能學他的全部，實際上要用他的。 蔣介石王八蛋，你幹什麽？！ 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幾百萬軍隊都是反革命的軍隊，跟我們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 我是希望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地方越占得越多越好。
《延安日記》
《延安日記》
季米特洛夫日記
1941年5月18日：[27]
(毛澤東發給彭德懷之電報)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決不可打得太凶。 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凶，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複，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 恩來電是轉給你作參考的，他電中反映國民黨及外國人的壓力，我們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 望按此總方針調節我們的行動，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使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
1944年5月6日，保加利亞共產黨人季米特洛夫在日記中稱：“毛澤東有些片麵地和明顯不適當地評價了國共關係和他們所參加的這場對日戰爭。 …… 事實上，特區領導層相信，蔣介石是目前中共最主要的敵人。 ”特區領導人現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為應付即將到來的國共衝突做好一切準備。 而這樣的作戰實際上一直都在進行，僅僅在1943年裏，“新四軍就對中央軍進行了724次戰鬥，結果，擊斃擊傷8,181人，俘獲9,879人，奪取了34個據點，以及8,622支步槍，507支散彈槍，以及200挺機關槍。 ”因此，日本在4月17日發動的針對河南地區的大規模進攻，明顯地受到了毛澤東等人的歡迎。“ 中共無意在這一地區幫助中央軍防禦日本人的進攻。 ”[28]
雷震遠回憶錄
雷震遠神父在回憶錄《內在的敵人》中稱[29]，共軍將領呂正操曾威脅逮捕自己，理由是救護受傷的老百姓屬於“叛國罪”。 呂正操直言：“日本殺的中國人越多，對中國越有利”，“日本人的屠殺會鼓勵起人民的仇恨，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 那也是激勵人們加入我們隊伍的方法！ ”雷震遠抗議道：“將軍，你沒有出力打日本”，“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這樣龐大的軍隊。 真的我有些驚奇。 你一向強調人民加入你們的部隊去打日本。 但是你並沒有盡力和他們打仗——不常打，打得不起勁。 ”接著，雷震遠與呂正操展開如下對話：
“我們的最大敵人不是日本”，他說。
“不是日本？” 我驚奇地反問。
“不，不是的”，他憤然說出。
“誰是你們的大敵人？” 我問道。
“蔣介石，他是我們的大敵”。 呂正操說。 “正因為蔣介石是我們的大敵，中國共產黨才不能全力打日本。 我們不能讓日本在中國太強，但是我們也不能對他們拚命作戰而使他們太弱。 假如日本太強，共產主義便無法在中國獲勝。 假如日本太弱，蔣介石便不會失敗”。
學界看法
- 劍橋大學方德萬教授認為共軍是以保存實力為主。 如中國通約翰·佩頓·戴維斯1945年4月對駐俄大使傅秉常所說，日軍來了共軍就跑，日軍走了共軍又占領村莊。 共軍保存實力以備將來爭權。 共軍為了避免日軍報複而避免攻擊日軍，而因為解放區缺乏軍事價值，日軍對攻擊共軍也不感興趣。 英國的情報來源則說共軍有可觀的軍事實力，但用於抗日上相當保留，因此推論延安與日軍高層應該存在某種勾結。 [30]
- 陳永發：國民政府這種指責，預先假定應付、擴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畫分，而相互之間是此長彼消，此消彼長的關係； 中共為了擴大，故意犧牲抗日，而為了應付國民政府的反對和鎮壓，也故意減少抗日活動。 對於中共，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謬絕倫。 他們並不諱言自己確實是在擴大實力，不過堅持擴大實力是為了抗日，以備有朝一日對日軍反攻，而由於國民政府不給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許中共擴大實力，所以中共必須應付。 對中共而言，國民政府可以截然畫分為三的，其實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31]
- 劉維開：所謂「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壯大自己」的說法，國府強調是來自中共內部情資，就中共在抗戰中的作為而言，的確是不介入日軍與台軍的「正麵戰場」，以敵後遊擊為主。 既然是打遊擊，當然要建立並鞏固根據地，並且趁機壯大自己實力，因此即使公文上沒有這句話，但整體策略的確是如此，不過「換成任何政治團體，那時大概也都是這麽做」。 [32]
- 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範力沛教授（Lyman P. Van Slyke）的評論是有沒有這個指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的確在執行這一策略。 [33]他認為七二一方針係捏造，這個問題涉及國民黨曆史的誠實問題。 範力沛還說，在某些時刻某些地方，中共的實際行為接近於這種力量劃分。 [1]
- 已故旅美史家唐德剛認為：“毛氏是否說過這句話？ 這句話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對毛公的造謠？ 曆史家無徵不信，都應存疑。 但是曆史家可以肯定的說，這是最高明的一著棋！ 國民黨的爛特務中，還沒有造這項謠言的智慧。 …… 未及三年，區區的兩三萬人的小小「八路軍」，便發展成擁有五十萬槍兵的大軍了（讀者不妨參閱目前最新的史料，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頁四一八）。 你能說毛主席的‘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訓辭是假的？ 曆史確實是這樣發展的嘛。 ”[34]
- 中國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楊奎鬆認為：關於七二一方針，“以當時形勢與戰局變動之複雜，和毛、朱等對國共關係狀況及中日戰局變化了解之局限，是根本不可能預想和設計出來的。 ”但楊教授也同意，到了1940年中共中央“確是將軍事發展放在了決定性的位置上，並且具體規劃了‘在堅持遊擊戰爭的總的任務下，掃除一切投降派頑固派的進攻，將整個華北直至皖北、江南打成一片，化為民主的抗日根據地，置於共產黨進步勢力管理之下，同時極大發展鄂中與鄂東’的大發展目標及其實際步驟。 但是，這畢竟是1939年國共兩黨關係發生急劇改變之後的情況了，與1937年抗戰爆發初期的情況不能混為一談，更不能張冠李戴。 ”[35]
相關條目
備注
- 青白出版社、華嚴出版社當時都是國民黨所屬，以發行反共文學為主。
- 巢父為記者的筆名
- 賴輝煌時任中共鎮原縣委宣傳部長。
- 出處同前，引號內原字照錄。
參考來源與注釋
外部鏈接
--------------------------------------------------------------------------------------------------------------------------------------
上麵都是維基上關於偉大領袖毛主席抗日戰爭中獨創的策略-“七二一方針"的來龍去脈。
我看到史學界的評論特別有趣：
- 已故旅美史家唐德剛認為：“毛氏是否說過這句話？這句話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對毛公的造謠？曆史家無徵不信，都應存疑。但是曆史家可以肯定的說，這是最高明的一著棋！國民黨的爛特務中，還沒有造這項謠言的智慧。……未及三年，區區的兩三萬人的小小「八路軍」，便發展成擁有五十萬槍兵的大軍了（讀者不妨參閱目前最新的史料，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頁四一八）。你能說毛主席的‘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訓辭是假的？曆史確實是這樣發展的嘛。”[34]
-----------------------------------------------------------------------------------------------------------------------------------------
到底偉大領袖毛主席有沒有發出這一偉大指示？
大家知道，這偉大指示，如果一旦公開出去，首先蘇俄爹就會不高興，蘇俄斯大林當年就給了毛一百萬美元用於打日本。其二是破壞抗戰，打擊士氣，也會給我黨帶來不良影響。須知，當年大批抗日女青年投奔延安，就是因為想抗日。而毛偉人的“721方針”，對壯大我黨我軍我根據地人民有利，但對我黨我軍及毛偉人的聲譽和形象會造成嚴重打擊。原來想投奔延安的抗日女青年可能就打消去延安的主意而改去重慶了。
這玩意的確就像臭豆腐，吃吃香，聞著臭，當然不會給普通人看的，平時當然得藏得封得嚴嚴實實。
但是不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收到怎樣的效果才是最真實的，是可以Reflected出來的。
史學家唐德剛的分析一針見血：
1、未及三年，區區的兩三萬人的小小「八路軍」，便發展成擁有五十萬槍兵的大軍了
2、你能說毛主席的‘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訓辭是假的？曆史確實是這樣發展的嘛。
3、曆史家無徵不信，都應存疑。但是曆史家可以肯定的說，這是最高明的一著棋！國民黨的爛特務中，還沒有造這項謠言的智慧
而再看該「七二一方針」的來源：
民國卅二年（1942）七月，署名編著者為青白出版社，交華嚴出版社出版的《 共產黨在中國 》一書中，提到了「七二一方針」。
李法卿訪問記（節錄）
『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 』這就是今日的共產黨！自蘇日成立協定，不僅一般民眾頓覺中共過去的一切宣傳全是欺騙；即中共一般黨員亦多憤慨激昂。隴東賴輝煌等一千三百餘中共黨員因此而宣布脫黨，晉冀一地之中共一般中下級幹部脫黨的更多。最近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李法卿君竟率領幹部四百五十餘人公開聲明脫離共黨。 （中略）李君是河南人，骨頭臉，長身材，看上去倒像一個小商販。 （中略）參加中共已十多年。
李君說，他隨紅軍十二方麵軍到達陝北的時候，曾受了一年的嚴格訓練。抗戰後，隨十八集團軍出發；在出發之前，毛澤東朱德召集訓話，指示工作方針。朱毛特別聲明，中日戰事實為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他們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 (後略)
--------------------------------------------------------------------------------------------------------------------------------
上麵的“蘇日成立協定”， 應該是1940年，蘇聯和日本簽訂和平協議，如此，中共抗日的最後一道壓力全無。日蘇和約簽訂後，蘇聯承認偽“滿洲國”，中共偽政權也因為沒有蘇聯壓力，更加不抗日反而是更肆無忌憚地襲擊國軍和抗日遊擊隊。
根據上麵的文章，中共黨內很多真心抗戰的愛國仁人誌士，紛紛逃離中共偽政權，投奔國民政府。
而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李法卿，是一個老紅軍，竟率領幹部四百五十餘人投奔國民政府。
這個“七二一方針”，也被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下騎兵連擔任黨支部書記的李法卿給泄漏了出去。捅了馬蜂窩。
毛澤東的抗日策略是什麽呢？ 得從1937年8月洛川會議講起。
根據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國燾在《我的回憶》所述，盧溝橋事變後，毛澤東等人很擔心南京不能堅持抗戰——我必須說明，毛擔心的不是中國淪陷，而是蔣介石不抗日，共黨始終會被蔣殲滅——到了8月初，中日戰爭終於在華北大規模爆發，毛澤東等才放下心頭大石。
張國燾憶述毛澤東公開表示：「蔣介石這股禍水終於撞向日本那邊去了。」張聞天也很得意的說：「抗戰終於爆發了，蔣介石已無力危害我們。」那時候，毛領導的紅軍已被國民政府收編為「八路軍」，南京政府便催促八路軍快去山西抵擋日寇。 可毛澤東一直推三阻四，說補給沒齊、編製未定。
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八路軍不好再拖，毛澤東便決定在出兵前舉行一次會議，為中共在抗日時期的全盤政策一錘定音，這就是洛川會議的緣起。 據張國燾所述，毛澤東指出日軍勢力遠勝中國，抗戰決無幸勝之理，又說「目前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以下一番話尤其諷刺：
「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 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勝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他主張八路軍應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麵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根據地。」
正因為毛澤東在1937年下令黨軍「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避開與日軍的正麵衝突」，領導百團大戰的彭德懷在1945年才要當眾懺悔，檢討自己是「民族義憤模糊了階級立場」。
然而那時代中共還是有些正人君子的。 在洛川會議發言者中，大概隻有張聞天跟毛澤東才恬不知恥地公然主張避實就虛，其他如張國燾、周恩來等人都不完全同意毛的計策。 毛見勢色不對，也不爭論，隻提議先休會再算。 三天後，毛拋出一份義正辭嚴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表麵上接受了反對者的意見，令眾人無話可說。
但中共文件的本質是什麽，各位應該心中有數吧。 日本學者遠藤譽翻查第一手史料，在《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明鏡出版，2016）披露了一件事：洛川會議後，毛澤東對八路軍發出絕密口頭命令，內容跟《十大綱領》大異其趣。 這個密令，後來由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下騎兵連擔任共產支部書記的李法卿泄漏了出去。
八路軍由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對軍中幹部曾作出如下的具體指示（引文摘自遠藤譽的著作中文版）：
「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 為使我們的同誌明了其工作，即使在和總部聯絡斷絕的時候，仍能向共同目標努力起見，我樂於為同誌們指出下述的政策。 可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
「第一、妥協階段，在此階段中，應藉自我犧牲，表麵上表示服從國民政府，並奉行三民主義，但事實上隻是掩護本黨的生存發展;
「第二、競爭階段，以二、三年工夫，建立本黨的政治與武力基礎，並繼續發展至能與國民政府抗衡而破壞之為止，同時極力消滅國民黨在黃河以北的勢力;
「第三、進攻階段，在此階段中，深入華中地區，建立根據地，割斷中央軍在各地區的交通，使他們孤立而失去聯係，直至我們反攻力量已準備成熟，然後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領導地位。」
遠藤譽還翻閱了蔣介石的《剿匪戰史》，查出毛澤東領了國民政府的軍費後，原來不是用來作戰，而是「津貼其外圍組織與文化機構，用作破壞國家統一，分裂抗戰陣容之組織、宣傳、滲透與顛覆工作之政治作戰經費」。 遠藤譽不諱言，自己看到蔣介石這段話時，「心中一痛」。
中共所謂抗日，隻出10%的力，卻換來數不盡的好處，不單拖死了蔣介石，更從國民政府甚至日本政府手上騙來一大筆錢，統統用來發展共軍、為中共做宣傳。 想起古書上有寓言說，狐狸窩在城牆，老鼠在土地廟柱上挖洞，大家為免破壞城牆及廟柱，都不敢把狐鼠打出來，狐鼠由是安枕無憂。 在抗日戰爭中九成躺平並趁機斂財的共產黨，根本不是什麽「中流砥柱」，說穿了，就隻是「社鼠城狐」而已。
法廣：台灣有一個特藏室 珍藏中共種鴉片不抗日史料 - RFI -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台灣有一個特藏室 珍藏中共種鴉片不抗日史料
中華民國法務部調查局特藏室珍藏著一批關乎中共黨史的特殊資料，這批涉及中共的一手資料共有一萬7156冊，包括“中共叛亂”、抗日戰爭與建政後的書刊、布告、信函等史料，有些資料中共自己所存甚少，台灣獨家。
中共建政後，延安成了“革命聖地”，現在，延安梁家河也成了習近平如何從當地插隊成長為中共領導人的聖地，經常組織人去“朝拜”，其實，中共當年在延安的曆史根本不像後來所說的那麽光彩。
根據中央社15日報道，特藏室收藏當年中央政府緝毒團調查陝甘寧邊區所轄各縣種植鴉片的麵積書冊，內容詳細到每個鎮約100畝，一個縣500畝，還詳細解釋了鴉片的由來與去向。
例如罌粟花怎麽取得，根據這份調查，當時中共為了獲得種子曾跟日軍勾結，然後再自己培養逐步擴大種植麵積。
根據資料，中共在邊區為壯大實力，向農民收購鴉片用的是自行發行的“邊幣”償付，轉運到外地販售時收取的是“法幣”。
從當年搜集的許多資料看，中共當年所謂對日抗戰采取的是“七二一方針”，國民政府極少搜集到中共與日軍交戰的報告，中共主要的活動幾乎都是在販售鴉片換取法幣，收集各式戰略物資以擴充軍力。
特藏室收藏著毛澤東親筆詩詞孤本，以及對日抗戰三階段論與中共對日“七二一方針”等曆史原件。被國軍策反的中共18集團軍軍官李法卿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期間之整個陰謀』一書中披露，毛澤東朱德在講話中說，“中日戰爭是共產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要利用抗日，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這就是“七二一方針”的親眼親耳見證實錄。
據報道，當年邊區的“後勤支援”，意味著沒有跟日軍作戰，主業是種毒販毒，這也是毛澤東後來多次會見日本人時主動表示感謝日本侵華的主因。戰爭讓共產黨得以喘息並壯大，最終拿法幣跟戰略資源去收拾國民黨軍隊。
中央社引述研究人員指出，毛澤東利用對日抗戰，加上種毒、販毒、搜集法幣與購買物資，八年時間從一千多人發展到十六萬人軍隊，抗戰八年，國民黨越打越累，最後還要跟中共打內戰，這是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