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胡風事件始末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1950年代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場從文藝爭論到政治審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風而得名。在民間和學界被廣泛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生的一場大規模文字獄。由於胡風的文藝理論被部分文藝界人士認為偏離毛澤東紅色文藝理論，胡風及其支持者與周揚等人的文藝爭論被升級為政治批判。隨著事件的發展，中共高層介入文藝爭論並給予胡風“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風等人也因此遭到審判。政治定性後的整個批判運動波及甚廣，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認定78人為“胡風分子”，其中骨幹23人。
當時的中共，利用胡風事件肅清所謂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僅僅兩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還發現了為數甚多的“小集團”。據陸定一後來向蘇聯通報的情況，擬定全國總共審查1200萬人。審查於1955年6月開始，到9月中旬時，已“仔細審查”222萬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萬人，揭露11000個集團和派別。但至1980年代，胡風從政治上、曆史上、文藝思想及文學活動上，獲得全麵徹底的平反，胡風案件也被官方承認為一大“冤案”。
胡風於1933年在上海參加左翼文化運動，形成了一個以他為首的文藝派別。中共一直把他作為進步作家和朋友，1949年邀他參加了全國政協一屆一次全體會議，中共建政後他擔任了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協理事、《人民文學》編輯委員等職務，1954年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1952年文藝界整風，有人開始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6月8日，《人民日報》轉載了胡風派主要成員舒蕪在《長江日報》上的檢討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語中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對此，胡風表示異議，並寫信給周恩來，要求對其文藝思想進行討論。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周揚召集在京的部分文藝界人士同胡風舉行了座談。胡風不承認自己的文藝思想有什麽錯誤。中共認為他堅持錯誤，決定對其文藝思想做公開批判。1953年初，《文藝報》陸續發表了林默涵、何其芳等批評胡風文藝思想的文章，《人民日報》同時做了轉載。胡風不服，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遞交了一份30萬字的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對批評進行了反駁。
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傳部給向中共中央寫報告，說胡風誣蔑黨提出的提倡共產主義世界觀、提倡作家到工農兵生活裏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寫革命鬥爭的重要題材是插在讀者和作家頭上的“五把刀子”， 認為胡風給中央的報告和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主席團聯席會議上的發言是“很有係統地、堅決地宣傳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活動，其目的就是要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製黨的文藝思想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麵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他的這種思想是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報告》請求對胡風的思想“展開討論和批判”，並對胡風小集團中“可能隱藏的壞分子”“加以注意和考查”。26日，中共中央批發了中宣部的報告，並指出，胡風“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
從2月開始，各地紛紛召開文藝界人士、高校師生座談會、討論會，開展對胡風思想的批判。《人民日報》《文藝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紛紛發表文章，也展開了對胡風思想的批判。中國文聯、中國作協也多次舉行活動，批判胡風的思想。
5月13日，《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為題，公布了舒蕪輯錄的部分胡風在解放前寫給他的信以及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並加編者按語指出:“從舒蕪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全國立即掀起了聲討“胡風反黨集團”的運動。
5月18日，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胡風被捕入獄。《人民日報》又將胡風同一些人在解放後的來往信件分類摘錄，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隨後，這三批材料又匯編成書，由毛澤東作序發行全國。全國展開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胡風被監禁了10年之後，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14年。10年已經過去，還有4年監外執行。12月底，胡風走出秦城監獄，全家團聚過了一個春節。春節過後，胡風夫婦被通知離開北京到四川成都去。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胡風夫婦被送到成都西邊的蘆山縣苗溪勞改農場監護勞動。1967年11月，胡風被四川省公安廳押至成都，再度入獄。1970年1月，胡風以“寫反動詩詞”和“在毛主席像上寫反動詩詞”(其實是在報紙空白處寫詩)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會加判無期徒刑，不準上訴。他被戴上手銬，押至大竹縣第三監獄。粉碎“四人幫”後，1978年，胡風被釋放出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80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審查結論，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是一件錯案。
胡風案中表現出的一係列現象也被視為文革的“熱身”：憑空捏造、輿論動員、全國聲討，從行動到大批判語言都驚人的類似。由舒蕪“獻私信構築‘反革命材料’，賣友求榮的道德敗壞倡導，導致此後打小報告、作竊聽機器者群起，知識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潰，假大空盛行。同時，當時的大陸媒體，尤以《人民日報》為首，受到政治幹預，完全成為政治宣傳機器，用政治鬥爭代替學術討論，“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新聞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損害。”
由於胡風案件已有定論，今天的史學和文學界公認為，由於此前已經有過對胡適、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風，胡風案件以及此後掀起的對知識分子的整肅和清理使得當時的知識界噤若寒蟬。由於時代變遷，帶有民國身份的諸多知識分子“心驚膽跳”，“畏罪自殺”的事件時有發生。雖然1955年之後胡風案及其帶來的整肅運動最為狂暴的時期已經過去，但“知識界空氣空前沉悶，知識分子心情壓抑，意誌消沉，政治熱情、工作熱情受到嚴重挫傷”。最為脆弱、敏感的文藝界批判後的蕭條表現的尤為明顯。此後的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問題，進一步加劇了文藝界的緊張氛圍。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筆，前解放區的作家也屢受批判，文藝作品不但數量少，而且題材狹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現象嚴重。而對胡風案和此後的整肅運動造成了知識分子群體性的疑慮、壓抑和恐懼，他們對此極為不滿。肅反的擴大後來為1957年“鳴放”運動中表達最多的一個話題，同時缺乏真實客觀的信息為依據，中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影響。一定程度上為反右運動埋下了伏筆。
附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按語
毛澤東
1）宗派，我們的祖宗叫作“朋黨”，現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攤子”，我們聽得很熟的。幹這種事情的人們，為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往往說別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則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沒有宗派的。胡風所領導的一批人，據說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個具有“資產階級理論”“造成獨立王國”的共產黨宗派所“仇視”和“迫害”，因此，他們要報仇。《文藝報》問題，“不過是抓到的一個缺口”，這個“問題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麵”，“透出這是一個宗派主義統治的問題”，而且是“宗派和軍閥統治”。問題這樣嚴重，為了掃蕩起見，他們就“拋出’了不少的東西。這樣一來，胡風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許多人認真一查，查出了他們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集團。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裏。過去說他們好象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複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他們隨時隨地尋找我們的缺點，作為他們進行破壞活動的借口。那個地方有他們的人，那個地方就會生出一些古怪問題來。這個反革命集團，在解放以後是發展了，如果不加製止，還會發展下去。現在查出了胡風們的底子，許多現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釋，他們的活動就可以製止了。
2）蘆甸這種以攻為守的策略，後來胡風果然實行了，這就是胡風到北京來請求派工作，請求討論他的問題，三十萬字的上書言事，最後是抓住《文藝報》問題放大炮。各種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當著他們處在不利情況的時候，為了保護他們現在的生存，以利將來的發展，他們往往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或者無中生有，當麵造謠；或者抓住若幹表麵現象，攻擊事情的本質；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擊一部分人；或者借題發揮，“衝破一些缺口”，使我們處於困難地位。總之，他們老是在研究對付我們的策略，“窺測方向”，以求一逞。有時他們會“裝死躺下”，等待時機，“反攻過去”。他們有長期的階級鬥爭經驗，他們會做各種形式的鬥爭——合法的鬥爭和非法的鬥爭。我們革命黨人必須懂得他們這一套，必須研究他們的策略，以便戰勝他們。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
3）由於我們革命黨人驕傲自滿，麻痹大意，或者顧了業務，忘記政治，以致許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們的“肝髒裏麵”來了。這決不隻是胡風分子，還有更多的其它特務分子或壞分子鑽進來了。
4）共產黨員的自由主義傾向受到了批判，胡風分子就叫做“受了打擊”。如果這人“鬥誌較差”，即並不堅持自由主義立場，而願意接受黨的批判轉到正確立場上來的話，對於胡風集團來說，那就無望了，他們就拉不走這個人。如果這人堅持自由主義立場的“鬥誌”不是“較差”而是“較好”的話，那末，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險。胡風分子是要來“試”一下的，他們已經稱這人為“同誌”了。這種情況，難道還不應當引為教訓嗎？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錯誤的共產黨員，在他們受到批評的時候，應當采取什麽態度呢？這裏有兩條可供選擇的道路：一條是改正錯誤，做一個好的黨員；一條是墮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內。這後一條路是確實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裏招手呢！
5）如同我們經常在估計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力量對比的形勢一樣，敵人也在經常估計這種形勢。但我們的敵人是落後的腐朽的反動派，他們是注定要滅亡的，他們不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他們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和形而上學的方法，因此他們的估計總是錯誤的。他們的階級本能引導他們老是在想：他們自己怎樣了不起，而革命勢力總是不行的。他們總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們的力量。我們親眼看到了許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軍閥，日本軍國主義，墨索裏尼，希特勒，蔣介石，一個一個地倒下去了，他們犯了並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動的錯誤。現在的一切帝國主義也是一定要犯這種錯誤的。難道這不好笑嗎？照胡風分子說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嗚呼完蛋”的，這種力量不過是“枯黃的葉子”和“腐朽的屍體”。而胡風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雖然“有些脆弱的芽子會被壓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卻“正衝開”什麽東西而要“茁壯地生長起來”。如果說；法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裏至今還有保皇黨的代表人物歐話，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剝削階級徹底滅亡之後多少年內，很可能還會有蔣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動著。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遠不會承認他們的失敗的。這是因為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
6）這封信裏所謂“那些封建潛力正在瘋狂的殺人”，乃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對於我國人民革命力量鎮壓反革命力量的偉大鬥爭感覺恐怖的表現，這種感覺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階級、集團和個人。他們感覺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眾感覺高興的事。“史無前例”也是對的。從來的革命，除了奴隸製代替原始公社製那一次是以剝削製度代替非剝削製度以外，其餘的都是以一種剝削製度代替另一種剝削製度為其結果的，他們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作徹底鎮壓反革命的事情。隻有我們，隻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是以最後消滅任何剝削製度和任何階級為目標的革命，被消滅的剝削階級無論如何是要經由它們的反革命政黨、集團或某些個人出來反抗的，而人民大眾則必須團結起來堅決、徹底、幹盡、全部地將這些反抗勢力鎮壓下去。隻有這時，才有這種必要，也才有這種可能。“鬥爭必然地深化了”，這也說得一點不錯。隻是“封建潛力”幾個字說錯了，這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一語的反話，如同他們所說的“機械論”是“辯證唯物論”的反話一樣。
7）還是這個張中曉，他的反革命感覺是很靈的，較之我們革命隊伍裏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產黨員在內，階級覺悟的高低，政治嗅覺的靈鈍，是大相懸殊的。在這個對比上，我們的好些人，比起胡風集團裏的人來，是大大不如的。我們的人必須學習，必須提高階級警覺性，政治嗅覺必須放靈些。如果說胡風集團能給我們一些什麽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借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而使我們的革命專政大大地鞏固起來，以便將革命進行到底，達到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