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 -1976）（上）
【原著前言】毛澤東無疑是中國二十世紀最為重要的人物，無疑是給中國這段曆史劃出最深痕跡的人物，不僅曾左右過他生前的中國，而且仍影響著他身後的中國。
中國大陸學者單少傑，以獨立立場、經數載寒暑寫成《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前毛澤東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和美國華裔史學大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為該書作序。
中國大陸學者單少傑，以獨立立場、經數載寒暑寫成《毛澤東執政春秋（1949-1976）》前毛澤東政治秘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和美國華裔史學大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餘英時為該書作序。
李銳先生說：不徹底清理毛澤東的問題，不徹底查明前三十年（1949至1978）走過的大大小小的彎路，不徹底弄清“左”為什麽根深蒂固的全部曆史，我們就還會犯錯誤。單少傑將毛澤東嚴厲地擺在曆史天平上，很少顧忌，暢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本書所引材料是大量而廣泛的，是經得起推敲的。
餘英時教授則指出：單少傑先生費了多年功夫寫成這部《毛澤東執政春秋》，而且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份體現了孟子所謂“大丈夫”的風骨。但本書的價值還遠不止此，他不僅僅是寫一部當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價值係統，使中國人能恢複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思辨理性與實踐理性，真與善，兼收而並蓄，是本書的一個顯著特色。
單少傑1953年出生於安徽省合肥市。1978年畢業於安徽師範大學。198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後留本校哲學係任教至今。
其部分論著有：《論唯心主義這朵生長在人類認識樹上的無果花》，《論哲學批判》，《中國古典直覺思維概論》，《當代中國：信仰危機緣於偽善之風》，《中國改革的整體性視角》，《發展的整體性主題》，《發展的非均衡性考察》，《人文學科建設中的個案研究》。《主客體理論批判》曾獲《中國社會科學》優秀青年論文獎。曾獲霍英東教育基金會高等學校青年教師研究類一等獎。
第一篇 導論：暴力與政權
引言
1893年，毛澤東誕生於湘潭韶山。這一年是舊曆癸巳年，即“蛇年”。不過，毛似乎不屬“蛇”而屬“龍”。
56年後，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操著一口湖南土腔宣告一個新國家誕生了。餘音繚繞之際，隆隆炮隊碾壓過長安街麵，滾滾人潮翻湧在金水橋前。
正是以這一年為界，中共黨史被分成為“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兩大階段。百年中國也就有了“解放前”與“解放後”兩個世界。
正是以這一年為界，一些人半生戎馬、半生新貴，另一些人半生縱橫捭闔民國官場、半生登高山兮望我大陸。
毛澤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前者，他從中國最貧瘠的地方，拉起了一支最強悍的隊伍，打了一場最難打的戰爭，走了一條最難走的路，並最終走進了北京城。後者，他憑借新國家的力量，對抗美國，頂撞蘇聯，爆了核彈，發了衛星，但也引發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製造了殃及上億人的大冤獄。
毛澤東做這兩件大事功過如何？
前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評價道：
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毛做後一件大事，三分成績七分錯誤。
陸定一有六十餘年共產黨人生涯，走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管過全黨宣傳工作，有閱曆，也有眼光。陸還長期在中央工作，受毛直接領導，對他既有就近觀察的機會，又有身臨其境的感受。該部長對該主席的評價，當屬知根知底者言。
當然，陸公評說不可能價值中立，而多有政治傾向。他所謂“成就”即於中共有利，所謂“錯誤”即於中共有害。在他看來，毛做第一件大事之所以有功就在於使中共較快地奪得天下，做第二件大事之所以有過就在於使中共差一點丟了江山。
對於毛所做的兩件大事以及陸所作的相關評價，人們可以提出這樣一些問題：
毛奪取政權與毛執掌政權有何聯係？
其“大功”對其“大過”有何影響？
在其奪權業績與其執政業績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反相關關係？
這種反相關關係可表述為，暴力革命越成功，和平經營就越有可能遭致失敗；或暴力革命勝利得越徹底，就越有可能給由暴力做成的政權帶來較難治愈的後遺症。
這些問題均可被提升為一個更一般亦更基本的問題：
暴力與政權關係究竟如何？
引言
1893年，毛澤東誕生於湘潭韶山。這一年是舊曆癸巳年，即“蛇年”。不過，毛似乎不屬“蛇”而屬“龍”。
56年後，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操著一口湖南土腔宣告一個新國家誕生了。餘音繚繞之際，隆隆炮隊碾壓過長安街麵，滾滾人潮翻湧在金水橋前。
正是以這一年為界，中共黨史被分成為“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兩大階段。百年中國也就有了“解放前”與“解放後”兩個世界。
正是以這一年為界，一些人半生戎馬、半生新貴，另一些人半生縱橫捭闔民國官場、半生登高山兮望我大陸。
毛澤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前者，他從中國最貧瘠的地方，拉起了一支最強悍的隊伍，打了一場最難打的戰爭，走了一條最難走的路，並最終走進了北京城。後者，他憑借新國家的力量，對抗美國，頂撞蘇聯，爆了核彈，發了衛星，但也引發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製造了殃及上億人的大冤獄。
毛澤東做這兩件大事功過如何？
前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評價道：
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毛做後一件大事，三分成績七分錯誤。
陸定一有六十餘年共產黨人生涯，走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管過全黨宣傳工作，有閱曆，也有眼光。陸還長期在中央工作，受毛直接領導，對他既有就近觀察的機會，又有身臨其境的感受。該部長對該主席的評價，當屬知根知底者言。
當然，陸公評說不可能價值中立，而多有政治傾向。他所謂“成就”即於中共有利，所謂“錯誤”即於中共有害。在他看來，毛做第一件大事之所以有功就在於使中共較快地奪得天下，做第二件大事之所以有過就在於使中共差一點丟了江山。
對於毛所做的兩件大事以及陸所作的相關評價，人們可以提出這樣一些問題：
毛奪取政權與毛執掌政權有何聯係？
其“大功”對其“大過”有何影響？
在其奪權業績與其執政業績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反相關關係？
這種反相關關係可表述為，暴力革命越成功，和平經營就越有可能遭致失敗；或暴力革命勝利得越徹底，就越有可能給由暴力做成的政權帶來較難治愈的後遺症。
這些問題均可被提升為一個更一般亦更基本的問題：
暴力與政權關係究竟如何？
【一】
談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似不能不提這兩個人：
一是毛澤東─提出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論斷；
二是亞裏士多德─闡述了源於暴力的政權易於衰敗的思想。
很可能在許多人看來，這兩個人風馬牛不相及，既有著時間與空間上的巨大跨度：一是今人，一是古人，一是中國人，一是外國人；也有著職業與性格上的顯著差別：一是政治家，一是學問家；一是不亦樂乎於和天地鬥、和人鬼鬥，一是不亦樂乎於漫步花園、逍遙講學。
不過，他們也有相似地方，即都對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有興趣，並都在這方麵有建樹。其中一人本身就是一位馬背君主，憑借暴力打出了一個血染的中國。另外一人自己未能親臨疆場，卻做過一位馬背君主的先生，目睹了這個被稱做亞曆山大大帝的學生如何暴興又如何速衰的過程，還研究過許多希臘城邦因暴力而興因暴力而衰的曆史，留下了一部《政治學》。
他們分別從自身角度揭示了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所涵蓋的兩個顯然有別且又密切相關的方麵：一個著重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前半部份，即暴力可以打出政權來；另一個則著重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後半部份，即用暴力打出的政權容易衰敗。兩者著重點不同，但可前後連接，有很強的相關性。當然，這種相關性主要是解釋意義上的。
本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搞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搞得北伐戰爭、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如火如荼。在這期間，年青的中共犯了一個毛澤東稱之為“書生主觀的錯誤”，即隻做民眾運動，不做軍事運動，不重視建立自身武裝，結果導致了國共分裂後的嚴重局麵：拿槍杆子的國民黨把不拿槍杆子的共產黨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慘痛的失敗使中共領導人終於明白過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沒有共產黨的槍杆子，就沒有共產黨的發言權。於是，他們來到武漢，於1927年8月7日舉行中央緊急會議，做出武裝反抗國民黨決定。正是在此次會議上，湖南辣子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並義無反顧地表達了他不留中央當“書生”而去下麵做“土匪”的決心。(1)
“八七”會議後，毛說幹就幹，策劃秋收暴動，組織工農武裝，建立紅色政權，一幹就是二十二年。從中，人們可以看到槍杆子與政權間所能有的最直接的聯係，既可看到其間質的聯係，即有紅色武裝就有紅色政權，也可看到其間量的聯係，即有多少杆槍就有多大地盤：
當他有了“紅四軍”數千杆槍時，便割據綿延數縣的湘贛邊界；
當他有了“紅一方麵軍”數萬人馬時，便建起縱橫數十縣的中央根據地；
當他有了數十萬“八路軍”、“新四軍”時，便與老蔣、鬼子三分天下；
當他最終有了數百萬“解放軍”時，便一舉奪下中國大陸，並使自己做了紫禁城裏的新主子。
與毛澤東不同，亞裏士多德基本上是一個學者型人物，先在阿卡德米學園當柏拉圖的學生，後到馬其頓王宮任亞曆山大王子的先生，再後又開呂克昂學園做逍遙學派的宗師，一生大多數時間都立於靜僻之處冷觀世事變化。
他在考察希臘城邦政治時，揭示了這樣一種現象：“許多依仗武功的城邦，僅僅適合於戰爭生活，一旦實現霸權而停止戰鬥，就會迅速衰落下去。在和平的年代裏，他們就像一把塵封的鏽劍。”(2)
他以斯巴達為例，指出其國家目標是十分可疑的：
“整個體製都隻是為戰爭服務的，以保證他們能夠克敵致勝。因此，隻要戰爭仍在繼續，斯巴達人就能保持優勢。可是，當他們一旦取得戰爭勝利，便立刻開始衰落下去。因為，他們不懂得如何享用閑暇的時光，不懂得如何處理戰爭以外的事，除了能征善戰外，別無所長。”(3)
他們“在戰爭中，在辛勞中，顯示出很好的質量，但到了和平時，到了閑暇時，就墮落下去，就顯示出某些最卑劣的奴隸質量。”(4)
他還具體地陳述了斯巴達的種種弊端(5)：
在外交上，它常常以一種硬梆梆的缺乏彈性的外交姿態來處理國家間關係，致使“所有鄰邦”，如“阿爾卡斯人，麥西尼亞人，阿卡地亞人都與其長期為敵”，致使自己長期處於嚴峻的國際壓力之下。
在經濟上，它的財產製度導致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它的賦稅政策又致使國庫空虛，結果“國家日漸貪困，私家則日趨貪婪。”
在政治上，它仍保留著長老院組織，可是，“智能猶如身體，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衰弱的”；並且，“身為長老的人在處理公務時常常是徇私舞弊的”。盡管斯巴達也有監察製度，但監察官員們大都對城邦普通公民“太嚴厲”而對自身“太放縱”了。
在社會風氣上，許多斯巴達人好奢侈，好貪婪，尤其好淫亂─亞裏士多德正是據此得出“一切好戰的民族往往好色”的結論，並且好偽善─一麵發誓要遵守嚴格的斯巴達律，一麵又“偷偷地違反法律而去尋求感官的快樂。”
亞裏士多德還考察了所謂“第三種僭主政體”。(6)這也是一種源於暴力的權力體製，其間既有靠著雇傭軍力量上台的僭主，也有靠著武裝民眾力量上台的僭主。後者多曾是平民領袖，故很容易竊用民眾的力量。
這些僭主們一旦執掌大權，就實行個人獨裁製，任意踐踏城邦公民的各種權利。“其統治的目的隻服從於他自己的私利，而不顧及他統治下的人民的利益”。亞裏士多德不無厭惡地稱這種政體為“暴力的統治”，是“世上一切自由人所不能忍受的暴政”。這種暴政也大多不能長壽。
亞裏士多德對“斯巴達”和“第三種僭主政體”的這些論述，似是言猶未盡的，甚至是含沙射影的，即在明說這兩種暴力政權的同時，又影射另一種暴力政權。
就在亞裏士多德主持呂克昂學園期間，亞曆山大正率領他的馬其頓軍團東討西伐、南征北戰，硬是打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軍威、打出了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先生似乎不看重弟子這些赫赫武功，在其著述中不僅不提這個大帝國的事情，反而專揀曆史上那些崛起與馬其頓相類似而結局均不好的政體來大加闡釋。這很像是在借古諷今：明說斯巴達，暗指馬其頓；明斥僭主，暗諷亞帝。先生似是想以古為鑒地告誡學生，刀劍興國的事，開場戲好看，收場戲就難說了。
曆史似也公平，既給弟子提供了表演盤馬彎弓的機會，也給先生提供了顯示遠見卓識的實例。亞曆山大一去世，他用暴力打出的帝國也隨之衰落下來，很快分裂為三，即安提柯王朝、塞留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在漫漫曆史星空中，亞曆山大帝國就像一道閃電，雖耀眼奪目，卻轉瞬即逝。這恰好印證了亞曆山大老師的思想。
盡管先生與弟子有很大差別，一個貶斥暴政，一個推行強權；但師徒二人也有許多聯係，一個把暴力與政權的關係說得頭頭是道，另一個則把弓馬打天下的事情做得樣樣實在。先生說了，弟子做了。先生既可用寫出的文字來予以論證，也可借教出的弟子來加以驗證。對於亞裏士多德來說，《政治學》這部書無疑是他的一篇傑作，而亞曆山大這個弟子何嚐不也是他的一篇傑作。
注解：
(1)參見《“八七”中央緊急會議》，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改數據》第14冊，第1─12頁。
(2)亞裏士多德《政治學》，貝克爾本，1334a；商務中文本1965年版，第392頁；倫敦英文本1912年版，第230頁。
(3)同(2)，貝克爾，1271b；商務，第91頁；倫敦，第56頁。
(4)同(2)，貝克爾，1334a；商務，第394頁；倫敦，第231頁。
(5)同(2)，第二卷，第九章。
(6)同(2)，第四卷，第十章。
談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似不能不提這兩個人：
一是毛澤東─提出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論斷；
二是亞裏士多德─闡述了源於暴力的政權易於衰敗的思想。
很可能在許多人看來，這兩個人風馬牛不相及，既有著時間與空間上的巨大跨度：一是今人，一是古人，一是中國人，一是外國人；也有著職業與性格上的顯著差別：一是政治家，一是學問家；一是不亦樂乎於和天地鬥、和人鬼鬥，一是不亦樂乎於漫步花園、逍遙講學。
不過，他們也有相似地方，即都對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有興趣，並都在這方麵有建樹。其中一人本身就是一位馬背君主，憑借暴力打出了一個血染的中國。另外一人自己未能親臨疆場，卻做過一位馬背君主的先生，目睹了這個被稱做亞曆山大大帝的學生如何暴興又如何速衰的過程，還研究過許多希臘城邦因暴力而興因暴力而衰的曆史，留下了一部《政治學》。
他們分別從自身角度揭示了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所涵蓋的兩個顯然有別且又密切相關的方麵：一個著重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前半部份，即暴力可以打出政權來；另一個則著重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後半部份，即用暴力打出的政權容易衰敗。兩者著重點不同，但可前後連接，有很強的相關性。當然，這種相關性主要是解釋意義上的。
本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搞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搞得北伐戰爭、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如火如荼。在這期間，年青的中共犯了一個毛澤東稱之為“書生主觀的錯誤”，即隻做民眾運動，不做軍事運動，不重視建立自身武裝，結果導致了國共分裂後的嚴重局麵：拿槍杆子的國民黨把不拿槍杆子的共產黨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慘痛的失敗使中共領導人終於明白過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沒有共產黨的槍杆子，就沒有共產黨的發言權。於是，他們來到武漢，於1927年8月7日舉行中央緊急會議，做出武裝反抗國民黨決定。正是在此次會議上，湖南辣子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並義無反顧地表達了他不留中央當“書生”而去下麵做“土匪”的決心。(1)
“八七”會議後，毛說幹就幹，策劃秋收暴動，組織工農武裝，建立紅色政權，一幹就是二十二年。從中，人們可以看到槍杆子與政權間所能有的最直接的聯係，既可看到其間質的聯係，即有紅色武裝就有紅色政權，也可看到其間量的聯係，即有多少杆槍就有多大地盤：
當他有了“紅四軍”數千杆槍時，便割據綿延數縣的湘贛邊界；
當他有了“紅一方麵軍”數萬人馬時，便建起縱橫數十縣的中央根據地；
當他有了數十萬“八路軍”、“新四軍”時，便與老蔣、鬼子三分天下；
當他最終有了數百萬“解放軍”時，便一舉奪下中國大陸，並使自己做了紫禁城裏的新主子。
與毛澤東不同，亞裏士多德基本上是一個學者型人物，先在阿卡德米學園當柏拉圖的學生，後到馬其頓王宮任亞曆山大王子的先生，再後又開呂克昂學園做逍遙學派的宗師，一生大多數時間都立於靜僻之處冷觀世事變化。
他在考察希臘城邦政治時，揭示了這樣一種現象：“許多依仗武功的城邦，僅僅適合於戰爭生活，一旦實現霸權而停止戰鬥，就會迅速衰落下去。在和平的年代裏，他們就像一把塵封的鏽劍。”(2)
他以斯巴達為例，指出其國家目標是十分可疑的：
“整個體製都隻是為戰爭服務的，以保證他們能夠克敵致勝。因此，隻要戰爭仍在繼續，斯巴達人就能保持優勢。可是，當他們一旦取得戰爭勝利，便立刻開始衰落下去。因為，他們不懂得如何享用閑暇的時光，不懂得如何處理戰爭以外的事，除了能征善戰外，別無所長。”(3)
他們“在戰爭中，在辛勞中，顯示出很好的質量，但到了和平時，到了閑暇時，就墮落下去，就顯示出某些最卑劣的奴隸質量。”(4)
他還具體地陳述了斯巴達的種種弊端(5)：
在外交上，它常常以一種硬梆梆的缺乏彈性的外交姿態來處理國家間關係，致使“所有鄰邦”，如“阿爾卡斯人，麥西尼亞人，阿卡地亞人都與其長期為敵”，致使自己長期處於嚴峻的國際壓力之下。
在經濟上，它的財產製度導致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它的賦稅政策又致使國庫空虛，結果“國家日漸貪困，私家則日趨貪婪。”
在政治上，它仍保留著長老院組織，可是，“智能猶如身體，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衰弱的”；並且，“身為長老的人在處理公務時常常是徇私舞弊的”。盡管斯巴達也有監察製度，但監察官員們大都對城邦普通公民“太嚴厲”而對自身“太放縱”了。
在社會風氣上，許多斯巴達人好奢侈，好貪婪，尤其好淫亂─亞裏士多德正是據此得出“一切好戰的民族往往好色”的結論，並且好偽善─一麵發誓要遵守嚴格的斯巴達律，一麵又“偷偷地違反法律而去尋求感官的快樂。”
亞裏士多德還考察了所謂“第三種僭主政體”。(6)這也是一種源於暴力的權力體製，其間既有靠著雇傭軍力量上台的僭主，也有靠著武裝民眾力量上台的僭主。後者多曾是平民領袖，故很容易竊用民眾的力量。
這些僭主們一旦執掌大權，就實行個人獨裁製，任意踐踏城邦公民的各種權利。“其統治的目的隻服從於他自己的私利，而不顧及他統治下的人民的利益”。亞裏士多德不無厭惡地稱這種政體為“暴力的統治”，是“世上一切自由人所不能忍受的暴政”。這種暴政也大多不能長壽。
亞裏士多德對“斯巴達”和“第三種僭主政體”的這些論述，似是言猶未盡的，甚至是含沙射影的，即在明說這兩種暴力政權的同時，又影射另一種暴力政權。
就在亞裏士多德主持呂克昂學園期間，亞曆山大正率領他的馬其頓軍團東討西伐、南征北戰，硬是打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軍威、打出了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先生似乎不看重弟子這些赫赫武功，在其著述中不僅不提這個大帝國的事情，反而專揀曆史上那些崛起與馬其頓相類似而結局均不好的政體來大加闡釋。這很像是在借古諷今：明說斯巴達，暗指馬其頓；明斥僭主，暗諷亞帝。先生似是想以古為鑒地告誡學生，刀劍興國的事，開場戲好看，收場戲就難說了。
曆史似也公平，既給弟子提供了表演盤馬彎弓的機會，也給先生提供了顯示遠見卓識的實例。亞曆山大一去世，他用暴力打出的帝國也隨之衰落下來，很快分裂為三，即安提柯王朝、塞留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在漫漫曆史星空中，亞曆山大帝國就像一道閃電，雖耀眼奪目，卻轉瞬即逝。這恰好印證了亞曆山大老師的思想。
盡管先生與弟子有很大差別，一個貶斥暴政，一個推行強權；但師徒二人也有許多聯係，一個把暴力與政權的關係說得頭頭是道，另一個則把弓馬打天下的事情做得樣樣實在。先生說了，弟子做了。先生既可用寫出的文字來予以論證，也可借教出的弟子來加以驗證。對於亞裏士多德來說，《政治學》這部書無疑是他的一篇傑作，而亞曆山大這個弟子何嚐不也是他的一篇傑作。
注解：
(1)參見《“八七”中央緊急會議》，載國防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改數據》第14冊，第1─12頁。
(2)亞裏士多德《政治學》，貝克爾本，1334a；商務中文本1965年版，第392頁；倫敦英文本1912年版，第230頁。
(3)同(2)，貝克爾，1271b；商務，第91頁；倫敦，第56頁。
(4)同(2)，貝克爾，1334a；商務，第394頁；倫敦，第231頁。
(5)同(2)，第二卷，第九章。
(6)同(2)，第四卷，第十章。
附視頻：善惡隻在一念間—— 解析粟裕與南陽事件 ——細說1958年整肅粟裕大將之謎（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