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發動反右？許多人不知道真相！
作者： 李銳
可是這一年在波蘭（6月）和匈牙利（10月）所發生的事件，使毛澤東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認為知識分子（裴多菲俱樂部）在匈牙利動亂中起了很壞的作用（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個批示中還說到裴多菲俱樂部，可見印象之深）。從這時開始，他就著意考慮怎樣避免中國發生同類事件的辦法了。於是，“早春天氣”悄然消失，一場後來被稱為“引蛇出洞”的大悲劇“反右派”開幕了。
1957年發生的反右派鬥爭，是一場整肅知識分子的運動，也是一場整肅民主黨派尤其民主同盟（其中多數是知識分子）的運動。毛澤東發動這一場鬥爭不是偶然的，有其深遠的曆史根源。
從早年開始，他就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帶有很深的成見了，這同他的家庭環境和早年生活有關。1919年到北京時，他在北大圖書館當一小職工（月薪八元，屬工人工資）時，曾受到當年學校教授和學生的冷遇。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中反映過這種心情：“我的職位低微，人家都不理我。”《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原文中，就有將知識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論述。收入《毛選》時已作過大量刪改，麵目全非了，這是當年統戰環境促成的，1939年黨中央還有過“大量發展知識分子”的決定。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原刊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中國農民》1926年2月號和《中國青年》1926年3月號都予轉載，隨後在廣州、汕頭出了單行本，可見當年此文影響之大。原文說：“無論哪一個國內，天造地設，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詳細分有五等：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文中“大資產階級”是指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如下：
“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教授和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數大概不出一百萬，即四萬萬人中四百分之一，乃民族革命運動中之死敵。”
原文將以下社會群體稱為“中產階級”：“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和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個階級的欲望為欲得到大資產階級的地位，然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不能發展。”毛澤東將這類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即“以小地主子弟的資格在國內專門學校、大學校讀書，受著那半土半洋回國留學生的熏陶”的知識分子，劃入“中產階級右翼”，認為隻要國民革命的爭鬥加緊，他們“一定會站入帝國主義一邊，一定變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會成為我們正麵的敵人。”他甚至認為，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也包含許多危險成分，斷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關於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右翼屬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原文的結束語中這樣說道：“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最後說：“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也不枉他們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把“中產階級”看做敵人的。
原文對“小資產階級”歸納為：“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一類。”又以這些人的家庭狀況分為右中左三部分：第一是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給的，平時中立，絕不反對革命，約占小資產人數的一半。第三部分，屬於生活下降的，頗有推動革命的力量，約占小資產人數的百分之四十，乃左翼。
我是從日本人竹內實編的《毛澤東全集》中讀到這篇原文的（編者將《毛選》每一篇同原文做了刪改的對照）。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澤東從政治生涯的開始，就對中國知識分子有很深的成見了。
延安時期必須同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毛對知識分子的說法略有變化。1939年，他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承認：“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這篇文章在分析中國革命的動力時，對“農民以外的小資產階級，包括廣大的知識分子、小商人、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作了這樣的解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並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是從他們的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主場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範疇的。”
延安時期毛雖然說法有了某種改變，但實際上從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和接著的“搶救運動”，知識分子仍被當作“異端”慘遭迫害，乃至都有“原罪”感。王實味的罪名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和“組織五人反黨集團”。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各種學校、黨政機關單位，共打出一萬五千個特務；各抗日根據地也都開展了這種“搶救運動”；大後方許多省的地下黨組織，曾被認為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甚至“一二?九運動”也曾被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我在延安時也曾有過被人誣陷為“特務”身份，關押一年多，受過刑訊逼供的經曆。可是，1950年我從《唐縱日記》中查到（唐是戴笠的二把手，《日記》已由群眾出版社出版），當年國民黨並無一個特務打入我們黨內。直到1962年，毛澤東還說，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隻是認為把他“殺了不好，應讓他勞動去”。直到1982年，所謂“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才得到平反；1991年，蒙冤近半個世紀的王實味才得到徹底昭雪。
大家知道，1949年革命勝利之後，曆次政治運動中，知識分子成為“教育、改造”以及整治和打擊的對象。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宣稱，今後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知識分子曆來被視為資產階級的附屬物，乃“皮上之毛”；從“階級鬥爭”的理論出發，知識分子的這種待遇就是理所當然的了。當時界定的知識分子，包括大中專學校的教授、教師、作家，文學藝術界人士，新聞、出版界的編輯、記者、翻譯，科技界的科學家、研究人員，學者，理論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醫藥衛生界的醫生，專業人士和大學生等，全國約有500萬人。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發言中指出：“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動勢力反對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敵人。”又說，“知識分子中的一個相當多數，與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崇洋媚外、媚美，與我們格格不入，必須進行思想改造。”
1951年5月，毛澤東發動的批判電影《武訓傳》，揭開了“改造知識分子”的序幕。由於報刊上已有43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涉及48位作者，毛澤東撰寫的《人民日報》5月20日社論（列出這些文章題目、報刊和作者名字），痛斥這種讚揚，將評價曆史人物的學術問題變為政治批判運動，稱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接著10月23日，在政協會議上他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麵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1月30日，黨中央發出內部文件《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開展“思想改造工作”，並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曆史”的運動，從而清理“反革命分子”和消除“反動遺跡”。於是“思想改造運動”迅速從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時值抗美援朝戰爭，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分子，都成為整肅重點。以致許多有名望的學者、專家都被迫在報紙上發表指責自己的文章。自咎曾“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過”。例如建造錢塘江大橋而聞名於世的茅以升，都未能擺脫此劫。同批判《武訓傳》類似的，借山東大學李希凡、藍翎《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的發表，又發動了對紅學家俞平伯等人“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運動”，也傷害了一批知識分子。
在內戰期間，胡風一直被認為是“黨外進步作家”，但他有自己獨立的文藝思想。1955年5月至6月，《人民日報》分三批發表了胡風同朋友之間的往來信件，標題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毛澤東親自寫了“序言”和“按語”，誣指“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為骨幹組成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複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除胡風夫婦入獄外，在全國清查“胡風分子”，逮捕上百人，涉及兩千多人。6月10日《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中說：“在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運動中，階級鬥爭更加尖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進行破壞活動”。隨後在全國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許多在以前運動中有“曆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又都成為“肅反”對象。當年我曾對“反胡風”持過懷疑態度，跟同事們談過；1959年廬山會議後挨批鬥被開除黨籍，這是“罪證”中的一條。
對知識分子來說，1956年是比較平靜的一年，有人說已迎來“早春天氣”。中央召開了“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認為，經過“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會後又號召“向科學進軍”。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了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之後，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表示他願意從蘇共批判斯大林一事中吸取教訓，有意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政治團體）實行比以前寬鬆一點的政策，給他們較多的發言權和較大的活動空間。
可是這一年在波蘭（6月）和匈牙利（10月）所發生的事件，使毛澤東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認為知識分子（裴多菲俱樂部）在匈牙利動亂中起了很壞的作用（1964年6月27日他在一個批示中還說到裴多菲俱樂部，可見印象之深）。從這時開始，他就著意考慮怎樣避免中國發生同類事件的辦法了。於是，“早春天氣”悄然消失，一場後來被稱為“引蛇出洞”的大悲劇“反右派”開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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