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使資本主義國家也努力防治階級固化，這個破壞社會和諧的頑疾，而毛澤東的思維和做法則是反智的。他的法寶就是煽動階級仇恨去撕裂社會，目標隻有一個 — 他個人的權力。這點上毛的確是史上空前絕後的人精。他的against all odds的巨大“成功”所基於的民性，是細思極恐的。沒有我們這輩中國人的經曆，西方校園裏的極左派不曉得what they are bargaining for。
毛對知識和對有知識的人的怨氣，戾氣，小家子氣的心理曆程，是史家喜歡的話題。有馬克思階級鬥爭史觀說，有被傅斯年羞辱說。兼而有之吧。
毛有一個偏激到不可理喻的知識原罪說，那就是中國曆史上隻有地主有文化，而地主的文化是農民血汗換來的。於是他就造反有理了。那些今天擁毛的民族主義爆表的人，很方便地忘記了毛恰恰是極端反傳統文化的。拿他自己的脫口秀說，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溫良恭儉讓”，“滾小姐牙床”的“痞子萬歲”。
下麵讓我們溫故知新毛的教育思想。其實就是一堆情緒化的言論，不成體係。現在官方不讓傳播討論毛的這些言論，顯然是太讓人尷尬了。有意思的是，擁毛的和反毛的都在用這些史料。前者以此證明毛的偉大，後者以此舉證毛的反智。
最後申明一點，我強烈反對國內現在的唯分數論，唯學曆論。但這是另外一個技術性的話題，不要與毛是否反智，以及拿知識量分配不均說事，煽動仇恨混為一談。
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要和工農兵結合 （來自“民主複興網”）
〔一〕〔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1〕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二〕〔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二日〕〔2〕
工人宣傳隊進入教育陣地，這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壟斷。從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有些人由於各種原因〔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較好，或教師比較好，或受了家庭、親戚、朋友的影響，而主要的是受社會的影響〕能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有一些人則不能。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存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現象。在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奮起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學校中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暫時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擊。但隨後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動起來，挑動群眾鬥群眾，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鬥、批、改，破壞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破壞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和整黨的工作。這種情況引起了廣大群眾的不滿。現實的狀況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單靠學生、知識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戰線的鬥、批、改及其他一係列任務，必須有工人、解放軍參加，必須有工人階級的堅強領導。
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分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
〔三〕〔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3〕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八月二十九日送給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調查報告，現在本刊發表。我們請全國各大、中、小工業城市的革命委員會予以注意，對你們那裏的工程技術人員的情況給以調查，陸續送給中央，我們將擇要予以發表。從根本上說來，走從工、農、兵及其後代中選拔工程技術人員及其他意識形態工作人員〔教授、教員、科學家、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路，是已經確定的了。同時，對過去和現在的大專院校畢業生和在學學生，黨和工人階級、貧下中農、人民解放軍有責任，熱情地、嚴肅地幫助他們中間一些至今還不懂得或還未下決心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的人們，逐步地改變過來。對於已經結合或者願意結合的人們要加以鼓勵，這方麵的動人事跡及其變化過程也要加以調查和擇要發表。頑固的走資派或其他被廣大群眾認為不好的人，隻是我國人口中的一小撮。對於這種人，也要從教育入手，以期使他們雖頑固而能轉化，雖不好而能變好。總之是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這些是我黨長期以來一貫的傳統政策，應向一切人講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也是一次偉大的教育運動。
〔四〕〔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4〕
這是上海市的又一個調查報告，現發表，供參考。全國各大、中、小工業城市所屬各工廠的工程技術幹部情況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學校教育革命的情況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員組織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調查，報告中央，本刊將擇要予以發表。這裏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並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導，以資鼓勵。實在不行的，即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民憤很大需要打倒的，隻是極少數。就是對於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上述各項政策，無論對於文科、理科新舊知識分子，都應是如此。
〔五〕〔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5〕
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的路線之下，由工農兵給他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同誌對《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報告的按語，“七·二一指示”，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布了這個報告，全文如下：
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深刻變化
上海機床廠是著名的生產精密磨床的大廠。全廠擁有工程技術人員六百多人。這支技術隊伍由三方麵的人員組成：從工人中湧現的技術人員約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後大專院校輸送進廠的約占百分之五十；其餘是解放前留下來的老技術人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使這個廠的技術人員隊伍，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這個偉大的革命變化主要表現在：
第一，無產階級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廠的領導權，包括技術大權。過去控製工廠技術領導權的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被趕下了台。許多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革命的青年技術人員和革命幹部，成了科學研究和技術設計的主人。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士，對毛主席、對共產黨有深厚的階級感情。這支過去受壓抑的革命的技術隊伍，不斷顯示出他們的創造智慧和技術才能。他們懷著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無限忠誠，在技術上不斷攀登新的高峰。僅今年上半年，他們就試製成功了十種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種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速度之快，質量之高，是這個工廠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技術路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技術“權威”，政治上臭了，技術上的紙老虎的原形，也暴露無遺。過去走資派竭力把反動“權威”捧為青年技術人員的學習“偶像”，要他們“向專家看齊”，“為當工程師而奮鬥”。現在，許多青年技術人員思想麵貌發生了顯著變化，認識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資產階級的頭銜不能爭。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員，過去把技術資料記在本本上，作為個人的“小倉庫”；現在都自覺拿出來，匯集成冊，分發給大家參考。全廠技術人員紛紛主動下車間，和工人一起勞動，一起研究和改進設計。老年技術人員下車間，也注意放下架子，虛心向工人學習。
第三，工人和技術人員的關係變了。過去，這個廠的幾個走資派和反動“權威”曾提出所謂“一對一”〔即一個工人為一個技術人員服務〕，他們的所謂“結合”是“工程師動嘴，工人動手”，“工程師出主意，工人照著幹”，還是多少年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那一套。他們還製造了“工人和技術人員必須互相製約”、“造成對立麵”的反動理論，建立了管、卡、壓工人的一套規章製度。一本《生產工人手冊》，就規定了一百七十多條，要工人背熟牢記，條條照辦。凡此種種，進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術人員之間的鴻溝。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廠實行了工人、革命技術人員、革命幹部的“三結合”，普通的工人參加了設計，技術人員也在第一線參加了實際操作，把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雙方的關係有很大改善。
二、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
上海機床廠青年技術員〔包括三十五歲左右的人〕來源於兩方麵：大專院校曆屆畢業生〔約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學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術人員〔約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數中間曾派往中等專科學校進修幾年〕。實踐證明，後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強。一般說，前者落後思想較多，實際工作能力較差；後者思想較前進，實際工作能力較強。目前，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絕大多數是工藝方麵的技術骨幹，約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獨立設計高、精、尖的新產品。在今年上半年試製成功的十種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種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擔任主任設計師的。
從工人中選拔技術人員，這是一條培養無產階級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
從兩個年齡相仿而經曆不同的技術員身上，可以看到一個鮮明的對比：
一個是上海某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後又專門學了一年外語，再去外國留學四年，得了一個“副博士”的學位，一九六二年開始到磨床研究所試驗室擔任技術員。象這樣一個在學校裏讀了二十多年書的人，過去由於理論脫離實際，又沒有很好地同工人結合，所以長時期在科學研究方麵沒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個是工人，他十四歲當學徒，十八歲被保送到上海機器製造學校學習四年，一九五七年開始在磨床研究所擔任技術員。今年四月，由他擔任主任設計師，試製成功了一台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為我國工業技術的發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麵磨床，填補了我國精密磨床方麵的一個空白點。文化大革命以前，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反動技術“權威”，對工人走上設計舞台進行瘋狂的壓製。一九五八年前後，有一批工人擔任了技術員，但是，廠裏的反動“權威”以各種借口，陸續地把不少人調離設計部門。盡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還是衝破層層阻力，表現了自己驚人的創造智慧。據統計：一九五八年以來，這個廠自行設計試製成功的新產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以及青年技術人員和工人相結合試製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約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約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年約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年以後，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幾乎所有新產品都是他們設計試製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新產品，如鏡麵磨削萬能外圓磨床，高中心外圓磨床等重點產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設計試製成功的。
有些大專院校畢業的青年技術人員，逐步擺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影響，放下架子和工人結合，經過一段時期的實踐，在設計和新產品試製上也作出了比較顯著的貢獻。比如一個一九六四年的大學畢業生，剛進廠時，成天捧著一本外國螺紋磨床的書〔不是說不要讀外國書〕，從理論到理論，幾年來，在工作上沒有什麽創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階級覺悟和兩條路線鬥爭覺悟，堅決走和工人結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兩個工人技術人員和一個老師傅一起，試製成功了一種磨床的重要電器設備。
三、為什麽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成長快、貢獻大呢？
最重要的一條是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對毛主席、對黨有著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他們在向科學技術進軍的道路上，不為名，不為利，不畏艱險，不怕困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他們牢記毛主席的教導，時刻想到與帝修反爭速度，爭質量，並且處處考慮為國家節約，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毒害的青年知識分子，長期脫離勞動，脫離工人，追求資產階級名利，結果一事無成。有一個技術人員，想成名成家，一鳴驚人，十多年來先後提出六十多個課題，搞一個丟一個，浪費了國家大量資金，一個也沒有搞成。一個一九五六年的大學畢業生，起初為了自己出名，關門搞磨頭試驗，先後報廢了三十多個“磨頭”，後來向有經驗的老工人請教，在老工人的幫助下終於搞成功了。他深有體會地說：“閉門搞磨頭，吃盡了苦頭；同工人結合搞磨頭，嚐到了甜頭；磨頭磨頭，歸根結底，先要磨煉自己的腦頭。”
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同名利思想極為嚴重的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比，就更加鮮明了。有一個資產階級“專家”設計一台磨床，前後搞了八年，浪費了國家大量資金，始終沒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卻撈到了不少所謂“數據”，作為他爭奪名利的資本。工人們說：這種人對我們的新社會那裏有一點感情呢？
毛主席說：“最聰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實踐經驗的戰士。”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在長期的勞動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們經過幾年業餘學校的學習，或者讀了幾年業餘技術專科學校，理論和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出現了一個飛躍，很快就能勝任科學研究和獨立設計的任務。這是他們能夠迅速成長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他們參加學習，叫作“帶著問題讀書”，因此學得進，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位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運用豐富的實踐經驗，解決了一個產品的複雜的加工工藝問題，他一邊實踐，一邊學習金屬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使他在金屬切削加工工藝方麵，有獨到的見解。
從大專院校出來的技術人員，當他們未和工人結合之前，缺乏實踐經驗，書本知識往往和實際脫節，因此很難作出什麽成就來。有一次，有幾個從大專院校出來的技術人員，因為缺乏實踐經驗，設計了一台內螺紋磨床，工人們按照圖紙的零件加工，結果根本無法裝配。後來還是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把某些零件進行了再加工，才裝配了起來。
敢想、敢做、敢闖的革命精神和嚴格的科學態度相結合，是工程技術人員攀登科學技術高峰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而要做到這一點，又是和人的世界觀和實踐經驗息息相關的。許多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由於沒有個人名利的精神枷鎖的束縛，加上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因此敢於破除迷信，破除不適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試製成功的具有國際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為例，由於工人出身的技術人員大膽突破了沿襲已久的框框，試製周期從一年半縮短為半年，精度提高四級，零件和重量分別減少三分之一，造價相當於進口的百分之十五點五。而有些學校出來的技術人員，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慮個人得失，怕丟麵子，失架子，同時，他們條條框框也比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創造出新技術來。他們自己也說，“書讀得越多，束縛得越緊，結果就沒有闖勁了。”
在上海機床廠，如果以大學生和中等技術學校的畢業生相比較，工人們還比較地歡迎中等技術學校的學生。因為中專生書本知識雖然少一些，但他們的架子小些，實踐經驗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專生進步比大學生快得多。比如正在進行的兩條高級的自動流水線的設計，就是由兩個一九五六年畢業的中專生負責的。
四、從工廠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機床廠不同類型的工程技術人員的狀況和他們所走過的道路，我們也可以看出一個教育革命的方向問題。
這個工廠的老工人和許多青年技術人員從實踐中更加深刻地體會到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一教導無比英明正確。他們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一件大事。毛主席關於教育革命的一係列指示，已經給我們指明前進的方向。現在，是堅定不移地、老老實實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去做的問題。 這個廠的工人和技術人員根據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廠的實際情況，對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
看法和設想：
第一，學校培養的必須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決不能象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那樣，培養那種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工農群眾、脫離生產實踐的“三脫離”的“精神貴族”。這是關係到出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上海機床廠的同誌認為，過去大學畢業生分配到工廠、農村，就當幹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學生和工農結合，參加生產勞動，是改造世界觀和學到實際技術知識的重要途徑。因此，他們建議，大學畢業生應當先到工廠、農村，參加勞動，當一個普通勞動者，在工人、農民那裏取得“合格證書”，然後根據實際鬥爭的需要，有些可以參加技術工作，但也還要有一定時間參加勞動。有的則繼續當工人、農民。
第二，學校教育一定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毛主席教導說：“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從上海機床廠有些技術人員的情況看，舊教育製度的一個嚴重弊病，就是理論脫離實際，大搞煩瑣哲學，學生鑽到書堆裏，越讀越蠢。隻有接觸實踐，對於理論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運用得活。這個廠的工人和技術人員提出：學校要由有經驗的工人去當教師，讓工人登上講台。有些課程就可以在車間裏由工人講授。有一個青年技術人員，大學一畢業就進了研究所的門，整天啃書本，鑽理論，學外文，脫離實際，自己也感到越來越空虛。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機床廠拜了一些有豐富經驗的工人師傅，自己參加了技術操作實踐，情況就變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鏡麵磨削方麵，作出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創造。他對於必須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師這一點，感受特別深切。
第三，關於工程技術人員的來源問題。他們認為，除了繼續從工人隊伍中提拔技術人員外，應該由基層選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兩三年或四、五年勞動實踐經驗的初、高中畢業生進入大專院校學習。這樣做，現在是完全有條件的。以上海機床廠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選這樣的青年進入大專院校的好處是：第一，他們政治思想基礎比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實際工作能力，有生產勞動的經驗。第三，一個初、高中畢業生，經過幾年勞動，大約在二十歲左右，再經過幾年學習，二十三四歲畢業就能獨立工作，而目前一個大學畢業生到工作崗位後，一般要經過二三年實踐，才逐步能獨立工作，因此選拔有實踐經驗的知識青年到大學培養，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則的。
第四，關於改造和提高工廠現有的技術隊伍的問題。他們指出：從學校出來的大量技術人員，長期受過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的毒害。還有一批過去留下來的老技術人員，雖然他們當中有些人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裏通外國的，但他們在世界觀和作風上，存在很多問題。工廠應該高舉毛澤東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據《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規定的政策，組織他們積極參加革命大批判，徹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鼓吹的“專家治廠”、“技術第一”等謬論和“爬行哲學”、“洋奴哲學”，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同時，還應該組織他們分期分批去當工人，或者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到車間去勞動，幫助他們走上和工人相結合的道路，走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道路。
〔2〕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這兩段是毛澤東在審閱時修改的文字。 〔3〕這是毛澤東為準備發表調查報告《上海工人技術人員在鬥爭中成長》寫的《紅旗》雜誌編者按語。
〔4〕這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八日的《紅旗》雜誌上一份調研報告上的按語，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繼八月二十九日上送調查報告《上海工人技術人員在鬥爭中成長》之後又上送一個調查報告，說上海機械學院的前身，上海機器製造學校創辦時，第一屆招收的二千餘名學生全是從工人、農民和一部分農村基層幹部中選拔的。這批有實踐經驗的學生，學習目的性明確，階級覺悟高，學以致用，衝擊了舊的教育製度、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最近部分當年從這個學校畢業的上海機床廠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這個學校附屬工廠的工人和廣大師生總結建校以來正反兩方麵的經驗以後，對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設想：
一、理工科大學要走上海機床廠的道路，必須解決由哪個階級掌握領導權的問題。
二、理工科大學的學製以兩至三年為宜。
三、理工科大學還要擔負起辦好業餘技術教育的任務。
四、建立一支無產階級的教師隊伍。
今後的教師隊伍，應當采取有高度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有實踐經驗的工人、工農學生和革命知識分子三結合的形式。社會上一大批在實踐有發明創造的工人、技術人員，要有計劃地定期地深入學校講課。學生們也都有實踐經驗，可以走上講台，互相交流。現有的教師應該分期分批地到工農中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5〕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公布了毛澤東的這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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