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發動“文革”為什麽要拿吳晗開刀
“文化大革命”駭人聽聞，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麽搞起來的？毛澤東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也指出：“這個運動(指“文化大革命”)從頭到尾是主席發動的，主席領導的。”
《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發表，點燃了“文革”的第一把火。針對姚文元文章的出籠，江青曾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
毛澤東為什麽要放“文化大革命”這個火？又怎樣放這個火的呢？應該說，這決不是他一時的衝動，而是自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以來，其“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傾錯誤日積月累逐漸發展的必然結果。在毛澤東看來，當時的黨中央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複辟迫在眉睫，時刻都可能發生，如不發動一場大革命，黨就要變質，國家就要變顏色了。毛澤東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說：“引起警惕，還是二十三條那個時候，北京就是沒有辦法，中央也沒有辦法。”在這種認識和估計下，毛澤東就放起“文化大革命”的火來。
點燃“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的是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被人們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引火物”。毛澤東則說：“我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從1965年冬姚文元同誌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姚文元的這篇文章究竟是怎麽出籠的？有的書說是江青組織人寫這篇文章的，沒有得到毛澤東“批準”。這不符合實際。事後，毛澤東和江青都明明白白向人們講述過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和出籠情況。另外，還有黨的文獻可以作為佐證。
1967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在談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姚文元所寫的批《海瑞罷官》的文章“開始”後，接著指出：
那個時候(指1965年初)，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誌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隻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上可以，讓江青同誌拿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一些中央領導同誌看一下，但江青同誌建議：“這文章就這樣發表，我看不用叫恩來同誌、康生同誌看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以後，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登載了，但就是北京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製，沒有行得通。
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詳細地講過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她說：
有幾年我害病，為了恢複健康，醫生要我參加一些文化生活，鍛煉聽覺和視覺。這樣我就比較係統地接觸了部分的文學藝術問題。哎呀，覺得這個問題就大啦！在舞台上、銀幕上表現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農兵的形象。……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於那個“有鬼無害論”，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評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誌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誌支持的。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會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為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誌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誌每來北京一次，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我們這裏是無產階級專政，我們自己搞一篇評論文章，他們都不許。氣憤不氣憤哪！我們組織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後，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當時我覺得，才怪呢，一個吳晗完全可以拿出來批嘛，有什麽關係！
從毛澤東和江青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一、在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問題上，他們兩人的意見是一致的。毛澤東說：“我建議江青同誌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江青說：“因為主席允許，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有的書說姚文元批《海瑞罷官》文章的策劃組織者是江青，不錯，但事實表明這“策劃組織”是毛澤東建議或允許的。正因為這樣，姚文元這篇文章成為他決意發動“文化大革命”總戰略中的一步棋，第一步棋。二、彭真“拚命保護吳晗”，北京“水潑不進，針插不進”，《海瑞罷官》的文章在北京“無能為力，無奈隻好到上海去組織”，類似的話毛澤東不止一次說過。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去年九、十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怎麽辦？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見不能實行。為什麽批判吳晗不能在北京發起，而在上海發起呢？因為北京沒有人辦。”三、江青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是秘密的，“保密的”，在政治局委員中除了柯慶施以外，誰都不知道；文章寫好後，毛澤東建議“讓一些中央領導同誌看一下”，江青則說，“不用叫恩來同誌、康生同誌看了”，“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從江青的說法可以看到：第一，所謂“中央領導同誌”，除毛澤東外，既沒有排在第一位的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也沒有總書記鄧小平。至於彭真、陸定一，那就更不在話下了。盡管從組織程序上講，他們與這件事有直接關係；第二，所謂“他們扼殺這篇文章”，這個“他們”，當然不是指康生，而主要是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等。事實也正是這樣。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發表後，受到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和以陸定一為首的中宣部的抵製，用江青的話說，就是“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後來主席生了氣，說出小冊子。小冊子出來，北京也不給發行。”這還了得！然而，說不定，這正是毛澤東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所正要造成的一種局麵和情勢呢！
關於批判《海瑞罷官》，的確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棋”、“一把火”，這在黨的文獻中也有明確的表述。經毛澤東審閱和修改過的林彪做的九大報告，在敘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這一節中說：“……接著，毛主席又發動了對《海瑞罷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鋒芒所向，直指修正主義集團的巢穴——劉少奇控製下的那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即舊北京市委。”
批判吳晗，矛頭指向的是北京市委，是北京市市長彭真及“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五一六通知》集中了毛澤東半年多來的所思、所想、所談，成為“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
有一個問題，或者說一個“謎”，十分值得人們深思。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為什麽要拿吳晗開刀？隻因為吳晗在20世紀60年代初寫了《海瑞罷官》，而其“要害是‘罷官’”，即為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罷了官的彭德懷“鳴冤叫屈”，這好像說不大通。這樣做，充其量隻不過能提高或增強吳晗“問題”的嚴重性，給他扣上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帽子；而彭德懷是早已被打倒和下台的人了，翻騰彭德懷的問題，對搞一場“文化大革命”遠遠不夠。毛澤東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盡管當時也雲裏霧裏搞得沸沸揚揚，並且上了中央文件，但說到底也隻不過是一個借口和籌碼。實際上重要的問題和原因恐怕是因為吳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長，“牽一發而動全身”，整吳晗可以作為整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入手處。毛澤東本來讚揚姚文元的文章好，好在點了名，但說它沒擊中要害，即未點“罷官”；後來，即1970年，毛澤東在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時卻又說：“關於《海瑞罷官》，那篇文章擊中了我們的敵人的要害。”這擊中敵人的“要害”又是指什麽呢？顯然就是姚文元的文章為揭開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問題”架了橋，開了路。1966年第9期《紅旗》雜誌在《徹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的社論中說，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觸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幫修正主義老爺們”——用以激怒北京市委，這恐怕是真正的底蘊和天機。
評吳晗《海瑞罷官》的文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不是沒有吳晗的《海瑞罷官》以及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就不要搞了？顯然不是。曆史的必然性總是通過這樣或那樣的偶然性表現出來和開辟道路的。實際上，“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心中，在長期“左”傾錯誤所造成的曆史情勢和局麵下，是非搞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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