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不讓辦文科大學？
許錫良
中國“文革”期間幾乎所有的學校都停課鬧革命，大學更是在劫難逃。但是，毛澤東很快就意識到，這將對他要辦的一些事情很不利。因為，當時中國要造兩彈一星，有些東西還得依靠理工科技術才能夠維持。因此，1968年7月21日毛澤東對《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作出批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調查報告和編者按語。編者按語說，這個調查報告“提出了學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後，全國各地紛紛辦起了以毛澤東對這一調查報告的指示日期為名的“七二一”大學。
我們來分析一下，為什麽毛澤東要取消文科大學，認為大學隻要辦理工科就可以了呢？毛澤東當時正在全國範圍內搞政治掛帥，他認為那時的學校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統治著，大學裏文科所傳授的內容，幾乎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想。而無產階級的東西似乎又不夠多，不夠有吸引力。因此，幹脆取消大學裏的文科。
其實，毛澤東主張取消文科大學，還要與當時一個時代背景聯係起來。那就是毛澤東提出的：反美帝、反蘇修、反封建，合起來叫“封資修”，如此一反，中國的思想文化算是徹底封閉了。往後看，封建傳統的那點東西不能學習，向四周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不能學，好不容易有一個蘇聯老大哥，可是也翻鬧了，變成了蘇修，因此，蘇聯的東西我們也不能夠學，那麽，中國人能夠學什麽呢？什麽也不能夠學，全國最後隻乘下一套《毛澤東選集》和一本《毛主席語錄》可以學。另外，就是一本被嚴重刪節的《魯迅雜文選》，這本雜文選專門選擇魯迅罵國民黨的文字。整個社會可以學習的材料就是這些。因此，從內容來看，文科大學確實不用再辦了。因為，這點東西，就是一個農民在田頭也可以學習完。毛澤東這樣做其實為了讓自己在“文革”時成王成聖作準備。在毛澤東取消文科大學之後不久，便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起因是林彪事件發生之後，居然發現，這個生前口口聲聲喊毛主席萬歲無疆，並且送給毛澤東四個偉大，即“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的林彪，其實從內心裏並沒有把自己真正看成是可以與孔孟這些聖人相比的人。在林彪的住處看到林彪摘錄的孔孟語錄，以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毛澤東當然是非常失望與憤怒的。原來自己一心想取代孔子的聖人地位並沒有實現，連自己選擇的接班人都不認可自己可以超過孔子的聖人地位。接下來，發動“批林批孔運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毛澤東對大學文科的仇恨還與他早年在北大圖書館當勤雜工作人員的經曆有關。當時北大的文科教授們根本就沒有把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湖南年輕人看在眼裏，但是自視很高的毛澤東怎麽能夠忍受這種冷漠與怠慢？因此，毛澤東在建政之後，一直對大學文科與文科教授持打壓的態勢，在1957年裏，大學裏被打成右派的學者、教授、專家，絕大多數是文科教授。或者雖然是理科，但是，對人文社會持有飽滿熱情與興趣的理工科教授，如當時清華大學的錢偉長教授，因為發表過許多對學校管理不滿意的批評文章與言論，因此，也被打成了右派。但是絕大多數理工科教授，特別是與兩彈一星密切相關的教授，在反右與文革中還是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的。特別像錢學森、錢三強與鄧稼先這些著名的物理學家，他們在曆次運動中基本上免受衝擊。但是，文科學者就沒有那麽好運，甚至連後來成為共和國總理的朱鎔基都被打成了右派，他雖然是學工科出身，但是，畢業後從事的工作主要是經濟工作，而且喜歡發表自己的見解，自然也是在劫難逃。
我們認真分析一下就不難理解，毛澤東這種在整個中國取消文科大學的極端做法，與倡導的法家文化不無關係。毛澤東深諳中國曆史的官場鬥爭，特別是帝王統禦術。自然，當年商鞅在《商君書》已經清楚地闡明了這種統禦術。在書中，這種統禦術的核心便是兩個，一治國之術，而其治國之術的核心一是毀商，二是弱民。《商君書》主張禁止糧食貿易，商人和農民都不得賣糧，甚至連為商業貿易和人口流動服務的旅館業也予以鏟除。人民都被禁錮在自己的土地上，隻能成為農民。人民不能離開半步，無法獲得知識更新（也不需要），隻能成為君主的生產工具。
毀商之後，再就是弱民之道了。《商君書》認為，“有道之國，在於弱民”。通過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實行一教，統一思想，進行思想控製；通過剝奪個人資產，讓民眾依附國家；通過辱民、貧民、弱民，使人民貧窮、軟弱，實現民弱國強。如果還有強民依然沒殺光，還有殺手鐧——發動戰爭，通過對外戰爭，外殺強敵，內殺強民。在《商君書》中，商鞅所說的辦法，毛澤東都用到了。一是取消商業貿易，二是實行愚民政策，剝奪人們的思想言論權，同時把他認為不合他意的書全部銷毀或者查禁封存起來。讓全國人民閉目塞聽。然後就是發動戰爭，通過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以及各種運動，進一步奴化人民的精神，達到愚民的目的。
既然當時政治的需要一是生產，二是戰爭，因此，軍人與農民在名義上被捧上了天，實際上，當時軍人一無工資保障，二無人身自由，堪稱軍奴，而農民在農村戶籍的約束之下，連出鄉村都要有證明，而且全國幾無飯店，每個人定量糧票，農民連出自己的村都有困難，其實那時的農民名義上地位高，實際上隻是農奴，加上虛報糧產，執行所謂國家統購統銷，農民的農產品與城市裏的工業品產生了嚴重的剪刀差。農民備受盤剝。而當時的所謂工人也隻是工奴，因為，利潤的絕大部分被所謂國家拿走了，中國長期執行低工資低福利製度。所有的人都要求為國犧牲與奉獻。而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文科知識分子就被視為“臭老九”，自然更沒有好運。
這些現象如果用三百多年前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裏的經濟原理來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中國這種社會存在的弊病與危險性。這種情況的出現必然要導致國窮民弱。如果再讓中國人看到外國的實際情況與所宣布並不一致，那麽，這種愚民與奴役統治肯定是無法維持下去的。
在大學裏，思想最活躍的自然不是理工科，而是文科，更何況當時中國的理工科，已經是完全照搬蘇聯的模式，也就是將理工與文科剝離，搞獨立的理工院校的辦學方式，因此，北大的理工科被院係調整剝離出來了，清華大學由原來的文、理、工、醫綜合性大學變成了單純的工科院校，再由於招收的學生主要是靠出身與表現，而不是實際的文化水平與學習潛能，和大量的教授被迫離開講台，到牛棚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因此，實際上當時的清華大學隻是中等職業學校的辦學水平。
這種重理輕文的傳統，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之後，直到恢複高考之後的1980年代還流行這樣的口號：“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甚至這種輕視文科至今在中國社會還有廣泛的空間。曾經不知從何時起，中國的文科變成了背誦的宣傳材料。成了沒有問題，不需要思考，隻需要記憶就能夠完成的學科。這真是一種教育的悲哀。
其實，國外大學的傳統是以文科為主的。越是著名的大學，文史大樓的地位就越顯著。從學科來說，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是，從功用的角度來說，文科研究的是目的，理工研究的是手段。文科要研究的是人的生活目的與生命意義，理工科隻是為人的生活目的服務的手段與工具。而且因為人類幾乎所有的理工科都是蛻變於文科，特別是哲學與神學這樣一個事實，因此，在英美法德這些有古老大學傳統精神的著名大學仍然保持了文科的突出地位。在這些大學最顯眼的建築不是理工大樓，而是類似神學院、文史學院這樣的大樓。至今英國最著名的學院仍然是“三一學院”，這個學院其實本質上是神學院，“三一學院”的名字就是基督教裏，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意思，但是，這裏曾經出過牛頓、培根、拜倫、懷特海、羅素、維特根斯坦這些世界的科學家、思想家或者詩人。有些人，你很難說他是理科、工科還是文科出身。許多中國人對國外的理學類的博士一律稱為“PHD”，即哲學博士學位很不理解。明明是學物理的，怎麽成了哲學博士？其實，對西方學術史有一點常識的人就不難理解，人類追求的隻是真理，所有的知識其實是不分文理工的，西方的知識分子都是一手拿筆，一手拿著鐵錘在思考與實驗的人。牛頓從本質上說不是什麽科學家，他的本質是神學家，他所研究的物理與數學成就，都隻是他的本業——神學的一部分，而且僅僅是為了證明上帝的力量而存在的。
毛澤東取消文科大學，反映了他對世界文明發展史的極端無知。基於這樣一種狀態，羅素這個曾經在“五四”期間到中國作過一年演講的英國哲學家、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權威教授，在文學、邏輯學、哲學與數學諸多領域都有豐碩成果的羅素，曾經將自己一本通俗的簡潔普及讀本的哲學史《西方的智慧》題名“送給毛澤東”，這是一本特意送給毛澤東，專門為毛澤東而寫的書。羅素寫作此書時已經是年逾八旬，當時正值毛澤東在中國搞“反右運動”與“大躍進運動”，眼看著一個完全不懂近現代科學與現代社會治理和商業文明的人，在東方肆意折騰，羅素心裏著急啊。因此，就特意為毛澤東寫了這本通俗簡潔的哲學讀物，也算是良苦用心。可惜沒有任何資料證明毛澤東收到過這本書，更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明毛澤東閱讀過這本羅素用最後的心血與智慧寫出來的，連小學生都可以讀得懂的書。
毛澤東當年取消文科與今天中國的文科常常被宣傳所取代有相通之處，知識在客觀世界是沒有專業之分的，所有的知識都需要用問題來統領，並且用於解決實際問題才有意義。而人類的問題是不會那麽清晰地分出文科問題還是理工科問題的。比如，現在要解決環境保護的問題與生態平衡的問題就不是一兩個學科的知識可以解決的了。係統工程與一攬子問題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的特征。中國人在認識人類社會與大自然方麵，確實還存在著重新啟蒙的緊迫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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