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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韻和@zhu0588
中央專案組舊聞一則
部隊作家鄭彥英在一篇題為《與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同行》的回憶文章裏，提到70年代末一個春天，在廣州偶遇曾任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的一位軍級首長－－廣空政治部劉副主任，同住一個招待所，經常一起吃飯，一起散步。
有一天散步時，他問我是什麽文化程度，我說是高中，他噢了一聲。 他沒有吭氣，過了一會兒他說，你這個文化程度，是到不了劉少奇專案組的。我連忙說，那當然，起碼得是大學生。劉副主任搖搖頭，說恰恰相反，當時中央為什麽讓他當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就是按著框框套下來的。我問什麽框框，他說第一，必須是軍級幹部，第二，必須是五代紅，第三，必須是高小五年級以上，初中三年級以下文化程度。
既然說開了，劉副主任一邊散步一邊接著說，我去北京是周總理跟我談的話，說這個專案是江青最關心的一個專案，包括我來，都是江青圈定的。周總理讓我負責日常工作，並建立各省劉少奇專案組，專案組成員選擇條件，和中央專案組一樣。之後他講了一些省份的專案組情況。我聽著，心裏邊翻江倒海的。
下麵鄭彥英轉述了劉副主任另一天跟他說起的，當時為了找證據要抄劉少奇的家，家裏一直有人，隻好讓紅衛兵把劉少奇、王光美拉出去批鬥，這邊專案組的人立即進去抄家，雲雲，不具引。
原來如此。人們長期以來，隻看過劉少奇在中南海裏邊受批鬥的照片，鬧不清誰是組織者，照這個說法，意不在批鬥，不過“調虎離山”罷了。但，按照當時以至後來社會上運動的常理，既然有權批鬥，自然有權抄家，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何不可”？整個“文革”中，無法無天（連假裝的法律程序也不講），沒有什麽搜查證、逮捕證這一套，都是當著被批鬥者或其家人的麵，抄他們的家，誰也不敢說個不字。對劉少奇還有什麽避忌－－需要做成似乎紅衛兵批鬥是自發行動，可以針對國家主席無禮，而專案組雖幹著非法抄家，卻隻能偷偷摸摸，怕給劉少奇留什麽口實嗎？設想不可謂不細，但仍然令人疑竇叢生：難道專案組及其領導，潛意識中也自覺理虧，因而才遮遮掩掩，反不如“無知-無畏”的紅衛兵們之理直氣壯嗎？
我想起過去所知，有些機要部門，或也包括外事部門，政審特別嚴格的單位，接納年輕人時，除講究階級出身外，成文或不成文地要求盡量來自邊遠地區，或通常所說的窮鄉僻壤。這固然有“越窮越革命”的觀念支配，也還因為相對於城市人口，他們社會關係單純。你用北京人，一上班他就跟外邊電話聯係上了，麻煩不麻煩？由此想到，當時的某些主管，作出第三條的規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初中三年級以下，又在封閉的社會環境中，其知識結構有限，眼界閱曆也有限，更易於約束管理吧。
以上雲雲，是讀鄭文後的一些聯想。因關於特定時期的專案組，當事人很少有人詳細陳說，而回顧曆史，又往往繞不開，人們對專案組是如何組成的，如何運作的，不免感到神秘，而生好奇之心。像鄭彥英這篇略窺一角的短文，也因而讓人想起很多事情。
---作者：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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