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
文化大革命製造了無數冤案。冤獄遍國中。劉少奇被打倒並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說它“最大”，一方麵因為劉少奇是開國元勳、在黨政幹部中級別最高，另一方麵它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所有被打倒的各部門各地區各級別的黨政幹部，他們被打倒的主要和基本原因，通通都是被指控“跟著劉少奇那種路線走”（毛澤東語），即貫徹執行所謂“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他們被說成是劉少奇在全國黨政各部門各地區的“代理人”。梳理劉少奇冤案並分析其曆史背景，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本文沒法論述劉少奇冤案的全部情況，隻說說文革中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我認為，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個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樣，對劉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1967年第5期《紅旗》雜誌發表了王力、關鋒撰寫的《在幹部問題上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的本刊評論員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千萬不要上《修養》那本書的當。《修養》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宣傳唯心主義的修養論，轉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按照這本書去“修養”，隻能是越養越“修”，越修養越成為修正主義。對這本書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對這本書的批判，也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
這段話不是作者王力、關鋒的“理論創造”。曆史事實告訴我們，著作權不屬於他們。這段話是毛澤東審閱這篇評論員文章時加上去的。王力說：
“四月，主席提出：要開展對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的大批判。公開提出罵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戚本禹文章發表的前一天，原來主席要我寫的一篇紅旗評論員文章，這篇文章是配合紅旗編輯部調查員的調查報告的。本來是內部材料，這時主席給王力、關鋒寫一封信，要公開發表。並且親筆加了一個《“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標題。我原來寫的評論沒有涉及《修養》，主席看清樣時叫加一段。“修養是唯心主義”那一段，這是主席的語錄。主席當場口授，我記下來整理打印好再給主席看了，主席說馬上發。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開罵劉少奇。”（見《王力反思錄》）順便說一下，關於這篇評論員文章，王力說是他自己寫的，根本不提關鋒，對此我存疑，我根據經驗，在提到此文時仍把作者說成他們兩人——其實，王力本人也說毛澤東就這件事給他們兩人寫信。
毛澤東在這篇評論員文章中加的這段話，就是1967年對劉少奇大批判總的指導思想和總的綱領。對劉少奇的大批判，拿他的《修養》開刀，也真滑稽！盡人皆知，《修養》一書1943年編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風文獻》。對此，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不知道吧？把《修養》列為《整風文獻》恐怕就是毛澤東提出和決定的——據《修養》最初在延安《解放》雜誌1939年第81—84期發表時擔任責任編輯的吳黎平說，《修養》經過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給他一信，信中說：這篇文章“提倡正氣，反對邪氣”，寫得很好，很重要，應趕快發表（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頁）。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養》是“欺人之談”，“必須徹底批判，肅清它的惡劣影響”。真可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是曆史捉弄人，還是人捉弄曆史？（當然，在今天看來，《修養》不論觀點內容，還是曆史作用，也不是沒有可分析和批評的地方，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毛澤東還說，對《修養》的批判，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重要內容”。看來，毛澤東所說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不僅僅是指“50天”派工作組的問題，而是要對劉少奇從曆史到現實進行全麵清算——我覺得這是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和從思想上批判劉少奇的一個基本的重要的策略。
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在毛澤東的發動和領導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了。王力曾談到1967年第五期《紅旗》（3月30日）發表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該文是戚本禹寫的，但不能把它看作戚本禹的個人行為。對這篇文章，毛澤東不僅批示：“寫得很好”，還親自加寫了極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汙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毛澤東為了表示支持當時的紅衛兵，把紅衛兵和義和團中的“紅燈照”相比照，他要戚本禹加強對義和團中“紅燈照”的評述，在戚的送審稿上批示：“紅燈照，又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練習武術，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似可在這裏增加幾句。”這個問題，戚照做了。就是戚文中把一個曆史人物的名字寫錯（按：即把“趙舒翹”誤寫做“趙舒饒”），毛澤東都提出改了。（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292-293頁）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親自主持幾次政治局會議，對戚這篇文章逐段地討論修改。文章點不點名，點哪些人的名，怎樣點，都是討論過的。對劉少奇沒直接點名，用“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代。對鄧小平也沒有直接點名，大家的意見，用“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代。陸定一在“彭、陸、羅、楊案”中早點名了，在這篇文章中明確點了周揚的名——其實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點過了。陳伯達主張點胡喬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陳伯達很堅持，江青支持陳伯達，戚聽江青的，——按照毛澤東的意見，隻點姓不點名即寫成胡××，這叫半點名。關於文章署名問題也進行過討論。戚提議以《紅旗》雜誌社論或編輯部文章的名義，周恩來說，在外國社論或編輯部文章一類，要比個人署名文章層次高，我們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還是個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個筆名，江青瞥了戚一眼，戚覺得江青認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這個意見——因為文章是戚寫的，周恩來決定由戚署名。還有一點，在這篇文章中質問“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八個問題，原來沒有八個，是戚在同林傑、《紅旗》雜誌責任編輯等共同討論後增加的。
這就是戚本禹那篇“著名”的批判劉少奇文章寫作和發表的大致情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說：“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報》轉載的時間——筆者），發表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總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隻有江青知道。”（《王力反思錄》下第991頁）這不是事實。當我近年就這件事情直接詢問戚本禹時，戚驚奇而又有點氣憤地說：“王力怎麽能夠說他不知道呢？！……總理主持討論這篇文章的會議他是參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為什麽這樣亂說，這樣欺騙人。難道他真的忘記了？”
劉少奇從報紙上讀到戚本禹這篇文章，極為憤慨。他把報紙狠狠一摔，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麽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麽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麽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會議上就講過五不怕，如果這些人無所畏懼，光明正大，可以辯論嘛！我還要為這個國家、人民，為我們黨和廣大幹部講幾句話！”
無情的事實是：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申辯和參加辯論的權利——他這種起碼的權利被剝奪了（隻能認罪，不許分辨，是所有政治運動的慣例，劉在台上時，對被整者也同樣如此，這正是相同的悲劇不斷重演的原由。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劉少奇應造反派的要求書麵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個為什麽”時，逐條澄清事實。對於“為什麽你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勾結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出和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回答道：“我現在也還不知道為什麽，也沒有看到一篇能夠完全說清楚為什麽犯路線錯誤的文章。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批判了我的錯誤之後，又有人犯同樣性質的錯誤，可見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麽。我將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閱讀毛主席指定我閱讀的其他書籍（按：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接劉少奇到人民大會堂談話時，建議劉讀一讀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狄德羅寫的《機械人》等書——筆者）和報刊上的有關文章，以便能夠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這個問題，並且認真地在革命群眾實踐中加以檢驗。那時才能答複我為什麽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線錯誤，又如何改正了這個錯誤。”（以上材料參見《劉少奇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1059頁）
再一篇文章就是王力、關鋒撰寫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章發表於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六期，署名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其內容，就是我們前麵說的毛澤東加在紅旗評論員文章中的那段批《修養》的話的展開和發揮。發表前，毛澤東對這篇文章多次審閱和修改（還親自加寫了兩段話），並指示“小組（按：指中央文革小組——筆者）及常委碰頭會討論通過”。（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322—325頁）
關於這篇文章，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說：
五月八日，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並經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的重要文章。這篇文章擊中了《修養》一書的要害，也擊中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要害。通篇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在一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大破修正主義，大立毛澤東思想。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誌，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報》重新發表毛澤東1951年寫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翌日《人民日報》在報道億萬軍民歡呼《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重新發表的時候，宣布把《修養》和《武訓傳》一起拋進垃圾堆！
此後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從黨刊、黨報、軍報到遍布全國的紅衛兵、造反派小報，批判劉少奇的文章鋪天蓋地、連篇累牘。1967年8月15日又發表了署名紅旗雜誌編輯部和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文章，毛澤東對這篇文章的批示是：“此文寫得好。”（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97頁）
順便說一下，我也奉江青之命寫了一篇批劉少奇的文章，題目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戰略和策略》（這個題目由姚文元改定，原為《資產階級的戰略和策略》，姚文元加了“反革命”三個字），主要批判所謂劉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階段”觀點，發表在1967年11月13日《解放軍報》上（次日《人民日報》轉載）。
我沒有統計，在1967年（僅僅說1967年）全國各種報紙（包括紅衛兵、造反派辦的小報）關於劉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報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幾百、幾千、幾萬，而是千萬、幾千萬，甚至更多。對劉少奇的批判來頭大，聲勢大，規模大……堪稱名副其實的大批判，“史無前例”的大批判！
再說一些與此相關的事。
首先，為了從思想和理論上批判和清算劉少奇的“修正主義錯誤”，早在1966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組就調人成立了一個理論組，成員有楊永誌、廖初江、王道明等。這個理論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劉少奇所有的文章、報告、講話等，編《劉少奇言論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們先編了八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集》，後來又篩選編了兩卷本《劉少奇言論選》，印數很少，大概隻有二三十套，發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
其次，1967年6、7月，根據陳伯達、江青的指示又成立了一個“大批判組”，成立大會是在沙灘大院的中宣部教育樓召開的，到會的有大、中學校和北京各界、各個單位的代表，整個教育樓幾百人的位置都坐滿了，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有陳伯達、關鋒、戚本禹等，“大批判組”成員有十人，具體是：楊永誌、廖初江、王道明、閻長貴等。在這次會上講話的有陳伯達、關鋒和戚本禹。內容主要是要開展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就是在這次成立“大批判組”的會議上，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出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簡化，並說是不是稱“走資派”？從此“走資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漸在報刊和社會上傳播開來，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簡化語。“大批判組”，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鬆散的組織，我因為擔任江青秘書，工作太忙，沒參加它什麽活動。“大批判組”成立後組織寫的第一篇文章，可能就是前麵說的毛澤東批示“此文寫得好”的那篇《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1967年，陳伯達、康生、江青反複鼓吹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僅舉江青講話中幾例——1967年4月20日，她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和慶祝大會上說：“在當前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奪權的這個階段中，應該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9月1日，她在北京市革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中說：全北京市“要對準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批倒、批臭，從各條戰線上把他們一係列政治綱領批深批透批臭……要批得比當年蘇聯托洛茨基還臭。”9月5日，她在接見安徽來京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又說：“現在對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正在全國展開，各個戰線上都在向他開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經在一個場合講過，要做到家喻戶曉，使他臭得比當年蘇聯的托洛茨基還要臭。”江青這幾段話很重要，它不僅明確地傳達了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意圖，也反映了當時對批判劉少奇的要求和大批判運動的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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