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回憶錄：我和劉源
【楊帆，中國政法大學，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教授。原北京四中老三屆初中畢業生。
劉源，原總後勤部政委，上將。原北京四中老三屆初中畢業生。】
我和劉元元（許多小學同學上中學以後都改了名字，劉元元改名劉源，楊更改為楊帆，張小寶改為張帆，宋寶紅上大學以後改為宋川），幼兒園一個班兩年（1956—1958）；小學一個班六年（1958—1964），北京四中一個班四年（1964—1968），加起來12年。
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幼兒園有兩個班，1958年合並為小學漢語拚音實驗班。高幹子女甚多，最知名的是劉少奇的兒子劉元元，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朱德的孫子朱援朝，還有幾位部長級的子女。
高幹子女淘氣。劉元元算是最不淘氣的。五六年級老師安排我和他一個位子，可能是因為我老實，上課不和他說話。他有時在紙上各種型號的飛機。經名師指點，他畫的水墨畫大蝦米得了獎，老師在班裏表揚過。
高幹子弟見多識廣，受到更良好的教育。五六年級，劉元元和薄熙成一下課就抱在一起摔跤。劉元元總是講一些新鮮事，比如沙灘上打排球，山裏打黃羊。每次暑假後開學，劉元元和朱援朝都曬得黝黑，是在北戴河海灘上曬的。有一次老師問“馬克思是哪國人？” 同學們異口同聲說是蘇聯人。隻有劉元元大聲說：德國人！ 有一次毛主席生日，我們全班做了一個集子托劉元元送去，他自豪地報告說：我已送到，毛主席很高興。大家非常高興。有一次排節目，腳本是《劉少奇在安源》，劉元元演劉少奇，大概是演父親吧，劉元元認真嚴肅，演出了精氣神。
劉元元不趾高氣揚，心也比較善。我和他一個小隊，座位不是前後排就是並排，他從沒欺負任何同學，對我比較尊重。他打過兩次同學，是班裏表現不好的，我們覺得他是替天行道。當然他馬上被叫到教導處去了。
高幹子女有特殊化的問題，這是任何製度和社會都避免不了的。但我們這個班相當平民化。老師不讓高幹子女當學生幹部，以品德，紀律，成績為標準評判學生，高幹子女受批評的時候多。不像幹部子弟寄宿製學校和機關大院，幹部子弟紮堆，比誰爸爸的官大，不和平民子弟來往。在我們班，高幹子弟八九個，我們隻知道三個，他們紮不起堆來。畢業時我班五個同學拿到了北京市三好學生獎狀：張小寶，李彤，邵公寅，印紅標，楊更，全是平民子弟。
中央幹部要求子女比較嚴，讓他們住校，過集體生活，毛澤東劉少奇都是表率。劉元元，朱援朝住過一段學校。周末上下學坐兒童車，到中學騎自行車，沒轎車接送。聽四中副校長康輯元說，他曾在師大女附中做保衛幹部，每天去接毛主席的兩個女兒上下學，中南海那邊有人送過來，她們都是走著上學。
毛澤東1964年對他的侄女王海容談話說：我們的幹部子女很令人擔心，他們優越感很強，又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要靠自己。
他老人家理想太高，對人性不滿意，為培養“革命接班人”，幹脆把城裏的孩子們一股腦趕到農村，造就了“老三屆文化”。這件事在農民子弟眼裏可能另一種看法：讓你們城裏人過幾天農村生活有什麽了不起！
50年以後，一位小學同學告訴我：畢業前， 霍老師找班裏9名高幹子女開會，說：為了不搞特殊化，我不能太照顧你們等等。
我聽了心裏一震，霍老師的完美形象打了一個折扣。我相信霍老師的話是正麵說的，但按出身找小學生開會，我沒想到。
我這位同學是有反思精神的，她說這個會激發了幹部子弟的優越感，一股看不起同學的情緒“油然而生”：我們的父母當年揣著腦袋幹革命，你們的父母在幹什麽？
霍老師是全國特級教師，三代教書世家，她花了特大功夫，給我們當了五六年級兩年班主任，語文數學全教。成果輝煌：我們六三班25名男生，有9名考上四中，印紅標，張小寶，楊帆，李彤，王偉思，王者曦，劉元元，薄熙成，邵公寅，加上六二班劉明（後改名張樹明），共10人。張晨是八中。女生孫曉華楊孝密師大女附中，祝枚女一中，王立群女六中，餘心樂齊玲玲楊薇女三中。
1964年上四中，我和劉源，薄熙成，李彤，邵公寅分在初二二班。我在小學是小隊副，一進四中就是中隊學習委員，可能是因為我考分高，又是北京市三好學生。
當時已在學生裏講階級路線，幹部子弟單獨開會成為新常態。我班範西峰的父親是老紅軍，他第一個入團，隨後就到初二年級團委當書記；陸丹丁的父親是副部級幹部，他為我班團支部書記。劉源薄熙成都沒當班幹部，也沒入團。
1966年6月份文革初期學生奪權，高三孔丹當了校革命委員會主任，劉源為革命委員會委員，薄熙成在初二年級核心組。這兩年劉源薄熙成和我們疏遠了，但他們沒打擊自己同學，沒支持血統論。
6—10月高幹子女掌握權力幾個月，血統論盛行，破四舊抄家打人。10月份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奪權，幹部們幾乎全部被打到，高幹子弟退出了治舞台。
1967年初我積極配合解放軍實現本班兩派組織聯合，同學們選我為軍訓排長，以後又進入革命委員會當委員。我在政治上發展很快，團結大多數同學參加軍訓，幫許多同學擺脫出身壓力，鬥私批修，積極向上。我對出勤和紀律管得很嚴，為此經常向同學發脾氣，不是專門針對劉源和薄熙成的，但我的確對他們態度不好。我曾勸劉源和劉少奇劃清界限，劉源一直說，劉少奇沒反對毛主席，他在1945年是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的。我認為他和劉少奇劃不清界限，對劉源態度不好，矛盾由此而生。
1968年學校安排我帶隊去山西插隊，和劉源一個村，讓我負責監督他。我的戶口和行李都去了，人留在北京治病。後因同學反映太大，說我右臂半殘廢，這樣分配對我不公，工宣隊下令把我的戶口轉回北京，否則我和劉源還會有10年共同插隊的緣分。
農村的艱苦生活，特別是1971年林彪倒台，動搖了知青的信仰，許多人“看破紅塵”。同學高永邁和劉源一起插隊，他告訴我，劉源早預料林彪要倒台。毛澤東對斯諾說“四個偉大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哪有當著美國記者拆接班人台的啊？
我當時有所感悟，對高永邁說：我當時應對劉源好一些，不應要求子女和父母劃清界限，這對雙方都非常殘酷，連人道主義也沒有了，我應去看看劉源。高永邁回憶說，他看我態度非常真誠，就帶我去了。兩人互相問寒問暖，似乎回到小學時期。劉源問我，聽說你在工廠當了小幹部？我說沒有。
這次見麵化解了矛盾，我應感謝高永邁。我曾寫過很長的小字報發給插隊同學，批評高永邁“政治不正確”，思想消極等，比批評劉源嚴厲多了，可見我當時思想之左傾，行為之偏激。我應向高永邁道歉，他是厚道人，後來他還有過仗義勇為之事。
以後劉源和同學們談起我，在1971年那個時間去看他，還是比較早的，說明我知錯就改。其實我當時還信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我的覺悟在人性上。我突然反問自己：和劉源薄熙成同學10年，為什麽在他們遭難時不能關照一點？說明我本性沒那麽善。為什麽其他人能善待他們，我卻不能？是因為更強烈地追求信仰嗎？追求信仰應該六親不認嗎？我可用許多理由辯護，但我一直沒有原諒自己。我是在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中，把自己本性中“惡”的因素釋放出來了。這和高幹子女們被利用去破四舊，抄家打人，還認為自己“階級感謝深”差不多。大家都不是暴徒，也沒有利益動機，當信仰追求被納入“階級鬥爭”框架，就會六親不認，行使暴力。
劉源在50年後對我說：中學時代對我們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說明他同樣有所感悟。
又過了7年，1978年我上大學後給劉源寫了一封信，向他道歉。劉源回了一信，說自己也幹了許多不應幹的事。最後問你還是班裏學習最好的吧？可見小學的印象還在。
以後多年，我為自己的錯誤深感不安，沒心思聯係劉源。有一次在香格裏拉碰到，聊了一會兒，他已在武警當政委了。
霍懋征老師去世，我們在葬禮上見到，我說大西線調水恐有地質障礙，不如從北邊貝加爾湖調。他很感興趣，說在武警水電支隊當政委時曾參加三峽大壩建設，隨即拉我去張木生家，那天他們邀請沈誌華談朝鮮戰爭問題，薄熙成也去了。
路上劉源提到《烏有之鄉》原來挺好，最近有點問題。我當時在《烏有之鄉》還有影響，就找韓德強，請他們把罵劉少奇的文章刪掉。這是我為劉源做的唯一一件事。
2009年政法大學聘劉源為兼職教授，劉源說要見我和王宏治。王宏治是政法大學教授，他的妹妹王慧治是我們小學同學。聘任儀式上有學生問劉源，現在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還有沒有用？劉源是上將了，在軍科當政委。他說任何時期都需要。解放戰爭組織俘虜憶苦，講土改，他們馬上加入解放軍。
我發言說：劉源有少奇的風範。他大驚失色，說我們怎能和老一輩比？他們都是死裏逃生多少次，什麽苦都吃得。
中午吃飯我和劉源談了一會，和校長黃進一起照了相。黃進有點尷尬，他剛上任一年，在策劃第二次整我。我委托劉源講請，黃進不買賬（事情經過見附件）。
我所理解的“少奇風範”，主要來自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把列寧主義政黨中國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他平時作風樸素，謙虛平和，在關鍵時刻敢於堅持正確意見。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講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以至於惹下殺身之禍，在文革中全家受到全國性誹謗，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大帽子，15年後才得平反，劉少奇本人死於非命，付出的犧牲太大，贏得了全黨全國人民的尊敬。
我和劉源見麵甚少，主要通過張木生範西峰得知他的消息。張木生在2010年前後研究新民主主義。劉源說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提出，劉少奇實踐的，他力圖把毛劉統一起來。劉少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毛澤東路線最忠實的支持者，1945年中共七大在黨內的地位超過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兩次離開黨中央，一次重慶談判，一次轉戰陝北，都委托劉少奇主持工作。1959年4月二屆人大，1964年三屆人大連任國家主席， 在人民日報的照片和毛澤東並列。他和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一直抵製“左傾路線”，特別在1964年“四清”中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被作為“最大走資派”打倒。
1976年打倒“四人幫”後三年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圍繞劉少奇平反等問題進行了激烈鬥爭，主要理論線索是“毛劉路線對立”。 劉源對此是清醒的，30年後他強調“毛劉一致”。他和我談到毛澤東是黨的領袖，要堅持理想主義，而劉少奇他們是做具體工作的，必然會有矛盾。他主動團結毛澤東林彪等人的子女，都做的很好，這是從中國共產黨長遠利益考慮的。我支持這一研究，幫張木生組織講座並大力宣傳。
劉源心善，幫助同學，經常回山西插隊的地方幫他們解決困難。他也是愛憎分明，有鬥爭精神的。他最輝煌也最危險時期，是任總後勤部政委，和穀俊山及其後台徐才厚，郭伯雄進行生死鬥爭。劉源在軍隊反腐，是他本人對共產黨和解放軍的最大貢獻。
有類似情節的是範西峰。 其父範忠祥是貧農出身的老紅軍，參加過長征，開國少將，曾任北京軍區炮兵司令，政治委員。範西峰 16歲，20歲兩次參軍，從戰士始曆任每個職務，直到總政治部。8年前以大校軍銜退休，我們為他沒當上將軍而遺憾。他說無所謂，軍隊比地方可腐敗多了，能平安落地就不錯了。去年他才口吐真言，當時沒給總政治主任徐才厚送禮。範西峰寫回憶錄每每提及繼承軍人傳統。時間如大浪淘沙，一個人是少將還是大校不會有人留意。能青史留名的，是精忠報國的英雄事跡，是忠心耿耿，鐵骨錚錚的優秀品質。範西峰的遭遇引起很大反響，他在軍隊裏的上級，戰友紛紛來信，讚揚他正直無私。
範西峰和劉源一樣，對軍隊反腐起到了推動作用。加上薄熙成扶貧，我們中學一個班這三位高幹子弟，以終生努力維護革命傳統。劉源在有人向他行賄時怒不可遏，認為是不把他當人看；範西峰寧肯當不上將軍也不送禮。他們是紅二代和老三屆的典範。
前年範西峰轉給我劉源一本書《夢回萬裏，衛黃保華—–漫議父親劉少奇與國防，軍事，軍隊》， 劉源簽字稱為“楊帆老同學”。此書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在央視播了幾十集。我黨決議說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代表，大家以為少奇沒指揮過軍事，此書引證大量材料，證明了少奇的軍事貢獻，如在新四軍當政委，進軍東北，幫胡誌明打奠邊府戰役，抗美援越等，不僅豐富了少奇形象，也豐富了黨的曆史。我認為，劉源這本書經黨中央確認後，應正式納入黨史。
我曾動員劉源寫自己的回憶錄，沒想到他花這麽大功夫去整理少奇曆史，真是“父子情深”。 劉源接受中央電視台采訪，回憶起他見父親最後一麵的情景：
“我給父親洗碗筷，他問我母親在哪裏？那時他身邊都隨時有看押人，對我的要求是不許跟他說話。我跟他說了一句：就在後院。—–他們不許我跟你說話。
“以後我被趕回學校，再沒見老人家了！我後悔的是，早知是最後一次見，我就多說點話！我怕什麽呀！當時就怕以後不讓我見，隻說了一句不敢多說，還是決別了。”
說到這裏他哭了。這個情節我感受很深，劉源對我說的“刻骨銘心”4字含義很豐富。
高幹子弟題材，在香港和海外華人當中，始終是炒作熱點。我在1990年出版第一本回憶錄《共和國第三代》，被一個同學在海外亂傳，何頻高新寫了《中國太子黨》一書，說我是太子黨智囊，在香港炒作。薄熙成非常敏感，埋怨我半天。後來他說這本書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給高幹子弟說了許多好話，我說這是我的自我批評。
劉源馬凱李三友都說這本書好。
2010年以後老三屆退休了，又寫出一大批回憶錄。我和劉源這段經曆，被有些卑鄙小人在海外多次炒作，為炫耀自己認識高幹子弟，不惜瞎編亂造，出賣同學，出賣自己的靈魂，去博海外茶餘飯後，低級趣味一笑。《亞洲自由之聲》電台的高新多次編造謠言，企圖陷害我。可惜國際官司沒法打，要是在中國，早告他們的損害名譽罪了。
我既寫回憶錄，和劉源這段關係就難以避開。這是我多年來反思和實踐的結果，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我們之間早無個人恩怨，寫這些東西是非常嚴肅的，不是給小市民做笑料的。老三屆回憶還有，但立場早已定型，好的永遠說好，壞的永遠說壞，我隻求真實，這個寫法也是經過劉源統一的。 我寫給年輕人看，是希望他們增加一點文革印象，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試圖用文革方法解決困境。
為此，我付出了幾十年的努力和代價，或許能夠說：我對得起老同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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