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一戰貢獻少又占便宜，才是「國恥教育」背後的真相
2018/11/15
黎蝸藤
1月11日，在中國是購物狂歡節，大眾在摩拳擦掌一輪血拚後，不忘慶祝購物總額又上了一個新台階。在地球的另一端，各國則忙於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簽字結束。 10日，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和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相聚停戰協議簽署地康邊（Compiègne）出席刻著「為了歐洲與和平」紀念牌匾揭幕的儀式。隨後又一道到一個翻修後的火車車廂，即當年簽訂停戰協議的地點，在貴賓留言本和法德停戰象征物上留下了自己的簽名。 11日，兩人又一同出席在巴黎凱旋門舉行的一戰結束100周年紀念活動，又出席下午的「巴黎和平論壇」開幕。
不少讀者都意識到，東西方對一戰紀念的反差極明顯，這不是沒有理由的。
第一，中國對一戰沒有太大的直接貢獻
一戰雖然有「世界大戰」之名，但主要局限在歐洲。在歐洲以外的戰場，即便有，規模也不大。一戰當時在中國被稱為「歐戰」，這基本恰如其分。
中國當時經曆劇烈的政治不安定，先有中日「二十一條」爭議，再有袁世凱複辟失敗，再有南北政府對立，再有張勳複辟。直到段祺瑞擊敗張勳重新上台後，北洋政府才騰出手來「參戰」。段祺瑞在1917年8月宣布「參戰」，但沒有派出軍隊，轉而招募約14萬勞工到歐洲參與後勤工作。另外，俄國也自行在中國招募勞工，數量多少有爭議。
中國身為協約國成員，沒有為一戰提供一兵一卒，其在戰場上的貢獻自然無法和英法美俄等主要交戰國相比，也無法和日本、義大利、塞爾維亞、印度、加拿大以及奧匈帝國內的反抗勢力等次一級的參戰單位相提並論。中國甚至也不如泰國、巴西、或是一般中國人沒有意識到參加過戰爭的參戰國：至少泰國還派出遠征隊到歐洲參戰，也在本土俘獲德國戰艦；巴西則派出戰艦參與英國艦隊的戰爭任務。
基本上，在軍事意義上，中國的「勝利」算是「躺著勝」，「站對隊」。事實上，這也是段祺瑞參戰的初衷。
算下來，中國對一戰的貢獻隻有一戰勞工。奇怪的是，一戰勞工長期是中國曆史研究的盲點，曆史教育和討論中更為罕有。最近幾年，開始有中國媒體討論一戰勞工，雖然討論的深度還是遠遠不足的，但總是一個進步。
問題是，中國媒體本來應該把焦點放在中國勞工的貢獻以及為何被中國人長期遺忘之上，但實際上，以一篇FT中文網的評論〈一戰與中國：遲到的曆史公義〉為例，焦點卻放在抱怨「西方忘記了中國勞工的貢獻」，以及中國的付出與收獲不成比例（所以沒有公義）。
原因之一是這些研究大多數是西方人在進行，他們當然首先聚焦在「西方忘記了」的立場上。中國媒體評論的作者，照搬了這些言論而湊成文章，其內容也可想而知了。可是，麵對中國讀者，這種做法顯然不負責任，這給人印象：中國人自己都不記得，反而抱怨要西方記住。
中國的付出與收獲是否成比例下文分析。就在勞工的貢獻上，該文和一些中國媒體都強行「美化」了。比如，它引用文章認為，「這些淳樸的華工，自己還沒有解決溫飽，就想著要去解救全世界；自己還不自由，就為他人自由而戰，為中國人的名譽而戰，為中國地位而戰，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精神。」
這些勞工遠遠沒有這麽偉大。勞工不是義務的，是招募的。他們不是免費的，都有工資。他們願意做勞工，不是因為「要解救全世界」，而是看在「錢」的份上。文中說他們工資不如英國士兵，這就更可笑了，英國士兵上戰場打仗，隨時可能死亡，中國勞工在後方修路或運輸物資或後勤，雖然也可能麵對死亡，其風險低得多是不言而喻的。
況且，當時英國什麽生活水平，中國什麽生活水平？據估算，在1913年，倫敦的實際收入水平是北京的5.3倍。鑒於中國城鄉差距嚴重，大量招募勞工的地區（如山東），收入水平更低。如果工資真是如此不堪，他們又怎麽會應征？
第二，中國在一戰中大占便宜
由於中國一向實行國恥教育之故，強調中國一直受西方和日本「欺負」，中國在一戰期間與此後的收益一直被貶低，因為這樣才算國恥。
事實恰好相反，與歐洲國家在一戰中大傷元氣相反，中國和日本、美國一樣，都是一戰的直接受益國。
中國經常指責美國在世界大戰中「發戰爭財」，其實中國在一戰中也如是。一戰期間，歐洲國家經濟生產向軍工傾斜，民用生產低落，無法向中國出口，留出空間讓中國民族工業興起。這幾年，中國工業平均增長率達到15％的高速，特別在紡織業，民族工業一舉成為國內市場的龍頭。中國製造業和加工業產品還出口歐洲，改善了中國的財政狀況。
中國在一戰中的經濟崛起，和美日崛起，以及歐洲國家在亞洲殖民地統治的動搖都相當吻合。這些經濟成就在中國史教學中大都提及，但一般沒有放在世界史的角度加以討論。
除了經濟上的崛起外，中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也在改善。中國從德國和奧匈帝國手中廢除「不平等條約」，又廢除了《辛醜條約》中給德奧的賠款。中國在國際權力的結構中漸漸走上上升通道。
但在中國的曆史論述中，對這些積極變化最多算是一筆帶過，反而著重強調《凡爾賽條約》沒有收回山東權益。這種論述也很有問題。
所謂山東權益是指德國在1898年租借山東膠州灣（青島），打造德國在遠東的海軍中心。德國為之全新規劃，投入約一億帝國馬克，把一個小漁村在十幾年內變成現代化的城市和軍港，一些民用設施用到現在。
德國在膠州灣的海軍力量為英日忌憚。於是在1914年8月，一戰剛開始時，日英聯軍就發動戰役攻打膠州灣。日本出動2萬3000人，英國出動1500人，在約4000人的德奧聯軍抵抗下，戰爭打了兩個半月，才攻陷膠州灣。日本和英國共戰死376人。
膠州灣戰役是一戰中遠東的主要戰役。日本此後占領了膠州灣。中國要參戰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成為戰勝國，收回「山東權益」。
現在看來，中國仿佛是理所當然應該收回膠州灣，其實在當時並不如此理直氣壯。
畢竟，膠州灣是中國租借出去的地區，又是日本打下來的，中國在趕走德國人的戰役中沒有出半分力。再者，對其他盟國來說，日本從戰爭一開始就站在協約國的一方，比中國貢獻大得多了。設想一下，如果日本站在德國一方，在遠東攻打俄羅斯和英法殖民地，很可能會改變一戰進程。
在一戰初期，中國人並沒有奢望能收回山東權益。後來之所以會把取回山東權益視為理所當然，主要是由於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主張弱小民族有權自決之後，燃起中國人的想像。當然也有小部份原因是蘇俄革命成功，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故。總之，到了1919年巴黎會議，中國人才如此熱切地相信自己「有理由、有權利」拿回膠州灣。五四運動能一呼百應，就是這種對國際秩序的想像的思維範式轉變之後的產物。
在中國的國恥教育中，在日本和其他國家的反對下，威爾遜總統沒有堅持讓中國在條約中收回膠州灣，最後《凡爾賽條約》沒有把膠州灣還給中國，通常被大肆宣傳為「恥辱」。威爾遜常被中國曆史論述認為是「出賣中國」，中國代表團沒有簽署條約視為英雄，五四運動更是被中國高度肯定。
可是，《凡爾賽條約》同樣沒有規定膠州灣的命運。美國倡議把遠東事項留到兩年後的華盛頓會議上解決。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在美國的調停和壓力下，中日雙方在會外談判山東問題，最後在1922年2月4日簽署解決山東問題的《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日本交還膠州灣。同年12月10日，中國正式收回膠州灣，1923年5月2日接收膠濟鐵路。這樣經過幾年時間，中國就收回全部山東權益。這讓日本人感到吃了大虧，憤憤不平，這構成了日本以後擴大侵略中國的原因之一。但在中國曆史教科書上，這個結局要麽沒有提，要麽沒有強調。
客觀而論，正是美國的倡議和一戰後世界形勢的轉變，才讓中國「躺著」收回山東權益，中國在這個事件中是絕對的得利者，宣傳上卻把與之相關的事件視為「喪權辱國」。
一戰、德軍、山東、青島
在俾斯麥山（青島山）上的排炮｜Photo Credit: Bundesarchiv @Wiki Public Domain
一戰是北洋軍閥時代的產物
中國對忽視一戰的另一個原因是：一戰的成績是北洋軍閥取得的，除了宣傳北洋軍閥無能，喪權辱國引發五四運動之外，國共兩黨都不熱衷宣傳一戰。更重要的是，國共都視為國父的孫中山，當時強烈反對參加一戰，與段祺瑞作對。現在看來，如果「沒有站對隊」，給中國還會帶來不少的損失，於是還是不提為好。
孫中山反對參加一戰與要獲得德國的支持有關，這和段祺瑞要參加一戰要獲得日本支持一模一樣。在道德上，雙方沒有太大差異，獲取外國支持也是革命者的常態。但中國現在把「勾結外國勢力」視為「滔天大罪」，自然不願再提。
以成王敗寇的眼光，孫中山是眼光較差的一個。但在爭論的當年，德國戰敗並非必然。事實上，直到1917年2月，美國參戰，協約國才明顯占據上風；但稍後，俄國革命以及退出戰爭，德國沒有東線的牽製，還相當有可能擊敗協約國。德國在1918年還發動春季攻勢，掌握戰場主動。
無論如何，既然一戰和中國沒有太大關係，勞工貢獻確實「拿不出手」；中國既在一戰中占了便宜，又要宣傳自己受辱；又有否定北洋軍閥的必要，於是對一戰曆史不熱情，囫圇吞棗也就不奇怪了。
從2014年起，中國越來越主動宣傳勞工的貢獻。這本來是好事，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宣傳帶有強烈的政治議程。
第一，中國在歐洲多國（包括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展覽紀念勞工，在中國反而沒有同類展覽。宣傳熱情都用在雙十一上。顯然，紀念勞工成為對西方推銷中國議程的工具。
第二，中國過分誇大勞工的貢獻，用以論證，中國一直對世界治理有重要貢獻，這迎合「中國要參與治理世界」的政治論述。
第三，刻意強調西方「忘卻」中國勞工，抱怨中國的貢獻在世界長期得不到承認，這是「不正義」的，這又是一種利用西方對「受害者」同情心的宣傳。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與此相聯係的憂慮是，由於中國沒有深入正視一戰曆史，很可能錯過了根據曆史反思現實政治的機會。
在前幾年，西方國家的論述中，越來越多地把一戰前的德國，與現在的中國類比。德國急於挑戰英國的霸權，是發生一戰的主要原因。這也是現代曆史上，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導致大戰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典型案例。
現在中美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修昔底德陷阱重現，中美如何能避過陷阱，部分取決於能否從曆史教訓中獲得智慧。中國對此一概否認。
在幾年前中日交惡時，中國一直把日本往一戰前的德國上套，認為日本「像德國一樣，改變世界秩序」，用以反擊國際把中國視為德國的指責。
中美貿易戰發生之後，沒有多少人會認為「日本是德國」了，中國則急於論證「三分之二定律」，即在其他國家GDP達到美國三分二的時候，美國就會出手「做掉」它。
9月初，《人民日報》找了五位專家寫成〈風物長宜放眼量——從強國興衰規律看我國麵臨的外部挑戰〉，重點論述「新興國家在強大過程中必然會遭到守成大國的打壓。」這裏用了「打壓」一詞，意味著「守成國家是不正義的一方。」這當然是為了論證「貿易戰裏麵，中國是正義，美國是不正義」之目的。
為了渲染這一點，在這五個學者的筆下，英國崛起時純潔和委屈得像「小白兔」，被相繼被西班牙和荷蘭「打壓」，最後頑強地戰勝了打壓者。英國崛起過程中與西班牙和荷蘭的對抗，有多少成分是外國打壓造成的原因，有多少成分是「不正當」地挑釁與侵犯守成大國的利益，英國自己心知肚明，中國專家反而裝傻扮懵。文章不提，英國縱容和鼓勵海盜搶劫西班牙商船，史無前例的重商主義《航海法案》嚴重損害了荷蘭作為貿易航海大國的利益，也不提英國搶奪荷蘭的殖民地。但到了討論英國變成守成大國了，中國專家又一下子就「移形換位」，法國拿破侖（Napoleon）、德國威廉二世（Wilhelm II）等都變成小白兔，英國就一下子變為大魔頭了。
近日，《環球時報》又發表〈中國小心！這又是個陷阱！ 〉，以一些「中國沒有軍事盟友」、「完全沒有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的戰略意圖」、「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耳熟能詳說辭，否定中國與德國的可比性。文章雖然認為「當新的曆史轉變發生時，所有參與者都應審慎辨析自身行為的限度，要在相互理解承讓中形成新的合作關係，共同化解挑戰。」實際上，這隻提「守成者」的責任，不願提「挑戰者」的責任。
現在中美衝突已經成為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的威脅，希望各方能真正重視一戰的教訓，才能更利於避免跌落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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