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否定”並未徹底，“真相”仍待揭示（上）
◇ 我們都是"六六屆"
文革當然不僅僅是一場"學生運動"，但是在表象上無論當時還是今天一些研究者眼中，"學生運動"與學生身份的"紅衛兵"都是文革的典型景觀。而在曾經構成這一景觀的人群中，孫怒濤先生他們這些文革前的大學生是最年長的老大哥，我們這些文革爆發時剛進中學的"六六級（六九屆）初中生"則是最年少的小弟。
與"六六屆"中學畢業生（後來所謂狹義"老三屆"中最高一屆，就入學而言一般是初六○級）當時幾無例外地都滯留學校經曆文革不同，該屆的大學、小學畢業生與文革的聯係差異很大。六六屆大學畢業生該年大部分都沒有按時分配工作而留校參加了文革，但也有少數離校參加工作進入了社會，不再卷入"學生運動"。至於小學，在１９６６年暑期這個通常年份"小升中"的時段，全國的學校都已停課，教學業務完全癱瘓，但是"升學"的手續則各地進展不一。有些省份１９６６ 年小學畢業生當時就沒有進中學，直到１９６８年"複課鬧革命"後才進入初中；但另一些省份如我所在的廣西，則還是按常規分配我們進了中學。
就上學而言，進了已經停課的中學和沒進無甚區別，就"革命"而言就不同了。文革時小學雖然也有取代少先隊的"紅小兵"，但基本是小孩奉命做戲。中學則不同，它是"紅衛兵"的發源地，是"文化革命"的"風口浪尖"。加之無課可上，"革命"就成了我們這些人當時在中學唯一的"正經事"。此後在１９６７年全國中學基本都沒招生，等到１９６８年"複課鬧革命"後恢複招生時，自主的"紅衛兵運動"實際已經結束，原來的紅衛兵得意的離校工作、甚至當官成了新的"當權派"，大部分失意的則被發配邊疆農村，甚至被整被殺。雖然直到１９７０年共青團組織恢複前一些中學仍然有"紅衛兵"存在，但那已經是類似此前共青團的官方"助手"，而不再是"革命群眾組織"，更不會是"造反派"了。所以在我們之後進中學的學弟們基本沒有參加紅衛兵運動。而我們這屆學生（盡管是"一進校就停課，畢業時剛停火"、沒上過幾天課的所謂學生）成為參加過紅衛兵的最低一屆。雖然我們這些直到"畢業"前不久還被稱為"新生"（因為當時我們不僅幾乎沒有進過課堂，而且紅衛兵時代也沒有比我們更"新"的一屆學生了）的少年基本隻是跟著高年級學長們當拉拉隊，在紅衛兵中並不是叱吒風雲的角色，但比純粹的看客還是不同。所以對孫怒濤先生他們寫的文章，我是深有"在場感"的。
幾十年後我在清華大學當了曆史學教授，雖然主修的並非當代史，但是也寫過一些有關文革的東西。而這時我忽然發現我當年在廣西的經曆還與清華文革有"交集"。
這起緣於導致清華造反派灰飛煙滅、同時也是全國文革史上重要轉折點的那個"七．二七"事件：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幾萬名工人、解放軍（後來得知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中南海禦林軍８３４１部隊軍官帶領下，以人海之勢闖入清華，當時正在"武鬥"的清華"井岡山"與"四一四"兩大派都不知怎麽回事，在校內處於優勢的"井岡山"派頭頭蒯大富多方與北京及中央文革當局聯係了解緣由，但所有電話都不通。在再三聯係無果後，蒯認為自己已被封鎖，這是"黑手"搞的"反革命鎮壓"，甚至懷疑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政變"，遂下令武力抵抗，造成了工人的傷亡。校園被占領後，蒯大富等人狼狽逃出，毛澤東遂於次日"召見"包括蒯在內的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蒯大富見到自己誓死效忠的毛主席後放聲哭訴"黑手"的行為，不料毛聲稱"黑手"就是自己，並嚴厲訓斥了蒯大富等人。包括蒯在內的"五大領袖"從這天起全部從失勢走向垮台，清華、北大等北京主要高校的造反派也從此土崩瓦解。毛澤東派出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以後簡稱"工宣隊"）完全控製了各校，建立了後來史家所稱的"後文革秩序"。
◇ 7．２４接見與7．２７行動：從廣西看清華
幾十年過去，蒯大富先生對這段戲劇性變故仍感到大惑不解。他在回憶文字和口述中多次說，自己是中央文革一手扶植的嫡係，與當時的很多中央領導保持有可靠聯係渠道，而且作為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常委，他與時任北京市革委負責人的謝富治等首都主管也有頻繁的工作聯係，如果有人通知一聲"工宣隊"是毛主席派來的，他定會全力配合，怎麽會進行抵抗，以致造成傷亡鑄成大錯？〔１就連當時屬於與蒯大富敵對的"四一四"派孫怒濤等人，對此也有同感，他們與蒯再對立，也不會相信蒯有膽量對毛公然抗命。〔２〕由於毛澤東在"7．２８召見"時一方麵嚴厲訓斥，一方麵在蒯大富哭訴時毛也激動流淚，還明確聲稱在清華兩派中他反對四一四而偏愛團派，並當麵交代在場各領導人不要整蒯，所以蒯大富至今相信毛直到最後還是盡力保護自己的。隻是不知怎麽陰差陽錯溝通有誤，導致"曆史因此改寫"。
但我聽到這裏，就想起了對我當時曾經參加的"廣西四二二"造反派來說很難忘懷的一幕。那就是"七二七"幾天前的７月２４日深夜至２５日淩晨"中央首長最後一次接見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團"。當時，以毛澤東親自批示"照辦"的"七三布告"為起點，對"廣西四二二"的大規模剿滅已經在南寧等地進行了半個多月，這次接見其實是正式宣布對"廣西四二二"組織的死刑判決。"接見"後不久，四二二的代表們便被全數扣押入獄。而我們這些沒資格到北京去的普通四二二成員後來讀到廣西當局廣為散發的接見紀要時，無不感到五雷轟頂。記得一個同學當即念出一句安徒生作品中的話："啊，我親愛的康斯坦丁，一切都完了，完了！"
就在這次曆時數小時的"接見"中，包括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在內的陣容龐大的中央首長們異口同聲，一麵倒地嚴厲斥責廣西四二二。除了談廣西的事外，斥責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向在場的四二二人員追查所謂的"清華－北航黑會"的情況，尤其是點名追查蒯大富。這些處理國家大事的首長們一個個仿佛成了"專案組"的審訊人員，不僅聲色俱厲、不依不饒，而且追問之具體、口氣之武斷令人驚訝。周恩來首先指責四二二人員"參加了清華、北航的黑串聯會"。康生點名要四二二代表朱仁把會議情況"原原本本、老老實實地寫出來"，"你在會上怎麽講的，蒯大富是怎樣講的，什麽人怎樣講的，會上、會下又怎樣講的，給我寫出來。你不要認為我們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陳伯達斷言四二二參加"黑會"
是去朝見"黑司令部"，大喝要與會者"把你們的黑司令部端出來！"周、康和陳三人都輪番追問"開了幾次會？在哪裏開的？誰主持的？到了多少人？清華誰去了？"吳法憲說："你們'匯報團'（按：當時各派來京人員正式名義都叫某某組織赴京匯報團）不向中央匯報，到清華、北航匯報，匯報什麽？你們到底幹了些什麽？"陳伯達並說：蒯大富、韓愛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險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勞動，韓愛晶最好去勞動"。周恩來最後要求四二二人員回去寫交代，"一定要把你們這六百多人（按：四二二代表遠沒有這麽多，"六百多人"似指各省來京及北京高校造反派人員被認定參與"黑會"者的總數）的活動、串聯黑會都寫出來。"〔３〕
這份接見記錄表明幾點：１，"中央首長"們認定廣西的問題並不孤立，各省及北京的造反派正在形成一個統一的"黑司令部"，而"清華－北航黑會"就是一個重大標誌。２，清華（當然是指"清華井岡山"）與蒯大富被置於這個"黑會"的重要位置。而且從反複點名追查清華和蒯大富（有趣的是除了陳伯達提出韓愛晶和蒯都要"去勞動"外，當場再沒有人提到韓，除並列指責"清華、北航以外也沒人單獨提到北航，卻幾次單點了清華）的語氣看，中央首長們已經完全把其看做整肅對象，不但整材料整到了廣西人那裏，陳伯達還明確說要把蒯清洗出政治舞台。３，與會的"中央首長"很多，而且來自我們現在知道其間矛盾很大的各個派係，如中央文革文人集團和林彪軍人集團，以及超越諸集團之上的（也有人認為是自有一集團的）周恩來等，但他們這時在處理造反派的問題上態度高度一致，顯然，隻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能夠整合出這樣的一致。
讀了這份記錄，誰還會認為兩天後的數萬"工宣隊"進占清華之舉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誰還會覺得蒯大富那天到處打電話都碰壁隻是陰差陽錯的溝通問題？
◇ 關於"清華、北航黑會"
那麽，這四二二人員參與了的"清華－北航黑會"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7．２４接見在7．２７之前僅兩天，但接見記錄公布、讓我這樣的世人讀到則已經是在7．２７事後。接見中周恩來說：今天講的內容"反正朱仁是會傳出去的（意指傳給蒯大富這類"黑會"中人），我也不怕你傳出去。"這顯然是講反話，接見後不久即失去自由的朱仁及其他廣西人大概不可能給蒯大富們通風報信（且不說他們根本還不認識）〔４〕。我們現在知道"清華井岡山"是非常重視搞情報（所謂"動態"）的，但這兩天他們似乎對此一無所知，或者風聞了也未重視。直到現在，清華文革中人寫回憶錄雖未汗牛充棟也已經卷帙頗為浩繁了，7．２７也是這些回憶錄經常提到的，卻未見到有誰提及這件對清華井岡山似乎是相當致命的事。後來我曾當麵問過蒯大富等一些井岡山要人是否記得有這
麽個會議，居然沒人能說出個所以然。〔５〕盡管其實毛澤東在7．２８訓斥蒯時就指責他和韓愛晶串聯各省造反派，"又在清華開會，又在北航開會。還在什麽和平裏開會。很多是外省來的，又是廣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遼寧八三一的一部分，錦州的糟派，黑龍江的炮轟派，廣東的旗派……不要搞這套。"（林彪接話："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但是，事後無論蒯還是清華井岡山其他人談起7．２８召見，談起他們垮台的緣由，大都還是講搞了"百日武鬥"、武力對抗工宣隊等惹怒了領袖，幾乎沒人提到這個"黑會"。不但如此，後來從毛澤東時代蒯大富被捕坐牢直到鄧小平時代正式判刑，列舉的罪狀中也沒有再提這件事。
為什麽？我想原因其實也簡單：那實際上根本就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蒯大富他們沒當回事，一直就沒往心裏去。而"中央首長"們其實當時對事情的整個經過也已經查的一清二楚。首先，7．２８召見時韓愛晶就已解釋："那個會不是我們召集的。可以調查，是廣東武傳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體院。學校裏打來電話，接待兩個省革委會常委。別人講'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學代會，好多外省造反派頭頭我沒有熱情接待，大家說：老大作風，驕傲自滿，又說我們是富農，不革命了。於是我說接待了。送行時他說要開全國形勢串聯會，我說北京開會就是黑會，北京還有天派地派之分，很複雜。我同意找幾個可靠的造反派頭頭、革命委員會負責人聊聊，隻搞情況，不談辦法。我、蒯都去。後來我住院了。會議一開，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質（學院東方紅）參加了籌備會就不參加了，蒯大富聽了一會嚇跑了，井岡山也嚇跑了。同學紛紛給我反映情況，我說趕緊寫報告，誰知批評已經下來了。"〔６〕
其實不用韓愛晶解釋，7．２４接見廣西兩派代表時，周恩來對情況已經很清楚，他當時就說："大革命時我在兩廣呆過，我為你們難過，兩個當黑會主席的，一個是廣東的武傳斌，一個是廣西的朱仁。"盡管這個說法也不確切（見下文），但無論蒯大富還是韓愛晶，清華（井岡山）還是北航（紅旗）都不是會議的主角，他是很了解的。
武傳斌先生當時是廣東"旗派"頭頭、廣東省革委會常委。他近年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回憶說：當時"是我在北京參與串聯，組織，主持，在北航召開了一次有十幾個省、市在京上訪的造反派大會"，即中央首長接見廣西兩派時所說的"北航黑會"，"之所以拉上清華，那是因為在大會的第一天，我把老蒯也請來上了主席台。但我從未聽過'清華、北航黑會'的說法"；"回廣州後，在廣東省革委會全會上批判我時，省的主要領導傳達中央領導講話時，定性為'北航黑會'。'清華－北航黑會'如有存在，也可能另有所指。"後來他又略作更正說："６８年７月１６日第一天的會議是在清華開的，老蒯參加了不到一個小時就走了，謹對各地造反派來北京，來清華表示了歡迎和支持，沒有更多的講話。７月１７日的會是在北航開的。"〔７〕而根據7．２４接見時四二二參會代表白鑒平所說，會議是１８、１９日開的，與武傳斌４０多年後的回憶有兩天之差，應以白鑒平當時的說法為準。另一代表高壽儀說："是廣東'旗派'掌握會場〔８〕這也與武傳斌的說法一致。
至於周恩來指為與武傳斌一起成為"黑會主席"的朱仁，是7．２４接見中被多位"中央首長"連珠炮式審問追逼得最緊的一位。據接見記錄，當時他在追問下"轉彎抹角、吞吞吐吐承認在清華主持了這次黑會，說有十幾個省、三十多人參加"。〔９〕但是，近年筆者采訪他時，朱仁否認了"主持"之說，隻是說自己發言介紹了廣西的情況，並且說他參加的會議隻有一天，是在北航開的，沒有在清華開過，如果清華也開了，那自己並沒有參加。〔１０〕
這個說法與當時作為柳州四二二代表的錢文俊所說可以互相印證。錢文俊近年接受筆者采訪時說：會議似乎是開了兩天，但第一天通知他們到清華，卻因為當時清華武鬥，校園一片混亂，根本找不到會場，實際沒有開成會，會是第二天在北航開的。有個清華的到場（錢說他不認識蒯大富，不能確定是不是他）講了不長的話，主要就是潑冷水。遼寧八。三一的人提議各省造反派應該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全國性組織，他大驚失色，表示這絕對做不得。也有人說，全國性組織不可行，那就退而求其次，搞個各地造反派互通消息的聯絡站怎麽樣？清華的人說那也不行，他們不能參與這樣的事。弄得大家很喪氣。最後也就是大家發發牢騷，覺得各省造反派都危機四伏前途渺茫，沒有任何結果就散了。〔１１〕
錢文俊說的這個清華人基本可以確定就是蒯大富。４０ 多年後筆者采訪蒯大富時，他對這個會已經沒什麽印象，但後來想起說是有這麽一個會，他當時就害怕跟各省這些人混在一起，但礙於武傳斌他們的麵子到北航去了一會兒。"有人提出成立各地造反派聯合組織，我跟中央文革和周總理這些首長打過那麽多交道，當然知道這是大忌，要惹大禍的，就斷然否定了這個餿主意。有人又說那就辦個聯絡站保持聯係，我說即便搞聯絡站也要先請示中央文革，得到中央的明確同意才能搞，否則是絕不能搞的。說完我就離開了。"〔１２〕
４０多年後各人的回憶有些細節出入完全可以理解，但綜合這些回憶和１９６８年當時披露的情況，基本事實大致已很清楚：１９６８年盛夏時，各省造反派都已麵臨嚴重危機（曾短暫得勢的大都已經失勢，從未得勢的則麵臨更嚴厲的鎮壓），他們紛紛組團赴京上訪"。廣東的武傳斌就出頭讓這些難兄難弟們（"革命造反派戰友們"）搞了個聚會。
◇ 所謂"黑會兩主席"
為什麽是武傳斌？因為他領導的廣東旗派這時也處在轉折點上。旗派在１９６７年３月曾與偏向"老保"的廣州軍區有過衝突，但毛澤東發出擊退保守的"二月逆流"的旨意後，周恩來承旨專門飛到廣東，於４月１８日在廣州欽封旗派是革命造反派，其對手則是"保守"的，並要求廣州軍區支持旗派。我們知道，這一年北京曾多次隔空表態、乃至派出"首長"（如到武漢的謝富治和王力等）前去直接支持各地造反派，使之從逆境中鹹魚翻身，但由周恩來親自去現場欽點造反派的還隻有廣東。旗派因此聲名大噪。人們現在知道廣州軍區及其司令員黃永勝對旗派心裏是反感的，〔１３〕但也不得不予以支持。１９６８年２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黃永勝是主任，武傳斌是常委，兩人關係一如北京的謝富治與蒯大富。
１９６８年３月楊成武倒台後，黃永勝到北京官升總參謀長，旗派卻與此後的廣州軍方及廣東省革委主流關係惡化，這其實和全國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兔死狗烹由盛轉衰是同一趨勢。但與其他一些省份的造反派（如廣西四二二）相比，旗派當時麵對的形勢尚不那麽險惡，武傳斌也並不甘心。他認為廣東軍方變臉是黃永勝離開的結果，而黃永勝還是支持自己的。於是便與另一位省革委會旗派常委邱學科一起到北京找黃永勝告狀。到北京沒能見到黃永勝（黃其實正要整他呢），卻發現各省落難造反派紛紛來京上訪，自我感覺尚不那麽壞的武傳斌便出頭聯絡這些"造反派戰友"開了那個會，無非是想分析一下形勢，並沒打算成立什麽全國性組織（會上遼寧與會者提出的這個建議並非原先所料）。遠在南國的武傳斌畢竟不如北京人那麽敏感，不知道這是犯了大忌。但他在北京開會總要有東道主
，找的自然就是北京的"造反派戰友"韓愛晶蒯大富們。韓、蒯盡管當時還風頭十足，但經過兩年的"政治經驗"已經不是１９６６年時的"初生牛犢"，他們是知道禁忌的。韓同意接待武傳斌，是因為武與他一樣是省級革委會常委，而且據說還有黃永勝支持，屬於他所說的"可靠的造反派頭頭、革命委員會負責人"，並不是朱仁那樣的在野人士。盡管這樣，韓仍然沒有參加武傳斌主持的會，隻是提供了會場，出席會議的北航紅旗成員侯玉山和祝春生據說還很不客氣地批評了外省人的過激言論。而這個情況康生也知道。〔１４〕
就廣西四二二而言，參加這個會議也是稀稀拉拉的，在京四二二成員有的隻去了北航，有的隻去了清華，筆者所知的與會者中，兩校都去了的似乎隻有白鑒平。更有趣的是，被康生誣為"黑手"、周恩來指為"黑會主席"的朱仁並不是四二二赴京匯報團的正式成員，而是匯報團已經在京多日後，由於南寧事態危急他自己決定上京"報告情況"，甚至連車票也是自己買的。〔１５〕在四二二及其赴京人員中朱仁並不在領導層，康生之所以盯住他，隻因為他是廣西自治區黨校教師，被認為有理論水平。而四二二"柳鐵工機聯"一位中學紅衛兵此前寫有一篇觀點激進的文章《今日的哥達綱領》，當時與湖南楊曦光（楊小凱）的《中國向何處去？》、清華周泉纓的《四一四思潮必勝》等都是中央點名的異端"大毒草"。康生僅以"中學生不可能看過《哥達綱領》"為理由，就一口咬定中學生寫不出這篇文字，肯定有"黑手"代筆，而黨校教師朱仁就是代筆者，也就是四二二中的"黑手"。其實，不要說中學生完全可能看過馬克思已全文引錄過的《哥達綱領》〔１６〕，就是沒看過，當時的學生不少也從我國"共運史"宣傳中知道"哥達綱領"是德國工人運動中愛森納赫派與拉薩爾派"無原則合並"的結果，那篇文章不過是借此典故來表達其不願與對立派"老保"合流之意，與《哥達綱領》文本的內容毫無關係，何以非得看過那文本才寫得出來？更何況在南寧工作的朱仁根本不認識在柳州的作者。
正如北航的戴維堤後來所說："現在看來，在所謂的北航黑會問題上，韓愛晶和北航紅旗本來是沒有什麽錯誤和責任的--如果講理的話。第一，韓愛晶一開始就反對開這個會，他借病拒不參加，當時能做到這點，就很不容易了。第二，文革中中國人有'四大'自由，這是毛澤東支持和倡議的。群眾組織頭頭聚在一起開個會，交流一下文革'信息'。就算發發牢騷，講了幾句出格的話，但沒有密謀武裝暴動，沒有違反憲法的任何行動，憑什麽叫'黑會'？這是對人權的嚴重褻瀆。'北航黑會'不是黑會，正象'二月逆流'不是逆流一樣。但是，可悲的是，在大人物麵前，有時候是很難講理的，因為他們是'神'。連韓愛晶、蒯大富等人也把此會當成了黑會，真是可笑之極！這件事情產生的影響和後果是嚴重的。'北航黑會'和清華武鬥事件使毛澤東大傷腦筋，最終導致他老人家作出
了大決策。"〔１７〕
北航如此，清華就更不用說。盡管"黑會"是武傳斌張羅的，北航韓愛晶隻是勉強接待了他，清華連接待方也不是，主要的會議也是在北航開。有的回憶說蒯大富在會上露了個麵但沒怎麽說話，有的回憶說他講的話是潑冷水。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那就是清華與這個會的關係比北航更淡薄。武傳斌與戴維堤都說他們聽到的指責是"北航黑會"而沒有清華的什麽事。但實際上，從7．２４接見時周恩來指責"清華、北航的黑串聯會"，吳法憲說四二二是"向清華、北航匯報"，其他中央首長也反複追問清華有誰與會、蒯大富講了什麽，直到7．２８召見時毛澤東指責的"又在清華開會，又在北航開會"，顯然當局追究清華和蒯大富要甚於北航和韓愛晶。
另一方麵，廣西四二二隻是受武傳斌之邀與會的眾多各省組織中普通的一個，既非會議的發起者，也非接待者，更不像遼寧八三一那樣在會上有特別敏感的發言。當時七三布告已經發布，廣西屠殺正酷，北京的四二二人員盡管極感冤屈無訴，但恐懼遠超於憤怒，已是待罪羔羊心態，哪裏還敢挑頭當什麽"主席"？後來武傳斌、戴維堤的回憶對四二二人員會上的表現也都沒有什麽印象。但是，當局卻把四二二拔高到突出的位置，周恩來說四二二的人是"黑會"兩主席之一，毛澤東列舉的與會者頭一個就是廣西四二二。作為當時全國被鎮壓得最慘的造反派，四二二那時被"槍打出頭鳥"，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七三布告"就是針對廣西頒布的，是全國第一個公開出動正規軍隊剿滅造反派的布告（以後才有針對陝西的7．２４ 布告、針對山西的7．２８布告等）。而7．２７工宣隊占領〔１８〕清華，就是打著宣傳"七三布告"的旗號。
◇ 7．２７行動保密之謎
就在占領清華次日的7．２８召見中，出現了這樣充滿殺氣地把廣西和北京相聯係的話語：
毛澤東：有人講，廣西布告隻適用於廣西，陝西布告隻適用於陝西，在我這裏不適用。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性的布告，誰如果還繼續造反，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林彪：現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國民黨，打著我們的旗號造反。廣西燒了一千間房子。
毛澤東：在布告上寫清楚，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就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實行圍剿。
林彪：廣西燒了一千間屋子，還不讓救火。
毛澤東：國民黨還不是這樣！這是階級敵人一種垂死掙紮。燒房子要犯大錯誤。
林彪：我長征進廣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計，先放火冒充共產黨。現在是舊計重用。
韓愛晶：蒯大富是騎在虎背上下不來。
康生：不是你說的那種情況！
毛澤東：騎虎下不來，我把老虎打死。
周恩來：廣西佬躲在你北航。國防科委係統你怎麽召集會議？
毛澤東：你們把廣西四二二藏起來了。廣西學生住在北航。
康生：他們想控製全國運動。〔１９〕
這是遲到的蒯大富趕來之前諸位首長對北航韓愛晶的訓斥。這些話的核心就是"造反"如今已經被禁止，"誰如果還繼續造反"就要被鎮壓，"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廣西四二二已經被描述成殺人放火的"土匪"、"國民黨"、"殲滅"的對象（真相詳見後述），而以清華、北航為代表的北京造反派幾乎被當做四二二的後台，他們不僅窩藏"土匪"（"廣西佬躲在你北航"），還"想控製全國運動"，加之林彪說的驚人之語："我們沒有開九大，他們就開了"，這明顯與陳伯達所說的全國造反派開會成立"黑司令部"同義。
當時蒯大富人尚未到，談話就涉及了蒯大富"騎虎難下"的問題。毛澤東宣稱："騎虎下不來，我把老虎打死。"在當時語境下，韓愛晶說蒯大富騎虎難下，有為蒯開脫之意，即蒯大富受製於人，身不由己。但蒯大富騎的什麽虎？受誰的牽製？無非有上下兩個可能。"上"當然不是後來講的"林彪、四人幫一夥"（當時他們都與毛澤東一起喝斥韓、蒯等，而且言辭比毛還厲害），隻能是說蒯"奉旨造反"慣了，一下子難以適應完全相反的、鎮壓造反的新聖旨。若如此，這個"虎"就是發布聖旨的毛澤東了，毛澤東自己還能"把老虎打死"嗎？另一可能是指"下"，是說蒯大富想轉向，他手下的群眾不幹，那老虎就是指他們。而毛澤東怒稱要"打死"他們以便讓蒯下來，顯然就是基於這樣的理解。可見，毛澤東如果說對"壞頭頭"蒯大富尚有一絲憐意，對"不明真相的群眾"則已殺氣
騰騰了。
另一方麵，召見時大家已經知道占領清華時工宣隊死傷慘重（以北京"武鬥"的標準而言），但毛澤東對此卻毫無所動。正如孫怒濤所說："在長達五個半小時的召見談話中，毛澤東沒有說一句對死難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話，沒有說一句對７３１個受傷的工人、解放軍戰士表示安慰和問候的話，也沒有對下屬交代一句要他們高度負責地妥然做好善後工作的話。沒有！統統沒有！當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的湖南廳裏談笑風生、指點江山的時候，……要是他們（死傷者）知道了他們心中的紅太陽……對蒯大富與對工人這樣冰火兩重天的態度，他們會覺得死得其所嗎？會覺得傷得值得嗎？"〔２０〕其實，更過分的是這次召見中，國家最高三人的下麵這段對話：
毛澤東：井岡山他們這個作法不好，我說的是蒯司令的井岡山，打死了四個人，打傷針織總廠五十個，就是這個社會影響。我也不是看一個人，損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彪：值得，損失最小。
周恩來：林副主席說得好，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
這豈止是沒有"表示悲痛和哀悼"而已，"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自得之情是溢於言表啊。
在對蒯派群眾和工宣隊員雙方都表現得很冷酷的同時，毛澤東唯獨對蒯大富本人表現出很溫情。雖然"召見"的主調是訓斥，但與其他首長一味聲色俱厲不同，毛澤東（一定程度上還有江青）訓斥之餘不但為蒯大富流了淚，還當麵痛貶蒯的政敵"四一四"，表示兩派聯合仍要以蒯為主，還叮囑臣下不要整蒯大富。盡管這一切後來都沒兌現，但很多人尤其是蒯大富自己仍然覺得這是"揮淚斬馬謖"，毛澤東對自己一手扶植的造反明星還是有感情的。
的確，人非草木，不能說毛澤東在拿原先的心腹"小將"祭旗時沒有一點憐惜。然而這和"揮淚斬馬謖"還是大有區別。且不說當年孔明"斬馬謖"時，他那政治家的"揮淚"也有濃厚的作秀意味，但"失街亭"畢竟不是孔明的安排。而7．２７采取這種派出數萬人迅雷不及掩耳地搞掉一個"黑司令部"的做法，蒯大富們會有什麽反應，偉大領袖難道真的沒有意料到嗎？受命闖入的數萬軍人和工人徒手麵對驚恐之極且擁有武裝的蒯大富們會遭遇什麽，揮淚的領袖也沒有想過？在事先不打招呼的情況下命令徒手的人海對有槍的被圍困者"強行繳械"還要"抄家"，能不出"意外"？如果對蒯不打招呼是偶然，何以聶韓譚王等其他造反派也一概被蒙在鼓裏？領袖揮淚訓斥之餘煞有介事地當麵告訴臣僚不要整蒯大富，何以他不久還是身陷囹圄？如果是工宣隊員的"意外"犧牲"改寫"了蒯大富和"井岡山"的曆史，那麽沒有抵抗工宣隊的其他四大造反派頭頭為何也遭到同樣命運？
近年披露的一些內情更令人吃驚。如當年海軍清華軍宣隊的朱勇說：7．２７當天清華的事他們也一無所知，次日即7．２８才聽說，並到清華參加了８３４１部隊主導的占領。而這個海軍軍宣隊本是早在２月１３日就奉命進清華宣傳製止派鬥的，在校兩個多月與兩派都混得較熟。但４月２３日"百日大武鬥"開始後，他們卻於２５日奉命撤出清華，撤出後並未解散，而是集中駐於宣武區待命，並一直與校內兩派人員有聯係，明顯是準備再入清華的。可是，7．２７當天的行動卻對他們保密。把這些先前已經進校做過不少工作、熟悉情況、清華兩派也都認識的人撂在一邊，卻另派三萬陌生人闖關而入。這樣決策究竟是為什麽？無怪乎采訪者李仕林驚呼："啊……，簡直沒想到，居然是這種情況。４５年後，我才知道，太難以置信了。"〔２１〕其實另有資料顯示，7．２７那天還是叫了幾個海軍軍宣隊的人"帶路"，而且前一日還派其中一人（憑過去的關係）到清華團派總部取來清華校園地圖以布置行動。〔２２〕但詭異的是這幾人對包括朱勇在內的其他絕大多數軍宣隊同事守口如瓶，而取圖者對給他地圖的清華人也不吐一字。
聶元梓後來說："我始終困惑的是：為什麽不直接跟蒯大富說一聲呢？他不僅是清華學生組織的頭頭，他還是北京市革委會的常委，我還是副主任呢，為什麽就不告訴我們呢？"〔２３〕蒯大富和當時與他對立的孫怒濤也都認為這事如果通知了蒯，就不會發生慘案。但有趣的是他們都不認為這事是毛澤東的故意。蒯大富相信毛澤東的善意，孫怒濤如今其實是不信的。但他認為，毛對是否通知蒯大富的問題是疏忽了，他既不是存心通知也不是存心隱瞞，隻是沒過問這樣的"細節"而已。但他又找材料證明毛對這次行動"非常重視"，不僅決定發動、而且實際指揮了整個行動，甚至還"蹲在地上指點地圖"，"哪個單位牽頭，哪些單位配合，派多少工人參加，怎麽進清華，現場哪些人指揮"都是由毛決定的。〔２４〕與這些具體的細節相比，是否對行動對象保密實際上關係到敵我判斷，
這難道還是"細節"嗎？事實上毛澤東完全明白這是說不過去的，所以他"召見"時搪塞說："直接沒打招呼，間接是打了招呼的。"這叫什麽話？招呼打了就是打了，沒打就是沒打，什麽叫"間接打招呼"？誰都知道那時要打的不是什麽毛主席希望停止武鬥實現聯合這種關於領袖"偉大戰略部署"的招呼，而就是關於２７日三萬人進清華出於毛主席指令，要求清華配合這種"戰術部署"的招呼。這樣的招呼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的，有過嗎？顯然沒有。但毛這樣說，也表明他知道不好解釋。沒有這樣的招呼，發生"誤會"幾乎不可避免。瀕臨絕境的四一四固然不會抵製絕處逢生的機會，校園本來就一統天下無人挑戰、也早就厭惡武鬥的韓愛晶或許也不會反應過敏，但這種邏輯能適用於當時的團派嗎？
而我們從7．２４接見可以看出，起碼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和林彪麾下那幾大軍頭都已把蒯大富看成敵人。毛澤東如無同感，難道他們能聯合起來對毛設局？朱勇等人提供的信息也顯示那時對7．２７行動的保密何等嚴格。其實，對那些被指為先於中共召開了反對派"九大"、窩藏各地"土匪"、甚至要聯絡各地"土匪"組織"黑司令部"以"控製全國的運動"的"造反"者，這樣應對難道值得奇怪？當然，正如韋國清未必真信他手下編造的"反共救國團"領導"廣西四二二"之說一樣，毛澤東與中央首長們也未必真信關於清華造反派的上述離奇說法。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按"英明領袖的偉大戰略部署"，如今已經"輪到小將犯錯誤"了，他們不犯行嗎？至於毛召見時對蒯大富的憐惜和揮淚，
不能說完全沒有一絲真情，但政治紙牌屋中毛唱白臉別人唱紅臉的遊戲我們見得還少嗎？就在這場召見中毛不是還大講劉少奇的病情、顯示他親自過問"救活"劉少奇嗎？承蒙領袖如此關心的劉少奇此後還活了幾天？他是在怎樣的境遇中死去的？
◇ 廣西"處遺"披露的事實：為什麽"製止武鬥"後殺人更多？
無論如何，經過7．２４接見和7．２８"召見"，本來風馬牛不相及的廣西文革和清華文革搭上了關係。但是廣西造反派與清華造反派的遭遇就不是一個數量級的了。
前麵提到7．２８召見時毛澤東等人大罵廣西四二二殺人放火。這件事到了改革時期的１９８０年代已經有了官方的平反結論："廣西四二二控製區--解放路、民生路、上國街、博愛街等，被解放軍和'聯指'〔２５〕炮擊起火。南寧市革委會、南寧警備區司令部和廣西聯指卻宣傳廣播說是'廣西四二二'匪徒放火焚燒街道民房"。〔２６〕當年７.２８召見時林彪就此事罵四二二是國民黨："我長征進廣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計，先放火冒充共產黨。現在是舊計重用。"長征時的情形且不論，可笑的是現在事實證明：１９６８年在廣西"用此計"的恰恰是林彪支持的共產黨官員韋國清及其禦林軍。
而工宣隊進清華宣傳的"七三布告"，也已經在廣西被否定。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３日廣西區黨委發出《關於對"七三"布告重新認識及對外表態口徑的請示》，並於５月２０日得到中共中央批準。該文件稱："當時中央發布布告是為了防止大規模武鬥，但布告本身確實存在錯誤，主要是把當時群眾組織的一些嚴重錯誤行動，定為反革命事件，……調動了軍隊和武裝民兵，鎮壓一部分群眾，並導致大量亂殺人的後果。"文件提出，即使為了安定團結在公開場合回避提七三布告，也"應當把七三布告的問題在適當範圍內講清楚"，並開展平反糾錯和追究特別嚴重的大屠殺責任的工作。〔２７〕事實上經中央指示後廣西不久就不再"回避"，而是公開了這些"問題"，按官方的說法："從此，壓在人們頭上長達十五年之久的'七三布告'才得撤銷，'文革'中八萬四千多冤魂才能得以平反昭雪"。〔２８〕
即便據１９８０年代"處遺"〔２９〕時官方宣布的各種"不完全統計"中最小的一個數字〔３０〕，文革中廣西也有８４２９３人死於非命，其中"七三布告"後的鎮壓就死了４９２７２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的５８．３％。如以革委會成立為分界，則革委會成立前（即包括廣西四二二這類造反派能夠"作亂"的整個時期）死亡１２４５７人，占１４．７％；而革委會成立後（即剿滅造反派的過程中和造反派被消滅後）死亡７１８１６人，占比高達８５．３％。〔３１〕另一個對比更為驚人：在這八萬四千多死難者中，兩派武鬥死於"戰場"者僅３３１２人，而其餘９６％的死亡即８０９８１人都是戰後屠殺"俘虜"、"貧下中農法院"屠殺"黑五類"以及在其他"非武鬥情況下，被亂打死、逼死"的。
官方"處遺"文件稱："從以上統計數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文革'十年期間（１）廣西殺人多是在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２）殺人多是在非武鬥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３２〕
官方文獻還指出："《七三布告》下達後的殺人，不僅數量多，而且很集中。如桂林地區文革期間死亡人數１１９１８人，（其中）在《布告》後死亡的９０８７人，占死亡總數的９０％左右。賓陽縣由於縣革委主任、（駐軍）６９４師副師長王建勳等積極貫徹《七三布告》，僅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的十多天裏，就打死逼死３６８１人，占該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人總數的９０．３４％。南寧市在貫徹《七三布告》的很短時間內，僅圍剿四二二據點解放路等就打死１５５８人，為《七三布告》前死亡人數２６１人的六倍。"〔３３〕
發布《七三布告》據說就是為了"製止武鬥"，但事實是這個《布告》導致了廣西流血成河，死了比《布告》之前多得多的人。至今為止宣傳的文革圖景，都是說"造反派"如何造成亂世，尤其是"造反派的武鬥"為文革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處遺"資料以鐵的事實表明：至少在廣西，當權派和所謂"老保"鎮壓造反派，遠比造反派野蠻和殘暴得多（造反派當然也相當野蠻，這是我這個曾經的造反派群眾從不想置疑的）。絕大多數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亂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滅的過程中和剿滅後造反派不複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於武鬥中的雙方"內戰"，而是死於"有領導有計劃的"專政機器對全無反抗能力的弱勢者的大規模虐殺；不是死於黨政在"造反"
中癱瘓的"無政府狀態"下，而是死於"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的有效控製下。一句話，他們不是死於"造反派"之手，而是死於"維護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軍人和官員主導的政權--當時的"革命委員會"名義上是"軍、幹、群三結合"政權，實際上無論廣西還是全國各省，林彪垮台前絕大多數是軍人主導，林彪垮台後"軍政府"色彩明顯弱化，文革前官員成為主導，但無論哪個時期，"群眾組織"代表都隻是跑龍套的，不要說造反派，就是如廣西在鎮壓了四二二之後進入革委會的"老保"組織功臣雖然算是飛黃騰達了，也仍然是跑龍套而已。
（未完待續）
〔注：本文為《曆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序言，此書由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於２０１５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