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在延安的外國專家阿洛夫（左）與馬海德（右）、周蘇菲夫婦
中國現代革命幾十年風雨曆程，付出了幾代人的青春熱血和生命代價。其中，革命婚姻裏的悲歡離合，嚴格說來屬於革命人生的個人隱私內容。在此曆史深處，總有一些疼痛的出血點，用什麽態度和角度去探究對待之，考量著學術良知和道德品質。
“臨時夫人”是一種帶批判的傳說
所謂“臨時夫人”，是傳說在革命隊伍裏經由組織安排男女雙方形成臨時婚姻，女性充當臨時夫人。這與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轉入地下鬥爭狀態，為了革命鬥爭需要，男女雙方經由組織安排組成“臨時家庭”不同，而是一種“臨時婚姻”，是一種赤裸裸的性關係。
如果說“臨時家庭”是假扮夫妻，真實同事，為了迷惑敵人，掩護革命行為；那麽所謂“臨時夫人”傳說的是男女雙方在“臨時婚姻”中的性行為，可以沒有家庭生活，隻有性關係。
1948年4月，沈容隨新華社臨時總社遷移到河北西柏坡附近的東柏坡，在此工作期間，她聽到一件讓她難以理解的事。“原來在延安的時候，有兩位蘇聯專家或聯絡員，他們提出要在延安給他們找兩位‘臨時夫人’，言明回蘇聯時不帶回去。”有兩位女士被挑中了，“蘇聯人走時給她們留下一筆錢”。
沈容晚年回憶，“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麽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
抗日戰爭時期到延安的蘇聯專家有三類：
一是以塔斯社記者身份派駐延安的共產國際聯絡員孫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報務員李文（列昂尼德·華·多爾馬托夫）、電報譯員鮑裏斯·華·阿列耶夫、伊戈爾·華·尤任等人；
二是以野戰外科醫生身份派駐延安，同時肩負著為中蘇兩黨擔任情報聯絡任務的醫生阿洛夫（安德烈·奧爾洛夫）；
三是以蘇聯《消息報》記者、蘇聯中央紀錄電影製片廠攝影師身份到訪延安的羅曼·卡爾曼。當時，蘇聯與中華民國政府之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蘇聯與延安之間屬於黨派交往，中共是共產國際的會員單位，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1939年5月，卡爾曼在延安停留時間不到一個月，有翻譯張鬱廉陪同，蕭三也前前後後參與其事，沒有緋聞產生的空間。
1942年5月，孫平、阿洛夫同機抵達延安工作，其他技術人員此前分期分批來到延安。1945年9月抗戰勝利，孫平等人的情報工作小組就陸續離開延安。阿洛夫隨中共中央機關，從延安到西柏坡，1949年3月到北平才受命回國。
據馬海德之子周幼馬聽其母親周蘇菲回憶，毛澤東在北平香山雙清別墅宴請阿洛夫醫生，算是為其餞行。“宴請過後沒幾天，我和你父親去西郊機場送阿洛夫上了飛機。到西郊機場送行的還有阿洛夫在延安時的女秘書等人。從此以後，阿洛夫便杳無音信了。”
這裏所說的“女秘書”，可能就是傳說中的“臨時夫人”。
阿洛夫是蘇聯人，畢業於莫斯科第一醫科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他曾參加蘇芬戰爭、蘇德戰爭，具有豐富的野戰救護經驗，是蘇聯頗負盛名的野戰外科專家。
1942年5月，年僅37歲的阿洛夫奉斯大林之命來到延安，為中共中央領導人提供醫療服務。延安給予他高規格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有關部門為他配備了專職炊事員、勤務兵，在蘇聯待過幾年的女幹部則被派去給他當翻譯兼秘書，毛主席還特意贈送他一匹小黃馬”。
阿洛夫在中央醫院負責外科工作，也在中央衛生所門診，經常為中央領導治病。他在醫院設立教學基地，培養外科大夫和戰地救護人員，1944年6月28日和29日，《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刊登阿洛夫的先進事跡。同年7月，他被評為陝甘寧邊區醫務界“特等勞動模範”，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將毛澤東手書“模範醫生”的錦旗授予之。
工作之餘，阿洛夫過著一種高調生活。他豢養一條狼狗，名為“涅滅茨查巴剌衣”，意思是德國鬼子。星期天則騎著馬，帶著狗，外出打獵。在延安的外國友人中，阿洛夫的這種生活方式，當時就受到正義人士的批評指責。
1943年5月10日下午，阿洛夫和女秘書兼翻譯帶著寵物狗在延河邊散步，遇到老鄉的狗。狗與狗之間撕咬起來，眼看自己的狗要吃虧，阿洛夫竟掏出手槍助陣，當場把老鄉的狗打死。旁邊的女秘書則嗲嗲地說要帶狗到醫院包紮傷口雲雲。此事被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駐會作家蕭軍看到，憤憤不平，專門致信毛澤東，認為“蘇聯友人來替我們服務我們是感謝的，但有一些不自覺的‘優越感’我們有責任提示給他們這是必要的”。
岡野進，又名林哲、野阪參三，日本共產黨領袖，1940年3月從莫斯科取道延安回日本，因戰爭形勢所迫滯留延安，從事反法西斯戰爭研究，發起成立“日本工農學校”，協助八路軍開展日軍俘虜教育轉化工作，一直到抗戰勝利後才回國。
在延安期間，他向八路軍敵工部提出要一位秘書幫忙工作，組織上同意了，安排懂日語的莊濤擔任其秘書。時隔不久，兩人公開同居，招來很多人的非議。這種沒有名分的婚姻，與其說是組織安排，倒不如說是個人選擇。
1944年7月，美軍中緬印戰區軍事觀察組進駐延安。他們以美國軍方觀察員身份，帶著挑剔的眼光來到這個共產黨主政的地方。一次晚會上，觀察組成員瓦·格雷斯對一位中國姑娘眉目傳情。周恩來告訴觀察組組長包瑞德：我們反對這種調情行為，除非兩個人是真心相愛。包瑞德馬上警告格雷斯，如再發生這種事情，他就得離開觀察組。
中共領導的革命隊伍，在戀愛婚姻問題上是有原則，講紀律，論立場的
與阿洛夫同時來到延安的孫平，就是道德完善的典型。據當時延安俄文學校學員鬱蘭回憶：“孫平常駐中國工作，正需要學習中文。由於當時我在學習俄文，俄文學校的黨組織就讓我在課業之餘去教孫平學中文，同時也可以在教他中文的過程中，提高我的俄文程度。之所以選派我，組織上說因為我年紀小，單身的外國人不會對我有越軌動機。還囑咐我，如果他有什麽不軌行為可以告訴組織來處理。從1943年至1945年期間，我和孫平之間互教互學約有兩年左右的時間。我接觸到的孫平這個蘇聯人很和藹很本分，他就像我的父親一樣待我，沒有絲毫的不禮貌舉動。”
孫平住在“文化溝”（大砭溝），俄文學校位於清涼山北麓的丁泉砭，秋冬時節，他們相互教學結束後，天色已晚，遇到延河漲水，孫平就同馬夫一起護送鬱蘭騎馬過河。此情此景，鬱蘭終身難忘。
革命隊伍裏由於工作需要，組織上確有安排男女搭檔，尤其是女同誌協助男領導工作生活的情況，但涉及戀愛婚姻關係，始終遵循著雙方自由自願的原則。
1937年初，在八路軍蘭州辦事處，組織上找到王定國，說謝覺哉同誌身肩重擔，工作繁忙，身邊沒人照顧，“希望你能過去，同謝老一起生活，主要任務就是照顧謝老的身體”。22歲的王定國欣然接受組織安排，來到54歲的謝老身邊，由同誌到夫妻。1938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陳雲流鼻血舊疾複發。中組部秘書長鄧潔受命到陝北公學女生隊去挑選護理人員，最後選中曆史清楚、政治可靠的中共黨員於若木（於陸華）。三個月後，他們宣布結婚。對此，於若木致信遠在國外的長兄說：“病人與看護的關係轉到了夫婦的關係。雖然他大了我十四歲，但是我對自己的婚姻很滿意。他是一個非常可靠的忠實的人，做事負責任，從不隨便，脾氣很好，用理性處理問題而不是感情用事。”
組織安排，工作需要，是為革命隊伍裏男女戀愛婚姻牽線搭橋，是否戀愛結婚，還要尊重本人意願。結婚之後，婚姻是否幸福持久，白頭偕老，則取決於雙方德行操守和忠誠維護程度。
1937年10月，抗大六隊隊長黃克功與學員劉茜戀愛後，強迫婚姻不成，槍殺女方。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公開宣判黃克功死刑，震驚延安上下。
▲黃克功曾參加井岡山鬥爭和紅軍長征，在延安抗大工作期間，因逼婚槍殺案，被判處死刑
黃克功公審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講話，強調“戀愛是基於雙方同意的自由行為。強迫，威脅，甚至用殘忍的手段去殺害對方的生命，這是資本主義社會反動意識的作祟。這絕不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行徑”。在民族戰爭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希望青年們不談戀愛最好，如果戀愛不能避免，就必須遵循正確的戀愛觀去發展。隨後，毛澤東在抗大專門講述革命隊伍裏的戀愛問題，進一步強調戀愛必須遵循三項原則：一是政治一致，二是雙方自願，三是不妨礙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絕不能戀愛第一，更不能“若為戀愛故，萬事皆可拋”。
▲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決黃克功死刑的判決書
所以，“臨時夫人”一說，實際上是革命隊伍裏有正義感的人們，對於個別外國專家不道德行為的一種嘲諷，也是對個別涉外工作女同誌處事不周，行為不檢的一種惋惜，表達的是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痛恨怨懟情緒。
——摘自《世紀》雜誌202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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