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寶島事件上，毛澤東起先確有失察之處。他盡管下達了軍委指示，但對一線部隊並未起到約束作用。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革掀起的政治狂熱，使中國人滋生出一股義和團式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勁頭，覺得毛澤東思想真的可以戰無不勝，“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而在中蘇邊境糾紛中，中方也有意利用這種政治狂熱，讓大量邊民手持紅寶書，天天與蘇聯邊防軍纏鬥。一旦老百姓吃了虧，民族情緒就會進一步助長政治狂熱，從而形成一種自我驅動機製。中國邊防軍對此本無免疫力，何況在與蘇軍的棍棒毆鬥中一直處於下風，所以早就怒火中燒了。軍中少壯派不光在尋找機會，而且在製造機會，以圖報仇雪恨、建功立業。一旦有更高層的將領助力，那就不是一道軍委指示能夠攔得住的，子彈必先出膛、先見血。
毛澤東具有驚人的應變能力，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仍然能夠大開大闔，迅速改變中美蘇之間的政治角力，不僅化險為夷，而且使局勢大大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但不能因此就說他先知先覺，主動挑起珍寶島事件來——這樣的“雄才大略”，未免有些“諸葛多智而近妖”了。何況他的一通縱橫捭闔也並非沒有代價，那就是他最為珍視的政治遺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麵臨被斷送的危險。他既然選擇了“聯美抗蘇”的道路，就必然要起用鄧小平這樣的“洋務派”，而“四人幫”天然幹不了洋務，不堪大任。毛澤東是很清楚這一點的，就算在1976年把鄧小平最後一次拿下，也沒有開除他的黨籍，並且任其神隱，留下了“以觀後效”的想象空間。可以說，珍寶島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把毛澤東從理想主義引向了現實主義，他就算再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不能把他們趕盡殺絕，因為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這樣做無異於自毀江山。
對於珍寶島戰役的“勝利”，毛澤東最初是很興奮的，還在“九大”上高調接見了戰鬥英雄孫玉國。但隨著事態急劇惡化，甚至要準備應對一場核戰爭了，他必然會調查這場仗是怎麽打起來的。當他知道自己的軍委指示被突破時，他不會遷怒一線指戰員，甚至未必怪罪肖全夫這個級別的將領——這些人以殺敵為本業，軍中不能沒有勇士和悍將。但是對於林彪，他不可能沒有想法，因為林彪不光是軍委副主席，還是國防部長，直接控製著總參謀部，尤其與黃永勝之間有著類似於“主仆”的私密關係。沈陽軍區違反軍委指示，林彪無論如何是難辭其咎的。
從目前披露的各種材料，看不出林彪在珍寶島戰役中起過什麽作用。周恩來都有批示，甚至按照陳錫聯的說法，直接參與指揮了第二次戰鬥。可並無片言隻字顯示林彪作過任何指示，這本身就不正常。就算林彪後來成為“林賊”，他在戰爭年代的各種指揮記錄並沒有被抹去。而在珍寶島這樣關乎全局的戰役中，他卻完全隱身。這背後的玄機，尚待新的證據解釋。但現在已經可以問幾個關鍵問題了：在總參謀部作出“部隊不要上島潛伏”的回複後，肖全夫怎麽還能把部隊派上島打伏擊？黃永勝是怎麽給他開的綠燈？黃永勝知道此舉違反軍委指示，是否向林彪請示過？
到這個環節，林彪就難逃幹係了。假如是黃永勝、甚至肖全夫自作主張，先斬後奏，那麽林彪有失察責任，因為這二人都是他的部下。假如黃永勝請示了林彪，而林彪表示同意，事情就更嚴重了。林彪不是赳赳武夫，能夠預料到此役必將引起巨大後果。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予以放行，隻能說明他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
軍人天然嗜血，因為隻有打起仗來才能得勢。林彪雖然貴為“副統帥”，但文革以來並沒有幹多少實事。一旦進入臨戰狀態，他的權力就可以大到天。半年之後，“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在極短時間內就調動了百萬大軍，可資佐證。毛澤東也是從那件事上看到林彪的現實威脅，但更有可能在珍寶島戰役打完不久就對他產生猜忌。因為軍委指示被突破，沒有一個說法是不行的。毛不見得問林彪討要這個說法，但內心疑竇既起，也不會自行消除。而後的種種跡象，則一步步加深了他的懷疑，最終把自己“最親密的戰友”送上了不歸路。
所以說，珍寶島戰役雖然打贏了，卻讓林彪陷入一種難以擺脫的窘境。他的失寵應該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202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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