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律師的職業道德
作者：胡果威
2008年4月12日美聯社的一篇報道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當事人向他的律師承認他殺死了一家麥當勞的保安，他的律師為他保密整整26年，直到當事人去世 才公開這個秘密。來源請見：http://news.yahoo.com/s/ap/20080412/ap_on_re_us /the26_year_silence
1982年1月，芝加哥一家麥當勞的保安被人槍殺，造成一死一傷。警方逮捕了一位名叫阿爾頓·羅根（Alton Logan）的嫌疑人。1982年2月，一個名叫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的嫌疑人被芝加哥警方逮捕，涉嫌謀殺兩名警察。威爾遜有兩位辯護律師戴爾·康凡特裏（Dale Conventry）和傑米·昆茨（Jamie Kunz）。威爾遜告訴他的律師，麥當勞的保安其實也是他殺的，而此時羅根正在為麥當勞保安的謀殺案受審。
美國律師的職業道德規定，律師必須為當事人保密，除非當事人告訴律師他將去謀殺、傷害他人或行騙（death, bodily harm or fraud）。即使在上述例外的情況下，律師通常也還是不能直接向警方舉報當事人，但是可以公開宣布撤銷委托關係（noisy withdrawal），以引起注意。
然而威爾遜向他律師坦白的事情已經過去，麥當勞的保安已經死了，如果他們將此秘密告訴檢方，他們的客戶將會罪加一等，那是違反律師的職業道德的，因為他們的職責是為當事人辯護，而不是檢舉當事人。然而矛盾的是，清白的羅根正在為此受審。
麵臨這樣兩難的境地，他們怎麽辦呢？1982年3月17日，兩位律師商量下來決定將威爾遜坦白的謀殺寫成一份宣誓書（affidavit），並經過公證， 如果今後情況有所變化，他們能夠幫助羅根的時候，他們能有一份當年的記錄，免得人家說他們是現編的。康凡特裏把宣誓書放在一個防火的鐵盒子裏鎖著，這一鎖 就是整整26年。
因為威爾遜的兩位律師保持沉默，羅根因謀殺罪成立而被判死刑，後來經過兩次重審和上訴改判無期徒刑，含冤坐了26年牢。
威爾遜也因謀殺兩名警察被判處死刑，上訴時，威爾遜指控警察對他折磨逼供，最後改判為無期徒刑，不得保釋。
26年間，威爾遜的律師曾多次告訴先後代表羅根的三位律師，他們的當事人是清白的，但是卻沒有告訴他們威爾遜才是真凶，這還是無法挽救羅根的命運。在羅根 很可能被處死的時候，他們倆曾商量，在執行死刑之前，他們將一起去向伊利諾伊州長求情，請求赦免羅根。此外，他們還請教了無數著名的法學家，在略去細節的 情況下征求他們的意見，所有的法學家都認為他們不能公開當事人的秘密。康凡特裏認為威爾遜很可能被執行死刑，曾問過他，如果他死後能否公開他槍殺麥當勞保 安的秘密，威爾遜同意了。
2008年1月，威爾遜終於死在牢中。昆茨於是打電話告訴康凡特裏，讓他把那張鎖在鐵盒子裏的宣誓書拿出來。2008年4月18日，法庭將重審羅根案。除 了那張宣誓書外，羅根的新律師還有新的目擊證人，證明案發時羅根不在麥當勞。此外還有一封威爾遜的獄友寫的信，說威爾遜曾在獄中簽署過一份陳述書，承認麥 當勞的保安是他殺的，與羅根無關。重審之後羅根是否能夠被無罪釋放尚未可知。
還記得在法學院修律師道德課時，曾學過一個經典案例。1974年夏天羅伯特·伽洛（Robert Garrow）被控強奸謀殺，兩位律師為他辯護。伽羅向他的律師坦白，他還殺過其他三個人，其中一個就在鄰縣。律師貝爾基（Belge）根據伽羅的敘述找 到了屍體，為了便於照相，他還搬動了屍體，證實確實就是伽羅所說的受害人，然後把屍體重新埋上。但是貝爾基並沒有告訴警方。
此後便是冗長繁雜的庭審程序，其間一個20歲被害女孩的父親還曾求過貝爾基，希望能得到有關他女兒的線索，貝爾基還是緘口不言。最後當伽羅將被判處死刑 時，律師為了當事人的利益，決定用伽羅有精神病為他辯護。在直接盤問中，伽羅當庭承認他還殺過其他三個人，並已經將三宗謀殺案告訴了他的律師。
當公眾得知貝爾基知情不報時，社會輿論大嘩。因為貝爾基為當事人保密，使得被害人不能及時體麵地下葬（decent burial）。為此，被害人之一的家屬到紐約律師協會請求懲戒兩位律師，律師協會認為他們為當事人保密並不違反律師道德，拒絕處分兩位律師。此外，紐約 州的檢察官還召集了大陪審團調查兩位律師，最後大陪審團決定僅起訴貝爾基，因為隻有他一個人去過藏匿屍體的現場。檢察官其實也是律師，他們也知道律師道德 的有關規定，所以除了控告貝爾基耽誤被害人體麵下葬之外，他們還控告他妨害公共衛生的一項輕罪（misdemeanor）。最終，法庭基於律師道德規定的 保密義務駁回了妨礙體麵下葬的指控，僅判處貝爾基妨害公共衛生。
對於中國人來說，以上兩個美國律師為當事人保密的案例確實有悖倫常。問題是，當事人的個人權利和社會利益之間必須有一個平衡。我在中國長大，大學畢業後留 學受的又是美國教育。作為一個美國的律師，我曾多次問過自己，如果我是貝爾基，見到屍體後我將怎麽辦？首先會想到的是，如果我泄露了當事人的秘密，那就違 反了律師的職業道德，我多年寒窗得到的律師執照將會被吊銷。然而即使我有良知，權衡之後，決定為了正義而寧願放棄我的執照，我還麵臨另一個困難的抉擇，我 丟了執照事小，我的當事人將會因為我泄密而罪加一等，被判處死刑。美國憲法賦予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權利，我公開秘密既損害了當事人的利益，也違反了憲法 的精神。在羅根案中，如果我保守秘密固然能保護我的當事人的權利，但又會使一個清白的人含冤入獄26年。對我來說，這是一對“心”和“腦子”之間的矛盾， 盡管我的心告訴我應該做對的事情，而我的腦子則告訴我，在某種特殊情況下，對的偏偏也還是錯的。
這種沒有餘地的選擇，在英文中叫霍布森的選擇（Hobson's choice）。這個典故起源於16世紀的英國，當時有位名叫托拜厄斯·霍布森（Tobias Hobson）的商人，他的工作就是跑運輸，駕著載人的四輪大馬車在倫敦和劍橋之間往返，並且把閑置的馬匹出租給劍橋大學的學生。霍布森總是對他的顧客 說：你們可以選擇任何自己看中的馬，隻要它是離馬廄門最近的那一匹。霍布森的不近人情使顧客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因此招致了不少租借馬匹的人的微詞。這個 例子其實與美國律師麵臨的選擇並不完全相同，好像與莎士比亞的悲劇《漢姆雷特》所麵臨的“生存還是毀滅”（To be, or not to be）的抉擇更為相似。
既然如此，為什麽美國律師協會讓律師承擔如此不近人情的保密義務呢？原因很簡單，因為許多當事人會對自己的律師撒謊。在法學院時，教授常說“不要輕信你的 客戶”（Never take what your client says as true）。因為如果當事人對自己的律師不說真話，往往會為辯護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所以為了鼓勵當事人對自己的律師說真話，當事人必須確信律師會對他所 說的一切嚴守機密，這樣律師才能更好地為當事人辯護。然而律師所保守的機密往往又與社會利益和道德發生衝突，而且讓律師對不同的個案作出是否應該保密的判 斷又必定會摻雜進律師個人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於是律師協會隻好采取一刀切的辦法，隻要客戶的機密不會造成死亡、人身傷害或行騙，律師必須為客戶保密。
1997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國律師法三十五條第（五）款規定“律師在執業活動中不得提供虛假證據，隱瞞事實或者威脅、利誘他人提供虛假證據，隱瞞事實 以及妨礙對方當事人合法取得證據”。由此可見，如果中國律師得知了被害人屍體的藏匿地點，或是一個清白的人正在為他們的當事人所犯罪行受審並可能被判處死 刑的話，他們是不會為當事人隱瞞（保密）的。在我與中國法律界的同仁交流之中，大多數的中國律師表示他們不會明明知情還為當事人作無罪辯護，而隻會向法庭 作減刑的辯護。如果他們知情不報，非但會遭到律師協會的懲戒，還可能被檢方起訴。
將在2008年6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國律師法第三十八條對律師的保密義務做了補充和修改：“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不得泄露 當事人的隱私。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願泄露的情況和信息，應當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公 共安全以及其他嚴重危害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犯罪事實和信息除外。”
由此看來，中國的律師法將與國外接軌。然而如果遇到類似伽羅那樣的藏屍案或羅根那樣代人服刑的冤案，中國律師也將麵臨同樣痛苦的抉擇。
“心和腦子究竟那一個更重要呢？”這個問題讓還是留給每個讀者自己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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