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67）
當時中共說，這些私營工商業者參加公私合營都是自願的。報紙上還刊登了許多照片，都是各地工商業者敲鑼打鼓、拿著大紅紙“決心書”向黨表決心的，以此證實所言不虛。確實，那時有不少私營工商業者的確是敲著鑼打著鼓去報名參加公私合營的。但要說“自願”，則未必。“五反”運動之後，民族資產階級就步入了窮途末路，即使想委屈求全、苟延殘喘亦不可得。在中共“三麵架機槍，隻準走一方”的威逼下，不接受“公私合營”，難道還有其他活路可走嗎？
其實，中共消滅民族資產階級的工作，早在“五反”以前就已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始了。他們在“節製資本”的藉口下，製定的有關政策往往都有偏袒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歧視、打壓私營經濟的傾向。那時政府實施的稅收政策，是一九五〇年初政務院頒布的《全國稅收實施要則》。這個《要則》對國營工商業、集體性質的供銷合作社和私營工商業的稅法是不一樣的。如國營商業部門之間的內部調撥不征稅，對供銷合作社給予稅收優惠，而對私營商業無論是批發還是零售，不但稅種多而且要多次征稅，相比之下稅負要重得多。因此私營商業很難與國營商店和合作社競爭。“五反”運動後，由於私營工商業遭受重創，業務更加一蹶不振。而這也導致了國家稅收的減少。時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長的薄一波有鑒於此，主持修改稅法，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納稅”，希望民族資產階級在得到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後，能提振生產，從而保證國家稅收。但此舉被毛澤東認為薄一波立場傾向資產階級而大怒，說：“修正稅製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製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件事就是一九五三年初發生的“新稅製風波”。薄由此受到批判，連做了兩次檢討不得過關。高崗則趁機鬧事，“批薄射劉”，企圖把劉少奇、周恩來拉下台，引起黨內很多人反對。毛澤東本是支持高崗的，看到事情鬧大了，黨有分裂的危險，這才放過薄一波，批薄也不了了之。接著，在劉、周的聯手反擊下，就發生了“高、饒事件”。“高、饒事件”屬於黨內權力鬥爭。但從“新稅製”一案，大家不難看出中共、尤其毛澤東對資產階級打壓的態度。
此外，中共在一些主要產品的原料采購和成品銷售上對私營工商設置關卡；對金融行業實行壟斷，限製私營企業的融資、外匯買賣；對私營企業實行訂單加工和產品包銷。總之，對私營企業產銷，實行全過程控製，以達到逐步削弱、最後消滅民族資產階級的目的。
例如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發布了一個《關於統購棉紗的決定》，規定自即日起凡私營紡織廠生產的棉紗、棉布以及現存的棉紗、棉布，均不準再在市場自由出售，而必須由國營花紗布公司統購。當時，紡織業是私營資本主義工業的一個主要產業。私營棉紗業產量占全國棉紗業產量百分之四十五以上。此法令一出，私營紡織廠生產的棉紗，其銷售權、定價權就全被國營花紗布公司奪走，造成必須聽命國家的局麵。而中共抓住了棉紗原料這一關，紗廠生產鏈下遊的織布廠、印染廠以及銷售棉布的商店等等也就統統受到了花紗布公司的控製。所以，中共用這種辦法隻要控製了少數幾種關鍵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就可控製上下遊無數企業的生產，掌握這些企業的生死命脈。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再以壟斷地位的優勢迫使私營企業接受政府的苛刻條件，如以高價買進國營公司的原材料，以低價接受政府的訂貨或代加工，盡量壓低私營廠商的利潤。而不接受這些條件的企業既買不到原料，也賣不了產品，就無法繼續生存。
對有些在原料上一時不能控製的，政府就對私營企業的產品提出實行包銷或包購的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達到控製私營企業生產的目的。據中共官方統計，一九五〇年國家加工訂貨的量，在私營企業的總產量中就已達到百分之二十八點八三，一九五一年達到百分之四十二點七一。到了“五反”時期，私營企業接受加工訂貨的數量更是大幅增加。一九五二年三至六月，上海私營企業接受加工訂貨和收購的金額比五一年同期又增加了一倍，占私營工業營業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一點五；關係工廠從原來的三千多家，猛增到七千多家。一九五二年全國私營工廠總營業額的百分之五十六點零四來自政府。
銀行金融業是私營資本的生命線。失去向銀行金融業融資的渠道，私營資本就是一盤死棋，毫無發展前途。這是中共早在全麵執政前就已注意到的。一九四八年十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私營銀錢業政策給東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對私營銀錢業暫準存在，但應嚴格管理，使其逐漸走向消滅”。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由於解放前許多私營銀行有國民政府的官股，或者有些股東成了中共的“戰犯”或“反動分子”，中共即以接收這些股份為名，派出代表進駐銀行，並以股東身份對銀行實行“監理”，重組董事會，奪走了原來銀行股東的管理權。中共明確指出改組後的銀行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公私合營銀行，納入國家的金融管理係統。一九五〇年三月，中共政務院發布《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規定政府軍政機關和公營企事業的現金一律存入國家銀行，不準存入私人銀行。此舉使私人行莊的存款大幅減少。再加上中共對銀行錢莊業的種種限製，令許多私營銀行無法繼續經營而紛紛關門。如當時京、津、滬等全國七個大城市的私營銀錢業共有四百四十六家，在很短時間內就倒閉了二百三十三家。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在向中央的一份《綜合報告》中說到，“現在國家銀行已經控製了全國存款的百分之九十，放款的百分之九十七點七。”在這種情況下，私人銀行錢莊的業務範圍已極其狹小，枉論發展，連生存也很難做到了。到了“五反” ，幸存的私營銀行錢莊自身又成“五反”審查的重點。政府不僅查銀行的各種交易是否合法，也可從銀行賬戶的資金流動記錄查有關客戶有否逃稅、套匯等情事。在這種情勢下，資本家們固然不敢再去問私營行莊貸款，就是私營行莊也不會再貸款給他們。“五反”結束時，即五二年六月，國家銀行宣布降低存貸款利率，要求私營行莊向其看齊，使私營行莊的存款又減少一大半，隻及“五反”前的四分之一。“五反”一過，中共立即對私營行莊進一步改造。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經中共中央批準，政府下令提前對金融業全行業實行了公私合營改造，所有私方管理人員被迫交出經營、財務、人事“三權”。所以，就全國各行業來說，私營銀錢業是最早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的行業之一。
在商業方麵，中共執政後一方麵有計劃地大力發展國營商業和合作社，給國營商業和合作社政策上許多優惠，包括稅收上的優惠；另一方麵以實行專賣製度和控製批發的數量和價格來限製私營零售商的發展。如對人民生活影響頗廣的煙和酒來說，東北地區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就實行煙酒專賣製度，凡經營煙酒買賣的私商必須向政府申請牌照得批準方可購銷煙酒，而且由政府控製數量。一九五三年中共又在全國實行對卷煙的統購包銷政策，凡私營卷煙廠生產的卷煙不得自由銷售而必須由國營機構收購。私營商販銷售的煙酒則必須憑照向國營的專賣店進貨，其品種、數量和價格也都受到限製。對國營商店和合作社的限製則相對就要寬鬆得多。在此種政策下，此消彼長，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得到很快的發展，而私營商販則漸趨式微。一九五〇年，全國國營的批發商還隻有兩千五百多家，到五一年就發展到近五千二百家，到五二年又發展到七千八百多家。這些公營機構的批發營業額，五〇年時占總批發業營業額的百分之二十三點九；五一年占百分之三十四點六；五二年就達到了百分之六十三點七。而同期私營零售商的營業額，從五〇年占全國零售業營業總額百分之八十五，萎縮到五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七點二。
除此之外，中共從建政伊始就有意識地對私營工商業進行滲透和控製。他們在私營企業內發展黨團員，培養積極分子，組織工會或改組工會；藉著社會上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威勢，以“民主改革”的名義把原來聽命於企業主的各級管理人員盡量換上自己人，造成企業主管理上尾大不掉之勢，一步步奪取企業的管理權。“五反”運動中，企業主成了被鬥爭清算的對象，工會的權勢則在中共支持下進一步擴張。在不少企業中，工會成了“五反”運動的指揮部和企業的實際管理者。運動過去了，但這樣的態勢已經造成，資本家事實上已無法回複過去那樣擁有企業的自主權。何永紅在《“五反”運動研究》一書中說，“五反”以後，很多資本家事無巨細，都要問過工會才敢做。有一家印染廠連進貨一桶顏料，企業主也要先請示工會。
“五反”運動以後，還有一種情況使私營工商業者更難於應付，那就是“公股”的入侵。“五反”運動中很大部分私營企業主都麵臨繳不出大數額退補款的困境。中共副總理薄一波向中央和毛澤東建議“采取三種辦法解決，即現款償付百分之二十左右；退而不出轉為公股百分之二十左右；其餘百分之六十左右記賬分期償還。”結果很多私人廠商被政府強行參股。說到“公股”，“五反”之前在部分私營企業內就有存在。原因與上述銀行錢莊業的情況相同，是這些企業在“解放”前因為有國民黨政府資金的加入，或股東中有些人在“解放後”被定為敵偽分子，於是這些國民黨政府和“敵偽分子”的股份被共產黨沒收就成了中共政府的公股。凡有公股存在的私企，企業主的自主權就大打折扣。所以，一般來說私營企業主是不願有公股加入的。但是“五反”以後，接受不接受公股已不是私人企業主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必須接受的現實。形勢明擺在那裏，即使你不接受公股，你也已經掌握不了企業；而“敬酒不吃吃罰酒”，不接受公股，不知以後還會有什麽麻煩事發生。不要說像王康年那樣被整得家破人亡，就是隨便找一個茬子也能弄得你傾家蕩產。所以，私營企業接受公股，接受公私合營，那都是“高老莊招親”，不願意也得接受的事情。
回顧整個毛澤東時代，一九五六年初公私合營時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最後一次以正麵形象在政治舞台上露臉。此後，資產階級成了罪惡的同義詞。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明明是一批知識分子，不是開廠開店的資產階級，卻被冠以“資產階級右派”之名，與地、富、反、壞同列為“階級敵人”。毛澤東發動“反修”鬥爭，實質是要奪取蘇共的國際共運領導權。但為了使老百姓跟著“反修”，就危言聳聽地說“蘇修”領導下的蘇聯“資本主義泛濫”，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中國不“反修”也有“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文革中，毛澤東發動群眾揭批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目的是要肅清劉少奇的影響，清洗劉少奇係統的幹部，為了有個批鬥他們的罪名，就說他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連文革中每年都要來幾次的取締農村集市貿易的行動，那真正是損人不利已的擾民行為，不知所謂，卻也要打著“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旗號。資本主義成了萬惡之源，資產階級的日子當然也不會好過。
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中共政務院頒布《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其中“丙、政務院的若幹新決定”之第十一項“地主成分的改變”，指出“凡地主成份，在土地改革完成後，完全服從政府法令，努力從事勞動生產，或作其他經營，沒有任何反動行爲，連續五年以上者，經鄕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縣人民政府批準後，得按照其所從事之勞動或經營的性質，改變其地主成份爲勞動者的成份或其他成份。”然而“土改”後近三十年，全國沒有一個地主分子得到改變階級成分的。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那些殘存的地主分子才總算將這頂戴在頭上幾十年一直甩不掉、形同枷鎖的“帽子”甩掉。同樣，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閉幕後，毛澤東為了推動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邀請工商界政治代表在懷仁堂召開座談會。為了安撫代表們對前途的憂心，也曾允諾過資本家的階級成分將來可以改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然而等到公私合營完成了，此話就不提了。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說要將民族資產階級的“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所以民族資產階級名義上仍被留在“人民”的隊伍中。但實際上他們並不能因此擺脫既屬“人民”又屬“人民敵人”這種模棱兩可的尷尬境況，回複到“五反”以前那種堂堂正正社會主人翁的地位。在“五反”以後直到八十年代鄧小平主政時取消階級鬥爭前那一段漫長的歲月中，作為資本家本人，其政治待遇固然與地主分子還有一些差別，但在現實中他們隻能與地主分子一樣老老實實地夾著尾巴低調做人。他們的子女也與地主階級的子女一樣，無論升學、就業、或者參軍，處處都受到限製，並不能真正享受“人民”應得的一切權利和義務。到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所有資產階級家庭幾乎無例外地遭到抄家、批鬥。被抄被鬥不需有其他理由，隻需你是資產階級這一條即已足夠。文革這一場抄家風暴，說穿了就是遲來了十幾年的、針對民族資產階級“補課”的“土改運動”。也是在文革中，中共黨、政、公安部門和社會輿論，開始明確地將資產階級與“地、富、反、壞、右、”並列為“黑六類”。所以，毛澤東的那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盡管中共的一些禦用文人將它吹得無比重要和正確，說什麽它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實際上仍是一個說一套做一套的欺騙人民的謊言。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就是一個例子。毛澤東和中共何曾正確處理過所謂的“兩類矛盾”！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中國第一茬的民族資產階級事實上在一九五六年已被消滅幹淨。毛澤東說要讓資本主義在中國斷子絕孫。他固執地要讓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折騰來折騰去，事實證明社會主義這條路走不通。二十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革得民不聊生，人人自危，革得國家在和平環境下二十多年了仍是一窮二白，從而人心思變，黨心思變。社會主義道路不僅在中國走不通，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走不通。上世紀五十年代蘇聯赫魯曉夫的改革其實就是走不下去的一個訊號。到九十年代，蘇聯等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突然紛紛垮台，它們或改弦易轍，或因此而分崩離析，更是一個有力的證明。鄧小平一代領導人有鑒於此，在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實際是想以資本主義來挽救中國。由此，中國產生了第二茬的民族資產階級。這第二茬的民族資產階級與第一茬的民族資產階級一樣，靠著艱苦奮鬥，在重重困境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茁壯成長，在經濟上取得了卓越成效。這才令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漸漸趕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而這也挽救了中共的生命。事實證明：不是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是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但是，鄧小平們耍了一個滑頭。他們為了共產黨永遠獨掌政權，為了共產黨高官的後代永遠獨享執政帶來的種種特權和好處，他們堅決不肯在政治上也改革開放，實行民主製度。他們與人民的利益是對立的。也因為如此，從鄧小平以降的曆代中共當權者都是懼怕人民、敵視人民的。這也是曆屆政府的“維穩”經費越來越高，甚至超過國防經費的原因。從共產黨的本質講，他們是獨裁者，也是掠奪者。他們慣於靠掠奪別人的勞動成果自肥。如果說，當第二茬民族資產階級還在幼小成長階段，中共還是樂觀其成的話，到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逐漸壯大以致讓他們感到害怕，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成就讓他們感到眼紅的時候，新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危險又已開始降臨。目前正是處在這樣的曆史時期。近來，“國進民退”的輿論又開始泛起；中共千方百計地要在民營企業內成立黨支部；以反貪為名改組民營企業的管理層，派黨幹部接管這些企業。實際是想吞沒這些企業。這些都是中共又準備向民族資產階級開刀的訊號。唯這一次開刀與當年毛澤東的開刀性質上已有所不同。毛澤東是迷信社會主義，所以他要消滅資本主義。但現在的中共各級官員幾乎已無人再相信社會主義，他們本身就是事實上的資產階級。因而他們向資產階級開刀，不是要消滅資本主義，而是以社會主義之名，要將全國所有的資產，無論是國家的還是人民私人的，都要攫取到他們自己的口袋中，成為他們私人的資產，並傳之子孫，以期世世代代永遠富貴尊榮，永遠是人上人。
未來的中國何去何從？有人說曆史不會重演。我卻以為曆史重演的事事實上一直在不斷上演。所以也有人說了“曆史驚人地相似”那樣的話。但是，曆史並非前世注定。每當曆史麵臨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曆史都提供了人們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端看人民有多大的覺悟，多大的決心，敢不敢與惡勢力鬥爭。如果全國的資產階級不能團結起來有所作為，如果全國的老百姓不能團結起來製止這種“國進民退”的行動，那麽第二茬的民族資產階級未來的命運也將是不會樂觀的。
全文結束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初稿，發表前個別字句和章節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