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62）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毛澤東致電斯大林提出訪蘇要求。毛澤東要求訪蘇的主要原因是想當麵與斯大林商討有關中共即將建國的事宜以及中蘇兩黨關係等問題。三天後斯大林回電同意，但隨即又來電建議緩行。七月四日，毛澤東再次致電斯大林要求訪蘇。斯大林又以蘇共政治局各成員要在八月份下鄉征購糧食為由，建議毛澤東推遲到十一月底再動身。斯大林一再推遲毛澤東訪蘇要求，理由是說毛來莫斯科路途遙遠，考慮到當時中國的革命形勢毛不宜久離中國，以及擔心毛澤東的健康等等。這種理由雖然很體貼毛澤東，但顯然是一種托詞。因為訪蘇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來的，他自己不怕路途遙遠，不怕身體吃不消，何勞蘇方過度擔心？推想起來，恐怕還是因為斯大林暫時還不願見毛澤東，所以找各種借口一再推遲訪期。而暫時不願見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可能就與毛澤東要求成立亞洲共產黨情報局有關。一九四八年七月，毛澤東在向蘇共中央派駐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談到訪蘇問題時，在其所列舉的準備與斯大林會談的問題清單中，就包括了與東方革命力量聯合，同東方各國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建立關係的問題。這使斯大林警覺到毛澤東也有在遠東建立類似歐洲情報局那樣的地區性共產黨組織的意圖。這當然是斯大林不願意麵對的。但問題是斯大林不能簡單地直接拒絕毛澤東這個要求，而且也難以拒絕：既然歐洲可以成立九國情報組織，亞洲為什麽不可以？斯大林推遲見麵，可以有更多一些時間來思考怎樣妥善應付這個問題。據說，斯大林還感到他對中共還不夠了解，需要知道更多一些情況。為此，他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派政治局成員米高揚秘密訪問中共，實地觀察毛澤東等中共領袖，了解中共的情況和要求，同時也答複一些當時認為可以答複的問題。
一月三十日，米高揚乘飛機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據沈誌華《毛澤東與東方情報局》一文說：在二月三日與米高揚的會談中，毛澤東正式提出了建立亞洲共產黨情報局的問題。毛澤東向米高揚表示：“中共讚同與印度支那、朝鮮等國的共產黨建立聯係。目前中共與印度支那和朝鮮共產黨聯係比較密切，與其他共產黨聯係較少，主要是通過香港的聯絡員聯係，而與日本共產黨基本沒有聯係。”毛澤東提出：“應該成立像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那樣的亞洲局。”聽了毛澤東的發言，米高揚表示：“蘇共中央認為中共中央不必參加(歐洲)共產黨情報局，而應該建立以中共為首的共產黨東亞國家局，最初可以由三個政黨，即中、日、朝三國的共產黨組成，以後逐步吸收其他黨。”這件事顯示：當時斯大林在成立區域性情報局問題上已對中共讓步，並且在那時候斯大林的設想中，這個情報局的組成朝鮮也包括在內。
但是，由於在二月四日的會談中毛澤東向米高揚談到了外蒙回歸中國的問題，非但遭到米高揚當場駁斥，也引起了斯大林的警惕。結果是原來米高揚表示讚成成立的亞洲共產黨情報局，也被否定了。
關於這次米高揚來華會談，我認為斯大林至少得出了兩個印象：一是中共在還沒有取得全國政權的時候，毛澤東就以未來中國國家主人與亞洲各國共產黨首領的身份，開始向蘇共在領土和區域共產黨領導權問題上爭取自己的權益了。在這張索取權益的清單上包括外蒙和朝鮮，這無異要從蘇聯的口中奪食。如果說斯大林曾經懷疑毛澤東是個民族主義者的傳聞是真的，我以為根源就在於此。二是毛澤東對亞洲共產黨情報局這樣有興趣，其實已清楚地暴露了他並不滿足於單在中國稱王，他還要在亞洲稱王。如果這種野心不加以抑製，他終將會走上挑戰蘇共地位的道路。這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擔心。蒙古人民黨總書記喬巴山的繼任者澤登巴爾（1958年11月——1984年8月，任蒙古人民革命黨總書記）曾告訴美國著名記者索爾茲伯裏：“毛澤東掌握政權後首先采取的行動就是要求斯大林歸還中國對外蒙古的宗主權。斯大林拒絕了這個要求，並加強了對這個與中國有一千五百英裏邊界線的戰略地區的控製”。由此看來，我在前邊猜測因為毛澤東提出了外蒙的主權，引起斯大林警惕，是猜對了的。而斯大林對毛澤東的觀察，除了誤判毛澤東是民族主義者，對他野心的認識也是準確的。因為就在同年的十一月，劉少奇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工會聯合會亞澳會議上就已經公開宣揚起“毛澤東道路”了。劉說：開展武裝鬥爭是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基本道路。“這條道路就是毛澤東的道路”，也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見《人民日報》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一版，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一版。）打出了與列寧“十月革命”經驗不同的另一麵旗幟。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一件事：劉少奇在這個講話中，一次也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功績或以蘇聯為榜樣的話，以致當場引起蘇聯等許多國家代表團的反對。中共強勢宣傳“毛澤東道路”，明顯表示出了中共不甘臣服蘇共的野心。這勢必會引起斯大林對毛澤東的懷疑，同時在處理與毛澤東的關係時也要更謹慎小心。
一九四九年三月下旬，即米高揚回蘇聯不久，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入北平。中共進入北平以後，首先開展的工作之一就是與亞洲各國共產黨建立聯係，並對他們的革命活動給予指導。這個事實反映了毛澤東對控製亞洲各國共產黨的企圖心已經到了迫不及待、簡直“擅自行動”的地步。因為直到此時斯大林也沒有表示過說要毛澤東負責亞洲各國共產黨的事務。而毛澤東亟欲成立東亞情報局，明顯是要分斯大林的權，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所以，後來斯大林在毛澤東訪蘇時說將亞洲事務主導權主動交給毛澤東，我認為有相當成分是迫於形勢不得不做出的讓步。
這一年五月初，金日成特使、朝鮮人民軍總政治局主任金一訪華，請求中共將解放軍中由朝鮮族人組成的三個師轉讓給朝鮮。毛澤東爽快地答應了。據中蘇問題專家沈誌華說：在會談中毛澤東也提到了組織亞洲情報局的問題。他還向金一詳細詢問了金日成三月訪問莫斯科的情況，特別是想知道朝鮮勞動黨對成立亞洲情報局的意見，以及金日成是否同斯大林談起過這個問題。毛澤東還告訴金一，說中共已收到緬甸、馬來亞、印度支那等四國共產黨的來信，“他們建議成立東方各國共產黨情報局”。從以上情況來看：中共此時很可能已經發現朝鮮加入東方情報局的事情遇到了麻煩。因為中共發信給路遠的越南、緬甸、馬來亞等國共產黨都已收到回信，路近的朝鮮卻還沒有回信，這是不合常理的。問題當然與蘇聯有關。因為當時朝鮮的一切大事都是由蘇共控製的。隻是朝鮮沒有回信，表示事情還沒有最後決定，那就或許還有希望。毛澤東還要再努力一下。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十四日，劉少奇率高崗、王稼祥秘密訪蘇。此行主要目的是與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商談中共建國事宜。在七月二十七日的會談中，先是斯大林主動檢討他過去對中國出過一些不好的主意，對一九四五年要求毛澤東去重慶談判一事道歉。斯大林又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成熟的黨，他祝願中共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前列。他又說：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擔一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他希望中國今後多做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而蘇聯則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斯大林這樣的姿態已經是十分低調，給足中共麵子了。但就在這時，高崗突然插言問斯大林：“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加入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這個問題問得很突兀，與當時的氣氛完全不對調，以斯大林的地位言，高崗這樣的提問是很不禮貌的。況且斯大林既然說了要與中共分工，讓中共今後多做東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已經包含了同意成立亞洲情報局的意思在內；不然，中共以何種身份去做東方國家的工作？而既然斯大林同意了成立亞洲情報局，則基本上已不存在中共還要不要參加歐洲情報局的問題。所以高崗的提問在斯大林看來不僅是一種挑釁，也是另有所圖。以我理解，高崗的發問可以有兩種解讀：一種是逼斯大林對亞洲情報局能否成立表示更明確的態度。因為隻有在此基礎上才可進一步討論朝鮮包括不包括在亞洲情報局內等問題。另一種就更具野心了。即蘇共同意了中共成立亞洲情報局後，如果中共還想參加歐洲情報局，那說明中共還不滿足在亞洲稱王，它還要在國際共運中取得一種與蘇共相似的、或僅稍次一些的地位。斯大林當然聽得出這種富含挑戰意味的弦外之音。因此他當即反擊，說“這不太合適，因為中國的情況與歐洲完全不同。東亞各國的情況與中國類似，可以考慮建立‘東亞各國共產黨聯盟’，但是時機也許還略為早了一些。”斯大林接著又說：“蘇聯既是歐洲國家，也是亞洲國家，將來可以參加東亞共產黨聯盟。”（以上交鋒情況見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的《劉少奇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
高崗是毛澤東的愛將，是毛澤東點名讓他參加代表團的。他對斯大林的發問究竟是他自己的想法還是受人囑托，恐怕斯大林也能估到幾分。斯大林的答複明白地、結結實實地對高崗回敬了一棍子。斯大林的話實際上有三層意思。第一層：中國不是歐洲國家，明確拒絕中共參加歐洲情報局，將中共的地位定在區域性共產大黨的位置上。第二層：斯大林表麵上同意成立“東亞各國共產黨聯盟”，但又說時機還早了一點，那就是目前還不能成立。第三層：斯大林說蘇聯既是歐洲國家也是亞洲國家，也可參加“東亞各國共產黨聯盟”。如果真的這樣，則所謂讓中共負責東亞的說法就明顯打了折扣。因為蘇聯也參加了東亞情報局，中共還能在局內稱“老大”嗎？所以，這段史實其實是反映了中蘇兩黨在劃分勢力範圍問題上一次針鋒相對的鬥爭。由高崗出麵的挑戰，在斯大林麵前碰得頭破血流。高崗的提問我猜是毛澤東授意的。毛澤東在外蒙問題上讓了步，在朝鮮問題則還想爭一爭。但結果毛澤東非但沒有爭得新的利益，連已經到手的“鴨子”也飛走了。這個“東亞共產黨聯盟”，事實是到最後也沒有成立。
很快地，北朝鮮這隻“鴨子”飛走的事實幾天以後就得到了證實。大約七月底——當時劉少奇、高崗、王稼祥還在莫斯科與斯大林談判——中共培訓亞洲各國共產黨幹部的學習班“第一學習組”在北京中南海開始授課。這個學習班學期一年，按國家分為七個小組，即越共組、泰共組、菲共組、印尼共組、緬共組、馬共組、印共組。七個小組中竟然沒有朝鮮組，這是令人驚訝的。按幾個月前米高揚的承諾，組成亞洲情報局最初的三個成員，除了中共，還有就是朝鮮和日本。日本共產黨沒有出現在小組名單內，有資料說是因為當時中共與日本共產黨還沒有聯係。而且毛澤東對抗戰中曾在延安生活多年、戰後回日本的日本共產黨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野阪參三有看法。因為野阪參三認為可以通過議會鬥爭道路奪取政權，這個觀點與毛澤東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也許是這些原因吧，中共在“第一學習組”中沒有設“日本小組”。但是，不設“朝鮮小組”是什麽理由呢？我沒有見到過任何解釋。朝鮮參加不參加亞洲情報局，實質是將來朝鮮歸誰領導的問題。而當時的朝鮮是完全由蘇聯控製的。所以這個變化反映的一個事實，就是蘇共已經改變了主意。它通過這種方式告訴北京：朝鮮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你中共不要再打它的主意。於是“第一學習組”內就沒有了“朝鮮小組”。當然，外蒙小組就更不會出現了。
但是，這並不表示毛澤東已經放棄了北朝鮮。他還在通過其他的方法繼續在努力。這個努力就是挑動朝鮮戰爭。至於那個“東亞共產黨聯盟”雖然沒有成立，但因為斯大林答應過由中共負責亞洲共產黨的事務，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中央在統戰部下設立了東方各國革命問題研究會，委任李維漢為研究會書記，廖承誌等七人為委員，專門研究如何在東亞各國輸出革命。一九五一年一月，又成了中央委員會對外聯絡部，專門負責與各國政黨聯絡的問題，開始搞“輸出革命”。
有人說，毛澤東對外蒙、越南和朝鮮的態度體現了他民族主義者的立場。我以為這是誤解。毛澤東哪有什麽民族主義立場！縱觀毛澤東一生的所作所為，他隻是一個以馬列主義為包裝的封建帝皇獨裁者而已。“民族主義者”雲雲，不過是一些無聊文人為拍馬屁往他身上貼的金箔而已。早在二、三十年代，那時中共還處在“割據”和“草寇”階段，他們奉蘇聯為“祖國”，在割據地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就是這個“共和國”的主席。當時他們還極力讚同外蒙獨立，攻擊國民政府說：“最無恥地，到現在國民黨政府還不承認外蒙古是獨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國，而把外蒙古看成中華民國的附庸”（見一九二九年《布爾塞維克》第十期）。抗戰中他又提出“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抗戰綱領”和所謂的“三國論”，把中共比喻為“日、蔣、共”三國中的一國，派潘漢年等特工與日軍暗中勾結，合擊國民政府軍。這樣一個為了奪取政權，不惜分裂祖國、出賣祖國利益的人，說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豈不是對全體中國人的侮辱？豈不要笑掉人大牙！我以為，當時毛澤東想把外蒙收回，積極支援越南、朝鮮的民族解放戰爭，無非是時移勢異，身份不同了，他不再是一個割據一地造反的“土皇帝”，而是真正的“開國皇帝”了。當了“皇帝”就要有“皇帝”的威風，對於那些原本屬於“皇朝領土”的土地當然要想法收回，以顯示他的不世功勳。這件事與他後來大方地把白頭山天池一半約一千二百平方公裏的領土送給朝鮮，把夜鶯島送給越南，其實是同一個心態的不同表現。在毛澤東心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泱泱大國，唯我獨尊。連整個越南、朝鮮都是我“中華帝國”的藩國，無論金日成還是胡誌明都不過是我手下的“諸侯”，現在給一點土地給他們，猶如賞賜“諸侯”的“食邑”一樣，有什麽打緊？不一切都仍在我中央大帝國“王土”的版圖之中！我以為毛澤東就是這種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