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26）
至此，中共發動“五反”的目的基本上已經人人心知肚明：那就是“棺材裏伸手死要錢”。錢是好東西，但有時也會成害人之物。一些資本家原以為在新民主主義製度下還可有繼續發展事業的餘地，現實將他們的希望擊得粉碎。很多人開始意識到遲早都逃不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那不如幹脆早點到來。因此有的要求政府即時就將企業收去，說：“廠不要了，反正賺了錢也要放在廠裏，自己也拿不到手，不如幹脆送給政府的好。”也有的資本家認為“今後的資產階級沒有做頭，不如趁此丟包袱，隻要留些消費資材就好了。”對於工作隊計算違法所得是否合理也不再爭辯、計較，但求早點過關早點解脫。於是，把國民政府時期向銀行的貸款以及從政府那裏購得的產業、原料說成是隱匿敵產的有之；把從國民政府善後救濟總署配給到的物資以及中共執政後申請到的外匯，與當時黑市的差價算作盜竊國家資材的也有之。新中機械廠老板魏如在抗戰時曾向國民政府重慶中央銀行借了一億法幣，大約相等於人民幣一百億，此時他就將這筆錢作為“盜竊國家資材”向工作隊坦白。（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227，238-239。）
當然並不是人人都能如魏如那樣想得穿的，因此那個時期自殺的人數仍繼續攀升。截至第二期運動結束，上海資本家自殺的已達二百二十二人。另外還有二百多人被政府關押（包括“三反”中被關押的）。這個時候中共已開始考慮對不法資本家懲罰的事情。薄一波在對中央關於部署第三戰役的報告中說：“上海五反開始後，從三月二十一日起，到現在為止，抓起嚴重違法、抗拒運動及人緣不好的資本家共三十餘人。經驗證明抓多了好處不多。準備在整個運動中抓人數目控製在二百五十人左右。加上三反中已抓起來的二百八十人，則共為五百餘人。準備要殺的人，現隻選擇對象和準備材料，預定為五個到十五個人，俟中央決定總的辦法後，再規定具體進行的步驟。”（《薄一波關於上海市五反第三戰役部署的報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日。四川省檔案館藏檔，建康/1/2481/47-51。）而中央的複電除了明確表示“中央同意上海五反運動第三戰役的部署”，在抓人、殺人問題上則認為：“在目前五反勝利的局勢下，各地捉人以少為好，有些已捉了而態度較好或情節較輕者，還可提早釋放一批。各地五反在結束階段，可提出你們準備要殺的人數，以大城市和省區為單位報告中央，但不忙執行，也不要宣布，待中央統籌全局後，再提出控製的比例數字。一般地說，這個數字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動，而隻覺其死有餘辜就好。”（《中央同意上海市五反第三戰役部署的報告》，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四川省檔案館藏檔，建康/1/2481/46。）
從上述薄一波和中央來往電文看他們對抓人、殺人的考慮，可發現殺與不殺根據的主要不是罪犯罪行的大小，而是根據政治局勢的需要和對利害的算計。“五反”的主要目的是錢，隻要錢能順利到手，少殺一點比多殺一點對中共更有利。而薄一波將“人緣不好”也列為殺人的理由，原因是殺這些人引起的公憤會少一些。因此很明顯就是要借這些人的人頭來製造恐怖氣氛，推展運動，而並非他們真有該殺之罪。所以“違法”乎，“守法”乎，真相揭穿了不過爾爾。其中既無法製，更無人性，可謂荒謬已極！而中央的答複，說殺人數字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動，其中的含意，以我理解：不使工商界受震動是因為“五反”過後還要利用民族資產階級；而殺人數字要比“三反”少，恐怕是要讓人得出一個中共“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印象，從而起到掩飾發動“三反”、“五反”真意的作用。
第三期從四月十三日到五月十日。這一期解決了六千戶大戶和八萬戶中小戶。由於已有先例，大家明白隻要認罪、交錢，基本上可以平安脫身，因此抗拒運動的相對就減少許多，鬥爭的激烈程度相對也有所降低。據上海副市長潘漢年在第三階段運動結束時的一個報告，上海工商業者“坦白”的違法所得已達六萬五千一百三十三億元（舊幣）。
第四期從五月十一日到六月上旬，除了解決剩下的六萬戶工商戶，工作隊精力部分轉到了核實定案上。（以上參見《上海通史》第十一卷《當代政治》第二章之“‘五反’的開端與上海‘暫不發動’”及“嚴格控製的上海‘五反’”兩個章節。）
由中共編撰的《上海通史》這樣評價上海的“五反”運動說：“由於控製嚴格，三月二十一日重新啟動的上海“五反”進展順利，過火的行為較少。上海雖然在“五反”運動中，發生四百四十六起自殺事件，死亡二百零六人，但總的說來，政策掌握較好。”對於這個評價，我認為有文過飾非，美化中共之嫌。因為三月二十一日以後，上海資本家自殺的仍然不斷發生。不僅第一期、第二期運動中有大量人自殺，即到了第三期以後仍有人自殺。如冠生園老板冼冠生四月二十一日跳樓死在南京路上的，其時正是重啟“五反”以後的第三期運動階段。所以當時的實際情況並不如《通史》寫的那麽輕鬆。所謂“政策掌握較好”，或許隻能與運動初期以及和其他城市的情況比較而言。上海重啟運動後的情況，暴力程度或許比前期有所緩和，但後期對資本家的壓力實際上更大。前期鬥爭的壓力重點在逼供，而重啟後的運動除了同樣有逼供，還有逼債的壓力。所以無論重啟前還是重啟後，無論是上海還是外地，整個“五反”運動“總的來說”都是十分殘酷的！
長期以來，上海有不少資本家在中共的統戰政策籠絡下相信共產黨，他們在中共執政前就從經濟上、政治上支援中共，執政後繼續相信共產黨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這也是上海資產階級所以積極購買公債，踴躍捐獻抗美援朝飛機大炮的原因之一。即使在“五反”剛開始時，一些工商聯和行業公會的負責人對運動也還是積極的。這是他們主動發起“四反”的原因。但是，隨著“五反”的開展，中共翻臉不認人，在宣傳中對民族資產階級種種無限誇大的指責，令他們內心既不服氣又無奈，在實際追查“五毒”的過程中，種種粗暴、不合理的做法也令他們既害怕又反感；其中很多人心中最大的疑惑是：中共是不是準備撕毀《共同綱領》，要開始消滅民族資產階級了？
上海的資產階級心中窩了一肚子火，但不敢發泄也無處發泄。一九五二年五月間，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民建中央負責人章乃器陪同下在上海調研。因為是“統戰部長”，過去是專與他們打交道的，相比之下多少有點“老朋友”的感覺，而且是“民主黨派”的章乃器陪同來的，於是有些人就忍不住要吐一下胸中塊壘了。據章乃器日記記載：
在五月十七、十九日召集的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座談會上，榮毅仁說：要恢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希望確定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他以自己為例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困境：申新三年來賣了兩個廠，一批物資，收入一千五百億，仍負債六千億。麵粉廠五個月來隻開一個月工。
劉念義說：繳不出稅，稅額工商界無法提意見。橡膠業半價出賣輪胎納稅。定貨對成本，驗收有害怕。
嚴諤聲（著名報人，先後在上海創立“新聲通訊社”、《立報》，任《立報》總經理。長期親共，中共執政後曆任上海市財委委員兼秘書長、市工商局副局長，市第一、二、三、四、五屆人大代表，市政協第一、二、三、四屆常委，第一、二、三屆市工商聯常委和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等職。）提出六大問題責疑中共的政策：一、是否打倒資產階級，思想不明確；二、坦白罪行變成追求數字；三、數字高，過關易，罪行變為光榮；四、過關有技巧︰數字求大；五、 說話有顧慮，聽話要懷疑，調查不易得真相；六、說話“口角生風”，利潤“紙上富貴”。（意即中共嘴上說得好聽，答應給資本家的利潤隻是紙上的空的數字。）他提出三點意見：一、要有合法說話場所。二、退款問題嚴重，因為數字等於挖出利得，須顧到職工應得利潤部分及股息。三、加工定貨須有真實利潤。
徐永祚（著名會計師，曾任上海銀行公會書記長，上海物品交易所常務理事，上海商學院、複旦大學、光華大學教授。中共執政後曾任華東行政委員會人民監督委員會委員，民主建國會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常委，全國政協第二、三屆委員。）指出：“五毒”中“偷稅漏稅”與“偷工減料”定義不明，稅法解釋不一。他對中共稅收政策的評價是七個字：生、重、苛、細、擾、追、傷。
胡子嬰批評中共將呆貨按市價征收所得稅不合理，並要求“在理論上指出資產階級的作用及前途；在政治上確定資產階級地位；在業務上確定合法利潤。”
吳蘊初（中國著名化工專家，化工實業家，天廚味精發明者和生產商，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員、上海市工商聯監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化工原料同業公會主任等職）稱上海企業現狀是“高職歸隊，經理光杆，董事辭職”，加工合同難找鋪保（工會反對作保），利潤低，付款手續多，幹部顧慮多，小廠成本大。
二十一日，召開中小工商業者座談會，也有很多人吐苦水。小五金業工廠主虞賢法說：小機器廠接不到訂單，老板吃救濟米，生產工具當柴燒，資方願做工人。絲綢業沈子槎說：今年四個月生意不如去年一個月。紡織業包蔚然說：本行業今年因市場變化全部停業，資方賣家具，吃救濟糧。政府認為前途無望，勞方要求解雇，經費成問題。國藥業趙體潤說：業內工資額最高達營業額的百分之八十，五二年繳稅百分之八十來自借款。
二十二日召開華東軍政幹部座談，也有人反映“政府部門殺雞取卵，甲廠跌價，隨即殺乙廠之價。三個月罰金等於去年全年（利潤）。
二十三日召集華東區各省市工商業和民主黨派座談。會上有人反映“五反”中有逼供信和肉刑。工商聯、行業工會不好幹，資方代理人不好幹，不敢同幹部談話，怕扣“盜竊情報”帽子。浙江宋雲彬批評領導有頭無尾，步驟亂，政策不穩，“資產階級今天是友，明天是敵”。（以上參見章立凡：《章乃器日記中的“五反”運動》）
在上述這些責疑中，我以為胡子嬰要求中共“在理論上指出資產階級的作用及前途；在政治上確定資產階級地位；在業務上確定合法利潤”，實際上是全方位地對中共的民族資產階級政策提出了責疑，從根本上懷疑毛澤東的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是否是欺騙民族資產階級的“紙上畫餅”。而對於所有這些疑問、責詰，中共皆無詞以對，有些問題實際上除了毛澤東誰也無法回答，於是隻能裝聾作啞，不予理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