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運動與“抗美援朝”（22）
上海的“五反”運動
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也是“五反”運動的重點城市。毛澤東、中共中央對上海的“五反”都寄予厚望。他們既想在上海工商業者頭上弄到大筆的銀子，將其充作朝鮮戰爭的經費；又不想把上海的工商業因此整垮，還寄望他們能繼續充當中共的“搖錢樹”，尤其希望他們能為即將開始的第一個經濟建設五年計劃提供資金和技術。所以，毛澤東對上海的“五反”特別重視，特派時任政務院委員、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長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的薄一波坐鎮上海指揮運動。詳細地解剖上海“五反”的過程，可使我們對毛澤東發動“五反”的目的有更深切的了解。
關於上海“五反”運動的前期情況
前麵說過，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毛澤東發出指示要對資產階級發動一個“堅決的反攻”。同日，周恩來在全國政協常委會上發表《“三反”運動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講話，對民族資產階級突然大加指責，把“三反”的火引向“五反”。而此前的“三反”運動，因為查幹部的貪汙受賄，工商界早已受到牽連。凡此種種，正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處在這種形勢下的上海工商界早就感到了即將來臨的暴風雨的凜冽寒氣，因而十分識相，以非常積極的姿態主動配合當局的行動。一月十二日由上海市工商聯合會臨時執委會牽頭，成立了一個“反行賄、反欺詐、反暴利、反偷漏稅委員會”，要求各級工商聯負責人帶頭坦白檢舉。其實是主動自清門戶。這個方法被其他地方的工商業者迅速學到。如鄭州市在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召開工商界代表擴大會議，也決定開展一個反行賄、反暴利、反欺詐、反偷稅漏稅的“四反”運動。但是，這樣的運動中共哪能容你自己來搞？若允許你們“自清門戶”，中共撈錢的目的豈不要落空？因此，到一月二十六日中共正式發出《關於首先在大中城市開展五反鬥爭的指示》以後，上海市委在二月五日召開“五反”動員大會，就宣布即日起“四反委員會”的領導權全部收歸上海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工商組。上海的“五反”運動也於此日正式開始。
這一天，副市長潘漢年代表市軍管會、市政府做“五反”動員報告。根據毛澤東定下的口徑，他在報告中嚴厲指責資產階級對黨“忘恩負義”、“猖狂進攻”，犯下了各種罪行，必須在運動中徹底坦白交代。《大公報》受命發文，批評市工商聯之前對運動領導無力，實質是一筆否定了工商聯領導下的“四反”，表明了“五反”運動要推倒重來。市公安局二月七日在《解放日報》上揭發漢口路達康藥房經理王康年以低劣藥品欺騙誌願軍的罪行，為中共發動“五反”有理提供了一個實例。中共各基層組織奉命深入各工廠、街道、商店，作“五反”的宣傳和動員，同時組織中共的階級隊伍。二月五日和七日，在中共組織下，分別召開了各區店員代表會議和全市店員大會，成立了各級店員“五反”委員會。大會聲稱全市二十萬店員將“合力圍剿妄圖頑抗的無恥奸商”。在此過程中，伴隨著大張旗鼓的宣傳，公安局逮捕了工廠經理十一人，本市商店經理四人，外部商店老板二人，本市行商掮客二人，本市職工四人（內學生一人），外部職工十一人，傳訊九人，提訊十四人”，（上海檔案館藏檔B13/2/209/2-5。本節內凡注明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或四川省檔案館藏檔等資料，均轉引自《社會科學》二〇〇六年第四期。）展示了共產黨的專政力量。在一係列的輿論宣傳和專政恐怖攻勢下，上海的運動迅速被發動了起來。
據上海檔案館館藏檔案反映，“五反”發動起來後，勞資關係迅速惡化。一些商店密集的街道，店員們組織監督網，看到老板抽煙，就拿話筒呼喝：“香煙不許吃！快點出來坦白。”看到老板離店出門，就又大叫：“老板鬼鬼祟祟，跑來跑去啥事體？訂攻守同盟是伐？”弄得過去頗有自尊感的老板們如同過街老鼠。也有許多工廠工人、商店職工趁機要求資方加工資、提高福利，聲稱要清算資本家幾十年的“剝削”賬。資方不答應就群起圍攻，甚至暴力相向。大中華火柴廠總經理劉念義為處理加工資糾紛被數百名工人圍攻了二天，逼得劉差點自殺。“三反”運動中，黨政軍許多單位向有關廠商求證幹部貪汙受賄問題，往往采取傳訊、逼供等手段，使許多廠商一見“三反”人員到來就為之變色。而“五反”開始後，本單位內的工人職員在工作隊的組織下也逼迫他們交代行賄腐蝕幹部和偷稅、漏稅等罪行，所以當時的工商業者大多處在兩頭受壓的情況下。
“三反”、“五反”發動以來，整個市場經濟形勢日益惡化，工廠沒有訂單，商店沒有生意，資本家在經濟上也深陷困境。那時候很多人因為怕被人指責浪費，進而懷疑貪汙，自覺限製消費，非生活必須的商品很少有人購買，飯店、戲院生意更是一落千丈。據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工商組辦公室統計：春節以後“市百貨公司，營業額已由往常每日五十億降低為最近每日十億（舊幣）左右。”永安公司一月份營業額還能保持在每日一點五億元左右，進入二月每日營業額不足五千萬元。當時許多私營工廠訂單有相當部分來自政府的加工，“三反”、“五反”開始後訂單大量減少。內衣業自“五反”開始就未曾接到過一筆訂單，全行業機器停工率達百分之九十，有百分之五十的廠家付不出所得稅，百分之五十的廠家付不出工資。經濟活動減少，又影響到很多關聯的行業。市搬運公司因業務量不足，卡車乘務員減少了一半。全市一萬多輛場車三萬多工人，每人每天的平均收入往往不夠交車租。僅虹口區就有一千多場車工人生活困難，靠吃苞穀粉、豆渣等度日。當時上海多數私企對員工除了發工資還包夥食。工廠生產不足，商店沒有生意，資本家沒有利潤收入坐吃山要空，於是紛紛采取減發或欠發工資以及減少夥食等辦法應付。二月二十二日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工商組報告：“徐匯區目前半停工狀態的有十幾家，另手工棉織業停工的有二十多家”。蓬萊區“目前中小商業戶停工停夥的很多。該區針織工業（手搖機）因百貨公司停止加工，故在二百三十一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停工。”“榆林區一百三十六家絲織廠中，已有六十一家停工，六十九家停薪。”
停工停薪停夥食，工人當然不答應。於是政府緊急下令不準資方停產、解雇工人和停止供應夥食，違者處罰；並說這是資本家對抗運動的花招，煽動職工對老板開展更激烈的鬥爭。南京路燕京樓菜館，“五反”前因“三反”運動的關係生意就不好，此時就更不景氣，每天營業額隻有五、六十萬元，而維持開支每天至少也要一百七十萬元。老板沒錢買菜，隻好向菜販賒借。錦芳食品廠發不出工資，工人將老板扭送公安局。上下交征、左右壓逼，資本家內心彷徨，難免要找一些相熟的同道相互訴訴苦、交換交換情況。可是二月底中共重慶當局突然宣布破獲一個資本家的反動組織“星四聚餐會”，說他們在一起密謀抗拒運動。消息報上一公布，上海的資本家連同道之間聯絡、碰頭也不敢了。在這種情況下，有些想不開的資本家就走上了自殺道路。如上海瑞昌五金號總經理葉傅民，一邊被稅務局查偷稅漏稅，一邊被工商局、鐵路局傳訊有無行賄幹部等情事，無力招架，隻好凡有檢舉一概承認，隨後自殺了之。中國水泥廠總經理、市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史乃修，因被迫交代行賄和偷稅漏稅問題，弟弟又被傳訊兩天不歸，高度焦慮而又無處可傾訴，亦以自殺了結生命。從一月十八日到二月十九日，上海工商界因“四反”、“五反”自殺的有四十九人，其中十六人自殺未遂。其中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四天時間中就有二十二人自殺。整個二月份自殺死亡者七十三人。這是上海“五反”中發生的第一個自殺高潮。這個階段自殺者大多是小企業主。從二月下旬開始，一些大中企業的資本家也開始走上自殺道路。
上海的“五反”運動從二月上旬開始，到中旬是一個高潮。那個階段工人、店員的熱情很高。但是進入下旬以後，許多工人職員對“五反”的熱情迅速下降。原因是這個時候他們開始明白：無論怎樣逼迫資方，也不管政府怎樣下令不準停工停夥，隻要工廠沒有訂單，客人不來商店，這樣下去資本家遲早會撐不下去。而一旦把資方搞垮了，工廠、商店關門了，工人沒有工做也就沒有飯吃。這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因為就在那個時候，上海工人失業的人數已達十三萬，比一九五〇年“二·六”大轟炸造成的失業還嚴重，而且形勢還在進一步惡化。所以，工人店員們很快就明白：“五反”雖隻搞資本家，但結果也會搞到自己頭上。搞垮資方也就等於搞垮自己。有些職工公開講：“現在五反，反得我們吃飯都成問題，還是不反的好。” （上海檔案館藏檔B182/1/573/84。）
上海是全國工商業最集中的膏腴之地。據統計，一九五一年初，上海私營工商業有十六萬三千戶，雇傭的工人達六十二萬。一九五〇年中共發行勝利折實公債一萬萬分，上海獨擔全國十分之三的認購任務，可知上海工商界的經濟實力。因此，毛澤東對上海的“五反”是極為關注的，時刻掌握著上海運動的動態。現在眼看上海的運動要搞不下去了，這意味著想從上海工商界大敲一筆錢的打算可能要落空，毛澤東怎能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因此毛澤東緊急下令讓上海的運動暫停。他告訴上海市委：“上海遲一點發動五反對經濟有利”。（《中央轉發北京市委關於處理不法工商戶的報告的批語》，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P247-248。）“遲一點有利”的意思，就是寧可運動慢一點搞，但一定要搞好。為此，他派薄一波以中央增產節約委員會主任身份到上海，坐鎮掌握和指導上海的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