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王光英被迅速起用，出任天津市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當時天津大沽化學廠因技術落後瀕臨破產，王光英立即為該工廠引進聚氯乙烯生產設備，並拯救老廠，之後大沽化學廠獲得政府1700多萬投資及外資注入，實現不斷擴產。1981年，他擔任天津市副市長，負責恢複天津商業[4]:58-59，期間成功恢複和整頓和平路、東馬路商業一條街[9]；此外他擔任第三屆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副主席[10][11]。
1981年2月12日，王光英在香港、澳門考察後，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裏送呈《港澳見聞和八點建議》，建議“用香港的經營方式成立一個高效能的綜合性公司做些零星生意”，“如放開手腳，給予隨時調用幾億美元的權利，也搞承包責任製（各部門少加幹預），給國家賺大錢是有可能的。”[12]國務院批複“在港設一完全打破官商一套的綜合公司，委托光英同誌負責籌辦。幹部也由他選人，由中國銀行貸款支持”[13]。
1983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支持下，王光英在香港籌建光大實業有限公司[14]。他先後任中國光大集團有限公司和光大實業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名譽董事長[15]。光大進入香港之時，正值中英雙方對香港主權回歸談判，香港民眾人心動蕩，光大的入駐受到香港各界關注[4]:59。最初光大公司業務在搜羅商業情報，並將全球各地物美價廉的先進二手設備引進中國大陸。剛開業幾個月內，光大公司獲悉智利一家銅礦倒閉，礦主此前訂購的1500輛嶄新的美國道奇、聯邦德國奔馳牌的大噸位載重機、翻鬥機需要折價拍賣[16]。王光英迅速拍板派出采購小組，並予以全權負責權限。幾日後小組抵達智利，並通過檢驗磋商後，這批貨物以原價折價38%低價全部售給光大公司。整個交易過程僅用3個月，光大首單獲利2500萬美元，為中國大量節省外匯並提供國內生產需求[17]。
光大公司業務擴展期間，他還通過中國外交部邀請基辛格訪問光大公司，以及聯絡全球各界政要，提高光大集團的社會地位。其中竹下登在出任首相前就與王光英有較好的交往，出任日本首相後，竹下登建議日本三菱信托銀行與王光英關係密切，而三菱信托銀行在華投資，其中對光大公司的投資在中國保持第一。在他主政時期，光大集團積極謀求外資進入中國，其中包括香港財經大廈、江門外海大橋、北京王府飯店、金朗酒店、京廣中心、天倫王朝飯店、珠海磨刀工程等[4]:62。而其崛起也有力促進了國際資本對中國的投資、以及進出口貿易的發展[18]。
1983年起，王光英擔任第六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1984年1月，王光英找到李嘉誠，成功說服後者與光大實業公司合作經營城市花園。此前李嘉誠與王光英簽署了一個經董事會通過的協議，若地價下行，三個月內光大可以隨時退出，但退出協議尚未公布。不久地價大幅下降，王光英在同年6月宣布取消合作計劃[20]；不久李嘉誠也將此物業賣出[21]。長江實業並向光大退還4890萬港幣本息，香港輿論嘩然[20][22]。然而，李嘉誠在當初賣出城市花園的住宅單位予光大集團時，長實係屬下的上市公司國際城市（城市花園發展商）股價急升，長江實業董事周千和減持部分該股份，導致交易在終止後，被裁定為內幕交易。1986年，李嘉誠等人被內幕交易審裁處裁定觸犯內幕買賣條例，受到公開譴責。光大雖未直接參與國際城市的股票買賣，但王光英名望大損，被中共中央調回北京[23]。香港對大陸的質疑，直到中國信托投資公司主席榮毅仁派其子榮智健來港投資，方才挽回香港對大陸的政治信心[24]。
1989年，王光英離開光大，並擔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93年，擔任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8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連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25][26][27][28]。此外他還擔任全國工商聯第五、六屆執委會副主席和第七、八屆執委會名譽主席[29]。此外擔任中華海外聯誼會第一屆理事會名譽會長等[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