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哈金：莫斯科回來的女人—與毛林周相遇的不幸
著名華裔作家哈金11月出版的新長篇小說《莫斯科回來的女人：追求美麗》，講述了周恩來養女孫維世的故事，描寫了她跟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之間的交集，以及這些交集如何塑造了她短暫和悲劇性的一生。有學者評論說，哈金的小說戳破了中共偉人的神話，習近平看了肯定要跳起來。
“紅色公主”孫維世的傳奇
用英語寫作的華裔作家哈金是美國最富盛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於 吉林，當過兵，後來考上黑龍江大學英語專業，現在是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哈金說，《莫斯科回來的女人》主要是以曆史書籍和孫維世友人的回憶錄為基礎。
孫維世生於1920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著名話劇導演，容貌美麗，才華橫溢。她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早年的戰友，大革命時期，1926年初，周恩來和孫炳文在廣州秘密會麵，5歲多的孫維世趴在窗口放哨，如果有陌生人走來，就向父親孫炳文和周恩來報信。1927年，孫炳文被國民黨處決。
孫維世14歲時，跟著母親任銳到了上海，在中共地下黨幫助下，孫維世加入了由左翼人士組成的“東方劇社”的學習班。
1937年，16歲的孫維世和哥哥孫泱一起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去延安，因為孫維世年齡太小，辦事處的人員拒絕收留她。就在孫維世哭鬧的時候，遇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得知孫維世的身份後，把她帶到了延安，並收為養女，孫維世因此被稱為“紅色公主”。
1939年，周恩來墜馬摔斷了右臂，前往蘇聯治療。當時18歲的孫維世以照顧周恩來的名義跟去蘇聯，並留在蘇聯留學。孫維世青春靚麗，聰明活潑，成為很多男性的追求目標。在蘇聯療傷的八路軍115師師長林彪見到孫維世，驚為天人，不顧妻子張梅和剛滿周歲的孩子，向孫維世求婚，遭到孫維世拒絕。
毛澤東也注意到外貌出眾，俄語流利的孫維世。哈金在《莫斯科回來的女人》裏寫道，1949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前往莫斯科會見斯大林，孫維世當毛的翻譯。有一天在回中國的火車上，毛與孫在同一個車廂裏，毛給她服了迷幻藥再強奸她。
書裏描寫道：孫醒來，毛點了一根香煙，對她說：“我知道你不是處女......希望你到我這裏來工作。我需要你幫忙，我會很好地對待你。”毛還說：“將來需要我的時候，我會幫忙的。”
孫維世向周恩來哭訴，周要她顧全大局。
孫維世因為和毛澤東、林彪之間的交集，成了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林彪的妻子葉群的眼中釘。在文革中，孫維世遭到江青的迫害，被關進大牢，迫害致死，死時隻有47歲，屍骨無存。孫維世的逮捕令是周恩來親自簽發的。在保護養女還是保護自己之間，周恩來再次選擇了保護自己。
小說無意把毛、周妖魔化
哈金強調，小說並沒有把毛澤東和周恩來妖魔化。
他說：“妖魔化必須有妖魔的那個部分吧，你不可能無中生有。大夥都知道，肯定在火車上發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他說，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曾經說，毛澤東在列車上強暴了孫維世，有一些細節可以佐證，孫維世當時每天晚上去教毛澤東怎麽說俄語，這是事實。另外，在當時中國外交部長王稼祥舉辦的一個盛大宴會上，孫維世給毛澤東和斯大林當翻譯，而不是毛澤東的多年翻譯師哲。斯大林誇獎孫維世漂亮，俄語又說得好。哈金說，當時從蘇聯回來的人都有一種優越感，更不要說得到斯大林的認可，孫能滿足毛澤東的虛榮心，毛表明要把孫留在身邊。
哈金說，其次，江青對孫維世一直存有敵意，老是猜疑和試探她，直到最後把孫迫害致死。
很多中國人把周恩來看作是一個高尚的人，是人民的好總理，但是哈金指出，周恩來是一個冷血的政治動物。
他說：“周恩來，你想想看，他是為了權力什麽都能做出來的，我們知道在曆史上一些重大的暗殺事件也是他帶領的，像顧順章全家都被殺了，周恩來甚至他自己的恩人都殺掉了，他實際上是個純粹的政治動物。”
威權統治下 集體和個人記憶更重要
《莫斯科回來的女人》可以算是曆史演義類小說，哈金說，由於中共銷毀檔案，隻能靠想象來彌補殘缺不全的地方，很多心理活動和對話是藝術創作。
他說：“有很多是藝術創作，因為有很多事情並沒有檔案，因為我們知道，特別是周恩來，他們的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怎麽把檔案銷毀掉。因為孫維世的背景涉及到很多中共領導和有權的人物，她的生涯當中的故事有很多窟窿，你必須得想象，這樣才能把故事講得連貫，講得豐滿。”
哈金表示，中共官方的敘述強調政治性，強調一個共性，首先把和中共不同的聲音壓製下去，像《莫斯科回來的女人》中雖然很多是史實，但並不在官方的曆史當中，因此在中國的威權主義日益加強的時代，在一個以扭曲曆史為基礎的政治生態係統中，個人的和集體的記憶就更有意義。
戳破中共神話 習近平看了會跳起來？
《莫斯科回來的女人》通過描寫孫維世的故事，反映出延安中共高層的方方麵麵。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說，《莫斯科回來的女人》戳破了中共的神話，習近平看了肯定會跳起來。
哈金笑著說，習近平和那些管宣傳的官員會不高興，那是肯定的。
他說：“我倒不知道習近平會跳起來，估計有些管宣傳的官員可能會，但是習近平當然會不高興是肯定的，因為周恩來是他們當中的聖人，毛澤東也是一樣。”
林培瑞在題為“哈金的新作，戳破中共的神話？”一文中寫道，“哈金不是有意地去一一揭發，但在自然的描寫裏，讀者就能感覺到許多神話是空洞的。”比如書中描寫了延安中共高層流行的“杯水主義”性解放，毛澤東妻子賀子珍和鄧小平妻子金維映等很多人都因為在長征期間無法承受身心摧殘，最後都到蘇聯去療養，有的被關進精神病院，有的死亡。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曾經對延安流行的“杯水主義”意識形態大為感慨。
還有，當年延安的窯洞，舞會通宵達旦，中共高層在生活上享受特殊待遇。即使在那樣的條件下，周恩來每餐都有四菜一湯，而普通人員吃的是棒子麵，窩窩頭。等級製度、官僚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之間形成巨大落差。
作家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和丁玲寫的《三八節有感》，都抨擊了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
哈金說，共產黨的內鬥和腐敗從一開始就有，當初領導人不在乎對別人和對國家的傷害，現在的領導人也一樣，而且習近平的破壞力更大，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果已經被他敗光了。
哈金是極少數用非母語寫作而獲得極大成功的作家，出版了20部英文作品，獲獎無數，包括海明威獎和美國文壇最高榮譽之一“美國國家圖書獎”。
《莫斯科回來的女人》中文版將在明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