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峰！你若不是契丹人，胸口怎麽會紋有狼頭刺青？

來源: 都是國貨於 2012-03-28 13:51:31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14533 bytes)

還說什麽自己有勇氣在午夜照鏡子，有勇氣素顏出門，有勇氣請朋友吃飯不帶錢包，那些全都弱爆了！不帶充電器環遊世界的勇氣才碉堡了呢！

不要帶漫畫書去加拿大 : 兩年前他去看渥太華朋友途中被逮捕，被控多項兒童色情罪行，原因是他筆記本上的日本漫畫…

原來一到晚上就想吃東西叫做夜食症，老師說產生這種病症是由於孤獨。

程序員都是好男人，因為他們一整天都在捫心自問：我到底錯在哪了，讓我知道，我一定改...

21號選手：杜甫。偶像藝名：杜子美。來自：河南鞏義。年齡：770。三圍：XX.XX.XX。身高：一米多高。鞋碼：44。名言：請童鞋們封殺我...忙瘋了...[萌萌石化]，榮獲2012新浪微博插畫模特大獎賽最佳上鏡獎。最佳人氣獎。

新生開學，一哥們背著行李來到宿舍，他問躺在下鋪睡覺的老大：“你上鋪沒人住吧？”老大迷迷糊糊也沒在意，隨口答道：“沒有！”那哥們聽後使足全身的力氣把一大包行李扔到了上鋪——結果上鋪沒床板！

蹲下來摸摸自己的影子：對不起，跟著我讓你受委屈了。

“喬峰！你若不是契丹人，胸口怎麽會紋有狼頭刺青？”，喬峰聽罷仰天大笑，撥開衣領露出胸膛，“我這刺青明明是哈士奇，乃我丐幫打狗棒傳人之標識！傻逼！”

“同學，對連上七天課有什麽感想嗎？”“可以說家鄉話不？”“可以的”“不曉得哪個瓜娃子哈麻批想出來嘞這個錘子政策，他懂個鏟鏟啊，日他仙人板板！~”“這個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第一次被人當麵摔手機！專訪諾基亞全球CEO艾l洛普。我說：很多中國人認為諾基亞特別經摔，欲與IPHONE試比高的諾基亞LUMIA手機也會沿襲此傳統？他突然掏出個手機，以各種不及掩耳之勢朝我扔來...手機重重摔在地上。他說:諾基亞手機測試時要在特製盒子裏反複摔100次，剛才算第101次。拿起一看，確實沒事

隻要膽子大，清明九天假；隻要夠牛逼，放假到五一；意誌不脆弱，假期到期末；要是再邪惡，大學哪有課！！！

【美職籃戰報】在今天上午的一場NBA比賽中，明尼蘇達哈士奇隊明顯士氣低迷，在主場以86-93負於灰熊隊，外界評論認為此次失敗與中國棗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日本很多人的禮貌不真誠，很多時候隻是為了禮貌而禮貌，不像別的國家大部分人表麵上沒那麽禮貌但都很熱情的準備幫助旅遊者。（我國完全例外）

【高峰時間擠地鐵攻略】正確的上車方式是：斜45°插入，先將一隻腳插入車內，然後另一隻腳發力將全身送入，保持平衡後收外麵的腳。製勝法寶：第一時間發力。請不要穿白鞋，衣服上零碎越少越好。下車：擠到門口附近，保持平衡，然後隻要等後麵的人發力即可。速速學了下班試試吧！

聽說蘋果CEO庫克此次視察中國市場很滿意，因為他看到滿大街的人用的都是iPhone，有iPhone3、iPhone4、iPHone4S，還有iPhone5、iPhone6，有3寸屏的、有4寸屏的、有5寸屏的、有單屏的、有雙屏的，有翻蓋的、有平板的、有滑蓋的，還有帶鍵盤的、裝電池的、雙卡雙待的....

法國媒體和權力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西蒙庫柏

翻譯：王柯倫

人們很容易誤以為法國是一個左翼國家。巴黎街頭時常發生示威抗議（示威遊行的法語說法是“manifesations”，又被親切地簡稱為“manifs”），我就住在遊行的必經之路上。在周六早上的廣播中，人們會互相祝願“示威快樂！”(Bonne manif!)。有望在今年春天贏得總統大選的熱門人選、社會黨人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ois Hollande)說：“我的仇敵是金融界。”他呼籲對所有年收入超過100萬歐元的人征稅75%（足球運動員可能除外）。

不過社會主義隻是法國的表象。在它背後，一個由億萬富翁組成的小集團有著驚人的影響力。法國政治學家帕特裏克威爾(Patrick Weil)說：“這個國家在意識形態上崇尚革命和平均主義，於是富人們就通過其他方式保護自己。”隻要瞟一眼法國媒體，認為法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念頭就不翼而飛了。

我在讀法國報紙時，經常感覺眼前一亮，法國的記者仿佛都是文筆極佳的學者。美國和英國記者的目的是賣報紙，有時候甚至還要促進廉政，但是法國卻有不同的傳統。讓卡特勒梅(Jean Quatremer)在他的新書《性、謊言和媒體》(Sexe, mensonges et médias)中寫道，法國媒體曆史上一直與權力“同床共枕”。法國國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的首相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曾經用筆名在法國當時僅有的一份報紙上撰寫關於自己的文章，後來拿破侖(Napoleon)也做過類似的事。

卡特勒梅說，由於法國新聞從業者都已變成了上層中產階級，他們與當權者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如今，法國的部長和資深記者們常常是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Po)的同學，住在巴黎的同一個區，在一起吃飯，有時候也會一起睡覺。法國許多部長夫人曾經是電視新聞主播，奧朗德的女朋友就是一名記者，在這樣一個國家，誰還需要“與權力同床共枕”這種比喻呢？

巴黎人炫耀的一種方式是交換政客的八卦，這樣就能說明自己是“圈內人”，因為這種信息極少會在媒體上發表。法國記者對當權者講的真話，常常是以枕邊風的形式吹送去的。落到紙麵上，他們一般會更加謹慎。卡特勒梅指出，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外國遇到麻煩之前，法國媒體一直都在掩蓋他的性癖好。這種沉默的官方解讀是，法國媒體尊重私生活。

更確切地說，他們尊重的是當權政客的私生活。卡恩失勢後，記者們就紛紛跳出來，抨擊他在“卡爾頓淫媒案”裏暴露出的性習慣。

法國媒體的溫順使它在億萬富翁看來很有吸引力。據說美國前總統喬治 W 布什(George W. Bush)曾說過：法語裏沒有“創業者”這個詞。法國富人的財富通常都是繼承的。這或許是因為法國金融業的發展相對而言並不成熟，資本家需要通過家族獲得資本，而不是通過銀行。億萬富翁繼承人塞爾熱達索(Serge Dassault)和阿諾拉加代爾(Arnaud Lagardère)二人擁有法國的大部分紙媒。另一位億萬富翁繼承人馬丁布依格(Martin Bouygues)則是主要電視頻道TF1的大股東。他們對媒體的控製異常完美，布依格和拉加代爾甚至還在2001年聯手挽救過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é)。

《政治馬戲團》(Circus Politicus)一書的共同作者克裏斯托弗德盧瓦爾(Christophe Deloire)說，法國沒有魯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沒有哪位大亨指望靠媒體賺錢。相反，法國富翁擁有媒體通常是為了支持他們賺錢的主營業務。阿諾拉加代爾的父親曾經解釋過：“你看，報業集團是吸引合同的重要資產。”而在法國，合同通常來自政府。不可避免地，法國媒體大亨要取悅政客，而不是普通讀者或觀眾。這種態度也正合法國記者的意：他們都有一種巴黎人的傾向——把法國其他地方當作度假聖地，認為那裏住的全都是身上臭烘烘、投票時要麽選極右翼、要麽選極左翼的農民。英國媒體的問題是過於民粹，而法國媒體的問題則不夠民粹。

法國媒體和政界的親密關係在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擔任總統後達到了巔峰。他賦予了自己任命國有電視台和廣播電台台長的權力。他與私有媒體大亨的關係稱得上十分有喜感，有著巴西肥皂劇或維多利亞時代小說中那種千絲萬縷的糾葛。布依格是薩科齊一個兒子的教父，薩科齊曾經說過拉加代爾“不隻是朋友，更是兄弟。”另一位染指媒體業的富翁萬桑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曾經把自己的遊艇借給薩科齊使用。達索的家族在戰鬥機領域生意做得很大，他本人是薩科齊所在政黨的參議員，盡管很可惜已經不是科貝伊-埃索納市長了——在法庭認定他曾用現金賄賂選民之後，達索就丟掉了市長職務。

在2007年的“富格餐廳(Fouquet's)之夜”，許多上麵提到的富豪都來到在這家位於香榭麗舍大街的豪華餐廳，和薩科齊齊聚一堂，慶祝他當選。對於那些住在巴黎上流地區以外的人而言，這一切聽上去有點像普京當政的俄羅斯。怪不得奧朗德在競選中，圍繞著民眾不信任富人和資本主義的情緒大做文章。

也難怪平均每天隻有不到2%的法國人會購買全國性報紙。卡特勒梅樂觀地指出，人們正越來越多地通過獨立的網站了解新聞——準確的說，至少有一部分網站是獨立的。阿裏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最近推出了法國版《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她勇敢地摒棄了法國的傳統，沒有任命某位部長夫人當主編，而是任命了一位前部長夫人：卡恩的妻子安妮辛克萊(Anne Sinclair)。

歐洲20世紀反猶成風迫害猶太人絕非隻有德國

歐洲二十世紀初的反猶主義有那麽厲害麽？它的根源隻是宗教麽？是不是全歐洲都希望迫害或者消滅猶太人呢？而希特勒隻是幹得特別狠而已？現在，就讓我們回顧一下歐洲當時的反猶主義。

反猶主義的根源

第一是宗教根源. 由於猶太人信奉猶太教，拒信並殺死基督，和基督教勢不兩立；按照天主教的說法，猶太人作為一個集體犯有弑神罪——你想想還有什麽罪是比這個更嚴重的？同時，在歐洲基督教社會，要證明基督教是對的，你也就必須證明猶太教是錯的.如果容忍猶太教，甚至承認它，那麽基督教也就是錯的.因此從神學上考慮必須消滅猶太教. 天主教，正教，新教都有大量反猶分子，譬如馬丁路德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極端反猶者.

第二是民族文化根源；猶太人本為亞洲移民，種族上屬於外種人(alien)，歐洲人看了不舒服:人們對長得不一樣、文化習俗有差異的人有距離感，覺得不是自己人，因此對不同種族的人不那麽容忍的. 另外歐洲人的成見是猶太人非常頑固，極其難以同化，並且歐洲人相信所有猶太人的同化努力隻取得了表麵效果，比如猶太人改信基督教都是裝出來的，但骨子裏不信。歐洲人認為，猶太人的同化隻是假像，隻是為了方便他們更好的藏匿於人群之中:這是一群最狡猾的人。這裏你得到的是一個陰謀論:一個猶太人同化得於好，你認為他越狡猾。而這個論點是不能證偽的。如果你拿出證據說明這個猶太人已經同化了多少代了，回應可能是，這個猶太人家族偽裝成同化者偽裝得太狡猾了！幹得太巧妙了！

第三是猶太人的文化，經濟，政治優勢. 猶太人在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中都扮演了重大角色，是中產階級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純粹按照人口比例來說，他們取得的成就是讓人吃驚的；這使許多歐洲人嫉妒，尤其是那些經濟條件較差的平民，納粹的反猶宣傳片是這樣拍的:先拍非常貧困的日耳曼人；然後拍富裕的猶太商人。給你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前者貧困的原因就是後者。而猶太人被定格成都是放高利貸、不從事體力活動的奸商。當時的成見就是，認為猶太人一定是從事買賣投機生意之類的活動但逃避真正的生產活動的群體；他們貪婪、小氣、奸詐、墮落......

由於猶太人在經濟、文化上的強大，必然使歐洲本土人心生嫉妒，同時對猶太人的力量感到恐懼，因此各種和猶太人有關的陰謀理論大行其道:認為猶太人要操縱世界。馬克思主義帶來的十月革命中，布爾什維克的核心裏有大量猶太人，這更加使人們對猶太人的國際陰謀論信以為真。當時的猶太人的形象就是這樣。

針對一戰的失敗，納粹將戰敗的原因轉嫁到猶太人身上，認為是猶太人出賣了德國，導致德國戰敗，這就為一戰後的反猶主義提供了新依據，同時為德國的戰敗挽回了一點心理上的安慰。“是猶太人造成的！”這樣，社會矛盾尋找到了一個合理的宣泄口。

回到歐洲，整個歐洲有很多人希望迫害猶太人。各國的反猶主義情緒是不一樣的。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法國、德國比較強烈，雖然這兩國的猶太人被高度同化。尤其是，猶太人十九世紀時德國經曆了平權運動，地位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是反猶主義仍然如此嚴重。

在意大利、匈牙利、西歐和北歐則比較弱，因為這些地方的猶太人要麽被高度同化，要麽人數不多。

再往東歐去，在波蘭相當嚴重。因為波蘭猶太人基本未被同化，原因是人數多，此外抵製同化。在歐洲的猶太人，主張和當地文化融合、同化的人，被稱為同化主義者 (assimilationist)。在波蘭同化主義的力量較小。另外由於猶太人社群太大，因此能夠較完整地保留下來，未融入波蘭社會。當時波猶關係相當差，尤其是在蘇聯入侵波蘭後又進一步破壞。

在波羅的海國家（如立陶宛等），反猶情緒也非常嚴重。當地人對納粹的反猶政策是給予了充分的支持的。學者認為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麽在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猶太人口死亡的比率如此之高（九成以上）。

其他東歐的蘇聯共和國，如烏克蘭，反猶主義也是相當嚴重。基本上一個社會的反猶主義多少可以從幾個因素來考慮。

* 猶太人占該社會的人口比例 (自然越多越不好)

* 猶太人同化程度 (這個顯然和上一個因素有聯係，猶太人占該社會人口比例也越多自然也越難被同化)，這個同化既包括文化的，也包括生理的。

* 該社會的宗教，一般來說，其他條件相等之下，天主教國家比新教國家反猶。當然路德派新教也是相當反猶的，但新教教派多得很，更沒有天主教的反猶教條灌輸。

* 猶太人的經濟水平和社會地位。經濟水平越高，越容易引起人的嫉妒。

* 該社會的整體價值觀念:我們在政治學上說你這個社會越偏右，越容易反猶。當時的右就反映在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越強，越容易反猶，因為猶太人是在你自己的社會裏中能找到的“他者”(the Other)，異類。

左派則是自由主義者。拿破倫大革命時，一些自由平等自然權/人權的口號得到推行，猶太人的地位也得到顯著提高，得到了權利保障。在思想進步開放的社會，反猶主義一般會更弱。這裏包括荷蘭、丹麥、瑞典、英國之類的國家。當然，這並非說這些國家就沒有反猶主義:一樣有。

因此，西北歐的社會反猶主義較弱。而未經過文藝複興和啟蒙年代熏陶的東歐社會反猶主義就極強了。

該社會的政治、社會狀況:是不是處於危機。越處於危機，社會矛盾越尖銳，便也容易興起反猶主義，因為這些矛盾會被轉嫁到猶太人身上:他們變成了替罪羊。

該社會是不是屬於權威主義社會。這個論點是社會心理學的，參見Adorno et al的《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要注意的是，權威主義人格是反猶的一個條件，談不上直接的原因。它要和其他的因素一起發生作用。

自然還有其他的因素，不可能全部列出。

一個比較好的比較，是波蘭猶太人 vs 匈牙利猶太人，我剛剛說了一下波蘭猶太人:有好幾百萬，多未被同化。匈牙利的猶太人特點則是被高度同化，絕大多數集中在布達佩斯，都是中產階級，主要是律師、醫生、學者、商人和其他白領職員。這些人和主流社會融合得非常好，絕大多數都認同自己為匈牙利人。而主張猶太複國的錫安主義，在匈牙利猶太人中間也特別沒有市場。這個結果是匈牙利人對猶太人還是可以的（相比其他國家而言），當時的政府雖然執行了一些反猶政策法律但不願意將猶太人送到死亡營去，不服從納粹的意願，因為他們把猶太人看做國民，同時是國家的中流砥柱，如果被殲滅，損失太大。後來德國占領了匈牙利，殲滅政策才得以施行。匈牙利猶太人之所以被有效的殲滅，要歸功於阿道夫·愛赫曼的組織。

相比之下，波蘭對猶太人的保護就是微不足道了。除了之前的因素外，波蘭自己的問題也很多。實際上你看死亡人數統計，波蘭本族人在二戰中死了約二百萬。同時他們還麵臨德國和蘇聯兩邊的威脅，要想辦法如何完成民族自決，保護猶太人就根本不在議程之上。這還不說波蘭人並不將猶太人看成是自己人，還不說該國有強烈的反猶情緒。

至於德國的反猶主義是不是和其他國家的反猶主義不一樣？Daniel Goldhagen很有爭議地指出，確實不一樣，而且這個不一樣不是程度上的，而是性質上的。他說德國的反猶主義老早就是殲滅主義的 (exterminationist)，意思是說德國人的反猶主義一直以來（應該說，是十九世紀）特征表現在對猶太人肉體殲滅的訴求上。這個說法非常有爭議，學界有無數的探討。

至於希特勒是不是從一開始就試圖殲滅猶太人？這個學界曆史上分為兩派，一派叫做“故意主義” (intentionalist)，一派是“功能主義”(functionalist)。前者認為納粹從最一開始就計劃殲滅猶太人；後者認為對猶太人的殲滅決策，尤其是最後決策(The Final Solution)，是在種種外部因素所迫下決定的。換言之，納粹一開始未想殲滅猶太人，但因為時勢的演變，譬如說，無法解決猶太人難民出國的問題，當時國際社會都不接受猶太人；沒有海路上麵的主導，更無從將猶太人送到議定的馬達加斯加。再加上對蘇聯的戰役吃緊，最終決定殲滅猶太人。這一派屬於主流，你看當今大多數的學者，都是采取這一派的。如果功能主義是對的，顯然對Goldhagen的主張是個打擊，但並非決定性的。因為Goldhagen會說，隻有德國人才會把肉體殲滅納入議程中，最後執行:換個國家可能從來不會想到肉體殲滅的辦法，而德國人這麽做，是因為他們的反猶主義具有殲滅主義性質。

這個爭執是沒有定案的。

如我前麵說的，反猶主義的根源非常複雜，有宗教的、文化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甚至有心理的。必須全部考慮進來。反猶主義也表現出不同的形式，有種族反猶主義（如納粹），有經濟-社會反猶主義，有宗教反猶主義。這些反猶主義的側重點都不一樣。但總體而言，這些基督教社會的反猶根源基本就是宗教，它為其他的反猶主義提供了可能、提供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