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朝鮮為何能進世界杯？(ZT)

來源：李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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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芳

前麵我寫了一個文章解釋何以中國無緣世界杯，有人指出中國隊進過世界杯，我想說的是，如果指出問題的讀者耐心一點看完我的文章的話，我其實已經說過米盧帶領的隊伍能進世界杯是一個意外，因為那一屆日韓作為主辦方直接入圍了。中國隊在沒有主要對手的情況下入圍了，所以那真的是一個意外。

我文章的原意是在說中國模式，其實和足球並無多大關聯，睿智的讀者已經看出我其實是一個偽球迷，對足球並不內行。解釋中國隊無緣世界杯的邏輯是這樣的，一般來說經濟增長快體育水平高，但足球可能是一個例外。而中國隊之所以水平低的原因是很多人早就解釋過的體製問題。這個體製是體育總局和足協控製下的“俱樂部市場”製度，由於這種製度性的扭曲導致足球水平不可能有大的提高，因此無緣世界杯成為常態。

那麽隨之而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朝鮮怎麽就打進了世界杯呢？也就是說，朝鮮模式與中國模式，假定說有模式的話，區別到底在哪裏，導致出現了不同的結局。

我曾經和四方黨的同誌們遊覽了世博會的一條經典路線：朝鮮-伊朗-伊拉克-中國，稱之為“美帝眼中的邪惡軸心”之旅。隻要你去過朝鮮館和中國館，是不難體會兩者巨大的差異的。（順便說一句，世博會絕對應該開發各種經典路線遊，不然一天看不過來，除上麵的邪惡軸心遊之外，還可以開發八國聯軍遊，金磚四國遊等等，上述建議免費贈送當局）朝鮮非常窮，居然在世博朝鮮館內堆了個假山糊弄觀眾，相比於中國館的尋覓之旅裏穿著幾近透明露出內褲（我順便要舉報，世博會中國館有人睡衣露出）的舞女來當然是相形見絀。

但朝鮮的足球卻打進了世界杯，這難免令人嘖嘖稱奇。其實道理也不複雜。中國是轉型國家，意思是有了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政治上無競爭但有扭曲的市場競爭；而朝鮮上下還是鐵板一塊，不僅政治上無競爭經濟上也沒有，遑論體育。

在哈耶克與奧斯卡·蘭格關於社會主義的經典論戰中，蘭格提出了計算機社會主義這一著名的觀點，即當計算能力迅速進步，人的需求可以及時反饋並加以處理，生產和需求實現無縫對接的條件下，計劃經濟不僅能維持，而且能高效的維持。哈耶克後來用《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雄文反擊，一舉擊碎了社會主義的基礎。即便能集成所有信息，但獨裁者的信息處理能力有限，是無法及時反饋的。同時，根本不需要一個人集中所有信息，人隻要掌握他自己那部分有限的知識，就可以利用價格機製與他人進行交換，通過市場就能高效運行維持下去。這從兩個方麵打擊了蘭格，一是不可能，二是不需要。

當然中國在1978年以後就已經迅速“打左燈、向右轉”，但由於政治上的集權，使得市場自由擴展到一定階段就受到限製，形成扭曲的格局，是以效率大打折扣。但朝鮮不同，朝鮮是奔著蘭格說的舉國體製而去的，當動員全國力量來辦一件事情的時候，通常就會給人“偉光正”的印象。主體思想塔、阿裏郎、朝鮮隊，都是一種體製的幾種變形而已。當然按照這種邏輯，朝鮮隊打進世界杯並不稀奇了。因為舉國體製容易在短時間內打雞血，特別適合衝擊世界杯或者拿奧運冠軍之類的，朝鮮政府給朝鮮隊打入2010世界杯的獎金超過了給奧運會金牌得主的獎金。

好在朝鮮隊不可能拿冠軍。也許又有人有疑問，按照剛剛的說法，舉國體製不是最容易適合掙冠軍嗎，那麽朝鮮應該拿世界杯冠軍才對。這麽想的當然很聰明，不過問題恰恰在於進入世界杯之後，麵臨新的競爭和市場。當別人用市場模式來挑選球員參加比賽，而你還是用舉國體製的時候，那麽兩種模式之間就會發生相互競爭，我很確定舉國模式走不遠，朝鮮隊即便打了雞血打鴨血也不頂用。

朝鮮隊能進世界杯是因為舉國體製，朝鮮隊走不遠還是因為舉國體製。而中國隊進不了實在是因為轉型得不倫不類，我相信如果搞舉國體製，贏朝鮮是沒問題的，當然也走不遠。中國既然已經走向了市場體製，就需要更進一步。我重複下我的結論：要盡快將體育總局和足協轉變為民辦非企業單位和行業協會，將足球交給市場機製。如此一來，中國隊才有希望不僅經常進，而且還能走得遠。

如果朝鮮隊贏了巴西我立馬就寫入黨申請書

一旦取勝
這絕不僅僅是足球上的勝利
這是集體主義對個人主義的勝利
這是社會主義製度對資本主義製度的勝利
是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勝利
這是精神力量對基本常識的勝利
這是思密達對哦謝特的勝利
......
如果是那樣的話
還猶豫什麽
還不趕緊誌願為社會主義事業奉獻終身
我曾經拒絕加入這個神聖的組織
皆因為年少輕狂
希望組織給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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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為何無緣世界杯？

李華芳

提出“中國隊為何無緣世界杯”這個問題，圍觀群眾們想必會笑而不語。但深究一下，其實是個有意思的話題。

一般來說，經濟增長和文藝體育的發展之間存在正向的關聯。人通過勞動收入吃飽穿暖之後，就會想一些休閑娛樂的把戲，所謂“飽暖思淫欲”。從宏觀上看，通常就出現了伴隨著一國經濟的發展，文體事業也欣欣向榮起來。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文藝複興。13世紀歐洲普遍的經濟繁榮為文藝複興準備了經濟條件，不過本來如果沒有戰爭和黑死病，文藝複興可能沒那麽快，因為人均經濟增長水平並不高。但戰爭和黑死病使得歐洲人口大量減少，進而使得幸存者能占有的經濟資源極大增加，有機會考慮用於其他用途，資助文藝作品就成了美第奇這樣的家族的選擇，成為文藝複興的重要經濟原因。

經濟基礎與體育發展之間的關係非常類似。即便是1930年的烏拉圭，也因為其經濟沒有像美國一樣陷入危機而有發展得以成行。沒錢就沒有世界杯。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國際足聯給出的總獎金額度高達4億美元，這還不算為了舉辦世界杯南非所投入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供給。朝鮮政府給朝鮮隊打入2010世界杯的獎金超過了給奧運會金牌得主的獎金。當然，從1998年開始，電視轉播收看人數表明世界杯的影響力已經超過奧運會，這或許也導致了獎金水漲船高。

但如果認為有了錢就能把球隊送進世界杯賽場，這也是一種癡心妄想。盡管有大量證據表明經濟發展與體育水平之間的關係，但沒有任何證明表明經濟發展與足球水平之間的關係。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結果。可以看到當今世界兩個經濟大國，美國和中國的國家隊表現都不出眾。擁有30年經濟增長近兩位數、並且在此輪經濟危機中以強大財力救市贏得廣泛稱讚的中國，其國家隊甚至沒有進入世界杯，這相對於其龐大的球迷隊伍而言，實在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幽默。

那麽是否可以得出結論說經濟增長盡管與整個體育事業發展有關，但卻與足球水平無關，因為足球是一個例外？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在尊重產權拓展市場的基礎上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尤其是在2008-2009年由於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中，中國依舊維持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這使得不少研究者產生了一種幻覺，認為存在一種“中國模式”，可以作為未來世界的借鑒。這也進一步強化了一些人的信心。認為隻要經濟發展，一切都會迎刃而解，不僅走向民主法治是必然的，而且連足球水平也會相應提高。

但中國足球的發展水平卻一直很低，這與中國在政治上始終缺乏競爭不同。中國足球的市場化進程很早就已經開始了，各個俱樂部之間的相互競爭也日趨激烈，但這種市場化似乎並沒有為球迷提供高水平足球的愉悅，反而一次次失敗後的痛心疾首，恨鐵不成鋼。如果說幅員遼闊的中國人很難對一個特定的事件達成統一的共識，但在對國足“哀其不幸、怒氣不爭”的態度上卻獲得驚人的一致。對照圍繞中國模式的不同爭議，證實中國足球水平低下的困難要小很多。

這裏頭的原因何在？金融危機讓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思想重新回歸到人們的視野，重讀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相關論述，卻不難發現兩者將危機的矛頭指向的是調控方，或者說監管者。中國足球的問題也不在於金錢上，實際上在足球上的投入並不比其他的項目少，而且由於較早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圍繞足球的相關產業實際上投資甚巨。並且按照中國搞世博會的勁頭，中國完全有能力給出世界上最高的獎金額度去激勵球員，以獲得世界杯的入場券。

從資金、要素和勞動力三方麵來考慮，中國不缺資金，相應的足球場地等配套建設也已經媲美國際水平，唯有在球員方麵有缺陷。但實際上球員也可以通過放寬技術移民的條件來獲得。因此在資金、要素和球員都不缺的情況下，中國隊進不了世界杯的原因就歸結到了相應的體製層麵。李承鵬等人的《中國足球內幕》揭露了不少體製下的黑暗，“體製的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腐敗，涉假涉賭涉黑，不過是表現罷了。

這其實與其他的領域存在相似性。表麵上的足球市場其實是在一個扭曲體製下的“市場”，不僅無法無天，而且道德淪喪，市場經濟的法治和道德基礎無跡可尋。這很難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也無法將中國隊送進世界杯。應該盡快將體育總局和足協轉變為非政府組織和行業協會，進行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也有人會說，不是有一個例外嗎，米盧帶領中國隊曾經創造過一個闖入世界杯的奇跡，但這的確隻是一個意外而已。當然在不改體製的情況下，中國也可以考慮通過申請舉辦世界杯以東道主的身份直接入圍。畢竟世界杯舉辦國從曆史數據來看，還沒有賠本賺吆喝的記錄。